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朝鲜向明朝派出了奏闻使和进贺、圣节兼冬至使两个使团，奏闻使正使权怗、书状官郑世矩，进贺、圣节兼冬至使正使边应璧、书状官尹昌立。
朝鲜奏闻使一行在航程中遭遇了风浪，正使权怗在当年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中就说道：“臣一行七月初三日于石城岛逢杨总兵国栋”，“是夕初昏，狂风大作，臣等之船，几危复安。国栋之船及军兵船两艘败没，国栋脱身游水而出。”[1]“杨总兵国栋”，指登莱总兵杨国栋，我们在下面还会说到，杨国栋也极度迷信天妃（妈祖）神灵，还主持重修过庙岛天妃（妈祖）庙。当时的登莱总兵也负责辽东沿海一带的防务，杨国栋正在辽东石城岛巡防，故与路经的朝鲜使臣奏闻使一行相遇。登莱总兵杨国栋乘坐的船只在石城岛“败没”，杨国栋“脱身游水而出”，才保住性命，可见当时朝鲜奏闻使一行在今大连市所辖庄河市石城岛海域遭遇的风浪之大，“几危复安”，并非虚报之语。
朝鲜进贺、圣节兼冬至使一行在航程中也遭遇了风浪，书状官尹昌立因所乘船只沉没而遇难。《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仁祖五年（天启七年）十二月，“圣节兼冬至使边应璧驰启曰：‘九月二十三日到登州，书状官（尹昌立）所乘第二船及第三船十四日到广鹿岛遇大风漂流，不知去处。’”[2]崇祯元年（1628）五月，正使边应璧回到朝鲜后，朝鲜国王“引见回还冬至使边应璧。上曰：‘书状官所乘船，至于覆没，事极惊惨。其船何故独败耶？’应璧曰：‘连三日狂风大作，诸船皆将漂没，而书状之船终致败矣。’”[3]这说明朝鲜进贺、圣节兼冬至使一行在广鹿岛海域遭遇到了一连三天的逆风恶浪。
天启七年（1627）的朝鲜两个使团均没有《朝天录》或《燕行录》传世，笔者也没有查到这两个朝鲜使团与妈祖文化联系的其他资料，所以无法得知这两个使团祭祀天妃（妈祖）的相关史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这两个朝鲜使团走的是海路，又都在海中遭遇到了致命的风浪，起航前，或沿途中祭祀海神，特别是祭祀主宰大海的天妃（妈祖）神灵是必不可缺的。(www.xing528.com)
崇祯元年（1628），朝鲜向明朝派出了进香兼陈慰使，祝贺登基使，进贺、冬至兼圣节使三个使团，即进香兼陈慰使正使洪霶、书状官姜善余，祝贺登基使正使韩汝溭、副使闵圣征、书状官金尚宾，进贺、冬至兼圣节使正使宋克讱、书状官申悦道。三个使团也均走海路，经庙岛群岛从登州出入关，这在韩国史料中均有记载，如崇祯元年（1628）朝鲜冬至、圣节使团十月初五日，“发登州。夕，抵黄县，遇登极使臣韩汝溭、副使臣闵圣征、书状官金尚宾等，细闻北京事情，因其行，修付状启”[4]。黄县，今龙口市，当时归登州府管辖，与登州府驻地蓬莱县毗邻。
崇祯元年（1628）的朝鲜使团，除进贺、冬至兼圣节使外，其他使团均没有日记式的《燕行录（朝天录）》传世，所以祭祀天妃（妈祖）及其他海神的情况不得而知。崇祯元年（1628）的进贺、冬至兼圣节使团因书状官申悦道有《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传世，同时在他结集的《懒斋集》中还有《祭天妃神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崇祯元年（1628）的进贺、冬至兼圣节使团在出使明朝期间，不仅有祭祀海神的活动，而且祭祀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天妃（妈祖）。
崇祯元年（1628）的朝鲜进贺、冬至兼圣节使团，正使宋克讱（1573—1635），字慎伯，历官龙骧卫司直、善山府使、掌隶院判决事、富平府使等。韩国史料记载，宋克讱“忠厚长德人也，事亲孝敬备至，居官必以清谨”[5]。书状官申悦道（1589—1659），字晋甫，号懒斋，鹅洲（今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人，“十八中进士，才名藉甚”。“藉甚”，指影响很大。申悦道因秉公执法，曾在司宪府“四为掌令也”，司宪府负责纠察朝廷官员，类似中国明朝的都察院。在地方任职，“所历州邑，皆有治绩，土民追思立碑以颂德”[6]。申悦道不仅才学出众，而且为官执政为民，正直无私，在百姓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申悦道出使明朝的情况，韩国史料记载：“崇祯戊辰拜刑曹佐郎，俄充圣节使书状官。时朝京由海路，风涛险恶，人咸危之，先生晏然无惧色。”[7]说申悦道不惧航程险阻，主动为国担当出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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