"Yunnan" signifies "South of the Yun Mountains"."Yun" means "Cloud" or "Cloudy".
云南,意为“云山的南面”,“云”指“云彩”或“多云”。
云南是中国西南角高原的地理名称,云南府则在中国省会或总督所在城市里是海拔最高和最西端的一个。[2]这块犬牙交错的锯齿形高原面积比大不列颠王国还大,其空间则可容下现有人口的四倍,而且这座省会城市位于可爱湖区中长达1000里的盆地平原,其面积还会扩大,重要性也还会提升,因为这儿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丝毫不亚于国外许多著名的休养胜地。云南就是中国的瑞士。
云南这个内陆省份现在有一条法国的铁路线通往省会,不久那儿就会有其他从阿萨姆邦[3]和缅甸途经云南进入四川的铁路线。有些人害怕这些铁路会促进印度和中国合并的政治阴谋,当这两个国家完全现代化之后,就会让世界的另一半靠后边站,并在采取任何行动前掂量一下。然而,这种合并意味着面积更为广阔,并在书面语言和种族方面同质的中国会从政治上部分同化印度;但是在宗教方面,印度教就像一条大蟒一样,能够吞下并消化掉几乎任何东西。这种作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很可能漫长而复杂,但两个帝国孤单分隔的状态将会消失。这就提供了一个显示治国才能的机会。
云南府[4],该省最大的城市,为周长20里,而且维护得不错的砖墙所包围。戴维斯少校[5]在他所写那本有价值的关于云南的书里面,估计云南府人口为8万,这跟我们自己在现场所做的独立估算相差无几。这儿的海拔为6700英尺,这足够有益于那些需要高海拔上稀薄空气的人。
这个省会城市里有许多新事物值得夸耀,包括新建的咨议局大会堂以及南福门外的公园,那儿离法国人修建的铁路终点站不远。西城门内一座新的模范监狱盖在了一块合适的地方,而小西门附近有政府创办的医学校和医院,到达那儿也很便利。北城门外,离城墙几里地远处是大型的兵营;南城门外面也是大兵营,再往前的南面和东南方向,也有骑兵部队的宽敞营地。战争与宗教都是很吸引人的话题,这座城市里还有许多座寺庙可以炫耀。在提到云南府的新事物时,还应该包括弹药库、师范学校和新的兵工厂,它们都位于五华山附近,交通很方便。
所有这些变化和改进都显示出,中国的过去正在迅速消亡[6]。要想追上这迅速消亡的过去,研究者必须加快行动,因为中国的学者羞于提他们的古代地方志,在对中国古代地方志感到厌恶和对其民间传说感到骄傲之间的这个特定时期内,存在着古籍会随时遭受毁灭的危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热忱,去寻找那些讲述西南地区奇特往事的书籍,以保存各个不同省会城市的典籍,我们为这些典籍首次被收集到一起的前景而感到了很大的乐趣。
这个幅员广阔的红土省份里随处可见的新建筑,尤其是新气象,唤醒了那些喜欢探究的人去思索这个省会城市的重要性。它是云贵总督官邸所在地。实际上,中国人很聪明地将他们最有能耐的人放在帝国的京师和最偏远的政治中心,所以兰州、成都和云南府等西部省府不仅有巡抚,而且还有总督。
我们认为这个省份是天朝[7]未来的矿工、牧人和农夫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产品是作为丝绸工业基础的桑树。关于大米,据说这里足足有100个不同的品种。关于西南地区的谷物、蔬菜、水果和鸟类,我们费了一番工夫才了解了一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大米品种有红米、白米和糯米。然后这里还有小麦、燕麦、珍珠麦和“西方麦”[8]。小米有白、红、黄等品种,以及长有芒刺的小米、芦苇和一种叫“灰皮粟”的小米。豆子过去在中国一直是重要的农产品,将来更会是如此,因为许多以前的罂粟地已被指定来种植豆子。主要的豆子品种有羊眼豆、小黑豆、茶豆、毛布豆、绿豆、大黑豆,以及蚕豆,又叫佛豆,它是在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天成熟的。
云南府地图,这是中国本土海拔最高的省府。
蔬菜的种类繁多,色味俱佳,就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姜、芥菜和洋葱的产量都很大,而且还有一位农夫所说的,“能留过冬的大蒜”。任何从仆人那儿闻到过蒜味的人都会希望大蒜能留过夏天,或直至永远!还有卷心菜和红、白萝卜,后者如果种植得当,能长到两三尺长呢。云南人也是果农,旅人们能看到甜瓜、南瓜、桃子、杏子、枣子、石榴、松子,还有“麦黄而熟”的梨。
这个地区以其草药而闻名遐迩,尤其是那神奇的薄荷——云南薄荷[9]!此处因为有大量不同类别的竹林而显得风景如画,有“善心竹”、龙竹、水竹、毛竹、芦滴竹、佛心竹和猫头竹。还有被称作“香花”的大麻品种,既有蓝色的,也有白色的。
能够看到的鸟类有鹳、雉、孔雀、鹦鹉、白色的凤头鹦鹉、鹰、鹬、大雁和鹌鹑。除了那些家畜之外,常见的动物有不同种类的虎、豹、河狸、狐狸,等等。至于鱼,名称最容易被记住的是“千里眼”。
鹦鹉嘴山
在从昭通去云南府的路上
《昆明县志》既有序,也有跋!它的第一个序是这样开始的:
文之玉者风霜不能蚀,水火不能残,刀兵不能害。此非数也,理也。
天地间可贵之物,其成之也不易,而其生而显于世业,又往往必经摧朽……云帆[10]侍御前辈之昆明县志稿也,乃不可磨灭之文也。其成也历五寒暑,盖其生平精神所结聚之处也。起付梓也,距脱稿时凡六十年。中间经逆回之变十八年[11]。
侍御生平所为他诗文各味雪斋,其板已毁弃,而无手抄之稿,独留则天之独珍重之,于其生平精神所积聚之处也。呜呼。
《昆明县志》付梓刊印之前,戴云帆就去世了。他将手稿传给了儿子,儿子又将它交给了一个大型的同业行会来出版,光绪二十七年,邑绅吕心源司马和该行会中其他成员为此提供了经费,该书终于在1902年付印出版。下面这篇跋就是这位吕心源司马写于书的末尾的——我们能否像法国人那样称其为postface[12]呢?
余之去乡十六年矣,方时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同里谢教谕琼以书抵予,曰:昆明至于云南府也,为四州七县之首,而府之于云南布政使司也,为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之首。顾有布政使司,通志有府志,而县志阙焉。[13]
对于外来者,对于那些非常了解这个地区的人,对于那些了解方志诉诸口头传说的人,“书目”部分的内容非常有趣。
世宗嘉靖[14]元年(1522年)四月甲申,雨雹伤禾苗民居无算。嘉靖[15]六年(1527年)四月辛酉,天鼓鸣。嘉靖十四年八月,有星陨于官渡,声如雷。……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彗星见,长数尺,月终乃灭!……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夏秋不雨,民大饥;九月,大雨雪;十一月,罗汉山岩崩。……万历三十五年,有异鸟鸣,其声曰杀夏。秋,彗星见;田中有一禾,二叶,其实非谷非稗;相传一枪二旗曰兵秧。……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庚戌,地震。己卯,有云气黄红,渐变黑雾,昏晦如夜,大雨如注。乙丑,夜月变黄黑色,星晦无光。三月戊子,产羊一头如犬,三耳八足,黑蹄二尾,身皆白文。
万历建了1770里长的长城,在他漫长而富有进取心的统治年间尽是些兵荒马乱的日子!
过去朝代所发生的这种种征兆导致了当今清朝所出现的种种征兆。我们在读这部方志时,强烈地感受到要将这些记载保存下来而非毁掉。假如不换一个视角,从一定距离之外来进行观察,就不能够完全意识到云南府所取得的辉煌进步。
云南府城东北一座庙观中由明朝陈用宾建造的金殿,该庙观的墙壁和屋顶都是用铜铸造的,阶梯和护栏用的是大理石。这座庙观是专门用来祭祀真武大帝的。
顺治四年(1647年),南城外雌鸡变雄!……顺治十一年五月,城北涌泉庙,龙斗,坏僧舍山门及文殊寺。顺治十六年三月,大雨,雹如卵如拳,深二尺,伤牲畜无算。……顺治十八年正月,太白经天,有小白蝶群飞蔽天,自东南而西北,月余乃止。
康熙十年(1671年)五月,一只大鸟降临这城,一场大洪水毁了兵营、几千间房屋,死伤无数人和动物。康熙十二年元旦地震。三月五日,北门城楼东脊鸱吻中出白烟,高五尺,宽四尺;察之乃蚊也,以泥涂之乃息。西寺塔[16]顶铜凤有声呼叫,数日不止,断其首方已!又有异鸟来,展翼方丈余,击杀之,貌状怪异,博物者不能知其名。
这全是一个无可指责之人士于18世纪写在严肃的历史书中的。对许多发生的事情也许能轻易地找到自然科学的解释,还有一些则是丰富想象的产物,其中掺杂着当时的许多迷信。而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对神奇事物的崇拜中摆脱出来。(www.xing528.com)
《昆明县志》的作者“竭尽平生精神,终成此书”。该书有以下这些部分:疆域志、山川志、风土志、物产志、建置志、赋税志、学校志、祠祀志、官师志、选举志、黎献志、文苑、寓贤、闺媛志、艺文志、祥异志、古迹志、冢墓志、杂志。这个列表也许漏掉了许多人希望读到的东西,但以上所列很容易地就耗去了一位尽责编者的终生,看上去他可能放弃了远游而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们云南人不喜欢离开家,尤其是那些住在昆明县的人。只有少数人离开村庄,主要是去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其他的人终生耕田,种植桑麻谋生,便已经满足了。只有2%的人赶着牛车出外做买卖。这反映出民心和风俗之淳朴。”
他很仔细和清楚地指出云南所处的位置,他在“风土志”篇里写道:“京师北极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极出地三十二度,滇会城北极出地二十四度有奇。”
云帆对于“闺媛”并没有忽视,在这个标题下面他让后世人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女人。在题为“闺媛志”的小标题下,他写道:“明,李仁山妻杨氏。仁山卒。杨年甫十八,生女。未逾月,舅怜之,风其嫁。杨呜咽断一指,曰:指续可嫁。竟不能强。”
在任何其他大国,都没有像中国文人这样密切地跟政府联系在一起,并且得到政府丰厚的酬劳。
在“竭尽平生精神”的这本书里,他写了当时和此前云南省所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然而我们更愿意从这些云南人中挑选出一个典型,这样一个人我们有幸在此后漫长而艰难的穿越广袤帝国的旅行中遇见了。中国人不允许官员在本省为官,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到其他省去寻找目前已功成名就的云南人。在访问安徽省府的时候,我们特别荣幸地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下面我们就引述一段我们在安徽,安徽巡抚前来拜访之后,我当时写下的日记:
今天,管理两千万人口的安徽省巡抚在美国传教使团的驻地拜访了我。他来时礼节十分隆重,身旁有一大列的卫队和几名高官。拜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巡抚神情自若,谈话很有意思。他说不出安庆确切的人口数,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要到明年才开始进行。安徽巡抚生于云南府正南方的临安府,现为翰林。他的官职晋升得很快,先是被任命为县令,然后为直隶的府台,再后分别为甘肃省按察司、甘肃省布政司、满洲里的巡抚,作为扬子江畔安徽省巡抚,他极受人尊敬。据说他性格勇猛、反应敏捷且贤明通达,我得到的印象也是如此。他温文尔雅,有时也很幽默,笑声十分开朗,比大多数的翰林都要开朗,然而在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带着明显的忧伤。我猜想,他生活在危险之中。他所面临的是一项最艰苦的任务,此时的中国正在舍弃旧的东西,但还没有完全采用现代的东西!尤其是现在,有许多敌人想要推翻清朝,还有叛逆者的存在,人们正在放弃对于古老宗教的信仰,但还没有因接受西方伟大信仰而稳定下来!这位勇敢而悲壮的云南翰林实在有理由感到忧伤。这位云南人具备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珍视的所有德行,但他也需要基督教的德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国家需要许多像朱家宝这样的翰林和忧国忧民的巡抚!他说新式教育还没有被证明对大清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他也许想说的是,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未来,新式教育倒是已经引发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同情在当前这个时刻正在掌舵的那些人,因为此刻变化无常,令人不安,且充满了险恶,而且整个民族都在蜕变——人们就像结茧的蚕宝宝,当他们咬破茧出来时将会长着翅膀!但是这个国家将飞向哪里,它急切需要的帮助又是什么?静坐着的这位巡抚大人是忧伤的!这个印象萦绕着我,他离开之后已经两个小时了,但他那忧伤的表情却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巡抚的职责沉重地压迫着他。若非他有时显露出忧伤,极度的忧伤,我对他的仰慕会少一些。他曾经扑灭过一场暴乱,而且表现得非常勇猛,只带了极少的军队;当他离城前往动乱发生地时,其他人本应该跟随着他,但他们感到害怕。他只带了人数很少的军队,但他成功了!他勇敢无畏,此刻显得庄重严肃,富有英雄主义气概,但英勇无畏的人们常常会感到忧伤,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应该感到忧伤!面对危险时他毫无畏惧,然而他忧伤。如果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也会忧伤![17]
霞神洞位于云南府的西北部,1779年由当地的士绅和一位叫佑宏的道士所修建。龙在此会聚。这儿的鱼如此之多,以至于水都变成了黑色。这些鱼被认为是神鱼,谁都不许侵扰它们。在某些季节,街上也有卖鱼的,当地的云南人都不敢碰这些鱼,但是洋人和外省人对此美味佳肴竞相品尝。
除了基督教传教使团,我们想不出任何其他更有可能帮助中国获得真正力量的机构。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孙道忠[18]和云南省的其他传教士们正在进行着一场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他们经常也会感到忧伤,因为40名基督教传教士在云南省的1200万人口中又能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曙光正在东方出现,中国将会名副其实地成为荣耀之邦。
[1] 参见本书作者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原注
[2] 云南和贵州为同一个总督管辖,该总督被称作“云贵总督,”并住在云南府。——原注
[3] 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4] 即昆明。
[5] 戴维斯少校(Major H.R.Davies)是英国皇家第52牛津郡轻步兵团的军官,1895—1898年曾在云南省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并且写了一本书《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云南》(剑桥大学出版社,1909年)。
[6] 原文此处为黑体大字。
[7] 中国的皇帝往往自称“天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
[8] 可能是指新引入的洋小麦品种。
[9] 参见《扬子江上的美国人》。——原注
[10] 即戴炯孙,字云帆,亦作“筠帆”。
[11] 指1856年爆发的杜文秀领导的反清回族起义,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持续了18年。
[12] 此为法文,意思是“后记”。
[13] 这篇写在书尾的跋没有署名,从时间上来看,该跋写于道光年间,而书刊印于光绪年间,所以该跋的作者不应该是盖洛所说的吕心源司马,而应该是作者戴云帆本人。
[14] 明代的世宗皇帝于1522—1566年在位。“嘉靖”为世宗皇帝的年号。
[15] “嘉靖”为世宗皇帝的年号。
[16] 西寺塔为昆明市内建筑最古老的宝塔之一,约建于840—859年之间。
[17] 那场大的回民暴乱几乎使云南省崩溃。1856年,云南府的回民们遭受到一场野蛮的屠杀,1.4万人丧命,于是回民们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试图在云南省以大理府为都城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1872年他们派使节前往英国,但是没有能够使英国政府对他们发生兴趣,并站在他们这一边。1873年6月15日,英勇的叛军首领杜文秀在服毒之后,投降于岑毓英,后者曾声称只要他一个人的命,但11天后背信弃义地屠杀了3万人。岑毓英也对1875年发生在云南蛮允的马嘉理凶杀案负责。——原注
[18] 孙道忠(Owen Stevenson)是英国内地会的传教士,1883年来华,在云南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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