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探讨文化交流成果

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和海洋仙道文化。妈祖文化起源于福建省的莆田一带，随着海运事业的发展而传遍中国沿海各地，进而传到了东南亚、东亚的一些国家的沿海地区。元朝时，妈祖文化随着漕运的盛行，迅速在中国北方沿海传播开来，至少在元末明初，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就有了影响。经海路出使中国的高丽、朝鲜使臣及随行人员，应是将妈祖文化带入朝鲜半岛的主要人员。正如韩国学者朴现圭教授指出的：“韩国人接触妈祖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从妈祖信仰的发展史来看，它与韩中两国使臣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2]“高丽和明朝两国之间建交后，开通了连接登州和辽东半岛的海上交通。当时，沙门岛（庙岛）是渡渤海湾时，往来南北的船舶在停靠并祭拜妈祖的地方。郑梦周、李崇仁、权近、朴宜中等高丽使臣们前来沙门岛（庙岛）天妃庙，祈愿航海的安全，并留下了述说妈祖信仰灵验的作品。高丽使臣们虽然是站在同船者的立场参加了致祭仪式，向天妃庙祈求航海的安全，但很难说他们后来也一直信奉了妈祖信仰。”^[3]明初，出使明朝的使臣，如郑梦周、权近、李稷等路经庙岛群岛时就留下了多首咏天妃（妈祖）的诗篇，笔者曾在《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做过解读^[4]，以说明明初的高丽、朝鲜使臣对妈祖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但明初的高丽、朝鲜使臣还谈不上对妈祖文化的迷信，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妈祖文化对朝鲜使臣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在明末时期。

（1）明末经海路出使明朝的朝鲜使团，虽然只是从天启元年（1621）到崇祯九年（1636）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而且有的年份还没有史料传世，但仅从传世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日记、祭文、诗歌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朝鲜使臣从开始的仅仅是认同妈祖文化，入乡随俗到路经的天妃庙祭祀天妃（妈祖），到后来的对天妃（妈祖）极度的迷信和敬畏，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虔诚而隆重地祭祀天妃（妈祖），不仅说明了妈祖文化对朝鲜使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见证了妈祖文化在明末的中朝（韩）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位置。

明末经海路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多是当时在朝鲜有影响的文人出身的官员，不少人当时就有着较高的身份，或归国后成了朝中重臣，如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奏闻（请封）使正使李庆全是以左议政（第一副首相）身份出使的明朝；天启四年（1624）的朝鲜谢恩、奏请使正使李德泂，归国后官至右议政（副首相）；天启六年（1626）朝鲜进贺圣节使正使金尚宪归国后官至朝鲜左议政（第一副首相），进贺、冬至使正使南以雄归国后也官至左议政（第一副首相）；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团正使金堉，归国后官至朝鲜领议政（首相）。他们留下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日记、祭文、诗歌等，包括其中表达的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无疑都为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前面的介绍中还多次说到，航程途中受妈祖文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有随行的船夫、水手们。朝鲜使臣对妈祖文化的迷信，也巩固和加大了他们的妈祖信仰。他们归国后，多从事的仍然是与大海、船只打交道的行业，必然也是在朝鲜半岛传播妈祖文化的主要力量。韩国学者朴现圭教授撰文指出：“在平安道西海岸地区曾有5处，在仁川地区有1处（妈祖庙）”，“位于平安道西海岸一带的妈祖庙，似与西海岸船夫们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丙子胡乱’之前的17世纪前半期，在平安道西海岸曾出现过妈祖信仰活动。当时前往明朝的海路使行船舶出航地按照时期不同，会有所变化，但基本上还是在安州的清川江、郭山的宣沙浦、甑山的石多山、平壤的大同江等4个地方。这些地区全部位于平安道西海岸地区。参加对明海路使行的使臣们包括平安道的宣沙浦和石多山在内的，还有辽东南端、渤海湾北端和南端、河北和山东等地都留下了有关妈祖信仰的作品。那时使行船的船夫们也和使臣们一起直接体验了妈祖信仰，所以在当时应已把妈祖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了。船夫们回平安道后向他们周围的人传播妈祖信仰，或说起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可能是后来随着接受妈祖信仰的当地人逐渐增多而兴建了妈祖庙。”^[5]“丙子胡乱”，指的是崇祯九年（1636）清军大举入侵朝鲜，这一年是丙子年。上述韩国学者的分析和结论，虽说还需要第一手更有说服力的史料支撑，但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清初时期，朝鲜半岛建立的许多妈祖庙，应该说，主要还不是清朝皇帝尊崇妈祖的原因。清初时期，虽然朝鲜被迫归顺了清朝，但当时无论朝鲜王室，还是普通百姓，因壬辰战争期间，明王朝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朝鲜半岛，挽救了朝鲜，仍念念不忘对明朝的感恩之情。崇祯十年（1637），朝鲜仁祖大王在给清王朝皇太极的国书中就说道：“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不忍负皇朝，此无他，其树恩厚而感人深也。”^[6]所以，这期间妈祖庙在朝鲜西海岸的出现，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及随行人员的影响应是主要原因。

（2）明末朝鲜使臣撰写和创作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日记、祭文、诗歌等，都是明末中朝（韩）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作为文艺作品流传的与妈祖文化有关的诗歌，在中朝（韩）文化交流中有着更广、更大的影响力。

前面说到的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奏闻、请封使正使李庆全在隍城岛创作的六言诗《黄城洋遇疾风，祷神即遂》；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兼谢恩使正使赵濈与朝鲜奏闻、请封使书状官李民宬的唱和诗《舟中录似敬亭》《次赵侍郎平岛寄韵三首》；天启四年（1624）的朝鲜谢恩、奏请使正使李德泂的诗歌《三月二十一日》，副使吴的《泊庙岛》；天启五年（1625）的朝鲜进贺、冬至使正使全湜的《庙岛偶吟》；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正使金尚宪创作的《祭天妃迎送曲》《咏天妃观道士》，及与寓居登州的文人吴大斌的唱和诗《次〈庙岛停舟〉》等；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进贺、陈奏使正使李忔《舟次金山嘴，次李星山韵》《天津歌》《海上抒怀》等；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赍敕使正使崔有海的《致祭后登船》《次晴川〈庙岛停舟〉韵》《赠海潮寺宝上人》，及随行官员卞献的《敬次〈赠海潮寺宝上人〉》；崇祯三年（1630）的朝鲜进贺、冬至使正使高用厚的《遇顺风到长山岛，奉呈郑下叔》《蓬莱阁见东坡〈海事诗〉，次韵示郑壶亭斗源》；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谢恩兼奏请使副使李安讷的《共扫山坛拜海神》《到此泣祈神》（原诗皆无题，题目系本书作者所加）等；崇祯九年（1636）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正使金堉的《过铁山嘴》《次潜谷铁山嘴诗韵》，书状官李晚荣的《南汛口阻风，吟成观涛篇，呈潜谷》等。以上诗篇多是歌颂妈祖文化的，对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诗篇，既反映了这一时期妈祖文化对朝鲜半岛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也是研究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的珍贵史料，是明末中朝（韩）海上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3）明末朝鲜使臣咏天妃（妈祖）的诗歌，也在明末清初的中朝文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中朝（韩）文人间的诗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途中经过长山岛（今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时，正使金尚宪创作了歌颂天妃（妈祖）的《祭天妃迎送曲》；途经庙岛时，金尚宪创作了称颂庙岛天妃（妈祖）庙的《咏天妃观道士》；途经庙岛和登州时，金尚宪与寓居登州的文人吴大斌还有多组唱和诗，其中《次〈庙岛停舟〉》，也赞颂了庙岛天妃庙和天妃（妈祖）。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到达北京后，天启七年（1627）年岁春，金尚宪将这些诗歌，包括出使明朝沿途写的其他诗歌一并结集在《朝天录》中，并请明朝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康先为《朝天录》作序。李康先在序言中说道：“其所著朝天录，阅之，识趣高迈，襟怀寥廓。有工部之深思而不湮于排郁，有谪仙之潇洒而不流于狂肆，有五柳之澹荡而不沦于寂寞。至其音律之铿锵，对偶之金石，大有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之致。”^[7]李康先把金尚宪的诗作与杜甫、李白、陶渊明相媲美，虽有夸耀奉承之嫌，但也可说明金尚宪诗作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否则不会得到进士出身的，担任过国子监祭酒，又是皇帝身边要员的李康先的赞许。除李康先外，进士出身的太仆寺卿，以都御史（正二品）身份任浙江巡抚，官至工部尚书的济南府邹平人张延登也为《朝天录》作序，其中赞誉说：“读叔度诗，见其事有所感，情有所会。神与景合，气从意畅。亢不伤调，抑不病格。有优柔之韵，无衰飒之音。”^[8]这都可见，金尚宪结集在《朝天录》中的诗作在明朝官员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朝天录》中的诗作当然也包括上述赞颂天妃（妈祖）的诗歌在内，而且这些诗歌也是《朝天录》中收集的诗歌中的佼佼者。

清初著名诗人，号称一代文坛泰斗的王士祯（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称金尚宪“《朝天录》一卷，诗多佳句”^[9]。王士祺（王渔洋）在他著名的论诗《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中说到了金尚宪咏赞庙岛天妃（妈祖）庙的《次〈庙岛停舟〉》诗，并称赞其中的诗句说：“‘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前面说到，“小姑祠”，指的是庙岛天妃（妈祖）庙。“东国”，指当时的朝鲜。这说明，金尚宪歌颂庙岛天妃（妈祖）庙的诗作，也得到了中国诗坛名人们的赞誉。王士祯也曾是康熙朝中的主要官员，历任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要职。中国高官和文化名人对朝鲜使臣金尚宪的诗作，其中包括歌颂庙岛天妃（妈祖）的诗作高度关注和赞许，也必定推动妈祖文化在中朝（韩）两地的传播和交流。

（4）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正使金尚宪途经庙岛和登州时，与寓居登州的江浙文人吴大斌（号晴川）有多次多首诗歌唱和。第一次，吴大斌赠予金尚宪原唱诗两首：《月夜闻笛》《自嘲》，金尚宪和答《次吴晴川绝句二首》^[10]。金尚宪除了回赠吴大斌两首诗外，因吴大斌“携酒来访”，酒席间又赠诗一首《吴晴川携酒来访，招伶人侑觞，晴川酒酣闻歌，泣下沾襟，即席口占以赠》^[11]，主要内容是记叙与吴大斌相谈甚欢，感情融洽，以至于“酒酣闻歌，泣下沾襟”。第二次，吴大斌赠予金尚宪原唱诗三首《庙岛停舟》《辽阳出师》《水城夜景》，金尚宪和答《次吴大斌韵三首》。^[12]金尚宪的《次〈庙岛停舟〉韵》诗，是第二次和答的吴大斌的《庙岛停舟》诗。除唱和外，金尚宪在《朝天录》中还刊录了两组与吴大斌有关的诗，一组是应吴大斌要求写的《吴晴川恳求“除”字韵，次韵二首》^[13]，另一组是从登州返航回国与吴大斌作别时写的《发登州留别吴晴川》^[14]。诗的内容，一是赞颂吴大斌的才华和气节，二是表达与吴大斌的惜惜离别，难分难舍之情：“把君之袂执君手，为君沽酒向君寿”，把离别之时难舍难分的兄弟般的情谊写得真实动情。金尚宪与吴大斌的诗歌唱和，为明末中朝（韩）诗歌交流留下了优美的篇章，既表达了明末中朝（韩）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妈祖文化的广泛认同，也表达了相互尊重和仰慕之情，传承了中朝（韩）间的传统友谊。

吴大斌的有关情况，主要来自明末朝鲜使臣的记载。天启三年（1623）朝鲜奏闻、请封使书状官李民宬在《癸亥朝天录》中记载：“吴公，号晴川，越州山阴人，故游击宗道之族父也。宗道东征时，以都司来驻我国。宣庙见其揭帖，亟加称赏，命承文院汇集前后之揭缮写以进。后终于镇江尤吉。晴川来从镇江，今寓登州之开元寺。……重厚温雅，且有诗声，见重于士大夫。”^[15]说吴大斌的族侄吴宗道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壬辰战争”中曾驻防朝鲜。吴宗道在朝鲜发布的文告，还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庙号宣祖）的赞赏。吴大斌处理完丧事后，来到登州，寓居开元寺。同时也赞扬吴大斌很有文采，其创作的诗歌在当地很有影响，“见重于士大夫”。因吴大斌曾随吴宗道驻防过朝鲜，故多次主动拜访路经登州的朝鲜使臣，与朝鲜使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留下了多人多次的诗歌唱和。所以明末朝鲜使臣的笔下也多有记载。如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冬至使正使赵濈在《燕行录》中记载：“吴大斌自辽避寓到此，构诗持赠。”^[16]天启四年（1624），朝鲜谢恩、奏请使书状官洪翼汉在《花浦朝天航海录》中记载：“大斌……年七十余，皓发丹辅，烨如神人，清谈雅论，爽人耳目，貌如其心。”金尚宪在《朝天录》中对吴大斌也有介绍，称赞吴大斌是忧国忧民而有才华的爱国文人，并高度赞誉吴大斌所作的《辽海遗踪》一文，“献平辽之雅，配诗人之美。丹青竹帛，永图不朽”^[17]，称其既显示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也阐述了其收复辽东失地的决心和可行计策，“可以为大夫”，应该被举荐入朝为官辅佐帝王。这都可见吴大斌在朝鲜使臣中的地位和影响。虽说当时吴大斌穷困窘迫，不得不“构诗乞米”，但仍然博得了朝鲜使臣的尊重和好感，并由此产生了多首反映明末中朝（韩）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优美诗篇，其中颂扬妈祖文化的《庙岛停舟》唱和诗也随着这种友好交往传播开来。

（5）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赍敕使一行在登州停留期间，正使崔有海与吴大斌也有多次多首诗歌唱和，崔有海也和答了吴大斌的《庙岛停舟》：《次晴川〈庙岛停舟〉韵》，颂扬了庙岛天妃（妈祖）庙和天妃（妈祖），说天妃（妈祖）庙的灵气来自上天，天妃（妈祖）传递着上天的正义。崔有海更有多首描述与吴大斌友谊的诗作，如《次赠吴晴川》《吴晴川来访，送酒，因谢二首》《次吴晴川八首》《谢吴晴川雪上来访二首》《谢晴川送南果》《次晴川黄佃韵》《次谢来顾惠笋》等^[18]，诗的内容都表达了二人的真情交往和深厚友情。

崔有海也是当时朝鲜有影响的诗人，进士出身。崇祯二年（1629），明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兼督登莱等军务的袁崇焕要求朝鲜派兵协助明军攻打辽东的后金，朝鲜国王派遣崔有海一行出使明朝洽谈双方合作之事。崔有海一行渡海登陆登州后，“既至，袁公已谗死矣。日与登州人士吴大斌等唱和”。听说袁崇焕已被处死（当时袁崇焕被监禁），崔有海一行只好在登州待命，听候朝鲜国王新的指令。崔有海一行在登州停留了三四个月之久，与登州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及驻庙岛群岛的明军官员有着广泛的接触，留下了多首诗歌唱和及多首表达中朝（韩）友谊的诗篇。崔有海将出使明朝创作的诗歌，包括与他人的唱和诗，均收录在《东槎录》中。

崔有海出使明朝期间创作的诗歌，当时就得到了驻登州的地方官员和登州文人的高度评价。进士出身的南京刑部郎中，登州籍官员王述善评价崔有海的诗作：“得睹崔先生作，从容大雅，属国木天之选，真真不枉。生不敢有境外之交，惟服膺无已而已。”^[19]“属国木天”，说崔有海是朝鲜选拔的优秀人才。“属国”，指朝鲜。“木天”，指翰林院。原兵部主事，驻守登州的明军参谋程僖也赋诗称赞崔有海的诗作：“词坛声价传闻远，藩臬宏猷播颂高。”^[20]说崔有海的诗歌很有影响，得到了沿途地方高官的高度赞誉。“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代的地方大员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崔有海除与寓居登州的江浙文人吴大斌有多次多首唱和诗外，还与在登州的朝中官员钦差司农大夫宋献，南京刑部郎中、登州籍官员王述善，前任登莱总兵、仍以总兵衔督查沿海防务杨国栋，登莱总兵、金陵（南京）人张可大，张可大之弟张可度，原兵部主事、驻守登州的明军参谋程僖，原辽东军监军、登州籍进士梁之垣，开封府推官、登州蓬莱进士张瑶，驻登州的地方官员、举人张联台，登州蓬莱籍解元李元善，登州蓬莱举人刘性成，登州秀才陶学瞻等有诗歌往来。崔有海与登州的各界人士有诗歌唱和，既说明崔有海的诗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说明作为朝鲜使臣的崔有海与沿途的各阶层人士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赍敕使一行回国后，崔有海出使明朝期间诗歌集《东槎录》，也在朝鲜国内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着广泛的影响。已是朝中重臣的金尚宪这样评价《东槎录》：“海上辛苦之迹，东牟游览之胜，宛然复在。目前尤不能时刻释手也。……诗力豪横，书词辟阖。”^[21]说《东槎录》再现了作者一行海上航行的艰辛和在登州揽胜的情景，并称赞崔有海的诗歌豪放有力，文辞富于变化。东牟，即登州。朝鲜吏曹判书、大提学李明汉评价《东槎录》：“藻词清拔，格力雄俊。虽闇索皮相者，皆知为大方家自得之语。”^[22]说崔有海的诗词清秀脱俗，才智超群，即使草草地浏览一下，就知道是出自诗词大家的笔下。官拜朝鲜五卫都总府都总管的申翊圣还这样评价《东槎录》：“细毡广厦，朝夕纳诲，皆可诵也。则大容之道进于技耶，大容之技进于道耶。”^[23]说无论是朝鲜的平民百姓还是官员，都非常喜欢朗诵崔有海（大容）的诗歌，都能从诗歌中受到教诲。崔有海出使明朝期间创作的诗歌得到朝鲜高官和文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其当时在朝鲜的影响之大。《东槎录》中赞誉天妃（妈祖）及与妈祖文化有关的诗作，如《次晴川〈庙岛停舟〉韵》《赠海潮寺宝上人》《致祭后登船》等，也必然在朝鲜半岛传播开来。

（6）除前面说到的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正使金尚宪、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赍敕使正使崔有海外，还有其他使臣创作了赞誉天妃（妈祖）的诗篇，不少人也是在当时有影响的诗人。

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奏闻、请封使书状官李民宬，就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李民宬出使明朝期间，“中朝学士大夫间，与之唱和诗什，敬爱之殊甚，称李谪仙。此公之名不朽也”。与李民宬同朝为官的司宪府掌令，崇祯元年（1628）出使明朝的冬至兼圣节使书状官申悦道也说：“公之再赴燕京也，水陆往还累万余里，所过沿途奇胜异躅，恣意搜探，间与学士大夫迭相唱酬。格力苍健，华人爱而敬之，至称李谪仙，公之名盖已闻于天下矣。”^[24]司宪府负责纠察朝廷官员，类似于中国明朝的都察院，今天的最高检察院。申悦道因秉公执法，曾“四为掌令也”^[25]，他对李民宬诗作的评价，应是不虚的。这说明，李民宬的文采和诗作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与李民宬同时期的著名文人、诗人，状元及第的郑斗卿也称赞李民宬出使明朝期间所创作的诗歌：“其材富博，其气雄浑。其诗体各异，有似少陵者，有似昌黎者，有似唐宋诸名家者。体虽不同，皆不失大家薮，公真大家哉。文与词赋亦然。”^[26]以上说明，李民宬出使明朝期间所创作的诗歌，在当时中朝（韩）两国都有较大影响，其中颂扬天妃（妈祖）的诗作也必然随之传播开来。

崇祯三年（1630）的朝鲜进贺、冬至使正使高用厚将自己出使明朝期间所作的诗歌结集在《晴沙集》中，为《晴沙集》写序的两位人士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高官，一位是时任明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徐光启，徐光启当时已是朝中重臣，天子师，著名政治家，不久又为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另一位是朝鲜议政府领议政兼领经筵、弘文馆、艺文馆、春秋馆、观象监事金寿恒。“领议政”，即首相。徐光启称赞高用厚的诗文：“事依于忠孝，语出于和平，无意为诗，而诗自成焉，诗道尽矣。兹见朝鲜高使君诗，亟为申此义。……所称事依于忠孝，语出于和平者也。故其诗不为奇丽，自有真意；不为旷达，自有远思。”^[27]金寿恒评价高用厚的诗文说：“公之著述本不多，然其诗与文，蔚有风韵，不失家庭遗则。至其造次吟咏，犹拳拳忠贞二字。”^[28]中朝两位高官如此称颂高用厚出使明朝期间所作的诗歌，其中颂扬天妃（妈祖）的诗作也必定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流传。

创作赞誉天妃（妈祖）诗篇的明末朝鲜使臣，有些虽然不是著名诗人，但由于他们在当时的朝鲜有一定影响，其诗作也必定会得到广泛传播，对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天启三年（1623）的朝鲜奏闻、请封使正使李庆全，历官朝鲜刑曹判书（职权同刑部尚书）、判中枢兼同知春秋等职，出使明朝时的身份是左议政（第一副首相）。

天启四年（1624）的朝鲜谢恩、奏请使正使李德泂，历官朝鲜京畿巡按御史、左承旨、黄海监司、忠清监司、三宰、右议政（副首相），是当时朝中很有威望的朝臣，史评：“公庄重有德量，廉公笃厚，谦退不争。至于临大事，正大义，坚严。”^[29]说李德泂宽容厚道，忠孝仁义，仗义执言，刚正不阿，足见李德泂的人格魅力，及在朝中的影响。李德泂去世后，朝鲜国王仁祖大王“赠祭如礼，赠领议政（首相）”。

天启四年（1624）的朝鲜谢恩、奏请使副使吴，“年十九中进士”，“为槐山郡守，岁大饥，公悉心周赈……未满百日，政声已着”。出使明朝期间，吴撰写的给明朝的陈奏，“天朝诸公莫不首肯赞叹，事竟准请。仁祖嘉之，赐土田，减获，以酬其功”^[30]。说明吴当时也是朝鲜有影响的官员，而且还极具文学才华，其诗文在中国很受欢迎，并因出使明朝的出色表现而得到朝鲜国王的嘉奖。

天启五年（1625）的朝鲜进贺、冬至使正使全湜，进士出身，科举考试第一。历官朝鲜通政大夫、兵曹参议、左承旨、知中枢府事（正二品）兼同知经延春秋馆事，因在任时政绩突出，去世后，被赠左议政（第一副首相，正一品）。全湜的学问及诗文在当时也有一定影响，与全湜同朝为官的朝鲜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承旨李汇宁这样评价全湜的诗文：“典雅淳古，真有德者之言。……吾党之士，慕先生而学先生。”^[31]可见全湜的诗文在当时朝鲜的影响。

崇祯二年（1629）的朝鲜进贺、陈奏使正使李忔，进士出身，因书法精湛，还得到朝鲜国王赞赏，“甚加睿奖”，其文采也得到朝臣赏识，被推荐“拜翰林”，后历官朝鲜承文院博士、成均馆典籍、工曹正郎、司宪府持平、龙川郡守、黄海道都事、长湍府使、骊州牧（因功升嘉善大夫从二品）、兵曹参判、淮阳府使等职。任淮阳府使时，“以除贫民之役。邑民爱之。立石以颂之”。崇祯二年（1629）七月，升同知中枢府事出使明朝。因当时明朝关闭了登州口岸，朝鲜使臣只能经觉华岛从山海关入关，“海道险远。人皆惮行”，但当时“多病”的李忔欣然从命。家人因担心“行期甚促而宿疾复作，家人子弟，请据实乞免。公不可曰：‘人臣岂择险夷，况我立朝四十年，受国恩荣，图报万一，此正其时也。’辞气毅然。闻者愧服”。“八月乘船于大同江。出急水门。夜半风浪大起。碇绝船漂。舟人皆惧。公殊不失措。”在北京圆满完成出使使命后，李忔因劳累过度病逝北京。得知这一消息后，明朝皇帝“遣官谕祭，光禄官办祭，鸿胪官六员赞礼。铺黄土设龙亭黄伞，略仿皇上亲临之仪。且陈乐器于庭，祭品亦丰，行三酌礼”。此事使朝鲜朝野大为感动：“持蒙皇上恩荣，龙亭黄伞，晻映天日。鸿胪光禄，奔走奠酹。金牌煌煌，道路感涕。虽使中朝尊贵得此，亦足以夸耀于千载，况于海外陪臣。……此非独公之一身，凡我东偏之人，皆得与其荣光矣。”李忔的灵柩回到朝鲜后，朝鲜国王“追赠资宪大夫吏曹判书……又遣礼官临吊赐祭”，后又“加赠崇政大夫议政府左赞成（从一品）”^[32]。可以想象到，李忔在当时的知名度之大。

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谢恩兼奏请使副使李安讷，据韩国史料记载：“十八（岁），魁进士初试，连中汉试，声名大振。”历官朝鲜端川郡守、洪州牧使、东莱府使、庆州府尹、承政院同副承旨、江华府尹、礼曹判书兼艺文馆提学、刑曹判书等职，去世后，朝鲜国王“赠崇禄大夫议政府左赞成（从一品），兼知经筵春秋馆成均馆事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遣官致祭”。史评“公资禀雄伟，识度高迈，自少忼慨有大志。尝曰：‘丈夫得志则经济一世，失志则渔钓一壑。’……及从州郡着绩。用以至大使，屡当艰巨。率以办称为廉吏材臣，然其所至，纠违锄梗，动被中伤，辄自引去。故终未极将相大位，其不遇于世，大率以此故也”^[33]。这说明，李安讷有称道的人品和将相之才，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官员。

崇祯九年（1636）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正使金堉，也是进士出身，官至朝鲜领议政（首相），其职务本身就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史评也是以正面形象示人，说金堉为相后，仍“冬不御裘，食无兼味。虽在耆耋，鸡鸣而起，日有课读。周人之急，甚己之私”。即使病重临终之时，“诸公问疾来，必整冠危坐，劳苦如平日”。金堉也很有文采，“公为文章，自结发淹贯经史，晚好洛建诸老书。凡告君之辞明白平正，必以仁义为主。骚赋与诗亦皆有致。……且于六韬兵略星经地志五行之书，无不通焉。尝论西洋历法，上自洛下闳，下至唐宋元改历事如指掌。……所著诗文约十卷，有集杜诗，有感兴诗。皇明纪略，类苑丛宝，种德新编，海东名臣录，己卯录，松都志刊行于世”^[34]。这样一个有官品和才华的贤相，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崇祯九年（1636）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书状官李晚荣，进士第一（状元）出身，也是当时朝鲜十分清正廉洁的官员。李晚荣曾三次出使中国，“三入燕京，一则航海。奔走四方，夙夜匪懈”，为巩固和发展中朝（韩）传统友好关系做出了努力。^[35]李晚荣去世后，朝鲜主管纠察百官的最高官员、司宪府大司宪闵鼎重在挽章中说道：“劳勚平生最，清贫一世知。善人人共惜，何独哭吾私。”^[36]朝鲜兵曹判书李尚真写的挽章中也说道：“平生苦节清名在，唯向千秋万世馨。”^[37]刑曹判书南龙翼也说道：“平生自可看清操，气力还难恃渥颜。”^[38]礼曹判书郑知和也赞誉说：“清冰苦蘗居家日，大纛高牙出塞辰。北阃至今遗泽在，追思尚有泣边民。”^[39]说李晚荣担任地方官员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吏曹判书李庆亿的挽章中则说道：“三朝才杰擅时誉，盘错恢恢刃有余。忠信平生频叱驭，澄清一路早登车。”^[40]左参赞（正二品）赵珩也说道：“酋酋符彩动簪绅，争说当朝第一人。名重薇垣增直气，官高卿列任长贫。”^[41]这说明李晚荣既是甘受清贫的廉洁官员，也很有能力和才华，受到了当朝主要官员的赞誉。

这样一些在当时朝鲜很有正面形象的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也是沟通中朝（韩）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他们颂扬妈祖文化的诗作，包括自身的航海经历，祭祀天妃（妈祖）的祭文等，都会在中朝间得到很好的宣传，无疑也为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明末朝鲜使臣颂扬妈祖文化的诗文，不仅可以窥视明末中朝（韩）间紧密的文化联系，而且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诗文，也是妈祖文化影响朝鲜半岛和中朝（韩）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是中朝（韩）文学交流史上极其宝贵的遗产。这也是本书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的出发点和归宿。

【注释】

[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1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15页。

[2]朴现圭《韩国的妈祖信仰现状》，《莆田学院学报》，2016年2月，第23卷第1期，第1页。

[3]朴现圭《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30页。

[4]刘晓东、马述明、祁山《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9～95页。

[5]朴现圭《韩国的妈祖信仰现状》，《莆田学院学报》，2016年2月，第23卷第1期，第7页。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82页。

[7]〔韩国〕《朝天录》序，《韩国文集丛刊》第77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3页。(www.xing528.com)

[8]〔韩国〕《朝天录》序，《韩国文集丛刊》第77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6页。

[9][清]王士祯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0页。

[1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0页。

[1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3～284页。

[1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4～285页。

[13]〔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7页。

[14]〔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9～290页。

[15]〔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28～329页。

[16]〔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2册，韩国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7页。

[17]〔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3页。

[18]〔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55～593页。

[19]〔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1页。

[2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5页。

[2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67～668页。

[2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69页。

[23]〔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67页。

[24]〔韩国〕《敬亭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76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17页。

[25]〔韩国〕《懒斋集·卷九·墓志》，《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4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146页。

[26]〔韩国〕《敬亭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76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07页。

[27]〔韩国〕《晴沙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84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135页。

[28]〔韩国〕《晴沙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84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136页。

[29]〔韩国〕《记言·别集》卷二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99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83页。

[30]〔韩国〕《韩国历代人名事典》第14卷，韩国首尔：韩国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2010年，第96页。

[31]〔韩国〕《沙西先生文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67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5页。

[32]〔韩国〕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二百十·雪汀李公行状》，《韩国文集丛刊》第115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95页。

[33]〔韩国〕李植《东岳先生李公行状》《东岳集·东岳先生续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78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562页。

[34]〔韩国〕赵《龙洲先生遗稿》卷十四《领议政潜谷金公墓志铭》，《韩国文集丛刊》第9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256页。

[35]〔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8页。

[36]〔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9页。

[37]〔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8页。

[38]〔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9页。

[39]〔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9页。

[40]〔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9页。

[41]〔韩国〕《雪海遗稿》卷二《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0辑，韩国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