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七月二十六日在鸭绿江口车牛岛海域，再次举行了祭祀“五神”活动，正使金堉在《朝京日录》中记载：
（七月）二十四日，晴。……夕到车牛岛，去皮岛（椵岛）五十里。夜向晓，北风起，移船住岛东牛毛渊。
二十五日，晴。潮退沙浅，风势不顺，仍留。
二十六日，阴，东风大吹。四更，祭于五神及船神。祭后，月出已高，近五更初矣，挂帆行船。风势甚顺，终日不止。巳时，过鹿岛。酉时，过石城岛。二更初，到长山岛。舟人以为今日所径，几千余里，海行以来。无如今日之利涉。金判书，清阴，自车牛岛，仅至石城岛云。以余思之，车牛去鹿岛三百里，鹿岛去石城岛四百余里，石城去长山岛又百余里，盖八百余里也。落帆之后，风定雨作，达夜不歇。鹿岛，属镇江。石城，属盖州。长山以西至旅顺口，属金州云。[9]
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在车牛岛停留期间连续遭遇两天逆风，第三天（二十六日）来了利于航行的大顺风，“东风大吹”。这一点，书状官李晚荣在《崇祯丙子朝天录》中也有记载：“二十五日，风逆不得行船。”“二十六日丑时，东风正好。”[10]正是这样一个背景，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祭于五神及船神”，应是感谢以天妃圣母（妈祖）为首的众神带来的好风向。“丑时”，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指下半夜1时至3时。
《朝京日录》七月二十六日的记载，主要记叙了祭祀以天妃圣母（妈祖）为首的“五神”后所带来的神奇效应。作者一行从四更开始祭祀，祭后不到五更即“挂帆行船”“风势甚顺，终日不止”。当天从车牛岛起航，“过鹿岛”“过石城岛”“二更初，到长山岛”。“二更初”，应是晚上7时多，不到8时。也就说，只一天多的时间就航行了如此多的里程，所以“舟人以为今日所径，几千余里，海行以来。无如今日之利涉”。虽然作者接着纠正了不是“几千余里”，而是航行了“八百余里也”，但这也够快的了。天启六年（1626）的进贺、冬至、圣节使金尚宪一行，当天只能到达石城岛，而作者一行却越过了石城岛，到达了长山岛。作者还特别交代了“落帆之后，风定雨作，达夜不歇”，船靠港停泊，这时没有顺风了，风停雨至，而且下了一整夜，好像顺风就是专给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行船准备的。
“金判书”，即前面说到的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进贺、冬至、圣节使正使金尚宪，字叔度，号清阴，当时的官职是朝鲜吏曹判书，后升任朝鲜左议政（第一副首相）。(www.xing528.com)
“长山岛”，前面说到，指今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朝京日录》记载的使船人说，从车牛岛至长山岛“几千余里”。明末朝鲜使臣多次记载了途经的里程，都不尽相同，如天启元年（1621）的朝鲜谢恩使书状官安璥在《驾海朝天录》的《路程里数记》中记载：“自车牛岛至薪岛百里许，自薪岛至鹿岛五百里许，自鹿岛至石城岛五百里许，自石城岛至长山岛三百里许。”[11]按此计算，从车牛岛至长山岛应是至少一千四百多里。天启四年的冬至使书状官金德承在《天槎大观》的《前后航海路程》中记载：车牛岛至“鹿岛五百里，自此属辽界。石城岛六百里，长山岛三百里”[12]。按此计算，虽说从车牛岛至长山岛也是一千四百余里，但各岛相距的里程却不同。安璥的《驾海朝天录》记载的车牛岛至鹿岛是六百多里，而金德承《天槎大观》记载的“车牛岛至鹿岛五百里”。《驾海朝天录》记载的“自鹿岛至石城岛五百里许”，而《天槎大观》记载的鹿岛至石城岛“六百里”。通过上述记载，我们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坐在同一艘船的人，有的人会认为航行了“几千余里”，而有的人认为不足千里，只有“八百余里”。因当时距离的远近都是凭借感觉或经验。使船人说的“几千余里”，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是突出了祭祀以天妃（妈祖）为首的“五神”后所带来的神奇效应。
正使金堉传世的《潜谷遗稿》卷九《祭文》中还有《车牛岛祭海文》，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车牛岛蔡海文
安行到此，莫非神惠。默感冥佑，致远何泥。因谢为祈，斋心设祭。愿借便风，毋使留滞。[13]
《车牛岛祭海文》的内容说，我们朝鲜进贺、冬至、谢恩使一行安全到达此地，难道不是神灵给予的恩惠吗？感恩以天妃圣母（妈祖）为首的众神在默默地护佑着我们，再远的航程也不会有什么阻挡。为了感谢众神的眷顾，所以在这里举行了祈祷活动，我们沐浴斋戒并设置了祭品。只是希望借助顺风拔锚航行，不要把我们滞留在这里。“泥”，这里是阻塞、阻滞的意思。《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车牛岛祭海文》，在作者结集的《朝天录》诗歌集中也收录了，内容一字未变，只是题目为《车牛岛祈风祭文》[14]，在题目下，作者还标注：“二十六日”，说明此文系七月二十六日而作，这与前面的记载也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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