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gchow, "Boat Region," or possibly, "City of The Sail".
与新奥尔良处在同一纬度上的中国东海岸，有一个宽阔的海湾，海湾的喇叭口骤然变窄之后便转向了南面。每逢潮汐季节，当来自太平洋宽达60英里的海浪迅即变成10英里宽时，浪头层层叠叠，达10英尺[1]高。一条为防护陆地被潮水淹没而修筑的海堤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海堤上反弹回去的浪头在第一道水墙之后又形成了第二道水墙，甚至比前者还要高出5—15英尺。这两道巨大的水墙以每小时13英里的速度从海湾向西推进，潮水发出的咆哮堪与尼亚加拉瀑布[2]下面的雷鸣声相媲美。假如古埃及的法老将其所有军队在沙漠上摆开阵势，其战车的隆隆声恐怕也比不上这里潮水的轰鸣。
然而随着水道的弯曲和逐渐变窄、变浅，潮水的高度也逐渐开始回落，到深夜两点满月时分，高出江岸的潮水只剩下了不足7英尺高。它们在江岸西北处一座大城市的城墙下终于偃旗息鼓。到凌晨三点，杭州的船夫们便可以借助潮水的迅速回落而放舟东去了。但我们却还要让钱江潮将我们留在此地，花些时间来对住在这个作为杭州湾终结地的一百万人民做一番考察。
他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繁衍生息现在已经无从查起，但正如地质学家和地志学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杭州湾的形状从那以来肯定起了很大变化，可是已经找不到公元326年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了。正当罗马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几位基督教主教，准备对他们的宗教提供庇护，以巩固自己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有一位佛教的僧人从印度来到了这儿，在此创建了一座寺庙，这便是此地历史的开端。可是尽管一定有许多渔夫曾在这儿的山麓下安家落户，靠在这些陌生的湖泊里打鱼为生；尽管一定有更多海岸边的陆地居民在海湾的浅滩上开辟出了他们的盐田；尽管一定还有更多的农民在这儿耕种由内陆的潮水所带来的肥沃土地，然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人想到要修筑一道城墙来使贫苦的人民感觉更安全一点。大约在1300多年以前，杨素在此地建起了第一个城市，显然到了那个时候，这儿的水道就已经初具规模，跟如今相差无几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又有人从海路前来进行贸易。佛教徒也不得不跟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唱起了对台戏。
苏杭以后是天堂[3]
Visit Soochow and Hangchow; the next place is Heaven.
于是杭州湾成了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中心，尽管钱江潮阻止了杭州成为一个港口城市。船队只能到达澉浦，在那儿聚集了众多的外国人。在这儿可以看到印度的祅教徒在向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或是在火的神龛前鞠躬致敬，或是背着一具尸体前往静默之塔[4]；在这儿犹太人吟诵着他们的律法，并在安息日休养生息；在这儿还有从波斯经陆路而来，并且已经在这儿生活了许多世纪的景教徒们，正在阅读古叙利亚语的《圣经》，或让本地的教徒将其翻译和刊印成中文；这儿还有穆斯林修筑的清真寺，宣礼员每天五次用响亮的阿拉伯语来召集信徒，进行祈祷。
在杭州的中国人对于这种和平的侵入侧目而视，他们的感觉就像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看到了来自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西方野蛮人在金角湾[5]的对岸建筑城堡；或像是一个伦敦人发现在伦敦东区约一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基督教教堂都被改造成了犹太教堂，而且在那儿张贴的布告全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杭州当时既富庶又面积庞大，但终于有人为中外居民之间的不和找到了借口。外国人的贸易集市受到了劫掠，据说有两万名列入交纳贡物名单的外国人遭到了灭顶之灾。杭州人杀死了那只能下金蛋的鹅。此后，中外贸易便转向了广州，使后者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镇。然而杭州仍然靠着啃鹅骨头而变得日益兴旺。几年之后，当9世纪行将过去之际，该地区的吴越国君王把这个地方定为国都，又一道新的城墙拔地而起，长约27英里，即旧城墙长度的两倍。
他的继任者视治理钱江潮为己任。史书中对于他所遇到的困难和他驾驭困难的才能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由于受到潮水的日夜猛烈冲击，他无法使从两端开始修筑的海堤合龙。于是钱王便命令数百个弓箭手一起向潮水放箭，以射杀推波助澜的精怪；与此同时，他又让和尚在山上摆起道场，焚香祈祷。在乱箭齐射之下和念经声中，潮水愧然而退。钱王急令人们编织竹筐，装满石头之后投入水中，直至堆成一座小山。就这样，海堤终于合龙。钱王稍事休息，又开始建造城墙。
如今的一马平川在过去却曾经是屡遭潮水侵蚀的湿地。钱王真不愧为中国的克努特大帝[6]。然而上述说法又使我们觉得有点糊涂，究竟是哪一位君王建造了杭州的城墙？方志中提到的第三位杭州建设者是个热忱的佛教徒，他于966年在目前南城外的天竺寺跟前竖起的两根优雅美观，并且带有裙状物的多角形立柱，我们至今仍然还能够见到。
这些都是杭州的兴盛时期。11世纪中，杭州的一位地方官以其诗歌和交游而闻名于世。每当苏东坡休闲度假时，他就会召集起一大群画舫、游船在城西人工挖掘的湖面上游乐。每天早饭以后，各船都会选出一个队长来，至于由谁来统领乐队歌女，为客人们安排行乐的曲目，是要经过一番竞争的。到了后半晌，人们就会敲起铜锣，召集所有船上的客人来到湖边的某个旅店，在那儿接着饮酒享乐。最后，在市场收摊，城门关闭之前，所有寻欢作乐的游客才都点起火把，骑马回家。城里的居民们都会停下脚步，来观看这“浩荡千骑归”的景色。路易十四及其情妇们也有不少类似的逸闻，如他为因招待宾客而不得不宰杀的肥鹅写挽诗，并请求刀下留情，因为这些鹅就像看门狗一样守卫着王宫——恰如爱尔兰人回忆起了古罗马的公牛！
由于蒙古入侵者的南下，宋朝时这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据说曾经把船泊在杭州一块巨石前的秦始皇在公元前所修建的长城并没有挡住来自塞外的游牧民族，于是北方的金兵大举侵犯中国。溃败的皇帝于1130年左右在杭州安营扎寨，并决定将它升格为一个新的首都。他修筑了新的高大城墙，并将其一直延伸到了钱塘江边，这把当时已经存在的郊区都圈在了城墙之内，因而为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御花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当时的城墙据说几乎长达40英里。当时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经说它有100英里，但他所谓的100英里实际上也许只是100里。西方人并不习惯于把城市用城墙围起来。但是要记住，假如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周围建起一道城墙，将它的港口和公园都围进去，那么这道城墙就会有足足40英里长，而围绕巴黎的一道城墙也会有同样的长度。
在这样的条件下，杭州便成了一个像巴比伦或科林斯那样拥有巨大财富、消费额、奢靡和罪恶的城市。我们既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提起过它，也从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那儿读到过它，后者曾经用华丽的辞藻将它描绘成世界上最崇高和最美丽的城市。他告诉我们，那儿的Rotten Row[7]，即御街，大约有3英里长，中央大道有20英尺宽，用沙砾石铺成，沙砾石下面有排雨水的阴沟，中央大道两旁各有一条10英尺宽的碎纹石道路。街上有众多能乘坐6个人，并有帆布顶篷的马车。光是这一特征就使他确信杭州的城市建设要比欧洲优越得多：
在城里有一个周长达30英里的湖泊；湖畔到处都是城里有钱人的殿堂和公馆，它们全是人们所可以想象的最豪华和最典雅的建筑。湖滨还有众多偶像崇拜者的大寺院和庙宇。湖中央有两个岛屿，岛上都建有奢华而雄伟的楼阁，装饰得像是皇帝的行宫。当城里的居民要举行婚宴或招待亲朋时，往往都要到这些宫殿般的酒楼里来操办。
当时中国的基督徒在杭州也有一个教堂，在宋朝最终被元朝所取代时，中国的基督教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期，尽管意大利人根本不能理解那些对于罗马教皇所知甚少，或漠不关心的基督徒。
然而蒙古人就像推翻古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征服者那样不喜欢城墙。杭州并非元朝的首都；那儿的城墙砖石被人们挖去盖房，于是这个地方便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所以在明朝的“鼎盛期”，倭寇发现这个地方毫无防御能力，便曾前来劫掠和纵火烧城。
元朝末年，本地的基督教几乎衰败到了灭绝的边缘。它当时学会了寻求世俗权力的保护，所以当元朝灭亡时，当时的教会也跟着销声匿迹。在那时，西方的蛮夷已经找到了来中国的海上航线，于是在1582年，一位叫利玛窦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一个长着卷须和蓝眼睛，声若洪钟的男子，被允许进宫谒见皇帝。他进贡了书籍、图片和从意大利带来的其他几件东西。他睿智机敏，多才多艺，精通我们的中文典籍，能够阅读他一眼瞟见的任何东西”。这位史官也记载了利玛窦的一些后继者，而慕稼谷主教[8]曾经描述过他如何去探访位于杭州西面5英里处的传教士墓地，并在那儿找到了金尼阁[9]、阳玛诺[10]和其他不太知名的先驱者的坟墓。金尼阁曾于1615年出版过一部书，叙述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历史。
更有趣的是，当时有一位名叫田汝成的中国文人写了一部有十二卷的书，对杭州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作者还请到一位浙江巡抚来为此书作了序。这部书的前三卷专门描述西湖及其周围的公共建筑。
有一则轶事讲述一个男孩为秦始皇曾经拴过缆绳的那块巨石所吸引，立志要用它来雕塑一个佛像。长大以后，他在妙行寺出家当了和尚，法名为思净。他实现了早年的愿望，将巨石雕琢成了一座佛像，在佛像身上涂了金漆，并在巨石所在处盖了寺庙。在元朝时期，大石佛身上的金漆被人刮走，寺庙也被烧毁。但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大石佛又得以重修，寺庙也得以重建，而且还兼并了附近的一个庙宇。
书中对于一个奇怪的溪名还做了很好的解释：当上古的帝王舜决定退位时，他提出把帝位传给杭州附近的一位本地人[11]。当时这位中国的辛辛纳图斯[12]正在田里耕地，他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这样的荣誉，便赶紧到附近的一条溪沟里去洗自己的耳朵，同时也洗了他的耕牛的耳朵，因为他怕舜帝的提议还留在它们的耳朵里。这条溪从此得名为“濯耳溪”。
该书的作者田汝成并不满足于在仅三卷书中对西湖做详细的描述，他还尽其可能地收集了所有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并对它们逐一进行了评述，试图从中找出蕴含着的真相。他的这种明察秋毫显然是令人赞赏的，也因此造成书中内容有失均衡，对于所有专注于去粗取精或去伪存真的人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许会希望他能把那些精选出来的珍贵谷粒收集到一起，并将它们碾磨成面粉，然后再将其做成面饼。与此同时，我们也值得来关注一下他是如何将古代的文物史料整理成文的。
田汝成在开头的两个章节里列出了所有能使杭州跟任何皇帝扯上关系的事情；第三章描写节日和杭州人的生活习俗；第四章是写贪官污吏；第五章专门记述废墟和遗迹；第六章写神仙和高僧；第七和第九章写著名的文人学者；第八章写城隍山及其相关人物；第十章将和尚、道士和名妓全都混在一起写；第十一章是本地文人学者的论著书目；最后又写杂耍艺人和算命先生、各种节日的起源，以及西湖边上的幽静园林。作者在书的结尾历数了到湖边散步游玩的各种理由。这样的规划安排表明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的逻辑思维大相径庭，它同时也暗示，即使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对于自己收集的传说也会偶尔开一下玩笑。这个巨大的垃圾堆占据了整整九卷书的篇幅，人们值得对其进行仔细的筛选，以便能找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古代传说。
田汝成的批评眼光集中体现在对地名变化的辨别上。他引用了古代的史料：“杭州之名，相传神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至此舍杭登陆，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又名余杭。秦置余杭县，隋置杭州。”对于这段古代传说的残篇，作者评论说，也许在大禹治理洪水的时期，吴国和越国尚被洪水所淹没，尽管陆地已经开始出现，但如果没有一个浮桥的话，陆地之间仍然不能通行。“杭”这个字不是指一条普通的船，而是指一排并行的船，或一条方形的平底船。正如《礼记》所规定的那样，一个文人只配坐一条普通的船，而一位官员则有权坐“杭”（方舟）。所以这一段文字的正确解释显然是，禹正式在那儿建立了一个渡口，用一条方舟将旅客们在大江两岸之间来回摆渡。
书中摘录的另一段故事是跟杭州的著名居住者有关。宋高宗在一次为大臣们举办的宴会上看到张循王手持一把带有玉孩儿扇坠的折扇，认出这正是自己十年前在宁波不小心掉入水中的一把扇子。张循王证明这把扇子是自己从杭州大街上一个店铺里买来的，店主证明它购自一名提篮小贩，而小贩又是从候潮门外的陈宅厨娘处买的，那位厨娘则宣称自己是在剖黄花鱼时发现这把扇子的。宋高宗把这件事视作他将收回失地的一个好兆头，于是便向张循王、店铺老板、提篮小贩和厨娘全都发了赏钱。最妙的是，这个故事竟然被编进了《天方夜谭》！还是这位皇帝听说有位诗人写了一首绝言诗，讽刺皇帝训练鸽子飞翔是浪费时间，并质问为何他不训练信鸽，以便能从两位被废黜的皇帝那儿带回消息。皇帝立即封那位诗人当了官——也许是用这种方法封了他的嘴。还是这位皇帝发明了用一双筷子从盘子向碗里夹菜，而用另一双筷子从碗里吃饭的方法；他不得不对皇后吴瑜解释说，若非如此，他的脏筷子就会糟蹋了盘子里所有的菜——这句话极好地说明了当时的风俗和卫生习惯。
田汝成还记录了宋朝时期在杭州发生的21次大的火灾，其中有一次烧毁了2.5英里范围内的房屋，使1.3万户人家无家可归；而最厉害的一次火灾整整肆虐了四天四夜，烧死了5万人，并摧毁了12英里范围内的街道、寺庙和著名宅邸。这位睿智的方志作者还为当时的火灾猖獗列出了五条理由：首先是人口有了大大的增加；其次是修建房屋的砖石被木头所取代；而且在大多数房屋里都有带灯盏和幡带的佛祖神龛；人们在彻夜狂欢之后乱扔蜡烛头；以及主妇们过于懒散，不注意家庭开支的节俭。
虽然田汝成将那些跟杭州有关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都收进了他冗长的附录部分，但他还是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有许多是跟杭州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下面就是从中选出的一些精彩片段：
宋朝的时候，西湖施食亭前水面上浮着一种青红色的光，这是一种神奇的湖光。后来有一个人得到一条云鹤水犀带；当他佩上这条腰带涉入湖中时，顿时“水开七尺许”，让他能足不沾水地通过！还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能一下子斩断十根钉子，而剑锋无损。它还可以“屈之如钩，纵之复直，非常铁也”。……有一头猪产下了人头猪身的两个怪胎，这被视作是犯上作乱的征兆。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龙斗于浙江，水溢，坏民庐舍。……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万人。……熙宁八年，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后流入河，腥不可闻。……建炎己酉，清波门里竹园山，平地涌血，须臾成池，腥闻数里。……明年，金人杀戮万余人。
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韧不可断。童谣曰：“地动白毛生，老小一齐行。”绍兴二十年，余杭民妇产子，青毛，二肉角。……乾道六年，北关门有鲇鱼，色黑，腹下出人手于两旁，各有五指。淳熙十三年二月庚申，钱塘龙山江岸，有大鱼如象，随潮而来，复逝。次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从地中涌出，溅至屋梁，污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临安府浦头民家产子，生而能言，暴长四尺。……开禧三年四月，钱塘大水，漫坏民庐，西湖溢，濒湖民舍皆圮。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鱼皆浮，食者辄病，谓之鱼瘟。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气亘天，雷电而雨，有物若果核，与雨杂下，五色间错。破食其仁，如松子，相传为娑婆树子。
古代的杭州似乎是一个非常适合安居乐业的地方，因而我们听说当时杭州人口众多时也不觉得奇怪。但该书的作者仍然出言谨慎，“很难证明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告别都铎时代这位博闻而多产的古文物学家，来探讨一下1644年满人推翻明朝和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杭州的命运。这些外来者比公然蔑视城墙的蒙古人要更聪明些；他们在每个重要的城市里都修筑了一个供满人居住的内城，并派旗兵长期在那儿驻守，以维持对当地人的统治。他们强迫汉人剃去前额的头发，并将剩下的梳成辫子；而且他们还傲慢地拒绝采纳让妇女缠脚的汉人习俗。只是到了现在，清朝统治者与汉族臣民之间才开始相互交融，正如诺曼人与英国人在300年之后才开始交融一样。火药的发明对于扯平诺曼骑士和英国武士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无论是显赫的清八旗兵，或是卑微的汉绿营兵勇，都将被按欧洲式样操练和装备的新军取而代之。
大约在17世纪50年代，正当克伦威尔麾下的英国士兵驻守各城堡，以制约刚被打败的保皇党人时，杭州城边上出现了一个八旗兵的军营，以示该城对清王朝的臣服。直至目前为止，八旗兵仍然驻扎在那儿，不是跟汉人在一起，而是凌驾于汉人之上。当时刚刚坐上宝座的康熙皇帝意识到了杭州的重要性，曾来此地巡访多达四五次，并在孤山建造了豪华的行宫，包括其随行人员的住所和专供皇帝出行的御用船队。然而有一位大臣斗胆上奏皇帝的巡访耗费巨大，致使国库空虚，并且计算出皇帝行程中的每一寸路都会使人民增加一寸银的负担。他的冒死谏言终于说服了皇帝，使他打消了再次巡访的念头。
70年以后，雍正皇帝[13]驱逐了耶稣会士们，因为他发现天主教传教使团内的两派论争导致了异邦的教皇发布了一系列跟皇帝诏书蓄意相抵触的命令。他以立碑的形式明令禁止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以残酷的迫害来阻止其教义的传播[14]。人们私下认为上帝对他的惩罚是使他膝下无子；而反清的汉人则宣称他的继位者不是满人，而是从小就过继给他的一个杭州本地汉人。可以确凿无疑的是，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确实跟这个城市的干系甚深，他在1799年去世之前曾经六次下江南，巡访杭州。就在乾隆在位60年的末期，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特使团，由清禁卫军护送从北京前往广州的途中，在杭州逗留了几天，并向英语世界提供了一份对此地不甚准确的描述。
杭州整个城市的面貌因1861年的太平军而发生了变化。这些人因不满清朝的专制和无能而于10年前揭竿而起，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新的宗教，它糅合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但却将太平军首领视为天王和主。在经历了两次无名的恐慌之后，这些反清的汉人的确占领了杭州城，但却未攻克与之相连的满城堡垒。在太平军撤退之后，清兵洗劫了不幸的杭州市民。第二次围城终于导致了杭州的再次陷落，守城的八旗兵们都在47响爆炸声中自尽身亡，太平军占领了整个城市。他们奇怪的礼拜方式，以及头上的长发和辫子的缺失，都使杭州人感到惊愕，而他们对于可怜的本地居民所表现的怜悯更是出乎意料。
随着叛乱大潮的消退，杭州城里又一次见到了白人的身影。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外国侨民和传教士打开了道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前来重续耶稣会士们在130年前未竟的事业，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带着《圣经》来阐释一种比太平军所例证的要更为真实的基督教。自从那时起，这座伟大的城市已经感受到了许多更为新潮的思想，在19世纪这种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思考今昔对比之余，我突然想到年高德劭的孔圣人假如目睹他身后2000多年的情形会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在想象中，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因为我看到自己有幸陪同他参观杭州这个远离他早先活动场景的城市。孔子的一生与世无争，他创办的大学曾经就像是一棵遮阴的大树[15]，学生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不怎么聪慧或招人喜欢的。但至少他自己始终如一地将人品视作一切学问的基础，而单纯的知识获取在他看来是属于次要地位的。他的毕生事业就是将一种理想的伦理观带给人类，而他的转世再生则是为了想弄清中国人究竟是否得益于他的教诲。
他告诉我，他曾听说有某些传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和欧洲涌现，这些传教团体的说教不仅号称超过了孔子学说，而且它们为配合宣传而做的试验也不足以使他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十全十美得出最后的结论。因此，虽然有周游列国的自由，他最终还是认为自己的祖国能够为这种伦理说教究竟是否有助于人类道德和思想的解放提供证据。
当问到对杭州的印象时，他出于中国文人惯有的礼貌说了一些奉承话。他盛赞杭州首位君王的旺盛精力和利他主义精神，这位君主跟大臣一起修筑了杭州湾海口的堤坝，拦海开垦所得到的大片土地不仅提供了良田，而且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永久性的栖息之处。他欣赏西湖变幻无穷的湖光山色，以及将无垠海涂改造成繁荣闹市的想象力和天才。
他所评论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这么多由政府和地方士绅建造的所谓“现代”学校。他吃惊地获知在许多这样的学校里，不仅衣食和书本是免费的，而且对于肯认真念书的学生还每月都设立了奖学金。“当年可没有这样的好事，”孔夫子说道，“当人们来到树荫下向我求学时，他们再穷也得自己想办法。”他早就希望那些随处可见、奇丑无比的泥菩萨不要成为人们对于阴间概念的对象和媒介。他叹了一口气：“我从不否认神怪的存在，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对于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敬畏的口吻提到这类事情。但这些和尚却异想天开，他们不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神怪世界，而且还在庙宇里摆上它们的塑像，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野蛮和堕落。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突然被带到了灵隐寺的大殿内；在那一长排镀了金身的泥菩萨面前，小孩惊恐万状地四下张望，最后因惊吓过度而跌倒在地，母亲不得不把吓哭的孩子抱了出去。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就跟那个小孩相差无几。那些泥菩萨给小孩造成的最初印象预示了它们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的永久印象。那些前来求神拜佛、祈求消灾和发财的受骗信徒很少怀有敬畏之心，根本就谈不上爱，而几乎所有人都心怀恐惧。”
“孩子的啼哭声，”他继续说道，“一直在我耳朵里回响。它只是我身边成千上万人哭泣声发出的回音，他们祈求或是抗议那些到处侵扰他们的精怪——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却不知诉求于全能、博爱的主所定下的规矩。更糟糕的是，这些无知和不道德的和尚公开地跟情妇同居，而口口声声说要过一种自我节制的生活；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以神灵的名义骗取钱财，却声辩自己安于清贫；他们盯着香客的钱袋；标榜以摒弃世俗的欲望作为唯一的目标，却把人们引向更大的诱惑。”
孔子注意到前面有一个道观。我告诉他，这是他所碰到过，并同其谈论过高深的形而上哲理的同时代人老子[16]的宗教。“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门口画的那些面目狰狞的玩意儿是什么？自然界从来也没有过这么丑陋的东西。”“这些是阴间的鬼神，”我告诉他，“道教[17]说阴间是按照官衙的模式所组成的。”孔子答道：“我刚从阴间来，但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老子对于这些也是一无所知。”我告诉他，道教宣称这些鬼神统治整个阴间。当一个人生病或遇上任何灾难时，人们就认为他是中了邪。于是他们就请道士来做道场和念咒语，在房子外面摆一个酒席，祈求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走开，别再纠缠他。当电线杆子刚开始出现时，道士给小孩子们一些布条，让他们系在上衣的翻领上，以此来避开由电线杆子引来的恶鬼。孔子决定进道观去看看，在那儿他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场景——有些人被放置在臼里用杵捣碎，另一些人被用钝锯子拦腰锯断，还有人被投入沸腾的油锅；有人试图从一座桥上逃出地狱时遇上了毒蛇，更有人试图靠攀登悬崖来逃出地狱，但可怕的雷公放出千钧雷霆，击中了他。孔子说，“我那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的。”接着他就陷入了沉默和冥思苦想，他越想火气越大，最后终于忍不住大声咒骂那些人竟敢篡改老子的教诲，并将其变成了如此荒唐可怕的做法。
我们一边聊着这伤感的话题，一边沿着御街往前走，来到了清真寺的跟前。“这些奇怪的文字我生前可从未见过——它们究竟是什么文字？让我们进去问一下它们的含义。”在大门口，我们遇见一位看门人，后者应我们的请求翻译了大门顶上的阿拉伯文字，从容而诚挚地说道：“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孔子感叹道：“这跟我们那时相比倒是一个进步。虽然我从未对空中的神灵说三道四，但我的确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他与人们的心灵相通，每当我最深切地感悟到生命的真谛时，就觉得上帝是在我心里。在这儿我没看到任何偶像。”最后，在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了为纪念孔子而建的一座宏大寺庙前。圣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因为在相隔2000多年之后，他的名字和教诲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仍然被人怀念，这不由得使他感到高兴。当我告诉他，在中国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孔庙时，他眼眶里含着喜悦的泪水，说道：“世人仍有向善之心。”
他把尊孔等同于尊儒，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当他步入孔庙大殿时，正好看见一大群官吏穿着朝服，口称至尊至圣先师，把孔子像上天本身那样供奉起来。他听见人们为他祈祷和对他表示谢意，在大殿的一旁他还看见了祭献给他的牛羊宰牲。他顿时面如死灰地转身问我：“这地方究竟只是为纪念我而建的殿堂，还是为了崇拜我，为我祈祷和祭祀供品而设的？”我告诉他，尽管人们并不是像对待上帝那样，想从孔子那儿得到祝福，然而这些祭祀的供品确实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求必应、至高至圣的人类美德楷模而献给他的。听了这番话以后，孔子脸上的笑容全无。他拨开围成一圈的人群，高举双手，大声喊道：“绝不能这样做！”他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表情，扑通一声向前扑去，昏厥在匍匐在地的巡抚面前，巡抚作为祭典的司仪，当时正率领大家在做祈祷。我抢在这些朝廷命官认出孔子本人之前，赶紧用我有力的臂膀抱起他憔悴的身体，把他送到了杭州城里唯一能救治这个已沉睡了20多个世纪的幽灵的地方。
当我敲响医院大门时，大门上方的灯盏正在耗尽最后一滴油。我要求马上开门，但里面的看门人打着呵欠，告诉我时间实在太晚了。“看在孔子的分上，快让我进去！”一听这话，他赶紧摸索着打开了门闩，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样的鬼怪；当他看见我手中抱着的孔子时，他也因惊吓过度昏厥在地。一个善良的、长着红头发的爱尔兰人急忙跑了出来。我冲进开阔的庭院里，大声呼救，这时有两位外国医生穿着长睡袍，手里拿着麻醉剂和医药箱跑了出来，后面跟着二十几个中国学生。他们全都跑上前来，从我手里接过病人。当他们听说孔子返世，一位医生把他带到了医院里最好的病房。他和几名学生给孔子做了心脏按压，并给他注射了强心剂，经过几小时的抢救，这位已去世2000多年的圣人又重新睁开了双眼。孔子在病床上躺了很多天，偶尔医生也让他坐起身来，在椅子里坐上一会儿，并到楼里和户外去散步。他听了一次对穷人的讲道，并见证了盲人重见光明。他看到瘸子安步如常，麻风病人受到悉心照料。他目睹妇女们来到产科病房生孩子，在舒适的环境和爱心的照顾下尽享城里唯一能使穷人安全分娩的优越条件。他看到那些为逃避生活苦难而抽上鸦片的男人在一个草坪上来回踱步，直到某种药品发挥效力。他们不仅断掉了鸦片瘾，而且还对孔圣人心仪的德行产生了更强烈的渴望。他看见人们每天在外国医生的率领下，聚集在一起为赋予万物生命的上帝祈祷。
住院许多天以后，孔子对自己说：“我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理想的实现：东方与西方，富人与穷人，文人与农夫，苦力与商人，全都为治愈和校正人们的心灵和生命而齐心协力。我现在终于明白，创造所有奇迹的推动力乃是一种生活，而非一种教诲；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在现时的贤人，而非一种伦理概念；是一种入世的力量，而非一种历史的理念。
“以爱贯穿于这种医疗服务的一定是孟子在冥间曾跟我提起过的那种贤人。他告诉我，当他在世时，曾想象过上天所起用的贤人是什么样子。他把对这种贤人的定义形诸文字，送给他的同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过去站在家中或树荫下，对身边的弟子讲解君子的概念；不屑与下民为伍，试图居高临下地支配他们；而孟子所论及的那种贤人走进蹊径和树篱，使百姓们出来闻道。他自身并无立锥之地，但不仅与统治者交涉往来，更与三教九流相处甚密，以致被人称作老饕、酒徒，以及税吏和罪人之友。我呼唤义人反省，而他则号召罪人忏悔。我诊治的那些人往往不需要医生，但他所救护的却全是病人。因此，我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他则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的杭州就像是恺撒手下的高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城市、督抚和人民。
杭州城的南北跨度为2.75英里，北面宽1.5英里，南面宽1英里。城内的运河纵横交错，而著名的人工湖冲刷着濒湖中段约三分之一的西城墙。到处都能看到衙署和学校，但大部分湖滨地区均被八旗兵军营所占，旗营一直延伸到了城内半英里之处。
杭城的水系十分发达。有五个城门的名称都跟水有关：清波门、候潮门、望江门、钱塘门、涌金门。跟荷兰一样，这儿的运河大都运输十分繁忙；但荷兰的运河被用来排除低洼地的积水，而杭州的运河则为灌溉提供了水源。而且这儿的运河没有被用作排污的下水道，因为农民们太珍惜肥料的价值，经常疏通河道，用河泥来肥沃农田。在运河里洗澡的人并不多，但淘米和洗衣服等都是在这儿进行的。当然，这会强化水中的营养，而本地人重视水中固体颗粒物数量的程度并不亚于密西西比河的居民，在那里啤酒既是饮料，又是食品。中国人对于运河水的喜爱远甚于雨水，但在运河水和西湖水（后者因寺庙众多而掺有香灰）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仍存有意见分歧。运河还盛产鱼，河面上漂浮的菱角则为人们提供了茶点。船闸在这儿并不为人所知，当需要把一条船转移到另一个水平面不同的河道上去时，就用泥泞的滑道充数。在乡间还可以看到水牛推磨——这怪异而悲哀的动物。城里有许多石桥横跨水面，围绕它们还有许多迷信：如桥下有船时，妇女不准过桥；还有在穿过某些哑桥的桥洞时，谁也不许说话等等。
假如我们认为这些河道是城里最美的景色的话，杭州人则认为当地有七种最值得称道的东西：扇子、洋人、脂粉、剪刀、丝绸、中药和儿童。毫无疑问，这儿到处都能看到儿童；关注孩子会使我们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儿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就连6岁的男孩在被问到“你长大后最想干吗”时，也会回答：“娶老婆，生儿子。”跟印度一样，这种态度受到宗教的支持，因为祭祖的传统根深蒂固，倘若没有孩子，谁又能来祭祀你？一个孩子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可以取四个名字：家里的昵称、学校里用的名字、商号和官衔。这就像一位英国小男孩小时候称汤米（Tommy），在学校叫琼斯（Jones），在《工商行名录》中被叫作华兴洋行（Messrs. Jones & Co.），在《名人录》中又称若格斯男爵（Baron de Jonghs）。
当中国的汤米仍在奶妈怀抱里时，人们就会在他头上点上一撮艾蒿，并在头顶烧出一个疤；这并非像种牛痘那样是为了卫生保健，而是为了迷信。一个月后，他的头顶就会剃光，然后就会为他办一桌酒席；不久，他就会戴上一顶小帽子，也许上面还装饰着偶像，脖子上会套一个表示吉祥的长命锁。汤米牙牙学语是从童谣开始的：当他躺在一个相当于我们的婴儿车或童车的摇篮时，人们就会对他唱：
时而哭来时而笑，
三只黄狗来抬轿。
在婴儿室里，人们会给他讲月母娘娘的故事[18]，或教他玩婴儿游戏：两个食指碰碰拢，两只鸟儿亲亲嘴；鸟喙碰鸟喙，然后展翅飞，大鸟飞上天，小鸟守家里，飞到高山吃白米——这最后一句是张开双臂，用拖长的声音说出来的。
汤米上学后变成了琼斯。他学会如何拜神，向菩萨鞠躬；在学校里他得知自己的守护神原来是狐狸精。作为智慧的象征，狐狸能够帮助他学习，尤其是帮助他通过考试。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许已经见过众多极丑恶的情景，虽然下流黄色的春宫图片是不能出版的，但淫秽的洋画现在正腐蚀着他的心灵。然而当他学会阅读之后，他就可以去逛城里到处都有的廉价书摊，不幸的是，这些书摊里尽是些道德沦丧的图书。所以在10岁时，他就跟本来在一起游戏玩耍的小姑娘们隔离开来，直到他在15岁定亲之前都见不到女孩子的脸。这种计划保持了他外部的贞洁，但却不能消除其内心的罪孽。然而在上学时，小男孩的动物本能主要表现在喜欢大嚼青梅、花生和糕点等更为无害的嗜好上。
那么姑娘们会怎么样呢？直到最近，几乎没什么人去关心和注意她们[19]，但情况现在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曾经有一名惠兴女士关心八旗的姑娘，她在杭州创建了一所学校，以教给这些姑娘美德和学问。但她的努力没有得到适当的响应，于是她试图用死谏来唤醒满人，呼吁大家来关注女子教育。在两次吞食鸦片，以自尽相威胁之后，她终于成功了。她用自己的血写下的绝命书在民间流传甚广，由此募集的资金使人们盖起了两幢宽敞而舒适的房子。这封绝命书全文如下：
众学生鉴：
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城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都依着忠孝节义行事，方与世界有益！我今虽然捐生，这不叫短见，这是古时定下规矩，名叫尽牺牲，是为所兴的事，求其成功；譬如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后，必买香还原；如今学堂成了，就如同病好了；这个愿一定是要还的；女学堂如病人，求常年经费的禀，如同病方，呈准了禀，如同病好了；我八月间，就要死的；因为经费没定准，没钱请先生，只得暂且支吾；我有些过失，几乎把你们都得罪了，望你们可怜我些！不记恨我，则我虽死如生矣！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侍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
妇女们还想在其他方面改善她们的状况。有一位女士近来刚因为试图为争取妇女权利而献身，但究竟是使用什么方式，我还不太清楚。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女人，所以她们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抚慰其中的一个女人。下面这段文字选自一份官方报纸的号外：
初五早晨三点，秋瑾被砍了头。她是由山阴区本部的卫兵押往刑场的。在行刑时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背心，以及用黑薄纱做的上衣和裤子；脚上穿着洋鞋。她的双手被手铐和铁链绑在背后。当她从监狱出来，穿过街道时，有一名士兵用一根铁链牵着她走，还有好几个人从背后粗暴地推着她走。到了刑场以后，她跪下身去，回头看了一眼，便引颈就戮。第二天一早，有人抬来棺材，将她收殓了。
该报的编辑似乎沾染了西方人的情绪，否则怎么会注意她穿着的细节呢？一个女人被砍头是一条很引人注目的新闻，而且她现在还被荣耀地埋葬在西湖边上。也许她的事业将因为她的牺牲而变得尽人皆知。这与民间的信仰非常一致。这种信仰还通过其他怪异的习俗表现出来，如代人受罚，以及替疯子接受治疗。
百姓们已不再受旧的佛教所控制，尽管在太平军被消灭之后，有许多寺庙又得以重建。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和尚偷懒和不道德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已经作为经典编入了灵隐寺的标准导游词。话说一个和尚去出售食品、香和蜡烛的地方逛街，在那儿买了胭脂、水果和糕点。他瞟见一个窗户里有个漂亮女子在看着他，于是便对她意味深长地举了一下手中的东西。她把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两人串通一气，要捉弄这个和尚。她便对和尚挤眉弄眼，但告诉他说自己的丈夫经常在家。所以和尚开始经常来光顾这个店，使店里的生意大为改观。最后她告诉和尚，自己的丈夫将出门做生意，并跟他约定幽会。她给和尚摆下酒席，接着让他进她卧室去做好准备。和尚刚刚脱掉衣服，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她丈夫回家来拿东西！她要和尚躲进一个箱子，不要出声，然后她把箱子锁了起来，直到天亮，于是夫妻俩抬着锁住的箱子前去见官，结果那个官老爷判决说，既然是他们的箱子，就应该把它扔到河里，让此事有个好结局。
那些故事所讲述的是杭州800年以前的状况，但人们都觉得如今寺庙中的伦理气氛并无丝毫的改变。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就像1909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所发生的暴动一样。皇帝也不止一次地颁发诏令，要关闭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尼姑庵，因为男人和女人过独身的生活毕竟是违背人伦的。“归根结底，这些生活放荡的佛教徒懒惰成性；他们既不愿在田里耕作，也不愿意在市场里做买卖。由于没有食品和衣服，他们便巧言令色，欺骗民众。”关于这一点，他们做得很成功。老百姓都相信，在和尚的纵容下，有香客留宿的那些寺庙里，每天晚上都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尼姑庵往往就建在寺院的旁边。当人们不干活的时候，往往就会沉溺于赌博、酗酒和抽鸦片。像“要见黑心人，念佛堂里寻”这类谚语表明了民众对他们绝无好感。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和尚这么惹人讨厌，那么在太平军被剿灭之后，那些寺院为何还能得以复兴呢？当基督教的僧侣们在被宗教改革的大潮逐出修道院之后，要想卷土重来，就必须洗心革面，重塑自己的道德形象。但这些佛教和尚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最好的解释也许是，正统的儒教对于来世生活持不可知的态度，而佛教徒已经背离了释迦牟尼类似的不可知论，他们不仅对于地狱和天堂有确定的和煞费苦心的教义，而且还迎合了所有民间的迷信。佛祖招募信徒来做和尚，是为了让他们拯救自己，而中国的和尚已经变成了为别人而祈祷的祭司。佛祖的和尚过着流浪和乞讨的生活，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互相忏悔和讲经论道，而中国的佛教徒建起漂亮的殿堂和寺庙，他们为别人的灵魂和自己的腰包而对菩萨顶礼膜拜。佛祖的和尚把释迦牟尼及其高僧的教诲编纂成短篇经文，用心钻研，身体力行；而中国佛教徒的经文要长得多，未经翻译就用汉字写出，所以他们背诵的那些经文就像是一种符箓，无论是听众还是他们自己根本连一句都听不懂。雇用另一个人来为你敬神，遵照一种谁也不懂的外来仪式，用一种甚至在其发源地都已经失传的拙劣外语发音，以及被佛祖明令禁止的习俗，这样的祭司无论在其方法，或是他本人所担任的角色上都完全违背了佛教的教义——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是这么荒唐，但在中国和欧洲却又是如此真实。(www.xing528.com)
和尚们欺骗普通民众的做法，大家都可以轻易地猜出来。只要你出钱，就可以请和尚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来念诵经文，以便为你积德。这些和尚太懒惰了，也许还未听说过他们的西藏同胞专门为此设立水轮，一边踏轮，一边念经。他们用更低的价格，将念经的合同转包给一些不能工作的老太太，后者为了表明不偷懒，就在街上围坐在一张桌子的周围，从早到晚大声念经，以便能挣到十文钱和做饭的大米。她们与和尚之间的工钱差价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杭州城里大大小小上千个重建的寺庙，因为在太平军占领时期，城里只剩下了一个寺庙。这事听起来就像是发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我们不知道那些出钱请和尚念经的人为什么不直接跟那些老太太打交道，这样就可以避开中间人。还有些仪式是必须他们亲自参加的，例如放生日。其实这就相当于湖滨野餐，当乞丐们带着蛇来卖时，富人们就将其买下放生，以便能够积德；自然，这些蛇还会数次派上同样的用场。
自从太平军被剿灭后，有两股西方的思潮影响到了杭州，这就是传教使团和教育。现在已经有了六个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使团在这儿工作。他们在30年当中曾是唯一的西方思想媒介。但在最近12年中，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清廷当局受了外国思想的影响，决定改革整个教育系统，并采用西方最好的方法。过去考中国典籍的科举制度已经被废止；那些已经花费了10年或12年来准备考秀才（相当于学士）的年轻人发现这个学衔已经不再颁发，而理学士的学位现在变得更为抢手。旧的贡院已被拆除，在其原址上盖起了公立学校的校舍，关于这个学校我后面还得介绍一下。学生们现在要学英语、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物理、医学、战术和战略、火炮制造和射击学等——除了宗教之外，其余的西学各科几乎都要学。（对于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公开表示厌恶，但对于儒教伦理，他们却似乎连一点面子也不愿意给——然而还没有其他的信仰可取代它。）在我们看来，那些新建的房子，即经过改头换面的洋房，显得丑陋而怪异，在中国人眼中无疑也是如此，但在生活和伦理道德中的建筑又是如何呢？他们正在清除那个已不再受到尊崇的废墟，但他们用什么来在这片废墟上进行重建呢？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让我来讲述一下自己拜谒浙江巡抚的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他是来自北京的蒙古人，而且当时担任各行省巡抚的也就他一个是蒙古人。幸亏我持有来自华盛顿的介绍信，所以得以面见巡抚，并成为省谘议局开幕式上仅有的三名西方人之一。而且巡抚还专门来到我所居住的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使团驻地，作为我拜谒他的正式回访。
拜谒巡抚的约会定于上午10点，后者派来接我的一顶官府轿子增添了整个拜谒行列的威严。人们打开了省府的大门，我们的轿子在庭院的一个大门旁边停了下来。巡抚的文书和省府的译员就等在那儿。巡抚本人在下一个大门处迎接我们，并将我们带进了贵宾室，那儿有一张外国风格的餐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他按照西方的礼节请我们入座，我们互致问候，出于礼貌，我问他贵庚几何，并被告知他49岁。然后我们交流了各自的经历。
我跟他讲述了自己所做的旅行，作为蒙古人，他对于我全程考察长城很感兴趣，并赏脸接受了我的这本新书。谈到其他大陆时，他对我所讲述的在中非那终日幽暗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俾格米矮人的故事，表示了极大兴趣。听到我称赞杭州城的良好治安和秀丽风景，他感到非常欣慰，但又摇摇手，说这些不是他个人的功劳。我跟他一起叹息古建筑的消失，并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保护那些古塔。我问他是否能给我指点一下从以前朝代流传下来的名胜古迹，他遗憾地告诉我，每隔几个世纪，都会有一次大的暴乱毁掉许多古迹，而杭州城就在45年前刚刚遭受过太平军的劫难。当我请求他提供古史、方志和地图等信息时，他很客气地答应在藏书楼里帮我找一下这些材料。本章前面部分的许多内容便来自他所提供的资料。然后，我们回到了教育这个话题。他承认目前已经取得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缺乏一个彻底的协调和等级制度，就像旧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做到的那样。我想到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巡抚陪同摄政王的弟弟在沿海地区挑选海军基地一事，便问道：“你认为中国最急需的是什么？”他的回答耐人寻味：“首先，我认为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学会识字；其次，所有人都得学会一门谋生的手艺。这两样是最重要的。”注意，他说的并不是自卫、海军和宗教，而是一种善意而质朴的中庸抱负。我告诉他，几年前我碰到端方时，他曾经讲过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而在我最近的旅行中，我发现这种新的精神正在崛起。“是的，”巡抚答道，“百姓们识字越多，也就越明白事理，这样就能获得新的精神。我也努力想达到这个目标，但百姓在没有明白事理之前，绝不会获得这种精神。”他告诉我有一些贵胄子弟正准备去美国留洋，假如他的儿子也被派遣留洋的话，就有可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他询问，倘若中国跟外国列强竞争的话，美国会采取什么方针。我告诉他，我个人希望中国繁荣富强，而且我认为这代表了普通美国人的意见。听到这儿，他不禁向我拱了拱手。在谈到传教活动时，巡抚说他并不反对传教士规劝中国人，但他认为，他们所传播的宗教不够深入人心，不足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交谈中，我得知他第二天要去参加浙江省首届谘议局的开幕仪式，然而就在这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之前，他还专门为我挤出了一个半小时的珍贵时间。不仅如此，他还答应给我开幕式的入场券。拜谒结束以后，他亲自送我到外面的轿子处，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周到礼节。
归途中，当我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从江滨开垦出来，作为皇帝和许多伟大学者的故乡，以其学问、藏书和工匠手艺而闻名于世，并且是浩瀚卷帙描写对象的这个历史古城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变化正在降临。我周围的一切都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曾经是大运河终端的城市现在成了一条铁路的起点。然而，比这种外部物质进步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人民议会的谘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星期四这天正式开幕。民众的愿望从此有了表达。从今往后，文官的统治和八旗兵的野蛮武力都将被民主的希望和愿望所制约。
第二天，我利用了这个特权，并与我的两位东道主——司徒尔博士和司徒华林教授，成为见证这个独特仪式仅有的三个西方人。由于永久性的省议会大厦尚未竣工，开幕式便在师范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会场里插着黄、红色相间的龙旗，以及皇帝的龙旗。身穿制服、腰佩长剑的卫兵将我们领到了楼座的中间位子，正对着皇帝的诏令和省咨议局的议长。
早上9点整，巡抚来到了会场，议员们纷纷起立欢迎他。接着，临时议长让大家安静下来。当巡抚捧着承载皇帝诏令的黄色卷轴走到前台时，议员们全体起立鼓掌。他在前台宣读了关于成立资政院的敕令。稍事停顿之后，他又拿出一个有关制定会议议程规则的白色文件进行宣读。这些就是开幕式的主要内容。然后，议长宣布暂时休会，到下午再继续开会。
卡莱尔[20]曾使得法国议会的开幕式大放异彩，而这位凡尔赛老剧院的来访者得以坐在整修一新的包厢里，凝视着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有这样机会的人并不是很多：目睹一部新剧目拉开序幕，并对即将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深信不疑。
在第三天，巡抚隆重地对我进行了回访，花了很长时间穿越整个城市，并成为访问美国南长老会驻地的第一位浙江巡抚。这可是杭州城里的一个重大事件：由马车侍从、步兵和骑兵护送的该省最高行政长官来到一个外国传教使团的驻地。我们很难想象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会在国民自卫队的护送下，出来拜访一个借住在德意志城中国内地会的非官方中国旅行家。
他的举止温文尔雅。我们自然谈到了秦始皇建造的长城，它在许多世纪以后又得以重建或大面积整修，以防御蒙古人的侵略。他哈哈大笑地向我指出，无论如何，蒙古人还是来了，而且留下不走了。我告诉他，在长城的最西端，有一位中国文人刻下了几个字：“当心俄国佬！”他有点脸红，圆滑地把话题重新转到了非洲的俾格米矮人上，问我是否有巨人住在他们的附近；这也许是一个东方的寓言故事。我们找到了一个由制造业所引出的一个不那么微妙的话题。当看到桌上的一个瓷器时，他指出，当中国的瓷器掉在地上时，它就会摔裂成两三个碎片，而日本瓷器就会完全破碎，无法修补——也许这是另一个寓言故事。我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他提醒我说，用铜丝来修补瓷器在中国是很普通的事，而且我亲眼看到它们修补得简直天衣无缝。他还告诉我，虽然日本瓷器新的时候样子很好看，但它们寿命不长，对此我又表示赞同。在这次回访中，他给人留下了最佳的印象。在场的一位美国人在重申了美国对中国的善意之后，又表达了想学习汉语的愿望，巡抚微微一笑，并真的给他上了一课！他选了“天”“地”“茶”这三个字，来教这位美国人汉语发音。我同意对于初学者来说，它们可说是最佳的选择，而且这三个字的顺序排列也很得当。接着他又说，其实写汉字也很简单，这种看法很有趣，因为跟我们的观点大相径庭。“对于你们来说，”他这样分析道，“英语中‘天’这个词是由六个不同的字母所组成的，你们必须先学会这六个字母，然后再把它们拼写在一起；而对我们来说，汉语中的‘天’只需要一个方块字。”然而我不禁想到，在汉字中也必须把不同的偏旁组合在一起，而且它们的含义往往很模糊。区区26个字母就可以拼写所有的英文词，而汉字中却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方块字。他提起人口的问题，说杭州的人口有二三十万，而我曾听说别人估计的这个数字竟高达近百万。这件小事表明了他的节制中庸，毫无妄自尊大的倾向。但似乎还没有从宗教角度出发的人口统计，恐怕这个连想都没人想过。出于感激他对于一个旅行者所表示的礼貌和善意，我一直送他到了轿子旁边，并鞠躬向他告别。历史就是这样的奇妙：这个曾经是宋代皇帝逃离金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和元代所挖大运河终点的城市，居然是由一位蒙古人来充当巡抚！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像他那么开明的人肩上。
在拜谒了行省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下一件事就是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想做到这一点，御街显然是最理想的地方，而且我的朋友费佩德教授[21]是最能干的导游和翻译。
我们是从凤山门出发的，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城门正对着不远处的凤凰山，在杭州城建立之前那儿曾是一个蛮族的村落。从凤山门进城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最普通的就是行人走的那个双重大门；在旁边还有一个水门，我们访问杭州时，有大量运纸的船从那儿通过。凤山门一侧有雉堞的城墙顶上有一个辘轳上悬挂着一个篮筐，通过这个篮筐，人们在晚上花大约一便士的价钱，就可以把自己吊进城去。这个辘轳没有棘轮，有时摇辘轳的人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往往吊了一半就摇不动了，结果就连外国人坐在篮筐里这个事实都不足以刺激他把篮筐摇到城墙顶上。我有好几次被这样吊在半空之中，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那样纹丝不动，可心里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把我吊上去，或是会突然掉下去。然而，只付了几个铜板，你又怎么能指望保险平安呢？人们可以把跟御街平行的运河抽干，在那儿建一条电气铁路；由于已经得到了这个水道的使用权，所以这个工程将会利润颇丰。也许造几艘汽船的投资会小得多，而且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混乱。
杭州凤山门和“夜郎担”
在有双重大门的瓮城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大的帐篷，里面住着一位天朝的看相师、通灵术士或算命先生。我们毕恭毕敬地走进他的帐篷，付了12个铜板作为报酬之后，便请他为我算命。他先问我的年纪，我回答说：“不到六十。”这个回答并不能使他满意，于是他便微微一笑。我又告诉他，我比父亲要小43岁。看到我在这些事情上就像一个待嫁的姑娘那样忸怩不安，他便宽厚地继续给我看相。他拧了我左耳朵三下，右耳朵两下，在我鼻子上至少敲了七下，足以刺激那儿的血液循环。他说，1—7岁，我的左耳便已长成，可以看得出我当时的状态；8—14岁，右耳成熟可显；15—16岁，我的天庭或天灵盖发育完成；17—18岁时，额角隆起；19岁时，额头中部长成；20—21岁，太阳穴发育成熟；22—25岁，太阳穴上面部分体现好运；28岁时，两眉之间出现皱纹，不太吉利；29岁时，我的“偏阴山林”（pian yin shan lin）色相很好；30—32岁，我的眉毛成熟得还真有点吉人天相；33—34岁，眉毛上面那一小块骨头也发育好了，表明我运气很好。接着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为此我必须从他桌上的箱子里随机抽出一个黄纸卷。头两个黄纸卷什么也没显示，不得不扔掉；而当第三个黄纸卷抽出来时，似乎什么都有了。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将来要当大官。我提醒他，我问的是有关我家庭的情况。“你妻子活得很好的，不必担心。”孩子们全都平安无事，并且已经显示出将来当官的优异品质。我将来的年俸不是几千，而是几十万。我要活到90多岁，而且耳不聋，眼不花。他是按下面三点对我的命运做了测算：权势、财富和长寿。那人也许已经给成千上万个人算过命，并且对生活的“尽善尽美”（summum bonum）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可是传教士向人说教的一个机会，传教士所要传达给人们的最简单信息就包含着好运气。当我告诉他，自己尚未结婚时，他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我们经过了左边的警察局，来到一个生产剪刀的作坊，那儿有4个工匠，每天生产100把剪刀，每周工作7天，每人月薪为6至7元，由老板为他们提供米饭。有些服装店里出售着天朝子民所穿的那种袖子奇长的蓝褂子；还有一些放着脸盆和毛巾的剃头铺。最令我称羡的是用羊角来制作灯笼，做这种灯笼需要五六个工人，每人月薪在15至16元之间，再加上老板的米饭。工匠们从上海买来山羊角，加工磨光之后，用烧红的夹子把它们焊接成一体，整个制作过程中，工匠表现了高超的技艺，令人目不暇接。用泥土和盐巴腌制的松花蛋每个要卖19文，而新鲜鸡蛋则每个标价15文。
然后我们来到一个门面富丽堂皇的店铺，牌子上写着“胡庆余堂”。整个垂直形的门楼都是用镶嵌在墙上的方瓷砖所砌成的，它们立即给人以繁荣兴旺的感觉。我们所进入的那个廊道里挂满了写着金色字体的招牌，宣扬该药堂里所有中药的神奇功效。每星期都有几个特定的日子，会使这儿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药价可以打折——颇似美国的铁路在特定的日子里卖打折的火车票。医院也遵循着这个计划。这就使得药店和医院都把职工的精力用在药品的销售或制作的日常工作上，它所关注的是时间的分段，而非劳动的分工。可是对于某些美国药店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金字书写的药品广告，在那些金字招牌的下面，还摆放着盛满中药的大坛子，这些坛子排满了整个长廊，一直延伸到那更为神圣的售药部门附近。
除了亲口尝一下之外，我们被引导用各种方法来检验中药的制作。我们发现中、西药之间有一种区别：中药的名称说明了它们的用途和效力，而美国的绝大部分药品名称在表达它们的用途方面简直比梵文还难懂，而且想象力还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理解药名所给予的暗示。十全大补丸是用十种药品制成，自然可以作为普通的滋补药品；双秘丸专治象皮病，这种病无论对谁都够神秘的；六神丸有补脑安神的效用；清平丸可治疗布赖特氏病[22]；千金丹是专门针对少女的，因为汉语中的“千金”[23]就是少女的美称。
每年都有大量的原材料被运到这个药堂，并被制作成在市场上销售的中成药。它的一个分店专门制作驴皮膏，另一个分店圈养了100只鹿，而在总店则另外又养了100只鹿，每头鹿都养在一个狭窄的围栏之内，吃桑叶，喝木槽水，睡在围栏后面隆起的一块木板上，脚下踏的是天竺葵的叶子。夏天时，鹿会长出新的鹿茸；到了冬季，鹿茸就会被锯下来做成中药；鹿身上的所有其他部分也都得到了利用。一头鹿的价值为500—800鹰洋，每年大约要杀60头鹿；没有一家美国药店会以这个价格每年杀60头鹿的。用这种方法，随时可以得到新的原材料。在街上，人们可以买到跟后面那座山那么古老的罐头牛奶，然而这个药店不仅提供成药，而且还卖新鲜的药。在一些比屋顶还高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粒正在晒干的药丸，这只是一天的产量；它们在晒了一天之后，还要被煮上一天。我们看到那些需要保持干燥新鲜的药丸被密封在漂亮的白色蜡球之中，这种做法要远远优于用胶囊保存的蓖麻油，因为蜡不像明胶那样容易变质。研磨药材的工人全都是盲人，那样他们就不会泄露秘密。在胡庆余堂里总共有300人在制作中药，全部都是宁波人，没有一个人是做广告推销的，这跟我曾经参观过的一个美国大药厂简直是天壤之别，在美国药厂的顶层有13个人在生产药品，而下面却有75个人在准备药品广告。
司徒尔博士与这个大药堂的创始人有过一段交情，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个简短的传记故事：
胡雪岩原是在一个钱庄拖地板和干杂务的学徒。有一次钱庄着火，其余的伙计都逃走了，只有年轻的胡雪岩坚守岗位，留了下来。钱庄老板为了报答他，便给他升了职。他很快就发迹致富，成了杭州城里的洛克菲勒和大清国的首富之一。他开办当铺，这在中国是个一本万利的行当。他娶了30个妻妾，建造了城里最豪华的宅院。而且他还在有自己当铺分店的各个城市里都买了妾和宅院，以避免出门时还得带家眷。他为皇帝筹措粮饷，一生过得潇洒快活，在杭州的胡宅里置了整整60个竖钟。有一次他要一家药铺退款，后者拒绝以后，他就开办了另一家药堂与之抗衡。如今这家药堂成了中国最大的药店。他因囤积丝绸而倾家荡产。胡雪岩唤来妻妾，给了每人100元，让她们各自回娘家；然后他吞金而死。然而他的大药堂却仍然生意兴隆。
胡雪岩从一个穷人变为富翁，颇有点做美国梦的意味。由于过于贪心而丧失一切，又不能忍受失败，于是便吞金自杀。
御街的两端都是村落，它穿越整个大都市，是城里旱路的主动脉。最近的一次火灾烧毁了一些店铺，于是当局命令，凡是要在这条街新造房子的话，街面都必须拓宽一半——这正是一个最明智和及时的法令。中国人不喜欢过于笔直的街道和运河，弯弯曲曲的道路和运河要更吉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水鬼和恶魔便更容易迷路。
我们在御街上只穿过了一个相当大的桥，桥上有一个财神爷的神龛。附近还有其他的两座桥，更重要的那座桥称作众安桥。在朝拜财神爷之前，我们来到了位于保佑坊的清真寺。它建于7世纪的唐朝，是城里的三个清真寺之一，也是被太平军放过的仅有的两个寺庙之一，因为在那儿找不到任何偶像。这个清真寺已经修复过好几次，每次大规模整修时，人们就会竖石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这也是佛教寺庙的惯例。这些石碑之一首先记载下了捐钱者的姓名，捐钱最多的是昌善行（Firm of Prosperity and Goodness）的马先生，他认捐了1939.96元，外加1厘；认捐最小的数额是2元。碑上铭刻的捐钱总数为2209.96元1厘。
杭州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竖写商店招牌
杭州大街上制作角质灯笼的工匠
杭州清真寺院子里的日晷
再往下是关于费用的说明。第一块醒目的石碑内侧是一段御笔题词，石碑的正面用红色和金色字体写道：“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显示出穆斯林对于皇帝的忠诚。在屋外的院子里，有一个特殊的日晷，表示一昼夜的12个时辰，每个时辰包含了我们的两个小时。在杭州共有2000个穆斯林家庭，他们爱好清洁，眉目清秀，具有一种正直和独立的精神，这是大街上的普通人所不具备的。
普救堂也坐落于御街，在大门的一侧有一个接受婴儿的小门洞。很少会有男婴，或是健全而又健康的婴儿被送到这个地方来。婴儿从收容室被送进救济院，那儿已经有200个婴儿得到了自愿捐款者的资助。倘若谁想收养其中的孩子，他就必须提供好的保障，即他将为孩子的身体和道德提供适当的照顾。这并不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唯一的慈善机构，因为我们以前没想到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慈善机构。城里还有一个养老院和一个贫民收容所。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殷实中国士绅现在贡献出他所有的时间和金钱为孩子们办了一个学校！现在城里还可以看到师范学校、中学、文法学校和大约50个小学。
我还走进了一个卖冥钱的店铺，那儿的鹰洋是用纸板做成的，外面再用锡纸包裹。这种钱是用于在死人坟墓前焚烧的，以便它升天后能被存入银行，供死者在冥间使用。五个月之前，当一位亲王下葬的时候，总共花了一万块鹰洋，其中很多钱被用来购置纸做的物品、家具和冥钱，以便死者在冥间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是由王府的女辈们所做的，以便能体面风光地把死者送别到来世。
我从城里坐轿子来到忠臣袁昶的墓地。当朝廷密诏各地屠杀所有的洋人时，他还是一位朝廷命官。他高瞻远瞩地看到强大的舰队从太阳升起的东方开来，列强的武装力量正在集结，前来复仇，所以他把密诏中的“杀”字改成了“保”，并且公开宣布了诏令，这份伪造的诏令就这样发挥了作用，在这个省份里很少有外国人遇害。当然，慈禧太后不能容忍这样的叛逆行为，因而下令将他处以腰斩极刑，他的尸体被随意装殓在一个简陋的木箱里。后来他的先见得到了证明，民众对他的感情也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那个木箱被放入一个沉重而华贵的棺材，并由皇帝下诏令为其举行了国葬。送葬的队伍抬着众多的祭品经过了很长一段御街，袁昶的名字也被写入了忠烈祠。每一位外国人都应该去这个恩人的墓地朝拜一下。我折了一根常青树的树枝，毕恭毕敬地将它放在墓前，因这位死者大智大勇，敢于违逆西太后的旨意，挺身而出，为无助的外国人和无知的中国人行善。
杭州灵隐寺的“冥钱炉”。当作者勾手指向左面那个和尚示意时，他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着“菩萨保佑”。他的头上有12个用火炙出来的斑点。
假如说这显示了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新时代的一个方面，另一个甚至更为引人注目的图景可见于分别代表了往昔和未来的两个寺庙。让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灵隐寺和青莲寺。我们穿过为供皇亲国戚及其朝拜者前往位于西湖中央孤山的皇帝行宫而修建的白堤，来到1300年前一个印度和尚创建的寺庙。有一条铭文向走进灵隐山门的人们表明他们已经处于“咫尺西天”，在飞来峰的岩洞里，大多数的雕像旁边都刻着“活佛”字样。中国的寺院应被视作纯粹是赚钱的生意；它们实际上应该被拼写为“moneyasteries”[24]。官方关闭寺院，主要是因为那儿的淫乱过于猖獗。
现在我们把这个就连反对偶像崇拜的太平军也没能打破的迷信图景跟正在青莲寺悄悄发生的改革图景来做一个对比。青莲寺的建筑跟其他寺院十分相似，但奇怪的是，我在那儿没看到任何偶像，也没有任何具有偶像崇拜色彩的物体。有一位男子非常有礼貌地出来欢迎我们，还没等我开口向他发问，他就高声说道：“上帝保佑。”我问自己：“什么上帝？”显然惊讶和惊愕已流露在我的脸上。他拱了拱手，脸上浮现出中国人特有的甜美笑容。当他转过头去时，我注意到他还有根辫子，而和尚都是剃光头的。这个人非常会讲故事，他出生于一个小贩的家庭，13岁时就被太平军带走，去照看他们的马；他有机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有过许多可怕的经历。当他描述起自己经常看到的大屠杀场面时，仍然会全身发抖。叛乱结束后，他回到杭州城来找他的父母，却没能找到他们。做生意失败后，他便想到去做和尚，以维持生计。所以他就“脱离红尘”，到杭州的山里独自出家“修行”，当了和尚。
爱国义士袁昶，也称烈士袁昶，“他因在义和团动乱中篡改命令消灭外国人的上谕电报而为洋人献出了生命”。他的坟墓就在雷峰塔附近。D.C.乔因特小姐 摄
杭州太平桥。李薇妮 摄
多年以后，他对其他和尚的卑劣行为感到不满。生计的困难促使他将积蓄和募捐来的钱全都拿出来，买下了青莲寺。他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住了十二年，收入主要靠出租寺院房屋、香客的捐赠，以及他经常为别人念经做道场的酬金。
1898年，火药库的爆炸震坏了青莲寺的大殿，他便请了一个木匠来进行修复。这个木匠是位基督徒，并告诉他唯一的真神是上帝，以及上帝救世的方法。过了一段时间，他买到了一本《圣经》，甚至还陪同那个木匠去参加了几次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后来他去参加了离家更近些的南堂举行的晚间祈祷会。“究竟什么是你决定成为基督徒的真正原因？”我问他。“我过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祈祷会时，总是走偏僻的小巷，怕有人会认出我来。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人们一个个站起来请求祈祷，一是为外出传教的传教士，二是为一个生病的教友，三是为一个仍未皈依的朋友。当我听到这些祈祷时，就对自己说：‘这正是我这些年来苦苦寻找，但仍未找到的东西，即真实无误的爱心，这就是我所要的。’我就是这样成了基督徒。”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祈祷会改变了他的信仰，而且是一次星期五晚上的祈祷会。从那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的寺院和菩萨，以及他拜菩萨的行当。由于他拒绝外出念经做道场，他的老顾客们也不再相信他了。当然，作为基督徒，他也不能容忍自己再去维持一个满是菩萨的寺院！他问当地的一个牧师，自己该怎么办。后者回答：“要跟随基督，你必须抛弃一切。”这位质朴的老人从字面上理解了这句话，便拿着寺院的地契，把它们放在牧师的脚下。传教士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寺院，因此他们便把地契保存了起来。这位老和尚又忙碌起来了，但他现在是老寺院里一个教会学校的老师，他的收入要比以前出租房产时少得多。他说要把余生都贡献出来，以帮助中国的孩子们获得真理。
杭州灵隐寺的理公塔
杭州灵隐寺美丽的春淙亭
[1] 1英尺≈0.3048米。
[2] 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位于加拿大与美国边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瀑布之一。
[3] 为了尊重原著，中文版纸书单数页页眉处放不同的谚语。考虑到电子书的排版，本书谚语汇于全书最后一章。
[4] 静默之塔（Tower of Silence），古代印度人堆放尸体的塔形建筑。
[5] 金角湾（Golden Horn），即土耳其的哈利奇湾。
[6] 克努特大帝（Canute ？—1035）是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之子。他英勇善战，1062年，在阿兴顿战役中打败了英王埃德蒙二世。于是克努特成为统治英格兰和丹麦这两个国家的国王。
[7] Rotten Row是指伦敦海德公园里宽阔的骑马大道。
[8] 慕稼谷主教（Bishop Moule，1828—1912）是1858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起初在宁波，后来又到了杭州。1880年他被升为安立甘会华东区主教。
[9] 金尼阁（Nicolas Trignaut，1577—1628）是1611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1628年在杭州逝世。
[10] 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是1601年来到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1659年死于杭州。
[11] 即家在绍兴一带的禹。
[12] 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前519—？）是罗马政治家。传说公元前458年，他被公推为独裁官，去解救被敌人围困的一支罗马军队。当接到此任命时，他正在自己的农庄里耕地。敌人被打败之后，他马上主动辞职，返回了农庄。
[13] 雍正是康熙的儿子和继位者，他于1722年登基。
[14] 雍正发布诏令，将所有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都驱逐到了澳门。在此期间，有300多座教堂被捣毁。
[15] 指孔子由曹国去宋国的途中，在大树下与弟子们讲习礼仪，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审校注
[16]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细节是后人编造的。老子要比孔子早出生五十年。——原注
[17] 现代道教跟老子的关系就像跟穆罕默德的关系一样风马牛不相及。——原注
[18] 据说后羿的妻子嫦娥从丈夫那儿偷了长生不老药，带着它逃到了月宫，并在那儿变成了一只蟾蜍。据说月食是因为这只蟾蜍吞食了月亮。
[19] 在中国，鄙视女孩的程度绝没有像外国人所相信的那么严重。人们只需阅读一本普通的中国小说，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20]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法国大革命》（1837年）出版后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1865年，他出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21] 费佩德（Robert F.Fitch）教授，硕士、神学士，是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儿子。——原注
[22] 布赖特氏病（Bright’s Disease）又称肾小球肾炎。
[23] “千金”的本意为“一千盎司的银子”，传统上被用于称誉别人的女儿。它也被用于日常对话。——原注
[24] 这是一个生造的双关语。英语中的复数“寺院”一词为“monasteries”，而“moneyasteries”一词在词典中并不存在，大致意思为“钱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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