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angchow means "Broad District".
广州，意为“广阔的地区”。
我们坐在镇海楼的第五层上面，从广州城的最高点眺望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我们从北城墙的上面朝南面看去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全城的鸟瞰图，因为这座楼就像雷哈布大厦一样，是建在高墙之上的。所以当城门有人看守的时候，从这儿大概很容易就能把人装在篮筐里吊下去。
纽约人在广州会感觉很自在，因为这儿到处都有摩天大楼。可这些楼并非抄袭于美国，而是土生土长的。生性活泼的高卢人会把这些小山一般的高楼建筑称作“虔敬之山”（monts-de-piété），但是在我们辞藻贫乏的语言中，它们只是“当铺”。这些位于地面之上的保险储存场所过去只是靠堆放在楼顶的罐状臭弹来进行防御的，它们随时都准备扔下来，砸那些企图爬上楼去的强盗。可现在主要的防御武器已经换成了最新研制的炸弹。我们将视线掠过那些独特的仓库大厦，从参差不齐的地平线东面转向西面。广州旧城就展现在我们的脚下，宛如一个有12个城门的新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古代的遗迹，其防御性筑垒的理念也是古色古香。我们所在镇海楼的底层装备了二十几门古代的火炮，唯一比它更高的是观音娘娘要塞，那儿四周都架设了火炮。位于旧城西南角的八旗兵军营是另一个古代遗迹，这颇似于古罗马军团将安东尼亚置于耶路撒冷圣庙之上，或是在希帕蒂娅[2]的时代，他们随时准备上街镇压亚历山大城狂热暴徒的骚乱。
这座楼位于城市的北面，被称作“镇海层楼”。这座楼是在明代洪武皇帝时代由两个人建造起来的。它共有五层，高80尺，一般被称作“五层楼”。从最高一层望出去，远处山林的景色极其壮观。楼四面的地平线是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们消失在迷雾之中。往下看可以看到海面，往上看则是天高云淡。有人说，在这座楼建成之后，再也没有叛乱发生，因此它又被叫作“海防”（此语引自《羊城古钞》）。我的老师说：“这些都是空话，并不是真的。法国人不是有一座1000尺高的塔吗？他们是否就能指望永远保持和平了呢？都是空话。”
随处可见的一簇簇树丛显示出城墙之内的官府衙门。几乎是在我们的正南方耸立着一座塔楼，塔顶装配的玻璃窗折射着耀眼的阳光；在那座塔楼内有一座铜壶滴漏，即通过水珠滴入坛子的方式来计时的古老水钟[3]。高塔的底部一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圆拱门，拱门前即是广州城的祈祷文街[4]，所有著名的书铺都集中在那儿。
城墙之内有许多地方留有岁月变迁的标志。偶尔你的目光会停留在某一栋以外国风格建造的洋房上，其中有一幢新楼格外引人注目。这儿曾经是贡院的旧址，这里曾有过一排排低矮的小屋，那些莘莘学子就是在这些小屋里奋笔疾书，参加科举考试的。整个贡院后来都被拆毁，而现在全广东省的西式教育就是以这个古老贡院的旧址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旧经学的传统仍然持续了下来。我们最近看到过的一份典型学校毕业考试卷上的作文题目为：“执法者自谓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哲学命题，它的演绎进程使我们联想到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小猫。
现在把你的目光抬到旧城的城墙之上。在旧城的前面，一直到珠江的岸边，就是呈新月形的广州新城。旧城有三个城门是通向新城的，那些城门的上面都有城楼。其他三面城墙上共有两个大的城门和六个小的城门。有一条小河从新城的中间流过，在这条河进入和流出新城的地方都建有水门。从新城的外城墙有两道幕墙一直展延到珠江，使古老的防御工事成为一个整体。
在新城的城区内，有一座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它是罗马天主教的大教堂，教堂的两个尖塔直刺云霄。我深知中国人的迷信，所以对于那些神父是如何得到允许来建造这两个尖塔一事感到奇怪，因为它们肯定会影响周围地区的风水。原来是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幽默获得了必要的准许：“广州不是羊城吗？但它的两个角在哪儿？让我们来为你们把这两个角安上吧。”就这样，这两个尖塔拔地而起，其高度超过了那些到处可见的当铺库房。
从广州的“五层镇海楼”看周围景色
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一条街专卖玉石，另一条街卖象牙，第三条街卖檀木家具。人们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城墙之外，在城墙外的珠江上游聚集着许多丝绸织工。织丝是一个夕阳工业，尽管生丝仍然可以随便买到，每年可收八次蚕茧，但西方先进的织绸机械正在缓慢地将那些丝绸织工驱逐出市场，后者每年仍然生产价值75万英镑的丝绸，而养蚕者每年出口价值250万英镑的生丝，就连丝绸工业的废料都值25万英镑。
在丝绸工业区的前面，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在蒸汽缫丝厂旁边匍匐爬行的那条毛毛虫究竟是什么东西？别让这消息使敌人高兴，也别在埃斯科伦的街道上喧哗此事，以免让非利士人听了趾高气扬。那原来是一条铁路，一列火车正在铁路上向北行驶。铁路的附近正好是富马利医生[5]创办并富有成效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院，所以万一铁路发生意外事故时可就近找到医生。医学院的旁边是大米市场，成百上千的大船从海峡殖民地[6]、暹罗、东京[7]和海南运来谷物，因为这个省份所生产的粮食不够供应其日益增多的人口。
有一条60尺宽的运河将广州城与外国租界分开，其中三分之一是法租界，三分之二是英租界，有两座桥分别将外国租界与广州城连接。海关自然就在租界的附近，那儿在去年就收取了42万多英镑的关税，还有一条本地的华尔街[8]，巧合得很，本地的钱庄都是靠近城墙的，无论是在城墙之内或是之外。在珠江中有一个小岛，它的来历会使人们对于中国人在欧洲贸易的肇始所表现出来的狡猾而感到会心一笑。当荷兰人开始在东亚海域取代葡萄牙人时，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下来。广州城的官员们说服他们，假如他们想避开乞丐们的强行乞讨和当地居民的骚扰，他们最好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岛。当天真的荷兰人在这个岛上定居下来之后，便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就像是住在一个被隔离的医院里似的，直到他们接受婉转的暗示，才离开了。
在这个岛的对面，几乎就是一条新大街的开端，即广州城的御道。一眼就可以看见那条街上的医师传教使团医院，这个设备真正第一流的医院堪称世界上第一个此类的医院。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教青年会，位于原来属于浸信会传教使团的地方。接着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电厂，最初是由外国人建造并管理的，但现在已经被中国人收归国有，并且自己管理了。与这个新事物形成奇怪对比的是旁边的一大排竹棚店铺，再往前就是通往英国九龙殖民地的新铁路这项巨大工程了，可以看到前面的办公楼和候车大厅。再往东是铸币局，那儿在去年为华南各省铸造了8500万个铜板和银洋，其价值大约是100万英镑。再往外，东南部的开阔乡间是浸礼会传教使团的主要驻地及其学校。
眺望更远处，即过了前江滩的那块背景，我们就看到了12英里长、2英里宽的河南岛[9]。在浸礼教传教使团的对面就是蔚为壮观的岭南学院校园，其教师队伍由中国人和美国人组成，后者的教学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再过去就是铁路终点站对面的水泥厂，德国人在那儿建造了一个极漂亮的新砖窑，并且教会了中国人每天烧制1万块8磅[10]重的砖，售价为15英镑。一个苏格兰公司建造了这个水泥厂，而德国人将在那儿教中国人每天生产500袋水泥。在珠江的边上有许多古老的寺庙、外国商人所遗弃的住所，以及一个由香港犹太人创办的，有几百个学生的一个新学院。在河南岛西端对面的大陆上有一大群洋房，它们是精神病院、长老会传教使团和美孚煤油公司的油库。
广州的一条运河
广州的一角
以上就是对我们鸟瞰广州城的一个描述，这就像是用好多不同鸡蛋所做成的一个最兼收并蓄的煎蛋饼。假如我们现在就要从弯弯绕绕的楼梯下去，那么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带走一个过于混乱的印象，让我们再看一下尚未受到外来影响的老城部分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传统的中国生活是如何受到外国商人影响的，并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由外国传教士们所造成的逆流。
广州本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的气候又是怎样呢？那天的夕阳是我在中国所看到过的最壮丽的景色。为了看一下日出的情景，我后来又起了个大早，看到一轮朝阳庄严地从东方升起，这使我联想到巴珊[11]的原始森林和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皑皑白雪。下河南岛宝塔矗立在水稻田里，就像埃及的方尖碑矗立在埃及的沼泽地里。宝塔后面的一块云彩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幻觉。农夫们用水车上的那一串竹碗将水从水渠里舀到了水田里。忙碌的劳工们哼曲子的声音告诉我们，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气候是如此温和，就连在11月份，农夫们也可以在天亮之前去田里劳作。
正如在《羊城古钞》中所指出的那样，“广州离大海只有200里，八月份海潮最高。秋季飓风十分普遍；假如飓风碰上涨潮的话，就会卷走房子，毁掉农田，掀翻并打碎小船”。《南海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广州阳气盛，阴气衰（即晴天多于阴雨天）。在五六月份，晴雨天基本持平，但是大雨一场接着一场。夏季很长，惹人厌烦。春季当阳光普照时，天气就像夏季一样热，但是一旦下雨，就会像冬季那么冷。一年到头的天气似乎都很舒服，然而冬天很短，夏天很长。春季和秋季也没有什么区别。冬天不下雪；所有的季节都很潮湿。但是在冬季，晴天的日子要比其他季节更多。
那么，人类是如何在这块如此美丽和充满冒险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呢？请参看各种典籍，拿起《羊城古钞》，书中第四卷的题目就是“古老的羊肠小道”。该卷所描述的时代是当华夏文明集中在华北黄河盆地的时候，当时著名的周朝统治着这块唯一可以被称作是中国的地区。从这儿往南，就是还没有被大秦征服的荒蛮楚地。我们希望从这个传说的时代得出有关广州的、雅正的历史记载，以便找出科学的事实，我们找到的是：
按照周朝的记载，有五位神仙身穿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色彩斑斓的五只羊来到了南海。这五位神仙来到了楚庭[12]，每个神仙的手中都拿着一根有六个头的谷穗。他们把谷穗赐给百姓时说：“你们住在这儿会长久和平，永无饥荒。”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但那些羊都变成了石头。由于这件事，广州城就被称作了“五羊城”“仙城”和“穗城”。在坡山的一个寺庙里，甚至还可以看到这五位神仙的塑像，最年轻的那位神仙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根稻穗，其他神仙则拿着高粱穗或非洲高粱穗。在蛮荒的时代，这些塑像受到了高度的尊崇，塑像前的石羊头上经常有香雾缭绕。这些石羊由于信徒们的抚摸而变得非常光滑。
《羊城古钞》中的广州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古书中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传说：
在周朝时，周哀王对楚侯说：“你不该让南方的蛮子起来叛乱。”于是南海边的这片地方就被划给了楚国，并且从此被称作广州[13]，即广阔的活动领域。于是楚国的官员便在这儿奠定了他们的权力。
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古典教育并没有扼杀所有独立思想的力量。我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姓陈，是一位举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由于这片地区没有文字，所以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这些故事是后来的北方人编造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本名为《广东新语》的书，翻到描写当地物产的那一部分，在“鱼类”的标题下还有“龙”的小标题：
南海是龙王的王宫。在乾隆时代，有一条渡船穿越海流去三岛，渡船到达了岛上之后，渡船的乘客回头望了一眼陈忠码头（Chen Chung Landing），看到水里有一根黑色的木头。突然间，海水开始沸腾起来，天上降下了云彩，海面上升起了惊涛骇浪，突然间狂风大作，大雨瓢泼。这时他才意识到，那根黑色的木头原来是条龙。
五仙霞洞。背衬着朝霞或晚霞……五仙观就在番禺十贤坊。洪武十年，布政司赵子坚以观地为广丰库，乃于坡山建通明阁，塑五仙于其中。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阶下有石羊五，又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姆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下，亦异迹也。参政汪广洋建禁钟楼于上，颜曰“岭南第一楼”。图中在五仙馆的右边可以看到一个钟亭，还可以看到池塘周围的五头羊。
——以上插图和注解引自《羊城古钞》
既然我们已经令人满意地确定了这一地区及其名称的真正来源，我们可以继续来探索一下有关它后来历史的浩繁记载。为了公平起见，也许我们应该先来区分一下往往被编纂者所省略的地名语源学猜测（尽管这些编纂者对于其价值也有自己的看法）与引自地方志的段落，或对于目前状况的现代描述。《南海志》一书针对以下主题共分为14个部分：绪言；城郭图；舆地图；疆域；涉及气候、物产和习俗的笔记；衙门，涉及人口、农业、赋税、仓储、盐、防御等方面的沿革；河勇；梁代以降的名宦；古迹、寺庙、祠堂；文学史和地方性著作选段；古代碑题；人物；闺媛；名胜仙境；杂志。
我们把该书翻到了文学史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总共列举了76位作家，及其所写的348部书。这使我们相当吃惊，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中国人只会勤勉地拼凑一些关于行为举止和玄学冥思的成语，将其形成新的组合，然后充作一本新书。可我们发现在上述作家中有54位将注意力转向了宏观的历史，本地的历史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在自然地理学的领域，书中有关于海洋、土壤、高山和溪流的专题论文，并且由此推断出可以在溪流中养鱼。社会学的理论在家谱和农村家庭的花名册中得到了确认。海军操练和军事战术也由专家们进行了论述。中医们讨论了脉搏、接种和种牛痘。推动了有关玄学、圣山和佛山研究的则是哲学和宗教。当然，除了这些具体的事物以外，抽象的事物也得到了尊崇，我们早先对于中国学问的评价到目前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书中有198位散文家就像温德尔·霍姆斯、兰姆、奥古斯丁·比勒尔、爱默生和G.K.切斯特顿那样，将哲学这件旧衣服挂在各种各样的衣钩上。你有兴趣来欣赏一下这段优雅而干净的文字吗？有一位本地的哲学史家[14]，就像G.H.刘易斯[15]那样，着手编辑了《程子语十二篇》。从其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法学博士们强调不能思考自身和强调每一种思想的纯正系谱的做法并非绝无仅有。
王阳明公像赞的石碑拓片，碑文由丁韪良译成英语。
让我们从哲学转向国家传记辞典，来看一下一部针对全中国的《家谱总集》。我们将从此书中选取描写广州一位姓彭的进士的传记，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国皆知的人物。
明朝永乐年间，在广东省有一个跟南雄州学府相关的邪恶寺庙，庙里供奉着圣姑。按照习俗，学政要带领学生前来拜这个菩萨。当这位姓彭的进士被指派为学政时，他对于这种迷信感到非常气愤，决心要毁掉这个菩萨。在前来就任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南雄州学府的学生。他惊诧地问那位学生，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要从这儿经过时，学生告诉他：“圣姑托梦对我说了你的名字、村庄、县、称号和官衔，她派我来这儿恭候阁下。”接着他历数了圣姑菩萨的功绩，试图得到学政的欢心。但姓彭的进士勃然大怒，一上任就在寺庙周围堆起了柴火，准备在某个晚上放火，让这个寺庙被“不小心”失火烧掉。但就在这事发生之前，那位学生做了第二个梦，圣姑菩萨在梦里现身对他说：“那个学政真是不知好歹，你去告诉他，我会给他带来灾难。几天以后，他家的仆人就会死掉，再过几天他的儿子和妻子也会死，最后他自己也要死。”学生传信儿给彭，进士可他根本就不理睬这个威胁。几天之后，他家的仆人果然丧了命。于是他家里的人都十分害怕，不断地向圣姑菩萨祈祷，直到仆人又活过来为止。当学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他义愤填膺，公开烧掉了寺庙。第二天晚上，他的儿子夭折了，很快他的妻子也过世了。所有的学生都请求他向圣姑屈服，他仍然毫不动摇。当学生们看到他的死辰并没有按预期那样到来时，心里开始对圣姑有了怀疑。那个学生又做了第三个梦，他问圣姑为什么最后一个预言没有灵验时，圣姑回答说：“我是一个脱离了躯壳的鬼魂，我怎么有能力给人们带来生命或死亡呢？彭先生的儿子和妻子气数已尽，这一点我知道，所以便利用了这个信息来试图迫使他屈服。但彭进士功德齐身，铁骨铮铮，前途无量，我又怎么敢把他怎么样呢？”后来这位学政被晋升为两江提学使，最终还得到了御史的职位，甚至成为后代文人仿效的楷模。
中国人是妇女权利的坚定信徒，只是他们对于那些权利究竟是什么的概念也许有点独特。下面是一个贞节守寡、被奉为典型的寡妇故事：
武将之女本姓戴，嫁一丈夫叫陈南。
容貌端庄性温柔，丈夫夭折成寡妇。
回家侍奉亲父母，赢得孝名扬四方。
转瞬五载已流逝，忽有一人来提亲；
贞妇之心永不变，宁死不嫁有情郎。
聘礼送到父母家，众人劝其再续弦；
烈妇自杀上吊死，保全名节情真切。
宋代罗伟为表彰，贞节牌坊立街上。
古代也不乏神童。在唐代武后统治时期，一个7岁的小姑娘因她的哥哥赴京赶考进士而变得声名大噪。当皇帝听说了她的早慧之后，当即下旨将她召到宫里，要她像艾斯特福德[16]诗会上的威尔士英格琳那样，当场写一首诗来表述自己与哥哥的分别之情。她随即挥笔，用最纯正典雅的古文写下了一首短诗：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
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如此深厚的文学修养就好比有一位10岁的神童在哈佛大学开设讲座，对数学教授们讲解四维空间。
家庭的亲情和对父母的孝心是中国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一篇以最优雅风格描写这一主题的选段可以表明中国人的心态。在宋朝之后的一个朝代，有个廉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广州的西门外面。她生了重病，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痊愈了。她的一个女儿就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另一个女儿从自己身上切下了一片肝，她们将这些煮熟了端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之后，病体霍然而愈。有位名叫康泌亮（Kang Mi-liang）的巡抚听说此事以后，将它写成了奏折，禀报给了皇帝，皇帝降旨建造了双女宫，以纪念这两个女儿。一位叫张树（Chang Shu）的人作了一首赋来赞颂这件事：
廉氏二女初长成，母亲疾病忽缠身；
二女肝胆俱焚裂，欲为救母而献身。(www.xing528.com)
“母亲病重命垂危，吾等甘愿舍命救！”
孝女自割肝与肉，煨汤喂给母亲吃。
天地为之而动容，取走病魔母痊愈。
为了不让此事显得过于难以置信，请记住这种形式的孝心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子女身上的肉被认为是最强劲的速效恢复药。因此经常有人指控外国人和外国医生拐骗孩子，用他们的器官来做药。这种指控对于西方人来说骇人听闻，可是中国人听来却是十分可信。然而我的那位翻译简短地评论道：“那女人肯定脑子有病。”
这些故事显示了由男人为女人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让我们来看一下男人们自己是如何赢得名声的。这个省份曾经出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我们来简短地看一下“名宦”中所记载的一位政治家的生平。
唐代有一位叫张九龄的人，他7岁就能写文章，他后来给广州刺史呈交了一个有关裁减不效忠的官员，重建行省的计划。这个计划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这位作者被广州刺史称作该地区最能干的人。当人们发现他只有13岁之后，全都吃惊得合不拢嘴。他年纪不大就考取了状元，接着他给皇帝呈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两个重要的建议：祭拜只限于上帝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官员们应该逐级提拔，使他们有下等阶层的生活经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了解人民的需求。他被升为宰相，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其他人都争着送珍贵的礼物，包括花巨资从异国购买镜子，但他却只准备了一本《千秋金鉴录》，书中讨论了过去皇帝统治的方法，并且提出该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来解决目前的难题。由于刚正不阿，他跟京师的官员闹翻，最后带着洞察国家事务的名声回到了南方的老家。[17]
现在让我们放下这些能够增加我们对于往昔生活洞察力的文献，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来对它进行补充，并且写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旧中国，它正在飞快地消逝。
人类最永久的需求之一是食品。在羊城，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多汁的排骨和羊肉饼。尽管它们的种类繁多，声名远扬，但这些广受欢迎的肉食“出身”卑微，因为广州的餐馆在整个东方都很有口碑。有很多菜的主要成分是猫肉，我得承认，从未在其他地方尝到过如此鲜美的炖猫肉。一只普通的肥猫一般可以花40美分买到，但是一只黑色的活猫就要卖60美分。假如是已经宰杀好，马上就可以进行烹制的猫肉，零售价为20美分一磅。宰杀过程包括剥皮和拔毛，接着整只猫就跟鸡、蘑菇、生姜、花生油和白兰地酒一起炖。老猫很受人欢迎，但狗则是幼小的更值钱。狗毛的颜色跟价格没有什么关系，每磅价格在6美分以上，比猪肉价格要高得多。大老鼠肉的价格要高一倍，而且通常是跟黑豆一起炖，人们相信吃了这个菜之后，能促进长头发，小老鼠肉很少有人吃。蛇肉是非常紧俏的商品，它被当作可以治疗风湿病的药。它们经常是三条一起卖，价格为3.8个鹰洋，摆在柜台上随便卖，购买者的篮子放在药店里，但不能派专人送到家里。这个药方就是杀死蛇以后，让蛇血跟烧过的白兰地凝固在一起，然后再吃掉。接着将蛇肉和蛇骨用文火慢炖，加入甘蔗、生姜和鸡，直到所有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盛满一碗。其他常见的佳肴还有蜥蜴、海参、牡蛎干、皮蛋、燕窝、竹笋、木耳和大蒜，还有牛肉和羊肉。
在《南海志》中，黄色和白色的小米被列为主要食品，然而现在各种大米被认为是人们的主要营养来源。大米并不是被磨成粉，然后做成馒头吃，而是煮成粥或饭。米饭是广受欢迎的食物，人们早上碰见别人打招呼时都会说：“你吃米饭了吗？”这种礼貌的招呼形式在全中国都一样，这个事实说明，米饭是中国人的主食。被称作congee的粥主要是做给病人和小孩子吃。
《南海志》一书的结构跟西方的书大相径庭，它紧接着就提到了蒙古大麻、“象眼”、一种丝绸织物、“鱼塘布”和木棉。
紧随其后的一长串植物名称中有“黄石”（这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它长在石头上）、“石花菜”、“紫菜”和“东风”。穷人经常被说成是“喝西北风”的人；他们不说“东风”，否则会被认为是靠吃“东风”这种植物为生的。
有两种菌类是“石耳”和“木耳”，“山药”只是薯蓣。还有“香瓜”和“枕瓜”，后者在睡觉时可以被当作枕头垫在头下面，这可是睡觉的好东西！一种像香蕉的水果被称为“秋风”，它长在一种20尺高的树上。李子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姓。
除了食品之外，中国人几乎每天都需要剃头匠。从满月的孩子到濒死的老头，剃头匠都管给他们剃头，但他的首要职责是传播天花。
剃头匠这个职业名声很坏，他们的儿子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让我们把眼光从剃头匠转向算命先生，算命的技艺在中国受到了普遍的尊敬。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国的扎克迪尔[18]的智慧宝库里取出几颗珍珠来示人呢？后者的冥思苦想在中国受到很高的尊崇。
秦二世二年，五星会东井，倍于南斗。说者曰：东井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与未相背，秦失王气则越得霸气，故尉佗应之而兴也。按《星经》：河戌六星夹东井，当南北两河各三星。南曰南戌，主越门；北曰北戌，主胡门，则观南越之星者观南戌，观南戌者观南斗。故汉元鼎六年春，荧惑守南斗而建德以亡；梁大同五年冬，慧出南斗，东南指，长一丈余，而李贲称帝交州。隋大业九年夏五月丁亥，荧惑入南斗，其八月贼帅陈缜陷高要，九月贼帅梁慧尚陷苍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见于南斗，而豫章刘士宏自称楚帝，地及番禺。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斗而广源蛮侬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复围康州，破之，直攻广州；十月丙子，太白复犯南斗，而智高败死，广南平。[19]
在相信天体运动预示着对尘世的某种影响这一方面，中国人并非孤家寡人。当阳光照耀在地球的某一特定部分上时，那儿就会见证到更多的活动，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中国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要远比其他民族更为深入，就连老穆尔[20]也无法企及。他们还具有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的天体系统，因为他们相信在人们头上的天空中，有某种善或恶的力量会影响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由于这些影响都被认为是跟风和水有关，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凝聚和吸引善的力量，以及如何能够无害地驱散恶的力量，或将其小心翼翼地引向其他地方，以便去伤害其他的民族。西方人对于电有着同样的迷信，而非风水；我们相信装在屋顶的避雷针可以吸引任何在周围游荡的闪电，并将其无害地引入地下，而不是让它任意地破坏其他东西。
中国人还以类似的方式利用了两项外国的发明。在佛教徒于公元250年左右来到中国时，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建筑，并且建造了舍利塔，其尖顶十分符合中国人有关风水的概念。中国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建筑式样，并且更加强调了塔的尖顶，还在厚厚的墙壁上添加了楼梯。他们对舍利塔的兴都斯坦语原文做了某些修改，称其为“塔”，而在英语中最普通的名称是pagoda[21]。在广州就有这么一座宝塔。然后是穆斯林人，628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带着一支穆斯林人经海路来到了广州，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为了他们的缘故，专门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它那用裸砖砌成的光塔几乎有两百尺高，所有的回民信徒都到这儿来做祈祷。由于这两个外来的宗教，广州在老城中就拥有了两座宝塔，一座外表光滑，另一座外表粗糙，它们必将会给这儿带来好的风水。
寺庙并没有像宝塔那么引人注目和漂亮，但它们至少数量众多。士文医生[22]派了两个中国人在广州城仔细排查了那些有偶像崇拜的地方。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之后，他们终于得出了一组不同凡响的统计数字。每一个相当于菜场的店铺里都会有专供崇拜的对象，但这些店铺并不在统计范围之内，那些在绝大多数商店门口的砖砌神龛也没有专门进行统计。但是他们发现有68个店铺是专门用来制作各种菩萨像的，跟一个意大利城市里的塑像工场和莫斯科的圣像制作商店相比较的话，其比例似乎大致相等。广州城里有278处露天的神龛，后者就像是布列塔尼或萨瓦[23]的路边神龛；还有不少于500座正规的寺庙，那儿供奉着广为流行的佛教菩萨。
这些偶像崇拜既有私下的，也有公开的，两者都牵涉很多费用。婚礼、葬礼和店铺开张都要用崇拜的礼仪来加以认可，其中包括放爆竹、点香和蜡烛——也许每个普通家庭每年要花费相当于2.5美元的费用来进行这种崇拜仪式，而且必须说明的是，相对较少的基督徒会在搬家或店铺开张时举行家庭祈祷的仪式。除了家庭宗教之外，还有一种官方的国家宗教。每个寺庙里都有戏台，人们必须支付专门的赋税，以支持平时的宗教崇拜活动。每逢干旱或瘟疫，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宗教仪式，人们会对这些仪式的费用做出估算，巡抚、都督等文武官员都会来主持这些特殊的宗教仪式。
现在让我们告别旧中国，它很快就需要由古文物学者来进行研究了。二十年以后，目前的状况有多少会保留下来，这是一个极其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牛津城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把那些曾经一直广受尊崇的大学教科书都当作了废纸，而一整套新的学科和一批新的教员被引入了大学。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刚刚过去。四书五经的旧课程现在已经被废除，许多原来供科举考试用的贡院被拆除，就像广州本身那样。新的学院纷纷崛起，在这些学院里，各种科学科目都是按照西方的教育传统来教授的。这种革命将会引向何方，还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然而让我们通过商业贸易这种可以接触到的事物，来看一下新中国已经出现的证据。在邮政局这个具体事物上，我们便可以看到新旧中国的叠影，就像是两个灯笼的光投射在一个屏幕上时所出现的那种重叠映像。
广州现在有一个由英国办的邮政局，里面柜台的工作人员全是中国人，有一个法国人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德国人（因为德国现在也是列强之一）和一个日本人。后者每天要写一打信件，但是从来也不试图自己去寄，而是在信上夹一张半分钱的中国邮票，然后把它交给中国人的办公室。这四种不同国家的人也许代表了过去需要的一种特殊存在，但现在则过时了。中国人自己已经建立了大清邮政，并且在创业阶段雇用了几位非常能干的外国人，大清邮政局办得如此之好，使得许多外国人宁愿选择只跟它打交道。与此同时，那些外国邮政局仍然在中国继续存在。大清邮政局并非万国邮政联盟的成员，但它主要是发展国内的邮政业务。作为该领域取得进步的一个迹象，广州本地信件的流通量从一年44万封增加到了55万封，另外还有10万个包裹也得到了递送。有223.5万封信被寄到了中国的其他地方，增加了几乎100万封，它们是通过船、信使和火车来运送的。由于新邮路的建立，从广州寄信到湖南辰州的时间从30天缩短到了7天。邮政分局和售票处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而且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也能尽量维持正常的服务，这些都为邮政系统的营业做了广告，并增加了人们对于它的信任。
一个更为引人瞩目的发展是三宁铁路（San Ning Railway），这是广州西南部四个地区中唯一的铁路。该铁路的起点是广州北部的恭义府（Kung Yik Fow），当铁路勘查人员选中这块地方时，那儿还只是片水稻田。不到两年，人们在那儿建起了笔直宽阔、有电灯照明的柏油马路。在那条街上有大约1000家砖房店铺和办公室，就这样在那儿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型商业中心，还有一个大型旅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了太平洋海岸，并且注定会对开发珠江三角洲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铁路的计划、建造和还债，都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这些都是由外国贸易进口所造成的新中国的迹象。但假如说，这只是一些表面上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种重大影响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能用吨位和海关银两来计算的。必须在这儿专门提一下基督教传教使团，至于被错误地称作“聂斯脱利派信徒”的波斯人的早期传教工作，以及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时的工作，在这儿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来自英国北部的马礼逊，他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于1807年搭乘美国商船到达广州。直到1834年他去世为止，马礼逊几乎都是在单枪匹马地在进行工作，尽管他留下了一本汉英词典和一部汉语《圣经》的材料，以及其他大约30部对于在华传教士工作全都产生了影响的作品。人们还不应该忘记，早在1820年，他就开始给人看病送药，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传教士们才在争取本地人信任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1830年，伯驾医生在广州开了一家诊疗所，从那时起，这种传教工作的形式就一直不断地获得成功。基督教传教工作的其他两种形式也是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开始的：为纪念马礼逊而建立的教育传教使团和益智会；这些主要是从香港和上海开展工作的。但我们不必去细说，传教士们在随后30年里为了扭转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事件所带来的逆境而做出的努力。直到40年以前，基督教世界才开始将注意力真正转向中国，而且平心而论，最艰巨的在华传教工作是由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完成的。虽然目前有12个传教使团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和德国，22个传教使团来自英国，然而来自美国的传教使团却有33个，而且美国传教士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一半的新教教徒都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工作而皈依的。在广州地区的13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传教使团真该齐心协力，为马礼逊立一块纪念碑。
在传教条件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沮丧地发现，来到广州的传教士与来到广州的外国资本和商人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各教派所有的新教传教士人数中只有18个未婚的女士、26位男士，以及17位传教士的妻子，而广州所有传教工作的结果只有10000名教友。但是从浸信会传教使团在过去八年的发展情况来看，皈依信徒的人数增加了66%，这样的增长率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上第一个传教使团医院（这一直是广州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里，我看到一位由嘉约翰医生[24]训练的年轻人正在一个重要的外科手术中作为助手。这儿每年要对2500名住院病人和25000名不住院病人施行大约2000个外科手术。正是这项工作打破了中国人最初的偏见，并继而在十几个城市和成千上万个乡村里为传教士们打开了大门。
广州是过去几个月中我们所访问的最后一个大商业中心，我们为从陆地去四川成都的长途旅行准备了给养，并且开始穿越广西和贵州这两个偏远的省份，前往成都那个遥远的城市。
[1] 此名来源于周朝（结束于公元前250年）有关五位仙人分别乘坐山羊进入广州的传说。这些山羊后来变成了石头，迄今仍能看到。——原注
[2] 希帕蒂娅（Hypatia，370—415）是古代著名的女哲学家和数学家，以及亚历山大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的精神领袖，以雄辩、谦逊、美貌和才智而著称，有大量的追随者。但由于学术和科学被早期的基督教徒视为异端邪说，所以她于415年遭到一群教士和狂热信徒的野蛮杀害。她的著作如今已经失传。
[3] 这些水钟，或称滴漏计时器，似乎在很古老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但铜壶滴漏这个词直到公元前100年左右才出现在典籍之中。——原注
[4] 祈祷文街（Paternoster Row）是伦敦的一条老街，位于圣保罗大教堂的北面，那儿过去曾经有众多的书铺和印刷作坊。
[5] 富马利医生（Dr.Mary Fulton）是1891年以前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女传教士，她在广州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医学院。
[6]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泛指马六甲海峡沿岸的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前英国殖民地。
[7] 东京（Tongking）是对越南北部一块地区的旧称。
[8] 华尔街（Wall Street）是位于纽约市的美国金融中心。英语中的wall是“墙”或“城墙”的意思，作者取其双关语的意义。
[9] 在这个岛的对面，原来耸立着著名的外国“十三行”（Factories），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原来是东印度公司代理人（factors）的住处，并非因为那儿是生产商品的工厂。
[10] 1磅≈0.4536千克。
[11] 巴珊（Bashan）是《圣经·旧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古代国家，以其丰盛的牧草和茂密的森林而著称。
[12] 广州古名。
[13] 广州就是跟Canton对应的中文，意为“广阔的活动领域”。广东则意为“广阔的东方”。
[14] 可能是指明代的广州文人陈献章（1428—1500），原居于都会村，后迁居靠近江门的白沙村，故称陈白沙。19岁中举，后曾入国子监读书。他综合了程朱理学和佛教的禅宗理论，终于开创了明儒“心学”的先河。
[15] G.H.刘易斯（G.H.Lewes，1817—1878）是19世纪以多才多艺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演员、编辑和科学家。他是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情人，早期从事哲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写作，后期却转向了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16] 艾斯特福德（Eisteddfod）是威尔士语，意为传统的威尔士吟唱和吟游诗人聚会赛诗和颁奖。
[17] 后来唐明皇得知他失去了一个贤明的宰相，便给张九龄封了爵位。当后来的宰相被推荐来的时候，皇帝总是要问他们是否像张九龄那么好。张九龄年轻时通过信鸽来跟亲戚保持联系，因此他称它们为“飞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原注
[18] 扎克迪尔（Zakdiel）是一位大天使，以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而著称。
[19] 《羊城古钞》卷一。
[20] 即弗朗西斯·穆尔（Francis Moore，1657—1715），英国的一位早期历书家，他曾于170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星球之声》（Vox Stellarum）的著名历书，在西方影响很大。
[21] “Pagoda”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对于兴都斯坦语“dagoba”一词的发音。但它也有可能是中文里流传甚广的“白骨塔”这个词组的一种变体。后一个名称提及了建造佛塔的目的是用来放置佛祖身上各部位骸骨（总共有84000块）这一事实。——原注
[22] 士文医生（Dr.E.Z.Simmons）是美国南浸信传道会的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在广州一带传教。
[23] 萨瓦（Savoy）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它原来是意大利的萨伏依公国所在地。
[24] 嘉约翰医生（Dr.J.G.Kerr，1824—1901）是1853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他在广州行医多年，培养了许多中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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