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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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近年来已成为海内外学者讨论得颇为热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这种思潮在20世纪初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在思想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过程，有如章太炎在1903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1]

这种现象并不使人奇怪，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便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备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他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竟被傲慢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濒临灭亡的边缘。19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当历史跨进20世纪的门槛时，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实行分区管制，在各区内不许悬挂中国的旗帜，而要强迫中国人悬挂他们的国旗。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告一段落。西方的报刊上，更是纷纷议论着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

亡国灭种的噩运，似乎随时都会降临到中国人头上。它像一个可怕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昔日的辉煌同今日的衰败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更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觉得难以忍受。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种大变局下，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诉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他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代表着当时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心声。[2]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一出现，会有那么多人立刻奔集到这面旗帜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所固有，最初是从西方传来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而盛行于19世纪中叶德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它在传播和阐述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近代中国自己的显著特色。

这种思潮能够在近代中国如此迅速地传播，并为众多人所接受，当然同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因素有关，用章太炎上述引语来说，本来就有着某些“潜在”的“根性”。那就是从先秦以来常讲的“夷夏之辨”，或者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但这种观念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所谓“夷夏之辨”，更多的是从文化上着眼而不是从种族上着眼的。如果其他种族接受了“诸夏”的文化，久而久之，也就把它当“诸夏”看待，难分彼此。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夷夏”的地位并不固定，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通常只是在民族冲突特别激烈的那些年代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观念才会突出地流传起来。平时，很少强烈地表现出民族之间的排他性。清朝入关之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鼓吹的反满思想，到清朝统治逐步得到巩固后，在一般人心中也就明显地淡薄下来。这些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相当大的不同。

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直接理论桥梁，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天演论》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人觉得不寒而栗，担心自己将因“优胜劣败”而被淘汰。出路在哪里？《天演论》开出的药方是“合群”。它写道：“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3]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并没有提到民族，更没有提到民族主义。但既然万事万物只有合群“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生活在同一区域内、有着长期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西方列强又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和压迫的，一旦民族覆亡，大家都成了“亡国奴”，个人的一切便都谈不上了。这样，人们自然会逐渐认识到：只有整个民族“合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这同民族主义思潮已只有一步之隔。

那时，中国人能直接阅读西文书籍的很少，而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风正盛。中国人学会阅读日文比西文要容易得多。所以，同近代中国人接受许多西方近代观念往往经由日本的介绍一样，中国人接受“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也经由日本的介绍。

有趣的是，最早提到“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4]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又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已属应接不暇。”[5]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很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九十四、九十五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

他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局嬗变的趋势：“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6]

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7]

1902年，他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又接过来“民族的国家”的观念，写道：“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故能建造民族的国家声施烂然，苟反抗此大势者，虽有殊才异能，卒归败衄。”[8]

同一年，他还令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对这个重要提法，他并没有做什么解释和发挥，只是一笔带过。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9]看来，他是以“民族的国家”的观念为依据，把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总称为“中华民族”。

梁启超“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那时正风靡全国，受到人们普遍的仰慕。他发表的文章，对宣扬民族主义和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严复也好，梁启超也好，对民族主义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它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安。特别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义来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

这就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最早宣传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却越来越不愿意谈民族主义。他们的这种变化在严复1903年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时所写的按语中表述得很明白。他说：“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10]这段话看起来有些费解：前面刚说新旧两派对民族主义“不谋而皆合”，说民族主义是“吾人种智之所固有”的，后面却很决绝地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细细读他中间那几句话，就可以明白此中原委：严复本来期望谈民族主义可以激励人们“人人自立”，也就是他在《原强》修订稿中所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11]出乎他之意料，谈民族主义而像他那样“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却由主张“合群”而“排外”，甚至鼓吹“排满”。这就使他在失望之余，要愤愤然地说一句：“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梁启超在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第二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长篇连载他那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时，最初仍强调民族主义的意义。他写道：“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12]这倒是像严复所期望的那样从谈民族主义进而“期人人自立”了。但文章自进入具体论述如何新民的“大纲小目”时起，就只讲国家思想而不再讲民族主义。不久，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要区分“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说：“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这个解释有它的合理性，就是要求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来民族的侵略，并且同他前面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相呼应。但怎么把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分辨清楚毕竟相当费事，特别当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浪潮汹涌掀起后，他就索性不再提民族主义。看来，他的基本思路和内心的顾忌和严复是一样的。

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首先倡导的，这面旗帜后来却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越举越高，而同梁启超反而好像没有多大干系了。这种看来奇特的现象，只有放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复杂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理解。

尽管梁启超对民族主义问题谈得越来越少了，但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侵略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民族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中国民众中高涨起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住的。作为一种思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学理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因此它在作为向国内输入西方学理桥梁的中国留日学生中首先广泛传播开来，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才开始。那时，中国派驻日本的使馆在外交交涉中需用日本文字，就从国内招募少量使馆学生。“东京中国使署，特辟学堂，为教授翻译人材之用。”[13]这是日本有中国留学生的发端。1898年，湖北、江苏、浙江、直隶（今河北）等省开始派遣学生到日本学校学习，共六七十人。1900年，留日学生开始超过一百人。到1902年，东渡留日的学生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第三期刊载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和《壬寅卒业诸君题名》，单以留日浙籍学生来说，在1898年抵日的为十一人，1899年为七人，1900年只有三人，1901年有十二人，而到1902年陡增到八十六人（如以农历壬寅年计算则为九十一人）[14]，可见这一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加幅度之大。此后的不少著名革命活动家，如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周树人、杨毓麟、李书城等，都是1902年到达日本留学的。1903年，留日学生不仅人数继续增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省留学生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纷纷出版，截至这年春天已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

这些新到日本的留学生中，大力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要先提到湖南学生杨毓麟。他在1902年和1903年之交所写的《新湖南》这本小册子中，把自己学得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归结为两点：一个是民族建国主义，一个是个人权利主义。对民族建国主义，他这样解释：“民族建国主义何由起？起于罗马之末。凡种族不同、言语不同、习惯不同、宗教不同之民，皆必有特别之性质。有特别之性质，则必有特别之思想。”“异者相离，同者相即，集合之力愈庞大而坚实，则与异种相冲突相抵抗之力亦愈牢固而强韧。非此，则异类之民族将利用吾乖散暌隔之势，以快其攫搏援噬之心，此民族主义所以寝昌寝炽也。”他分析当今世界的大局是“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彼族以东亚为二十世纪工商业竞争之中心点，欲反客而为主，目营而心醉之也久矣”。这些分析是同梁启超相近的。但他接着就猛烈抨击清朝政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现在正以清朝政府作为控制中国的工具。他写道，“然而其（注：指帝国主义列强）手段愈高，其方法愈巧，其议论愈精，其规画愈细，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国为之罗”[15]，并且竭力地歌颂和赞美流血破坏。这些又和梁启超不同，而有着明显的革命倾向。

那些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中，宣传世界大势、鼓吹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言论，几乎每期都有。由浙江留日学生在1903年2月17日创办的《浙江潮》第一期的《社说·国魂篇》中说：“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豫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今日世界之关系于中国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大势正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把它称为民族帝国主义。

《国魂篇》还从经济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写道：“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16]这种认识，比梁启超又深入了一步。

既然今天的世界是处在各民族“生存竞争”的时代，既然西方列强的扩张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而今天的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怎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在留日学生这些刊物上，不少人提出的主张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

《浙江潮》第一期和第二期，在《论说》栏中连载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这是一篇系统地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这样系统的论述在以前还没有过，可见民族主义问题已越来越受到留日学生的重视，甚至把它看作一个民族处在竞争世界中求得自存的根本所在。这篇论文一开始就描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一个正在席卷世界的大怪物，那就是民族主义。“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什么是民族主义？文章下了一个定义：“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它认为，这样才能“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这是当时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解。

文章展开地论述道：“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文章特别举出德、意两国的历史来作为证明：“德意志之未建联邦也，各邦无所统一，群侮纷来，岌岌乎危哉。然其一战而霸，名振天下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伊大利之未建新国也，过罗马之故都，则禾麦离离，有不伤心者乎，然而三杰出，一统成，至今伟然成一强国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1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所受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19世纪下半叶德、意两国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

余一的文章还认为，民族主义才是欧美列强立国之本，学习西方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就将是舍本逐末，一切都将落空。他写道：“今日欧美之政治、教育、制度、军事，有所谓立宪政治者，有所谓国民教育者，有所谓自治制度者，有所谓国民皆兵者，苟行之于非民族的国家则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举。浅见之徒掇拾其一二新说，以矜矜自得，而不知本源之所在，耗矣哀哉！”[18]

留学日本后归国的四川青年邹容，写出了风靡一时的著作《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突出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它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宣传民主共和国的著作。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同时期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

《革命军》中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他写道：“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发生历史之一大原因也。”[19]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同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杂糅而成的，而“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的主张明显地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还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从学理、历史、现状多方面进行论证，鼓动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

从前面这个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民族主义思潮已开始广泛传播，并且同革命要求逐渐结合起来。因此，当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把它置于三民主义学说的第一项，很快为众多人所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当时中华民族正面对极端深重民族危机这一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也由于在这以前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已有了相当广泛的酝酿和准备，人们对它已并不陌生。

孙中山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初表现。这个口号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正如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1903年夏在《猛回头》这本小册子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20]因此，这个口号有着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不推倒这个政府，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是谈不上的。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1905年10月写下《〈民报〉发刊词》，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21]近代中国面对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孙中山这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正是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社会现象中抓住了要点，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近代中国需要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提出三者相互联系，不能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们。尽管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完全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但终究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这以前和同时的其他思想家也许在某些问题的认识深度上超过了孙中山，但从总体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或替代他。称他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并且不断对它的含义进行探索，提出不少高于时人的见解。就拿民族主义来说，当时许多人把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往往不加分辨地同时带来了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甚至不惜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以至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这就容易使民族主义演化成一种消极的以至有很大破坏性的错误思潮。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都可以看到存在这种明显的倾向。它们后来分别走上对外大规模侵略和扩张的道路，同这一点是直接有关的。

邹容的《革命军》是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杰出著作，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内容中也杂有不少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对国内，他写道：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对国外，他写道：“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外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如果不是处在清朝统治之下，“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上海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22]。当本民族自身还处在外国压迫奴役下时，就已经想到：一旦解除了这种压迫奴役，就可以反过来压迫奴役其他民族，这正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学说中消极的以至反动的一面。当然，邹容那时是个18岁的年轻人，有些话可能只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对他并不能苛求。

孙中山有着宽阔的世界视野，又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十分注重民族平等，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越到后来越加明确而完整。

由于本文论述范围的限制，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吧。

在国内，他主张推翻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但反对笼统地排斥满族人民。早在1906年秋冬间，他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对满族将士的布告中说：“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谊具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23]同年冬，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更明确地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4]

在国际上，他主张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并且坚决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904年8月，他用英文所写的向美国人民呼吁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明确地宣告：“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25]他坚持“济弱扶倾”，主张把亚洲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他对同在亚洲的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都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

孙中山这种民族平等思想，不仅是他个人长期思考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正如他所说：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到近代，中国人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十分自然地会对这种霸权行为充满憎恶；由于共同的遭遇和命运，对那些同样遭受欺凌和侮辱的民族自然充满同情。当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孙中山的突出贡献。前面说到中华民族的本性和对待民族关系的态度，只是就总体而言，并不等于不存在各种杂音。孙中山以他的崇高威望和影响力，登高一呼，旗帜鲜明地主张民族平等，就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能够循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且形成一种珍贵的传统。

当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时，人们会注意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尽管辛亥革命最初是在反满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族在人数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在各省举行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种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这种现象也许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但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比较一下，就会使人深深地慨叹：这是多么不易！(www.xing528.com)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当天发表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6]这里已没有汉满对立的痕迹。不久，他又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说法，把中国各族人民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正是从这时起得到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这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以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问题一直在反复思考，多次加以阐述，形成比较完备的学说。当他晚年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其中，对民族主义是这样说的：“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把这种解释称为对三民主义的“真释”。在“国民党之政纲”部分，他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27]他在临终遗嘱中又提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8]可见，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大问题。人类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由为数众多的民族组成。这些民族，都是某个人群因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或同一个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语言文字，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因为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也必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也许在久远的未来，当国家的界线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消失时，民族之间的差异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什么是民族主义？大体说来，它是一种民族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集体意识。它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本民族内部彼此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由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和共同的未来命运构成的，从而形成一种特殊关系和凝聚力量；二是个人对本民族的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基于认识到如果整个民族遭受压迫和奴役而没有前途，个人以至子孙后代也将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从而产生应该把整个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有一种看法，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便失去它曾有过的积极意义，而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反动思潮。这种看法，至少是缺乏分析而不全面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加强，世界越来越变得不可分割，这确是事实。但各民族之间仍会保持着各自的许多特性和差异，这些差异并没有消失，也不容易消失。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仍存在着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的区别，当某个自命优越的强势民族把本民族的狭隘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在“一体化”之类名义下，对其他民族恣意实行控制、压迫和掠夺时，彼此间的矛盾甚至会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这也是不能不看到的客观事实。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29]

现在回过头再来谈谈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主流的评价。

客观地说，民族主义是有两重性的，它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充满民族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的利益。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或称民族沙文主义。它可以导致种族仇杀和对外侵略。19世纪德国、意大利以至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中相当程度上包含着这种因素。今天有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也包含着这种因素。不管它在历史上是不是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它确实有着严重的消极以至反动的作用。另一种是对自己的民族怀着深厚的感情，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注重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万众一心地谋求本民族的独立解放并共同走向繁荣富强，而决不能忍受外族强加给本民族的欺凌和侮辱，也不受他们的挑拨和分化；同时，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和平相处，互惠互利，决不因本民族的利益而任意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是积极的、进步的。

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关系的态度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显然是前者，其杰出代表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当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学说的合理因素时，能抛弃它那些消极成分，加以改造，突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这既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产生的，对民族不平等现象怀着强烈的憎恨，而对同样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弱势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它那样强调民族平等，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决不是偶然的。如果再同20世纪初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比较一下，还可以看到，当时那些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往往侧重于行动而缺少理论指导，有些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应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置身于这股历史潮流最前列的。这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时期其他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4页。

[2]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3]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5册，第1344页。

[4]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癸卯（1903年）本，第5页。

[5]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75页。

[6]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424页。

[7]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426、428页。

[8]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517页。

[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类编》下，第7、29页。

[10]［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3—144页。

[11]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7、32页。

[12]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104—105页。

[13]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页。

[14]《浙江潮》第3期，《附录》，1903年4月，第1—11页。

[15]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王忍之、张枬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22—632页。

[16]《浙江潮》第1期，《社说》，1903年2月，第12—13页。

[17]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论说》，1903年2月，第1—4页。

[18]余一：《民族主义论》（续），《浙江潮》第2期，《论说》，1903年3月，第16—17页。

[19]《邹容文集》，第57、65页。

[20]《陈天华集》，第36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22]《邹容文集》，第38、53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1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

[2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页。

[26]孙中山：《通造海陆军将士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2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22页。

[28]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2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