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百年祭：辛亥革命之前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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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离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在新的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回顾一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确实会引起沧海桑田的无穷感慨。那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西方列强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一些傲慢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种种特权，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并且受到封建官府的保护。中国人被人蔑视，被看作劣等民族，遭受冤屈也没有地方申诉。周围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老百姓中间弥漫着一股怨恨不平的强烈情绪，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义和团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产物，是一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自然，产生这样一场运动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还有众多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都应该被看到。但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那个大背景，离开它的深层次原因，只是从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清政府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矛盾等来考察，很难把义和团为什么会在此刻动员起如此规模的力量、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华北这件事解释清楚。

为了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并且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武装进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曾有过先例。这件事反过来又教育了中国人民。九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还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它给全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一些外国侵略者也开始觉得不能太小看中国人了。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说道：“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2]。这段话是说得很中肯的。中国在那样险恶的局势下终于避免了遭受瓜分的噩运，不能不说同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事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大家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也有很严重的消极落后方面，如笼统排外、愚昧迷信、组织松散、成分复杂，以致被清政府所利用等。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事实，不必回避，更不能把它美化。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www.xing528.com)

它的这些消极落后以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群众性的特别是起自下层的反抗斗争处在自发的状态，很难不同时带有许多愚昧落后的因素。这是当时只能达到的水平。不成熟的社会必然会产生不成熟的运动。这在中国北方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们总不能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得出结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么多荒唐可笑的东西来。这种看法，恐怕不能说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也并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工作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整理出版了许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珍贵档案资料，翻译介绍了许多外文资料，继续进行有关的社会历史调查，对问题的探讨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大大深入了，使义和团的真实情况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方面比较多地运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把重大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社会结构、民间习俗、群众心态、地域特点、自然灾害等环境中来考察，深化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

这一次讨论会，有那么多对义和团运动研究有素的中外学者来参加。我相信，经过大家几天的相互切磋、共同探讨，一定能够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我说的如有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原载《文汇报》2000年10月21日。

[1]邓小平：《振兴中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58、7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