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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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新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过了一场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没有这种深刻的大背景，整个民族的新觉醒是很难到来的。第二，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丧失自信，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那么艰难，只要奋起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并且看到了新的出路。如果一个民族在深重的危机面前只有灰心沮丧以至陷于绝望，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那也谈不上出现整个民族的新觉醒。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它的结局，正是从以上这两个方面同时给了中国人空前未有的强刺激。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周围的地形又使它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态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没有一次大震动，要改变它以至撼动它，都十分困难。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虽然已经丧失独立的地位，在半殖民化的道路上蹒跚行走了半个多世纪，但人们并不是很快就认识自己的这种处境，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发出变革的呼声，但这种呼声仍很微弱，大多数民众的思想依然在中世纪旧观念的牢牢束缚下，思想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往往在一次战败的冲击过去后，人们的激动又会慢慢平静下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刚过了没有多久，一些人又得意洋洋地高唱起什么“同治中兴”来，仿佛原来那一套只要稍加修补还可以行得通。提出“自强”和“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在人们中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除为数极少的先进分子外，广大知识界的认识和心态同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多大不同。历代相传的圣贤遗训是怀疑不得的，否则就会被加以“离经叛道”“乱臣贼子”的吓人罪名，至少也会受到社会的冷遇。留学英国的先进思想家严复曾伤感地写道：“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做过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因为主张向西方学习，被“目为汉奸”。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觉得需要向人们大声疾呼地发出“危言”时，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已处在“衰世”，而要把他的书称作《盛世危言》，来减轻社会的压力和攻击。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太大了。它所造成的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把中国旧秩序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往中国是被一些西方大国所打败，这次却是被他们看作东方小国的日本所打败，而且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么苛刻，这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从经济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窘迫，但经过各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上每年都在八千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三千万两。这一下，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顿时陷入无法收拾的绝境。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大量举借外债。这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朝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加上接踵而来的庚子赔款，到宣统三年的预算，国家岁入已激增到三万万两。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对人民实行竭泽而渔的大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急遽激化了。

从军事上说：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支撑清朝统治并可用来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少数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抗敌，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除聂士成等部外也丧失殆尽。战后，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各地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就是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的。

从国际关系上说：这次战争，使中国的积弱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西方列强把中国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都想抢先从这里捞取一把。英国使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瓦解》，整个世界开始谈论中国的瓜分即将到来。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列强开始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过两年，又发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结束。这是20世纪带给中国人的第一份“见面礼”，它对中国人的刺激无疑是很深很深的。

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面对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定，抱残守缺绝不能挽救中国，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次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在许多人看来，日本和中国同为黄色人种，19世纪中叶以来又一起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凌，如今却能迅速崛起，原因就在于它实行了维新变法。从当时的舆论来看，日本的“因变致强”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前，中国没有一个到日本去留学的学生。战后只过了十年，在日本的留学生已达到八千多人。他们所以大群大群地到日本去，除了路程近、费用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想去实地看看，为什么同是东方国家，日本国力的发展却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要从这里为寻找中国的出路取得借鉴。当年留学日本的吴玉章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些诗句，表达出当时众多留日学生的共同心情。这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直接延伸。

甲午战后的短时间内，中国人中间出现的思想变动，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是以往几十年所难以比拟的。

第一，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但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近代观念。从欧洲来说，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迅速兴起，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时期得到加强的。古代中国，由于它的特殊地理条件，同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长期在较少外来入侵的情况下独立地发展，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把“中国”和“天下”等同起来。到了近代，随着主要来自海上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华民族的共同遭遇和命运，使民族意识逐渐凸显出来。

民族主义思潮有着两重性：如果它以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实行侵略和压迫，挑起不同民族的种族成见和仇杀，它是反动的或者有很大的破坏性；相反，如果它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那么，它是正义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是属于后一种。(www.xing528.com)

当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孙中山在夏威夷群岛成立兴中会，其章程中明确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就这样被提了出来。

在国内，维新派通过报纸和学会，尽力宣传他们所知道的万国大势。汪康年在《时务报》上鼓吹“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为人所伤，左手仅自庆其无恙焉可乎？”这种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正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性不断提高的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正面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20世纪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创办了许多刊物。民族主义的宣传，在这些刊物的内容中占着突出的位置。《浙江潮》上发表余一的《民族主义论》，系统地论述民族主义是“欧族列强立国之本”，要求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觉心和对国家的责任心，“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同心协力，“求九死一生于腥风血雨之中”。

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随着人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更深刻了，随着“振兴中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目标，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有了更加深厚持久的基础。

第二，民主精神的高涨。民主精神，也是一种近代观念，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

甲午战败后的深重民族危机，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抵抗外国侵略不能单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救亡的迫切心情，增强了人们的民主观念。严复当时所写的《辟韩》便是一个例子。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他们痛切地陈诉在“甲午大创而后”的严重民族危机面前，必须提高国民的自觉和责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国民报》第二期的社评《说国民》中，还从多方面把“国民”同“奴隶”的区别作了具体的比较。这种比较，我们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上，同样常常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久，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又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广泛流传。人们已不再把自己看作朝廷的“子民”，相反，认为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一个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变动。

第三，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民主精神的高涨，人们自然地要提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来实现这种理想？是采取激烈的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手段？

本来，人类社会总是处在不停息的变革中，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什么时候需要采取哪一种变革形式，是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还是用激进的革命手段，这需要由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孙中山也曾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程。他在甲午战争刚爆发时还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革命，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只是在温和改良的道路已无法走通时，孙中山才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甲午战争失败当年策划发动广州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字从此已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象征。这对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精神的高涨，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当然是甲午战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指导的，思想的大变动反过来又对社会的大变动起巨大的推进作用，并且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引导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攀登。

如果从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屈辱都能带来这样的积极效果。甲午战后，百年间历史行进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多么巨大生命力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在近代确实大大落后了。当时国外一些有识之士把它比作一头“睡狮”。处在激烈的竞争时代却依然昏睡，自然是可悲的。但一旦猛醒，它仍不愧为一头雄狮，可以显示出使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它绝不能容忍别人对它的肆意侮辱和欺凌。一旦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便会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奋起前进。这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

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赶上的，这是需要由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的接力跑。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今天，我们正在接过前人交下的接力棒，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面向21世纪，满怀信心地继续为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原载《文汇报》199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