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辛亥革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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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作出了回答。

但近年来这个问题却又被讨论得很热闹。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些；革命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辛亥革命不仅不必要，而且带来军阀割据下的动荡和混乱，把事情搞糟了。这种看法最初来自海外，后来国内也有回响，不少人以为这很有些新意。

其实，这不是新问题。人们有时很健忘。早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对这个问题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前面所说的基本论点当时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了。

当辛亥革命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革命不但将杀人流血，还会导致内乱和列强干涉，使中国灭亡，出路只有通过请愿立宪，期待清朝政府自行改革，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才是“拾级而升，又不致助长此冲突”。[1]革命派则指出：无数事实已证明，不能指望这个政府会进行任何根本改革，那样想无异“与虎谋皮”；只有下决心把它推翻，中国才有希望。《民报》上有篇文章写道：“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2]孙中山讲得很干脆：“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不完不备之立宪乎？”[3]

这场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当时留学日本的林伯渠后来回忆道：“《民报》（同盟会之机关报，仅出24期）寿命虽短，但却迅即传播国内，取《新民丛报》的地位而代之。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终于压倒了君主立宪论。”[4]当时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也回忆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坚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5]这些说法很有代表性。

辛亥革命后这场争论又起来过。武昌起义后不久，身处海外的康有为接连发表《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宣称：“中国必不亡，而言革命则中国因之而亡”，“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6]第二年，他又发表《中华救国论》写道：“嗟乎！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夫中国之旧法，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盖非前朝能为之，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也，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用得之。”“其所缺者，物质文明，民权平等耳。虽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则先得立国之本原，而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7]总之，不要发生革命，保持君主政体，中国必不亡，那比实行共和政体的“暴民政治”要好得多。七年后，他参加张勋复辟活动，要把溥仪重新扶上帝位。但清室复辟太不得人心，结果只有十二天就失败了。这是实践的又一次检验。事实表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清朝政府已不再有丝毫的眷恋之情。

这不能怪人们无情。最初，许多人确曾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进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图存。如果可以做到，这自然是一条代价更小的道路。可是，事实是冷酷的：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到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又都集中在它的手里，不推翻它，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当时的爱国者为了对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作出抉择，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孙中山、黄兴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尝不曾想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拯救中国。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被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机又不容许人们从容地继续坐视下去。这才驱使他们下定狠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前面所说那种看法的大意，一百年前的立宪派早就用来作为反对革命的论据了，只是不少人在事实教训下放弃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些人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旧话重提罢了。

但问题既然又提出来了，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实际情况，看看它有没有可能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里说的“最后十年”是约数，是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十来年的历史。

清朝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它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本来打算废掉光绪的帝位，由于内外阻力而没有实现，但事实上光绪早已形同木偶，在政治上不能起什么作用。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引注：即慈安太后）、孝钦（引注：即慈禧太后）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尝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8]慈禧太后是个只醉心个人权力的人，这时已年老多病，又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的打击，待辛丑订约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平稳地度过余生。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描述她：“年且耄矣，屡更忧患，后事遥遥不可知，因推权政府不肯任劳怨。”[9]正当国难深重之际，最高统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个政府有多大作为？

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要辅佐机构是军机处（称为枢府），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写道：“国朝官制，军机处为最要，始设置于雍正朝，历五世至咸丰。尔时，天子当阳，乾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厥后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各有声援，党祸遂因之而起。”“枢府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此中机括，间不容发。”[10]但大事依然只能由最高统治者独断，决不容许大权旁落。

1901年军机处成员进行了大换班，这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影响至大。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军机大臣共七人，首席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礼亲王是“世袭罔替”的清初八王之一，世铎行辈高，但其人昏庸无能，易于驱使，故1884年甲申易枢时，慈禧为了罢斥恭亲王奕，才拿他出来摆摆样子。1900年8月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时，他没有随行，不久就退出军机处。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载漪四人是八国联军要求惩办的对象，稍后，或死或免职。余下只有荣禄、王文韶两人，到西安后又补了鹿传霖和瞿鸿，都是荣禄保举的，而由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

荣禄在当时清朝大臣中是比较能干的，深得慈禧信任。“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那拉氏（引注：即慈禧）不许。”[11]过了两年多，荣禄就病死了。慈禧特下懿旨，称他：“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须綦切。”“追念前荣，曷胜怆恸。”[12]言辞之间对荣禄的政治评价甚高。

接替荣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纳贿是出了名的。他接任后的第二年，御史蒋式瑆就上奏：“奕劻自任军机，门庭如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1906年其子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命往奉天、吉林查办事件。次年3月，诏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东三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因芝贵资浅（道员），忽膺不次之擢，舆论由是大哗。御史赵启霖具疏纠参，称载振至东三省查事，还过天津，芝贵以一万二千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杨翠喜案”。1907年盛宣怀写给奕劻的一封信说：“忝值千岁寿旦，谨备日金币二万圆，属令陶道（引注：指陶湘）面呈，伏乞赏收。”奕劻回信说：“杨柳风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赐，崇饰贱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13]这两封现存盛宣怀档案中的原件信函，是奕劻贪渎的铁证。袁世凯手面更大。他刚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久，得知奕劻有入军机的消息，就派杨士琦送去十万两一张的银票，随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赏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14]。从此，遇有重要事件和人事任免，奕劻便都同袁世凯商议。由于得到奕劻的全力支持，袁世凯的实力和对中枢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强。深得袁信任的张国淦回忆说：“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15]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也透露说：“至于领袖（引注：指奕劻）者，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16]陈夔龙对中枢这种状况感叹道：“迨文忠（引注：指荣禄）病逝，继任非贤，争权纳贿，伐异党同，不及十年，大盗（引注：指袁世凯）窃国，阳借共和之名，暗窥神器。”[17]可见奕劻主枢实为清末政坛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但最初奕劻和袁世凯在权力控制上还有两个重要对手，内是瞿鸿，外是岑春煊。瞿是荣禄死时在任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当时重要谕旨的主要拟稿人，还兼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岑因庚子年慈禧等仓皇逃往西安时率马队一路护送，照料周到，深得慈禧信任，后由山西巡抚而任两广总督。近人徐一士在《一士谭荟》中写道：“光绪末时，庆王奕劻长枢机，为朝臣领袖，袁世凯督畿辅，为疆吏领袖，并承后（引注：指慈禧）殊眷，势倾全国。而内则军机大臣瞿鸿，外则两广总督岑春煊独深不直之，显树异帜。”“后知春煊与奕劻水火，欲调解之，因问以到京后曾否往谒奕劻。对曰：‘未尝。’后曰：‘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曰：‘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乱以他语而罢。春煊屡为后言奕劻贪劣诸状，蕲早斧逐，以澄清政地。后虽不能从，意盖不能无动。”[18]这种说法大体反映出当时朝局的实情。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改革官制的同时，对军机处进行了调整。军机大臣荣庆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奉懿旨，庆邸、瞿相留军机，世相（引注：世续）、林中丞绍年入军机，鹿、徐、铁及庆开军机，专办部务。”[19]退出军机的四人，除鹿传霖年老体衰外，徐世昌、铁良、荣庆都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补入军机的世续是没有多少作为的亲贵，林绍年却是瞿鸿推举的。这是一个不小的动作。

庆、袁与瞿、岑之间业已势同水火，政争势在必然。奕劻的贪渎和袁世凯的跋扈，几乎尽人皆知，慈禧也有所闻。据载，她曾与瞿鸿谈起朝事，有“庆王声名外间甚坏，汝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之语”[20]。瞿退朝后无意间同妻子谈及，结果辗转传言，为记者所知，在英国《泰晤士报》刊载。稍后慈禧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时，英国公使夫人依据报上消息，问慈禧“是否有奕劻退出军机之事”。慈禧不悦，后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名将瞿鸿开缺回籍。为了对付岑春煊，袁世凯更使出卑劣的手段。对此，岑在《乐斋漫笔》中写道：“知东朝（引注：指慈禧）平生最恶康、梁师弟，（袁）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语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亟诺所以处置者。”[21]岑春煊后来也被免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07年夏秋之间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朝局出现很大逆转，被称为“丁未政潮”。

瞿鸿被罢职后，军机处缺少得力汉员，慈禧只得令鹿传霖解除吏部尚书职务，重入军机；同时，令醇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年迈衰老，难膺繁巨，军机处已经没有主持得力的人。9月，慈禧太后乃命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而此前不久军机大臣林绍年被外放河南巡抚，枢垣再次调整。调张、袁入军机，其实也有疑忌袁世凯权力日增的隐衷。“袁在军机，所有一切政务都是禀承谕旨，没有单独发表的事件，只外交部重要政策可以主持。”[22]而把资深望重又年老力衰的张之洞同时内调，位列袁世凯之前，也有对袁加以牵制的意思。但张之洞远不足以牵制袁世凯。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道：“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23]

首席军机大臣历来都由满族亲贵担任。慈禧这时虽对奕劻已有不满，但环顾满朝亲贵，不是老弱昏庸，就是纨绔恶少，实在提不出可以替代的合适人选。据岑春煊回忆，他在丁未年初赴京时曾对慈禧直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太后言：懿亲中，多年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汝可保奏。余对：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24]慈禧说的多少也是实话。在她看来，首席军机大臣只能从“懿亲”中来考虑，其他人都不能让她放心，无奈这些“懿亲”大抵“少不更事”，要找一个“能胜此任”的竟无法办到。结果，只能仍由奕劻继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醇亲王载沣（就是后来的监国摄政王）“少不更事”，实在难当大任。据载，动议筹备立宪中官制改革这件大事时，慈禧曾问及醇邸，“邸即碰头奏称：‘奴才实在年幼无知，不敢妄陈。’慈圣即长叹曰：‘如何汝亦可如此？汝即不知，可问大众。’言外仿佛再如此无用，亲贵竟无人，所以长叹也。邸但惶恐碰首，所以后来即未预议”[25]。懿亲中奕劻贪渎，载沣难当重任，慈禧已别无选择，清朝的国运只得走向尽头。

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光绪死在慈禧的前一天，此事后来成为疑案。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研究人员以先进精密仪器对光绪遗发和地宫环境进行检测和研究，发现光绪头发中的含砷量为正常状况的几千倍，属砒霜中毒死亡无疑。“总之，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临终前令亲信下手毒死光绪。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实的真相。”[26]

由于光绪并没有实际权力，他的死除了对康、梁等保皇派是个沉重打击外，对当时的政局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慈禧的死，影响就大多了。“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方能做到投其所好。”[27]在辛酉政变后的四十多年中，清朝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一直由慈禧一手独揽。她毕竟富有统治经验和权力，是比较能驾驭内部各派势力的人。她一死，清朝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白，能够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朝政府全乱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慈禧和光绪死后，三岁的溥仪继皇帝位，年号宣统。光绪的皇后那拉氏（也是慈禧的侄女）被奉为隆裕太后。“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28]溥仪的父亲载沣（也是慈禧的外甥、光绪的弟弟）当了摄政王。光绪死的当天载沣在日记中写道：“面承（慈禧）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第二天，慈禧自知病笃，才又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29]

过了一个多月，清廷将袁世凯以“回籍养疴”为名，放归河南。罢斥袁世凯，不只是载沣要为他的哥哥光绪报仇，更重要的是清室贵族对汉族大臣权力日重感到恐惧。袁世凯离京时，“南皮（引注：即张之洞）来送行，太息曰‘行将及我’，亦自危其势之孤也。不一载而南皮亦薨于位矣，盖亲贵用事不可挽回也”[30]。尽管如此，袁世凯经营多年，旧部满布各处，他的潜势力依然存在。

这时，清室各少年亲贵争出揽权，统治集团不仅越来越自我孤立，内部更闹得乌烟瘴气。其中最重要的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载沣和他的兄弟要抓军权。溥仪说：“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31]另一股势力是镇国公载泽。“隆裕妹为载泽妻（引注：也是慈禧的侄女），尝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故载泽虽与载洵兄弟不合而气焰益张，恃内援也。”他出任度支部尚书，掌握了财政大权，事实上依靠的是盛宣怀。盛宣怀帮助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等都由他掌握。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后，尽夺盛宣怀控制的电报局、铁路局、招商局等，盛只得卸差回里。载泽任度支部尚书后，“度支部办预算表，梁士诒与唐绍仪把持邮政，皆粤党也。泽公谋欲去之，莫能窥其底蕴。宣怀乘机进贿，遂起用为邮传部尚书”[32]。以后，盛宣怀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也得到载泽的有力支持。此外，还有肃亲王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控制了警察大权。

这些少年亲贵尽管出任要职，大权在握，却都是一群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朝政越来越糟。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四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33]

清朝统治集团确已呈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难以挽救了。

至于满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少数人外，已看不到多少能有所作为的人。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中感叹地写道：“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举，不谙地方实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34]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时务，无论大官小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奏疏所陈，半系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且一篇之中，枝叶过于精华，徒费目力，获益殊鲜。”[35]

对已经腐烂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集团，还指望它能轰轰烈烈做出一番大事业，稳步地、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使中国的现代化来得更好些，不说是痴人说梦，至少也是缘木求鱼。在这方面洋洋洒洒地去做许多文章，恐怕也只能是“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或者“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

历史从来是复杂而多面的。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有整体性的眼光，恰当地分析它的各个侧面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抓住主线，分清主次。不能脱离全局而孤立地抽取某些片断，加以放大，仿佛这就是事情的主体或全部，据以得出重大的历史结论。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举出若干论据和事实，猛一看也振振有词，其实很难说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要评论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先看看中华民族在这十年间面对的最突出、最紧迫、最令人焦灼万分的矛盾是什么，那就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不是通常的平静的时刻。祖国在危急中。中国会不会亡，成为压在人们心头最沉重的问题。再没有其他任何问题能够同它相比了。再看看清朝统治集团在这样严重的危机面前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就不难得出恰当的结论。

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相继签订，使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民族危机陡然大幅度升级。西方列强在条约中从中国攫取骇人听闻的巨大权益，使中国人蒙受刻骨铭心的耻辱。这些事实为大家所熟知，本文就不多说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还单独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七千人，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强行占领境内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不从东北撤兵。俄国的《新时报》甚至公然将中国东北称为“黄俄罗斯”。1902年，两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完。但到1903年，沙俄不仅不撤一兵，反而增派军队，并且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其中包括：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三省矿山权；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俄国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其国兵保护之；东三省练军归俄国将校训练。[36]这实际上是要把占领东北合法化。俄国的无理要求直接激发留日学生和国内民众掀起“拒俄运动”。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当年秋天在《警世钟》小册子中写道：“自从俄国复占了东三省之后，瓜分的话日甚一日，人人都说中国灭种的日子到了。”他进一步写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真不知事务了。”“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37]这是多么痛切的语言！

由于日本和沙俄争夺东亚的霸权，两国在中国的东北爆发了战争。战争爆发后不久，时任外务部尚书的那桐奉旨看了由大内交出的1896年9月28日互换的《中俄密约》（由李鸿章赴俄，和沙俄外交大臣巴甫洛夫、财政大臣维特谈判后签订，由奕劻、翁同、张荫桓在北京和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互换），内容是：“一、为日本国如损东方和平之局，侵占俄土、中国、朝鲜，清俄联和各出水陆军援助；二、如开战，不得一国先议和局；三、俄海军可驶入中国海口；四、修吉黑铁路；五、铁路平时可运俄兵；六、此约以十五年为限。”[38]在沙俄强占旅大又武装占领东北以后，这个密约已经失效。清廷听取袁世凯的意见，宣布对日俄战争守局外中立。上谕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属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毋得疏误。”[39]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激战，东北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自两国战后，居民田庐荡尽，无家可归，麇集于省城，朔风冻雪，荡析离居，言之可惨。”[40]清政府竟宣告局外中立。这不能不使国人感到痛心和蒙受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从1903年冬天起武装进攻西藏，1904年8月占领拉萨，由于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英军在一个多月后被迫撤出。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中写道：“西藏事统归英人，情形较日本之处高丽尤甚。有大臣已将约章寄到，大致谓‘此约章系奉英皇训条办理，不能更改一字，在西藏无论巨细均英主持，无论何国均不得在藏设电杆、造铁路、开矿、驻兵’等语。中国竟无一字提及。末了却云：‘此约交中国驻藏大臣翻译遵行’。政府亦无可如何。”[41]这又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

日本打败沙皇俄国后，排除了同它争夺朝鲜的对手，于1910年正式并吞朝鲜。中朝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的亡国，给处在异常敏感状态下的中国人极大的震动，感到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同样的悲惨命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第二年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每一个离别三载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的人，对公众对日情绪的变化都会有着触目惊心之感。这段期间里，自从朝鲜被并吞以后，人们对日本的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2]

西方列强的势力更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这时，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扩大投资放在比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更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建筑铁路、开掘矿藏、经营航运等手段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说，1901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到1903年以后，它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阶段获得的侵略成果了。其中，铁路投资无论规模之大、获利之丰，都是投资其他企业无法相比的，于是，各国便趋之若鹜。胡思敬写道：“是时，西人习知铁道利益，倾资极力包揽，凡京津、津榆、淞沪、津张、沪宁数大支路悉归掌握。”[43]

铁路投资对列强的回报，确实十分优厚。莫理循在1904年给姬乐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听说伦敦将于今年发行第一期债券，我们诚恳希望它能胜利完成。这条铁路的资产状况极好，抵押可靠，应该是世界上赢利最多的铁路之一。”不仅如此，铁路修筑权又带来沿线的开矿权和政治特权，它们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前者，引起列强间的激烈争夺，而中国本身对此如何反应历来不在列强们顾及的范围之内。莫理循在1905年1月给日人龟井陆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应该用信件和电报警告贵国人民注意有关德国在山东活动的新闻。俄国如同德国把它的铁路伸入山东那样，把俄国的铁路伸入满洲以后，就坚持要清廷在任命总督或巡抚时，必须事先将人选姓名通告它。后来清廷任命了一位满族的盛京将军，俄国就因为事先没有同它商量，强迫清廷撤回任命。现在德国正迫使中国将其所拟任命的山东巡抚的人选通知它，这样就干涉了这个省的内政。鉴于德国实际上垄断了这个省的铁路和采矿这一事实，而这个省的地理位置对日本又有极大的价值，你理应尽你所能使贵国人民了解到制止德国在山东的活动何等必要，否则你们在那里将会碰到德国的留难，就像你们在满洲受到俄国的留难一样。”[44]这就把西方列强将自己所控制的铁路沿线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本来，兴修铁路对中国的近代化是很重要的，对推动社会进步也有重要作用，似乎应当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由于兴修铁路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下、国家的主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强的侵略野心无限膨胀并且经常背信弃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便成为当时爱国者们格外忧心忡忡的焦点。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的留日学生刊物中两段很有代表性的话。《江苏》写道：“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筋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45]《浙江潮》写道：“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46]

这种认识，比起19世纪末年，显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以后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首义的导火线，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内地通商口岸的相继开辟，在短短几年内，许多以前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也有外国轮船闯入，出现许多高视阔步、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上来。而他们的势力每插到一个地方，都激起这些地方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谁能够实行真正的改革，奋起救亡图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以至拥护，否则，就要被人们所唾弃。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处在怎样的状况下呢？

《辛丑条约》磋商过程中，慈禧最关注的是“惩办祸首”那一条，生怕列强要逼迫她归政光绪。传闻，“外人于北京所提条款，原有黜废太后，请皇帝亲政一条，持之甚力。李鸿章再三磋商，始允删去”[47]。列强对这一条放过后，她便放下心来。1901年2月4日，清廷在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并经奕劻、李鸿章草签后，下“自责之诏”，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48]第二年1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从开封到正定这一段路坐了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接待各国使节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接着，她在接待和问候外国使节夫人时，“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49]。这些，看起来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的新的变化。

这以后，清朝政府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民众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人的脸色行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专列“外务部媚夷”一条，写道：“堂司官坐拥厚糈，专恃媚夷为固位计，狡者作伥，钝者作媒，其能知外部为中国朝廷所设者，盖无几人。安徽争铜官山矿，部臣告皖抚曰：‘皖南北矿甚丰，此区区者何必与较？’”[50]

恽毓鼎在1906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外交诸公，平日畏洋人如虎，其敢声罪致讨、争国体而平民心乎？前途概可想见矣。呜呼！（书至此，泪涔涔而下矣。）”[51]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民呼日报》写道：“自外部设立以后，吾国国权丧失于若辈之手者不知凡几。意旨所存，凡一般官吏无不以媚外为政策。”[52]留日学生千余人1911年2月在日本东京集会，决定组织国民会，发表声明说：“目前，政府官员大多愚昧昏庸，不堪言状。彼等既慑于列强之威，又对列强茫然无所知，显然直如惊呆之孤儿，为人推向陷我国家于深渊之境地尚无察觉。时代要求雄才大略者，然彼等却一味苟且偷安，放弃主权，只知屈从。”[53]

既然清朝政府将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毫不奇怪，民众自然也就将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这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54]这本小册子流传极广，“洋人的朝廷”这个说法也就深入人心，遭人痛恨和唾弃。

再说严重的社会危机。

到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矛盾本已极端尖锐。甲午战败，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那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长期在八千万两白银左右，这赔款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陷于大破产的境地。《辛丑条约》又要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就完全无法应付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举借外债，这更大大加深了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和屈从；另一条是对民众加紧敲骨吸髓的盘剥，这就使国内本已异常尖锐的社会危机更大大激化了。

前面讲到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一直在八千万两白银左右，到1911年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财政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对百姓盘剥的加紧。在财政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增加的捐税还成为筹措新政费用的主要手段。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国闻备乘》中写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投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三年之间，户部再火（引注：指户部衙门两次发生火灾），天意盖可知矣！”[55]

到1910年，清朝财政状况已支撑不住，出现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大混乱。清政府除举借外债和横征暴敛外，又采取新的措施滥铸铜元和滥发纸币，用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铸造铜元是1902年冬袁世凯在直隶开始实行的。由于它在铸造过程中可掺亚铅，币值不断下跌，出现一泻千里之势。下层劳动民众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铜元。铜元价值暴跌，遭受灾难最大的还是他们。滥发纸币的结果，还造成政府财政信用破产，在城市中出现银号、钱庄大批倒闭的风潮，引起巨大恐慌。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中的自发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抗捐斗争，一个是抢米风潮，前者如山东莱阳抗捐斗争，后者如湖南长沙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

连看来温和的梁启超也在《国风报》上写道：“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穷是已。盖就国家一方面论之，万事皆有可补救，而独至举国资本涸竭，驯至演成国家破产之惨剧，则无复可补救。”“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愁惨之气，充满国中。呜呼，凡百险状，盖未有过此者。”[56]

1911年5月2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一封信，对局势作了这样的概括：“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四天后，他又写了封信说：“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闹。”[57]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怒已达于极点，“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奇怪的是，有些著作或文章对这些事实仿佛都置于视野之外，或看得无足轻重，而将笔墨尽花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当然有些措施的积极作用也是可以如实加以肯定的），并且把它们极度放大，似乎如果不发生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面对覆亡的威胁，表示要进行改革，也做过一些事。最近被谈得很多、捧得很高的是它宣布预备立宪。

清朝政府在进入20世纪后表示要进行改革，是从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下诏变法开始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通变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58]话虽说得笼统，但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交代得很明白：具体的“令甲令乙”是可以变的，“三纲五常”的“常经”是“万古不易”的。

推行新政的统汇机关是1901年4月21日设立的督办政务处。清廷上谕中说明自下诏变法后，各处陆续条陈已复不少，“此举事体重大，条件繁多，奏牍纷繁，务在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统汇之区，不足以专责而挈纲领”[59]。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一个月后又增加瞿鸿，以后成员多有变动），刘坤一、张之洞“着遥为参预”。新政措施多由督办政务处集议，然后奏请朝廷决定。大权仍在朝廷掌握之中。

“立宪”的口号是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来的。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起草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继续鼓吹君主立宪，被称为立宪派。但他们认为目前民智未开，只能从事预备，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也许得二十年才能实行。

日俄战争发生，日胜俄败，国内许多人把它看成君主立宪政体战胜君主专制政体。革命浪潮高涨，更使清朝政府惶恐不安，力求寻找新的出路，“永绝乱萌”。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督办政务处，要求“乘机变法”，“以督办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1905年夏，湖南巡抚端方晋京陛见，慈禧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孝钦素闻立宪为民主义，遽变色曰：“立宪如何？”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孝钦哂曰：“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60]端方固然是闹了大笑话，但慈禧没有发怒，因为端方的本意是说立宪可使清朝的统治长治久安，这一点打动了慈禧的心。这年7月，清朝发布上谕，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徐世昌日记9月17日记载：“入直。召对后偕泽公五人请训。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认真考察，将来好采取有用’。”[61]不料，临行时忽遭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吴樾行刺，出洋考察被迫暂缓启程。

同年12月，清廷在调整成员后，仍派载泽、端方等率员分两路出国考察。主要的一路由载泽率领，考察重点是英、日两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他们在日本考察了近一个月，上奏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考察英国的结果是：“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并由君主之决成，无虑事权之不一。”[62]关注的焦点始终在“政柄操之君主”“无虑事权之不一”这一点上，放开的只是可“经众人之讨论”，你们谈谈是可以的，但决定权仍属君主一人。1906年7月间，他们先后归国，上折奏请清政府改行立宪政体。

但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看法仍不一致，不少人仍心存疑虑，甚至公开持反对态度。于是，载泽又单独上密折，力请宣布立宪。他说：“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接着，他列举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君主统治大权十七条，“以此言之，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之严密，而无有丝毫之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他还安慰慈禧，近日宣布立宪不过是表明宗旨，要为立宪作准备，可以“维系圣治人心”。“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63]

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素得慈禧信任。这个密折打动了慈禧的心。9月1日，清廷以奉太后懿旨的形式颁布上谕称：“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职分别议定，次第更张。”“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考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退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64]这里最重要的三点：一是“大权统于朝廷”，二是“必从官制入手”，三是“视进退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这些要点是与载泽的密奏相吻合的。

接着便设立编纂官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他们都是袁世凯的人。草拟的官制改革方案由提调汇呈另有盘算的袁世凯核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作为行政总机关，而将军机处撤销。为什么袁世凯对“预备立宪”表现出如此大的热心？张謇的亲信刘厚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想借改革官制的机会，把军机处裁撤，按照立宪国的责任内阁制由首相组织内阁。再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至于各部的大臣则由首相推荐，称为中央政府。等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议改革各省官制。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65]盛宣怀派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向他报告：“至于领袖者（引注：指奕劻），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切听命于北洋（引注：指袁世凯）而已。”[66]

袁世凯这次做得过于操切和露骨了。方案传出后，朝论大哗，部院弹章蜂起，也引起慈禧的疑忌和不快。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写道：“官制草案上，诏孙家鼐、瞿鸿为总核。召见袁世凯，尽以参折示之。世凯言：‘筑室道谋，安能成事？请严惩一二人以息众嚣。’孝钦大怒，曰：‘汝兵柄在手，何不执言者而尽诛之？’世凯股栗，不敢对。次日即请训出京，尽辞兼差。知天威犹在，人口难防，蓄势待时，不敢遽发。”[67]

11月6日清廷颁布上谕，称奉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宣示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订官制。”谕旨强调：“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有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68]同时，宣布将兵部改为陆军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并新增设邮传部等。各部设尚书一人，不分满汉。除外务部外，军机大臣不得兼各部尚书。

作为预备立宪第一步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是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权势膨胀过快的袁世凯受到不小的打击：不仅他那套以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的方案完全落空，由于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他原有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如陆军部和度支部的设立夺去了他的不少兵权和财权，邮传部的设立更使他不得不放弃对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的控制。对此，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写道：“本初（引注：指袁世凯）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摇动，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到京后连召四次，有‘若不及早图维，国事不堪设想’之语，退食后，且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本初此番入都，颇露跋扈痕迹，内廷颇有疑心。迨官改制揭晓，练兵及铁路、电政均设专部，而军机仍旧，大失所望。邮传部既设，即应将督办大臣归并，而本初不肯交出。善化（引注：指瞿鸿）嘱长沙（引注：指张百熙）赴天津亲见本初，并先到邸堂（引注：指奕劻）处请示。邸云：‘慰廷本欲辞兼差，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密报又写道：“财政、兵权只陈雨苍汉人（引注：指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中只有陈璧是汉人，任度支部侍郎），此中大有深意。陆军侍郎本拟士珍（引注：王士珍），及见明文，乃系荫昌。虽令王署，总使汉族无兵权耳。”[69]

总之，从预备立宪一开场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力图以准备改革的姿态，来稳定已严重动荡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后充满着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1908年8月27日，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如同立宪只是“预备”一样，宪法也只是“大纲”，但是，近年来却被一些人渲染为“零八宪章”。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第一条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接着，它便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或“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时甚至坦言：“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70]

显然，这个被有些人盛赞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企图把君主专制制度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罢了。《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71]同时，它在朝廷内部也要加强集权，以免大权旁落。这必然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原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

慈禧和光绪不久死去，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定，清王朝大崩坏的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原来政治态度温和、还抱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国内立宪派确实忧心如焚。他们中不少人兼营工商业。清末新政中有一条“鼓励设厂”，作出一些奖励规定，曾使他们受到鼓舞。其实，清朝财政状况已到了罗掘一空的地步，只是想奖励民间工商业有所发展后可以狠狠从他们身上多榨点钱出来。《时报》一篇文章写道：“自商部成立，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72]

时任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在上奏中写道：“朝廷举行新政已数年矣。朝订一章程，夕立一局所，‘立宪’二字徒为私人耗蠹之资。闻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政，出入相抵。各省共亏七千余万两。历年追加之数，尚数倍于此。臣不知九年预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搜括及于毫末，挥霍等于泥沙。名目日增，民生日困。祸在眉睫，尽人皆知。若犹贪袭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亦亡矣。”[73]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从1909年秋冬间起，国内立宪派焦急万分，先后发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要求缩短立宪“九年预备”的年限，力争取得部分参与政权的机会，并用于阻止革命的爆发。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几乎席卷全国，还得到一些督抚的支持。清朝政府最初在口头上还表示嘉勉，在第三次请愿后还宣布“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斩钉截铁地说：“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74]当部分地区还想发动第四次请愿时，清朝政府便断然镇压，不仅将请愿代表押送回籍，还将为首者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911年5月8日，清廷谕设责任内阁，裁去原有的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新设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族占九人，而皇族即有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这种倒行逆施更引起舆论大哗，许多原来维护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对清朝政府的立宪已没有多少人再抱希望了。

看起来很奇怪。明明清朝政府已到了众叛亲离、极为孤立的境地，为什么又要把本来支持它的不多的力量一一推开？原因在于：专制者的心理同常人很不一样。越是当它感到孤立的时候，它对周围的人越不放心，要更加紧紧地把权力攥在极少数自己信得过的人手里，迫使立宪派和一些汉族高级官员也对它离心离德。这样就更加自我孤立，陷入无法解脱的怪圈中。许多反动势力穷途末路的时候，往往出现众叛亲离的大崩盘现象，这也是一个例子。

自然，并不是说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做。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5]在列强的威迫下，同时出于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清朝统治集团也进行了一些学习西方的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废科举、兴学堂。原来那套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离近代的社会生活实在太远了。应该提倡实学的议论，早在洋务运动兴起时已经出现，有好几十年了。在清朝政府看来，进行这项改革似乎还不至于危及其根本利益。所以，1898年百日维新中宣布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取消，京师大学堂却依旧保留下来。在清末各项新政中，兴办新式学堂取得了比较实在的结果，并且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推翻清朝政府的掘墓人中，不少就是留学生和从国内新式学堂中出来、接受了新思想的人，这却是清朝政府始料不及的。在筹备立宪过程中，各省相继设立了咨议局，它的成员主要是各地绅商，职责不过是提供一些备政府采纳的“舆论”而已，并没有任何实权，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既可以装点门面，又无损于地方督抚的权力。但各省咨议局活动开展起来后，对打破官府的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也起了一些启蒙作用。此外，在兴办交通事业、改进司法制度等方面，清朝统治集团也都办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实事。

但由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包括各级官员，已经腐败到如此程度，大局已坏，对他们的改革成绩实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恽毓鼎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政百出，罗掘俱穷，地方官实不易为。”“今之号称能办新政者，大抵括民间膏血，搏自己功名。士民未享其利，先被其害。”第二年4月，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76]从莫理循的往来书信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在华外国人的评论。濮兰德在1910年元月的信中说：“我对满洲人的任何可能的改革都持悲观态度，而且一直如此，况且目前尚无丝毫改革的迹象。”德来格在这年10月的信中说：“政府的事并不很好，尽管喋喋不休地宣扬进步，比起慈禧太后时代来没有丝毫进步，也没有什么改革，这是我的许多官方朋友公认的事实。‘人人为自己和亲属打算’是当今的风气。在北京，一切都像过去那样一团糟。”熙礼尔在同月的来信中说：“这个国家在财政压力和公众迫切要求改革的压力下，正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在每一项可以设想出来的计划上，把钱像流水一样挥霍，但是，税收却没有相应增加，不知道节约开支，各种弊端并未真正得到纠正。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卖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闲职人员及候补道台的队伍有增无减，由于这些原因，政府在偿还外债时，当然倍觉困难。人们不会长期忍受下去。”[77]岑春煊在与慈禧独对时也曾大胆陈言：“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爵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78]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俯拾皆是，尽管今天有人把那时看成仿佛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年代。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同一些后人的想象之间，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呢？

革命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在1904年写道：“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79]孙中山的观察是深刻的，他的看法是中肯的。

清朝统治集团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袁世凯重新出山，这些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还是说说清朝统治集团当时的状况吧。

作为宣统皇帝的溥仪这样描写武昌起义前夕清朝集团的状况：“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引注：即监国摄政王载沣）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溥仪又说：“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公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80]这真是王朝末日的一派肃杀气象，哪里谈得上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要说让它这样继续下去就可以使中国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岂不是海外奇谈！

武昌起义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局势发展之快速，规模之广泛，声势之猛烈，是惊人的。短短一个多月内，便得到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省份的响应，长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独立。它是民众长期郁积的对祖国前途焦虑和对清朝政府强烈不满的大爆发。独立各省的清朝督抚绝大多数没有抵抗便纷纷逃匿，有的还当了独立后的都督。清朝统治迅速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十一天，总理大臣庆王便“因老辞职”，载沣则一再慰留。10月12日，也就是起义后第三天，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在日记中写道：“早进西苑，午初散值。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引注：此信不确）。当访菊人（引注：即徐世昌），电约盛宫保、朗贝勒、荫大臣、寿、谭、邹、胡、曹各堂谈湖北事，酉正归。”[81]讨论如此大事，奕劻似仍不参加。当天，命陆军大臣荫昌统陆军两镇，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军舰，往援武汉。但北洋陆军历来“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荫昌哪里指挥得动？14日，清廷只得宣布以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而此时的袁世凯又怎会为亲贵统治集团去做火中取栗的事？于是，继续称病不出。有一种说法称，20日，“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凯（袁要求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总揽兵权，宽于兵费）”[82]。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责任内阁和总揽兵权这两条。但徐世昌日记，当天和前后几天仍照例入值，所谓微服抵彰德一说应不确。值得注意的是，徐日记自17日起连续多日记有“夜来客”“会客至晚，留客饭，又久谈”“会客至晚，留客饭，又与客谈公事”等，但不提客的姓名，这在他的日记中是反常的。[83]袁世凯知道清廷不会痛快地接受这些条件。他的办法是：“暗中指使北洋军将领屯兵不进，不受荫昌的节制调遣，使清政府无可用之兵，最后不得不乖乖地钻进他的圈套来。”[84]

清朝统治集团已经丧尽民心，没有多少人还对它抱有希望。莫理循在10月7日的信中说：“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我的一个朋友同刚刚通过北京归国留学生考试的十二位毕业生聚餐，他们是从英国、美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大家为革命的成功祝酒。”他在27日的信中说：“我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85]清廷一筹莫展，不得不在11月1日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13日抵京后，在16日组成内阁。22日，袁世凯向载沣提出要求：停止每日入对；除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接办；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那桐在第二天日记中记道：“今日起不逐日召见内阁总理大臣，实行阁制也。”[86]此前，内阁依然像军机处那样每日入值。可见袁内阁在性质上和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显然不同，原有的制度改变了，行政权力已转移到他的手中，隆裕和监国摄政王都被架空。12月6日，徐世昌日记记道：“本日奉隆裕太后懿旨允监国摄政王自请退归藩邸，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担任国事。”[87]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88]这样一系列重大变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表明清朝统治集团已瘫痪无力到何等程度，有如一座纸房子被风轻轻一吹就倒塌了。

对袁世凯来说，剩下的事就是逼清室退位，以此换取南方承认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溥仪根据恭亲王溥伟的日记等写到，隆裕在皇族亲贵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叹着气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她又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碰着头说：“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隆裕不作声了，停了一会儿才说一句：“你们先下去吧。”[89]一筹莫展的清廷，已完全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只能听任摆布了。

原军机处章京（后改为承宣厅行走）许宝蘅的日记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录。12月7日：“项城（引注：指袁世凯）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28日：“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1912年1月2日：“总理（引注：指袁世凯）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余方出。”2月2日：“今日国务大臣又入对，商酌优礼皇室条件，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总理已电伍廷芳。”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多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90]许宝蘅当年记录的这些情节，十分生动，读起来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覆灭了。这个统治集团已经腐烂得无药可救。当历史走到这一步时，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1]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1906年2月，第60页。(www.xing528.com)

[2]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第46页。

[3]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

[4]林伯渠：《关于辛亥革命》，《林伯渠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1页。

[5]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夕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34页。

[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8、691页。以后他把这些文章编了一个集子，书名是《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表示他早有先见之明。

[7]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03、707页。

[8]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84页。

[9]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0]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版，第59—61页。

[11]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7页。

[12]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21页。

[13]《齐东野语》，1907年4月21日、24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42、44页。

[14]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28页。

[15]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页。

[16]《齐东野语》，1906年9月2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

[1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卷，第61页。

[18]徐一士：《一士谭荟》，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445页。

[19]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20]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92页。

[21]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22]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

[23]冯天瑜标点：《辜鸿铭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页。

[24]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第507、509页。

[25]《齐东野语》，1906年11月22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页。

[26]参见戴逸：《光绪之死》，《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27]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页。

[28]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8页。

[29]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21页。

[30]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31]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页。

[32]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6页。

[33]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791页。

[34]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9页。

[3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64页。

[36]《俄国之要求条件》，《湖北学生界》第4期，《国闻》，1903年，第103页。

[37]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7、78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

[38]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507页。

[3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5145页。

[4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第284页。

[41]《陶湘致盛宣怀“录闻四纸”》，1904年9月4日至11月28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1、12页。

[42]［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43]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1页。

[44]［澳］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325、357页。

[45]《南方之三大铁道》，《江苏》第7期，《论事》，1903年，第147页。

[46]飞生：《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浙江潮》第1期，《大势》，1903年，第1页。

[47]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4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5、946页。

[4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88页。

[5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0页。

[5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第299页。

[52]《最近时局观（续）》，《民呼日报》1909年6月10日，第1页。

[53]［澳］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725页。

[54]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6页。

[55]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4页。

[56]沧江：《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国风报》第1年第11期，第5、6页。

[57]《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辑，第87、88页。

[5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601页。

[5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655页。

[60]魏元旷：《坚冰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页。

[61]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整理本）第11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藏。

[6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11页。

[63]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27—30页。

[6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563、5564页。

[65]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35页。

[66]《陶湘致盛宣怀函》，1903年7月，《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页。

[67]胡思敬：《退庐全集·大盗窃国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4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4—1355页。

[6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71页。

[69]《齐东野语》，1906年11月22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8—31页。

[70]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58、59页。

[71]羲皇正胤：《南洋华侨史略》，《民报》第26号，1910年2月1日，《史传》，第23页。

[72]《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1日。

[73]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04页。

[7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6页。

[7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7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第320、348页。

[77]［澳］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650、671、675页。

[78]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第508页。

[79]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1904年8月31日）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

[80]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4、25页。

[81]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700页。

[8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10页。

[83]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整理本）第14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藏，第769、770、771页。

[8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7页。

[85]［澳］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762、768页。

[86]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703页。

[87]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整理本）第14册，第773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在这一条下加了个注：“英使朱尔典助成之。”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440页。

[88]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23页。

[89]溥仪：《我的前半生》，第43、44页。

[9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2、386、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