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朝鲜使臣受妈祖文化影响

通过前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妈祖文化对明末朝鲜使臣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逐年加大的。明末朝鲜使臣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天妃（妈祖）极度的迷信和敬畏，应与他们的航海经历有关。

（1）天启元年（1621）的两个朝鲜使团，是明末首次经海路出使明朝的，因来时在辽东半岛旅顺口海域遭遇风浪，“船皆相击，尽为沉败，人死者甚多”，使团的主要官员“仅以身免。相携登岸，船随覆”，部分人员脱险后，辗转颠簸从登州登陆。返程时为保平安，使团人员于十月初十日路经庙岛时按当地风俗在天妃庙“烧香祈风”，祭祀了天妃（妈祖），希望返航途中“免鱼腹之灾，愿借鸿毛之顺”，别再发生海难，祈愿一帆风顺。十月初十祭祀天妃（妈祖）之后，第二天拂晓，即十月十一日拔锚起航时，“晓出真珠门，顺风发船，疾往如箭”，一行船队驶出庙岛附近珍珠门后，即迎来了顺风，一帆风顺，船如飞箭。这样一种风向的巧合，是因为当时人们还不具备对天气海况的科学认识，只能想到是神灵的护佑，是祭祀了天妃（妈祖）的结果。天启元年（1621）的朝鲜使臣一行，虽说在后来回国的航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风浪，但总的说还是很顺利安全地抵达了朝鲜。来时在旅顺口海域遭遇风浪，返程时在庙岛天妃庙祭祀天妃（妈祖）之后所到来的幸运，必定都会反馈给朝鲜王室，进而影响到后来的朝鲜使臣。后来的朝鲜使团路经庙岛必到天妃庙祭祀天妃（妈祖），应与天启元年（1621）的朝鲜使团的航海经历有很大关系。

（2）天启三年（1623）的进贺、冬至使一行，之所以来时路经庙岛时，就到天妃（妈祖）庙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是因为听说“船行者，必洁诚为祭，多蒙神庇。故后世乃以为庙尊祀之矣”，所以，才有了“即令船人沐浴，炊饭做饼且兼果实以祭之”的祭祀天妃（妈祖）活动。“船行者，必洁诚为祭，多蒙神庇”，这一消息来源，除了来自前不久的朝鲜使团，即天启元年（1621）朝鲜使团在庙岛天妃庙“烧香祈风”之后，第二天拂晓就迎来了利于航行的大顺风，“顺风发船，疾往如箭”的信息外，还有可能就是到了庙岛当地，闻知了更多的洁诚祭祀天妃（妈祖）之后“多蒙神庇”的传说。明初朝鲜使团路经庙岛祭祀天妃（妈祖）的一些传说，也应是传播给明末朝鲜使团的主要内容，如明初建文二年（1400）十二月二十七日，朝鲜使臣李詹一行乘船从朝鲜抵达登州海口庙岛海湾时，遭遇极寒天气，冰封海口，船不能行。李詹在《观光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行舟至登州海口，俄而冰合不果行。舟人皆危惧，与朴评理望天妣于乔房，香火以祷，掷环珓袭吉。夜半潮退，忽焉冰解。迟明乘三板登岸，乃知感应神妙如此。”^[1]“天妣”，即天妃（妈祖）。“乔房”，船甲板之上最高位置的房间。“环珓”，用以占卜的器具。“袭吉”，重复得到吉兆。“三板”，即舢板，靠摇橹前行的小船。明初朝鲜使臣李詹一行在向天妃（妈祖）烧香祈祷之后，海冰忽然全部消解，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祭祀天妃（妈祖），神灵感应的结果。这样一些故事，特别是朝鲜使臣亲身经历的故事，都会对后来的朝鲜使臣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来时受到庙岛妈祖文化的影响，在登州府驻地蓬莱水城登陆后，蓬莱阁附近的海神庙供奉的也是天妃（妈祖），所以天启三年（1623）的两个朝鲜使团来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登州汇合返航时，即举行了祭祀天妃（妈祖）的开洋祭，二十六日路经庙岛时又祭祀了天妃（妈祖），“晓头行祭”之后，发船后一帆风顺，“风势或顺或横，而绝无波浪矣”，即使有横风，也是风平浪静。而且“朝过皇（隍）城岛”，并很顺利地通过海难事故多发的铁山嘴海域，“达夜行船”，二十七日“晓近平岛”。庙岛距隍城岛约50千米，隍城岛距老铁山角40多千米，老铁山角距平岛也有几十千米之遥，说明航速之快。朝鲜使臣这样的描述，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晓头行祭”，祭祀天妃（妈祖）之后，才有了这样的结果。虽然这只是巧合，但当时对朝鲜使臣的影响却是对天妃（妈祖）神灵更加迷信，所以也才有了进贺、冬至、圣节兼谢恩使正使赵濈歌颂和感恩天妃（妈祖）的诗句：“圣母深恩扶护至，一生铭感更谁加。”天启三年（1623）的两个朝鲜使团在返程途中，在隍城岛、三山岛均有祭祀海神天妃（妈祖）的活动，这都与他们的航程经历有关，而且这样一些经历，也必然对后来的经海路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产生影响。

（3）天启四年（1624）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的航海经历，更能说明妈祖文化给他们带来的重大影响。

八月四日，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刚开洋起航，即遭遇大风浪，“才脱浦口，风雨大作”，一连多日，风浪不止，只好多次停靠岛屿避风。八月十五日路经广鹿岛时，更是“骤雨撒菽，凶飓簸溟。轩然大波，雪矗雾涌。鱼龙掀舞，鲸鳄喧豗。诸舡相荡，不得暂定”。因遭遇风浪，使团一行只能在岛旁留泊，到了八月十九日，“逆风犹壮”，仍无法航行。朝鲜使臣正万分焦虑时，有一僧人前来拜访，正使李德泂“问祭海事何如，僧曰：‘祭海，莫重于天妃娘娘之神，次龙王之神，又次小圣之神。’上使曰：‘所谓三神何神？’对曰：‘天妃者，玉皇之女，主兹四渎，而龙王佐之。小圣者，即龙王半子。三神喜则诸事吉，怒则凶。故凡行于海者，欲其喜而不欲怒。致敬尽礼。’上、副使即依其言，具红段小轴，以泥金书神号，定其位次，藏于椟，置诸座隅。备酒牲香币，祭三神。上使制文告之”。正使李德泂还亲自撰写了祭文。八月十九日祭祀了以天妃（妈祖）娘娘为首位的诸神之后，神奇的效应来了，八月二十日，“东风卷送，海气清朗。舡人咸曰：‘使臣之诚，格神矣。’……诸舡举帆，迅疾如飞。一瞥之间，已踔数百里”。“东风卷送，海气清朗”，是朝鲜使团西行出使明朝最好的海况。这样的好海况一连持续几日。八月二十二日，“四更风气甚适，一时举帆，舟行甚迅。旅顺口、皇（隍）城岛、铁山嘴、鼍（砣）矶岛皆瞥眼过之，恍然若御灵飚而翀天门。盖自遇神僧之后，风便甚利，一帆万里，无有艰险”。所以，谢恩、奏请使一行到了庙岛后，因庙岛有天妃（妈祖）庙，即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焚香沈币，为文而谢海神曰：‘……鲸涛喧豗，中作霹雳，苟无顺风，何以利涉？累濒颠危，五日广鹿，一踔庙岛，实神阴骘。’”朝鲜使臣把这一切归功于虔诚地祭祀天妃（妈祖）娘娘的结果。这样的巧合，在当时人们还不具备对天气海况科学认识的情况下，无疑使朝鲜使臣对天妃（妈祖）更加迷信和敬畏。

天启四年（1624）的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因为来时的这样一段航海经历，所以来年（天启五年，1625）三月十九日从登州口岸返航启程前，举行了“祭天妃、风神、龙王、小圣”的活动，再次把“天妃”，即妈祖，排在了首位。在祭文中也说到了在广鹿岛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所带来的神奇效应：“惟神是赖。利我之攸涉兮，厥绩最大。”二十二日路经庙岛海域时，因为“逆风犹壮，不得发船”，谢恩、奏请使一行只好“祭大海诸神”，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二十三日还登陆庙岛，再次“进天妃庙焚香……上使特举祀事祭风。祭罢，微风自南，张帆向鼍（砣）矶岛”。祭祀完天妃（妈祖），即来了向北行驶的顺风，“微风自南”。这样一些巧合，在路经铁山嘴海域时又出现了。三月二十四日，谢恩、奏请使一行在砣矶岛海域遭遇“逆风且不止”，只好再“熏沐祈风”，祈求以天妃（妈祖）为首位的诸海神能够眷顾这些为国尽忠的朝鲜使臣，赐给祥风，使“千里沧溟，一棹可济”。祭祀之后，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就来了顺风，“南风渐起，船往颇疾，欲止不得，因透入铁山嘴前洋”。大顺风将谢恩、奏请使一行快速地送到铁山嘴海域。可到了铁山嘴前洋，“南风忽止，进退无据”，“奔波骇浪，撼地掀天。舟中人环顾丧魂，自分必死，饮泣相对而已”。万分危急之时，谢恩、奏请使一行又“熏沐斋肃祭海神”，神奇效应再次来了，“香火才收，旗角忽转”，“顺风也。即为举帆，船往如箭，黎明抵平岛”。三月二十六日仍“潮蹴风烈，迅疾如飞”。明末朝鲜使臣的这样一些航海经历，无疑再次加重了朝鲜使臣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所以，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回到朝鲜登陆之前，正使李德泂带领一行人“具香币，祭大海诸神而谢之”，祭文中还说道：“苟非神明之所扶，焉得利涉于揭来”，没有海中神灵的扶助，就不可能平安地远涉重洋，回到家乡。

天启四年（1624）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的海航经历，对之后的明末朝鲜使臣产生很大影响，无论航海开洋祭还是航海途中的祭祀活动，或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诸神，或单独祭祀天妃（妈祖），均虔诚祭之，而且祭祀的次数越来越多。

（4）天启五年（1625）的朝鲜进贺、冬至使一行在朝鲜宣沙浦起航时，本是不利于航行的“阴风”天气，可祭祀了以天妃（妈祖）为首的大海诸神之后，“祭后风势即止”，正式起航时，“风势颇顺”，正使全湜还兴奋地赋诗，描述当天一帆风顺的情景：“扁舟一过万重山”，赞颂祭祀“大海之神”所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进贺、冬至使一行在起航时遇上这样的巧合，为他们接受和迷信妈祖文化，在往返的航程中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大海诸神做了恰当的注脚。

（5）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在朝鲜宣沙浦起航前也举行了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活动，希望“主兹四渎”的“天妃降灵”，让“鲸鲵屏息，蛟鳄遁形。风伯叶顺”。开洋祭祭祀海神，认为天妃（妈祖）能驾驭、支配其他海神，显然是受了天启四年（1624）朝鲜谢恩、奏请使一行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自身的海航经历，也加重了他们对天妃（妈祖）的迷信。

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向西行进至辽东长山岛海域时，遇到了猛烈的逆风，“倒海西风吹未休”，逆风一连三日，仍未有停歇的迹象。正使金尚宪只好亲自撰写《长山岛天妃祭文》，率领一班人举行了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希望天妃（妈祖）能帮助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乘风破浪”，完成出使使命。祭祀天妃（妈祖）之后，利于航行的好风向来了，兴奋的金尚宪随即创作了歌颂天妃（妈祖）的诗文《祭天妃迎送曲》，其中说道：“扫阴翳以戒程兮，爰载余之青旌。指渤澥而飞艎兮，余将朝乎帝之乡。”说天妃（妈祖）扫清了大海中的阴霾，使得我们的航船能够拔锚起航，我们的大船向着渤海飞速驶去，要到皇帝住的地方朝见帝王。诗中还写道：“河伯前驱，阳侯后殿。收烟雾兮伏波涛，飒凄凄兮回清飙。”说水神河伯在前面开路，海神阳侯在后边护卫。天妃（妈祖）将迷雾驱散，将巨浪平息，逆风苦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爽的大顺风。作者这样的一些描述，除表达了当时的喜悦之情外，更多的是想表达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对天妃（妈祖）的感恩，对妈祖精神的歌颂，所以才有了长诗的最后一句：“神之德兮何酬？咏万祀兮歌千秋”，要世世代代地供奉天妃（妈祖），歌颂天妃（妈祖）的千秋功德。由此也可看出，这样一段辽东长山岛阻风、祈风的经历，妈祖文化带给了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以很大影响。所以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到达有天妃庙的庙岛后，不仅举行了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正使金尚宪还留下《八月十五日。登庙岛城楼翫月，次春城韵》《咏天妃观道士》《次〈庙岛停舟〉》等多首歌颂天妃庙和天妃（妈祖）的诗篇。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从登州口岸返航回国时，又举行了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活动，正使金尚宪再次亲自撰写《祭海神文》，不能不说都与他们的航海经历所带来的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有关。

（6）崇祯元年（1628）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受天启四年（1624）以来朝鲜使臣的影响，在朝鲜石多山起航前也举行了祭祀以“大海神”天妃（妈祖）为首的活动，“诞告开洋”。航程途中因遭遇风浪，“西风暴作，舟楫掀荡，人皆失色”，在辽东三山岛又举行了两次祭祀活动。出使明朝的朝鲜使团一遇到逆风恶浪，即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诸海神，几乎成了天启四年（1624）以来的惯例。祭祀之后，若是凑巧来了顺风，则认为是神灵所致；没有效应，逆风恶浪停不下来，则认为是没有感动神灵，会继续祈祷，相信逆风恶浪总会有消停的时候，也相信会最终感动神灵。祭祀海神无论灵验不灵验，都会一次次加重对以天妃（妈祖）为首的诸海神的迷信。所以，崇祯元年（1628）的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路经庙岛时，不仅瞻仰了庙岛天妃庙，而且还举行了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因为他们坚信“凡舟行过是庙者，有祷颇着灵异”。这样的记载，虽与天启三年（1623）朝鲜进贺、冬至使记载的“船行者，必洁诚为祭，多蒙神庇”一致，但经过天启四年（1624）以来朝鲜使臣的航海经历，他们对天妃（妈祖）更加迷信和敬畏。来年（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初六日，进贺、冬至、圣节使一行从登州口岸返航时，也举行了祭祀天妃（妈祖）等诸海神的开洋祭，也就顺理成章了。

（7）崇祯二年（1629）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在航海途中之所以频繁地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也与他们的航海经历有关。(www.xing528.com)

进贺、陈奏使一行于八月八日在朝鲜大同江口举行了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希望天妃（妈祖）能令“天吴护帆，风伯清尘”，让海神天吴保护进贺、陈奏使一行的航船，让风神风伯清除沿途的逆风恶浪。开洋祭之后，当日“无风”。第二天，即八月九日，则“东南风甚顺，寅时发船开洋”，凌晨拔锚起航，“终夕得顺风行船，可八百余里云”，整天都是顺风，一天行驶了“八百余里”。朝鲜使臣之所以这样记载，显然是在告诉我们，是祭祀了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后，才有了这样好的风向，好的结果，这无疑加大了他们对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的迷信，这为他们航海途中屡“行三神祭”提供了依据。

受开洋祭的影响，进贺、陈奏使一行仅从鸭绿江口至大连铁山嘴这一段海域，就举行了五次行祭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的活动。八月十六日，进贺、陈奏使一行在鸭绿江口的大界岛海域遭遇逆风，“晓值风逆雨下”“北风夜来猛吹”，八月十七日“晓，行三神祭于船上”。第二天八月十八日，“初更发船，暂住洋中待风之际，东风大起，即发鹿岛，达夜行船”。向西行驶，“东风大起”，是大好顺风。开洋祭之后，在大界岛海域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风向又是这样的巧合，在无法做出科学解释的年代，加重了人们对神灵的迷信。八月二十三日，进贺、陈奏使一行在辽东广鹿岛海又遇逆风，“大风忽起”，甚至有“两船漂泊岸边，几危仅免。午后风势尤紧，达夜不止，各船遑遑不得接目”。至二十五日，仍“风征不得发”，焦虑万分之时，于二十六日“行三神祭于各船”，祈求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像前几次那样行祭之后带来好的天气和风向。九月三日在辽东平岛一带海域，因为一连几日遭遇了风浪而祈求顺风，“晓行三神祭于船上”。九月初七日至初九日在铁山嘴一带海域，也是因为一连几日遭遇了风浪，“风乱不得安船”“北风达夜，其势极烈”，九月初十日，“行三神祭。设帐于海边……而神不助顺，奈何奈何！”正使李忔道出了祭祀后仍无顺风的无奈。虽说并不是每次祭祀都能如愿，但并不影响朝鲜使臣一行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虔诚。如九月十三日，过了铁山嘴沿海岸线向北行进途中“南风终日，四更头南风大吹。……午后风猛，船如飞”。“此日行四百余里，得此正风行船，惟是日也，多幸多幸”。九月十四日，在辽东半岛西海岸北汛口海域，“晓，行三神祭于船”。从以上可以看出，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在航海途中之所以频繁地“行三神祭”，主要是因为对逆风恶浪的恐惧和无奈，及对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的迷信。当逆风恶浪来临时，祈求天妃（妈祖）为首的诸海神能保佑他们脱离危险，并送来利于航向的顺风；当顺风来临之时，首先想到的是感恩“三神”。每一次祭祀，无论能不能如愿，加重的都是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在接下来的航程中，进贺、陈奏使一行有几次专门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应是很好的说明。

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九月十四日在北汛口“行三神祭”之后，并没有如愿，接下来一连三天仍是逆风不断。无奈之下，只好单独求助于天妃（妈祖），十七日“四更头，行天妃神祭”，正使李忔还亲自撰《北汛口祭天妃神文》，祈求天妃（妈祖）“驱策诸神”，带来顺风。“祭罢，有南风候，三船一时发行”“风势甚猛”“船往如飞”。祭祀天妃（妈祖）之后，迎来了极好的利于航行的大顺风，“船往如飞”，既是写祭祀天妃（妈祖）带来的结果，也是进贺、陈奏使一行心情的表达。这样单独祭祀天妃（妈祖）的活动，也再次加重了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所以，进贺、陈奏使一行渡过辽东湾之后，在山海关一带“向望海亭行娘娘庙祭”，再次单独祭祀天妃（妈祖），正使李忔再次亲自撰写祭文《望海亭祭天妃文》。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于崇祯三年（1630）三月乘船到达天津后，在天津娘娘庙也“参拜烧香”，表达了朝鲜使臣对天妃（妈祖）感谢和尊崇之意。正使李忔还作颂扬天津娘娘庙和天妃（妈祖）的长诗《天津歌》，其中“唐朝效灵异，至今神未沫”“龙骧几万斛，皆赖神阴骘”等诗句，都可说明，航海经历进一步加重了崇祯二年（1629）朝鲜进贺、陈奏使一行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

（8）崇祯三年（1630）的朝鲜使团虽然没有传世的航海途中祭祀天妃（妈祖）等海神的具体记载，但通过当年朝鲜冬至使正使高用厚传世的诗歌看，崇祯三年（1630）的朝鲜进贺、冬至使一行也受到了妈祖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贺、冬至使一行在途经辽东大长山岛时，高用厚在创作的诗歌中有“济海云帆疾若飞”“长山岛上祝天妃”等诗句，说明冬至使一行在航行中一帆风顺，船速飞快，所以到了大长山岛时要祭祀天妃（妈祖），表达作者一行的感激之意。这也可说明，天妃（妈祖）在崇祯三年（1630）的朝鲜使臣心目中同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一旦航途顺利了，首先想到的是天妃（妈祖）所赐予的，首先要做的也是祭祀天妃（妈祖），感恩天妃（妈祖）。

（9）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使臣的航海经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妈祖文化的深刻影响。

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谢恩兼奏请使一行，不仅启航前于七月十六日在朝鲜石多山举行了隆重的开洋祭，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三神”，而且航程途中也多次举行主要官员均参与的集体祭祀活动。除了集体的祭祀活动之外，更多的是各船自行组织的祭祀活动，“同来各船，屡设祭三神”，有的船只甚至每天都做祈祷，“船人好祈祷。每朝祭海神”“同行使臣，逐日祭神，祈祷甚渎”。这说明，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使臣更加迷信和敬畏天妃（妈祖），但这样一种迷信和敬畏，不是自身的航海经历所带来的，而应是主要来自之前的朝鲜使臣的影响。

前面说到，朝鲜使臣在航海途中遇逆风恶浪必祈祷，祈求以天妃（妈祖）为首的诸海神能制止住逆风恶浪，并送来好的风向和天气。崇祯五年（1632）的朝鲜谢恩兼奏请使一行之所以在航海途中“屡设祭三神”，屡屡遭逆风不能前行是其主要原因，如开洋起航不久，从朝鲜起航地石多山到车牛岛顺风的航程，“若遇顺风，一日可到”，可从七月十六日起航以来，“二十五日，始次车牛岛，在舟中乃十日也”。一天可达的航程用了十天时间，在万般无奈之下，二十五日又遭遇了逆风，“西北风大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上，于是有了二十六日的“正、副使及臣各具牲币祭文，祭三神与船神”。谢恩兼奏请使一行在辽东大长山岛再次遭遇多日逆风，“阻风长山岛，时已十日”，且逆风“连日大吹，舟逆不得行”，在八月十三日还遭遇了“极可畏”的“骤雨，云雾晦冥，雷霆大作”，在这种无奈和恐惧之中，“同来各船，屡设祭三神”，但即使“逐日祭神”，却“祷祝无验”，逆风仍吹不止。随行的谢恩兼奏请使副使李安讷甚至对这样的“屡设祭三神”产生了质疑，赋诗表达自己的不满：“人生各有名，不必祭波神。”但即使这样，在下面的航程中仍是祭祀不停，包括副使李安讷在内的朝鲜谢恩兼奏请使一行仍祭祀不误，“虔诚躬祭”。八月十七日，谢恩兼奏请使一行在三山岛（今大连市所属海岛）一带海域又遇骤雨逆风，“乌云拨墨，雨脚攒抢。景象惨烈，恍惚难状”，“风头卷海，骇浪山立。怒吼之声，壮于地塌”，各船“即具牲币祭神”，正使洪宝乘坐的“第一船祭于三山（岛）”，副使李安讷乘坐的“第二船祭平岛”，书状官洪镐乘坐的第三船祭于“平岛东港外”。还有八月三十日，谢恩兼奏请使一行再次遭遇狂风恶浪，“风势陡怒，大浪如山卷海而来，掀荡冲激，柁尾忽折。舟忽回头不进，舟中人举皆昏晕而倒”。风浪将各船的桅杆龙索几乎全部损坏，副使李安讷乘坐的第二船还进了水，“水涨底板几至没膝，填塞之际，用尽衣袽”。但即使在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祷祝无验”的背景之下，仍“即促祭神如前”，并不影响他们的祭祀活动，副使李安讷在诗歌中也说道：“到此泣祈神。”由此可见，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文化对明末朝鲜使臣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0）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是朝鲜向明朝派出的最后一批使团，航海途中集体祭祀天妃（妈祖）的次数不仅明显多于前面的朝鲜使团，而且每次祭祀的仪式都很隆重，“尽礼仪于终始”，祭文也都是由正使金堉亲自撰写。之所以有这样隆重、高调的祭祀活动，除了受到前任朝鲜使臣的航海经历影响外，朝鲜冬至、谢恩使一行自身的航海经历也使得他们对天妃（妈祖）神灵愈加迷信和敬畏。

七月十六日，进贺、冬至、谢恩使团一行在朝鲜石多山海边举行了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开洋祭，祭文中强调：“惟我天妃，在帝左右，德着慈仁，万舶为母。”祭祀之后，就迎来了顺风：“祭后，乘船，风势甚顺。”第一次祭祀就有了这么好的结果，也为下面的航程中频繁祭祀的活动找到了理由。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进贺、冬至、谢恩使团一行在朝鲜车牛岛遭遇两天逆风，“风逆不得行船”，二十六日风向转了，“东风正好”，正使金堉带领一班人“因谢为祈，斋心设祭”，因为感谢而设祭，答谢以天妃（妈祖）为首的海神带来了顺风。祭祀之后，“风势甚顺，终日不止”，当天从车牛岛起航，“过鹿岛”“过石城岛”“二更初，到长山岛”，连常年使船人都非常惊奇，“舟人以为今日所径，几千余里（正使金堉纠正为当日‘八百余里也’），海行以来。无如今日之利涉”。祭祀之后带来的终日不止的“风势甚顺”的风向，加重了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

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在辽东半岛南汛口举行了两次祭祀“五神”活动，两次祭祀活动的原因，从正使金堉亲自撰写的祭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第一次的祭文是《南汛口谢神祭文》，第二次是《南汛口祈风祭文》，也就是说，在南汛口第一次祭祀“五神”，是答谢感恩，第二次是祈求好的风向。第一次的祭祀活动，之所以要“祭谢五神”，是因为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很顺利地通过了海难事故多发地铁山嘴。而且从平岛到南汛口这一段航程，“日踔千里，敢不知赐”，这样快的航速，哪敢不祭祀答谢“五神”呢？正使金堉在航程中的这样一些认识，只能使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在下面的航程中更加依赖“五神”，并进一步加深对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五神”的迷信和敬畏。《南汛口谢神祭文》中的“前洋利涉，亦神是恃”，就是正使金堉一行思想的真实流露，要顺利地在大洋中行驶，唯有依赖“五神”。第二次的祭祀活动，之所以要“祈风”，《南汛口祈风祭文》中也讲得很清楚，是因为“收帆浃旬，尚滞洋中”，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因遭遇逆风，在南汛口已经停泊了十天，其焦虑心情可想而知，所以祈求神灵“惠我便风，一日过海”。逆风过后必有顺风，虽说祭祀之后，风向没有马上转向，但毕竟逆风北风停了，“东风忽起”，虽是侧风，但可行船，开始“船行甚迟”，但很快“风转而南”，来了向北行驶的顺风南风，当天航行“大约八百余里矣”。这样一些航海经历，也只能进一步使得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加深对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五神”的迷信和敬畏。

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来时起航前有“开洋祭”，航程途中有“谢神祭”“祈风祭”，而且每次祭祀后都带来神奇效应，所以来时登陆前又有了“下陆祭”，正使金堉还亲自撰写《宁远卫下陆祭文》，“下陆祭”的内容是感谢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众海神给予的眷顾：“千里一日，孰谓海阔。欲报之德，感铭于骨。今将登陆，礼宜告祭。归路利涉，亦仰神惠”，同时希望回国的航程中仍能得到天妃（妈祖）等的恩惠，一路顺风。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第二年返航时，也有返程起航时的“开洋祭”，正使金堉亲自作《觉华岛开洋祭文》。返航路经南汛口准备过铁山嘴海域时，为祈求顺利通过铁山嘴海域，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再次在南汛口举行祭祀仪式，正使金堉再亲自作《南汛口祈风祭文》，希望保佑他们一行“便风稳送，惠我终始”。祭祀之后，再次如愿，迎来了向南行驶的顺风，“北风起，遂行到铁山嘴”“达夜而行”，第二天顺利抵达“平岛”。有了这样一些航海经历，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回到朝鲜石多山登陆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正使金堉仍亲自作祭文《石多山下陆祭文》，答谢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众海神，使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幸免颠危艰苦之虞”“皆无零落散亡之叹”，顺利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国家。

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之所以多次举行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众海神活动，不仅往返都举行开洋祭、下陆祭，航程途中遇到好的风向就有谢神祭，遭遇逆风就有祈风祭，而且祭祀的形式也趋于隆重、统一，正使亲自献祭，书状官再献，使团译官三献，“尽礼仪于终始”，应该也与他们的航海经历有关。虽说每次祭祀之后带来的巧合可能与神灵无关，但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明末朝鲜使臣对天妃（妈祖）的迷信和敬畏，也加大了妈祖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崇祯九年（1636）清军入侵朝鲜，朝鲜被迫断绝了与明朝的官方往来，妈祖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