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景象-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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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4月出版的《民报》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横议·发难篇第一》的文章。它所讨论的问题是，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来推翻清朝政府。正面讨论这样尖锐的问题，在当时众多的革命刊物中亦属罕见。

这篇文章把发难的方式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扼吭”，就是一举倾覆对方的首都，以临天下；第二种“负隅”，就是先雄踞一方，再谋进战退守；第三种“蜂起”，就是分举响应，使对方的政权土崩瓦解。文章认为，今后革命军实行的将是第三种方式。理由是：“人民之革命也，非以一革命团体与一政府角也。政府惟一，而革命团体以千百数。其颠覆政府之目的同，而同时并举，星罗棋布，蜂起蔓延，此仆彼兴，西崩东应，曾不须臾，而土崩瓦解之状已成。”

“曾不须臾，而土崩瓦解之状已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倒是在《革命横议》发表后五年的辛亥革命中果然出现了。武昌首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内，便得到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省份的响应。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政府，有如孙中山早就断言的那样，“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1]，受到革命浪潮冲击时几乎一触即溃，很快便倾塌下来。

本文想对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的大体进程和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诸种因素，作一个鸟瞰式的考察。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活的流体，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会不可遏制地向前猛进，而且往往会加速度地发展，不断呈现出原先所没有的新的色彩。

武昌起义发生后十二天，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这五个省的独立集中地发生在九天以内。它表明：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事件，而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整个政治局势顿时为之改观。

这五个省是在全国局势尚未明朗、革命成功并无把握的情况下独立地决定发动的，因而格外值得注意。它们的相继独立，看起来凌乱无绪，除两湖外各省在事先没有什么共同计划和联系，但它们都是同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特点。

第一，新军在这些省内都是起义的主要动力。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迅速地控制局势，在起义成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力量最强大的是云南。当时，驻守在云南省会昆明的新军是步兵第三十七协，此外还有炮、马、机关枪、工程兵等兵种。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和这个协属下六个营中的四个营的管带，炮标三个营的全部管带，机关枪营和工程营的管带，还有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陆军小学总办、参谋处总办等重要军官，都是革命党人。[2]这年年初，云南陆军讲武堂有一批毕业生被派往新军担任下级军官。他们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如朱德等，又把革命宣传直接深入到士兵中去。新军中弥漫着要求发动起义的浓烈气氛。昆明没有任何足以同他们抗衡的军事力量。一旦举事，他们便能比较顺利地控制全局。另外几个省，也是由新军攻城取得胜利的。

其他社会力量在最早响应独立的这五个省中，都不能说是起义的主动力量。就以会党力量很大的湖南、陕西两省来说，起义主要动力也是新军而不是会党。湖南是新军第四十九标在10月22日清晨首先发难，会同新军其他部队，迅速开入并占领省会长沙。革命党人联络的浏阳会党在起义过程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在宣布湖南独立后才闻风大批涌入长沙。《民立报》当时报道：“先是鄂省新军首先倡举义旗。电传到湘，湘省陆军第二十一协一、二两标，炮、马、工程、辎重各队新军士兵即谋同时响应。”[3]湖南立宪派人士也说：“湘之反正，全在兵与下级军官之力。”[4]陕西西安起义的主动力量也是一些新军中充当中下级军官的同盟会会员，如钱鼎和张钫，后来又得到混成协参军官兼代第二标第一营管带的张凤翙的支持。西安起义就是以新军攻占军装局为起点的。陕西新军中旧式帮会的潜势力极大。“全协士兵中老行伍出身的，多数都参加帮会。”[5]但他们并不是起义的主动力量。顺便说到，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当时正担任陕西咨议局副议长，起义发动前却并未与闻。这类情形在其他省也有。

第二，起义的发展都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很多省革命党人的准备并不充分，事先掌握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当小。但在逼人的形势下，只要少数坚定的革命分子敢于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大群人便聚结到他们的旗帜下来。在清政府方面，却看不到有多少人起来抵抗，一般是听到起义的枪声便纷纷逃匿，作鸟兽散。即便组织起一些短促的抵抗，也人心动摇，难以持久，没有几个人还肯为倾覆中的清朝政府卖命。

湖南的情况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该省巡抚余诚格是一个全然无能的纨绔子弟。当起义新军攻入长沙时，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正在巡抚衙门。据谭后来说：“忽一仆至，称报告大人，新军攻城！余（诚格）云：‘没有的事，再打听罢！’我等恐其要发命令，布置军事，即兴辞云：‘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罢。’余抚亦起，又向我们解释云：‘今日新军开往株州，他们误会了，所以说新军攻城。’我们刚欲下楼梯，又一仆至，云：‘报告大人，新军进了城！’余抚又云：‘没有的事，再打听罢。’我们刚下楼梯，又一仆至云：‘报告大人，新军已到了贡院东街！’余抚云：‘没有的事。’随又云：‘要他们准备吧！’又向我说：‘回去拜上老太太，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有甚么事，不要紧的。’我们乃与点头而别。”[6]新军到抚署时，抚署卫队立刻投诚。余诚格见势不妙，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并用白布亲书“大汉”两字，叫人悬挂在桅杆上，然后就进内堂去，从抚署后墙挖了一个洞逃走。这一切，简直如同儿戏。江西等省的情况也相仿佛。这既说明革命形势的成熟，也说明清朝的地方政府已经腐烂到何等地步！

第三，这些省在起义成功后，都站住了脚跟。陕西独立后，受到清军来自东、西两方面的重兵夹击。西安形势几度危急，但仍坚持了下来。

在10月份宣布独立的六个省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连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连成一块，云南在西南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它们独立后，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接着，革命浪潮就向华东和华南迅速扩展了。

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没有静止状态的。当革命高潮到来时，局势往往几天就是一个样，不断出现新的因素。继武昌起义后，给予清政府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在11月上旬相继独立。

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当时上海包括在江苏省内），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重要焦点。在这些省的独立之中，新军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7]驻在浙江省会杭州的新军第四十四协共有两个标，中级军官中革命党人比较多，如第八十一标代标统朱瑞、第八十二标第二营管带顾乃斌等，他们有的是同盟会会员，有的是光复会会员，也有先后参加了这两个组织的。浙江的光复，主要是依靠新军的力量。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是以左宗棠旧部湘军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是同盟会会员。这个镇的统制孙道仁在起义前夕也加入了同盟会。福建独立是新军起义、光复福州后实现的。

但这时国内的形势，同第一批五个省响应时已有明显不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短时间内把更多有着不同政治倾向和实际利益的人相继吸集到赞同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来。因而，东南地区的独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前此所没有的新的特点：

第一，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民族工商业者中有些人早已秘密地参加中国同盟会，如上海信成银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创办人之一的沈缦云和上海粮食业巨商、大隆杂粮号店主叶惠钧在1909年和1911年春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两人都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曾介绍该会会长李平书和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相见。上海没有新军驻防，全国商团联合会手里却掌握有一支原来用于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那就是商团。11月3日，陈其美率领主要由会党分子组成的敢死队和部分商团进攻全国主要兵工厂之一的江南制造局，没有成功。陈其美只身闯入制造局，企图说服守军放下武器，结果被扣。第二天凌晨，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李平书的族侄）率领商团一千余人，偕同敢死队和李燮和所部光复军的一部分再次进攻，攻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这是上海光复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仗。民族工商业者在革命进程中直接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在其他地方还不曾有过。这当然同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自身力量的强大直接有关。

第二，江苏出现了由当地最高长官、江苏巡抚程德全出面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这种新的动向。程德全这样做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主动，而是由上海革命党人先到江苏省会苏州向新军第二十三协策动。11月5日拂晓，新军入城，“一律臂缠白布，排队诣署谒德全，推为都督”[8]。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得表示同意。“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9]这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在武昌起义后第一个出面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的，表明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已到了何等地步！

第三，国内立宪派的政治态度发生重要变化，从支持清朝政府转到支持民主共和国这边来。在这以前，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汤化龙、谭延闿已公开支持共和。但国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尽管对清政府早已深感失望，最初仍希望清政府能用“实行宪政”的办法，使革命风潮平息下去，还曾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的起义。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很快看清：革命浪潮已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了。如果坚持反对，势必导致对抗的加剧，危及整个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持。只有对革命表示赞成，才能使他们自己站住脚跟，在革命阵营中构成温和的一翼，继续发挥影响力，使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因此，他的政治态度立刻改变，并发出告江苏父老书说：“今上下相薄，势已决裂，介其间者，更无置喙之地，拊膺扼腕，莫可如何。”“不揣庸劣，刻日与二三同志，星驰赴省。军旅之学未学，自有任其责者；至于保卫治安，维护秩序，鄙人不敢辞。”[10]张謇政治态度的变化，在国内立宪派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表示支持革命。怎样看待国内立宪派人的这种变化？它的作用是有两重性的：首先，它对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孤立清朝政府、加速革命发展的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可是，由于他们的着眼点重在使原有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由于他们同各种旧社会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由于他们一向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所以当他们转到革命阵营方面来以后，就大大增加了使革命中途走向妥协的力量。

和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或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西南、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这时国内整个政治局势的发展已非武昌起义初起时所能相比。随着全国大多数省份先后独立的消息不断传来，声势夺人，人们要求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情绪已越来越趋于激烈，对南方尚未宣布独立的省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清朝地方官吏已失去抵抗的意志，这是这些省能更顺利地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中，广州是华南的中心城市，成都是西南的中心城市，都是清朝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是南方宣布独立最迟的两个省，但到了这个时候，清朝地方当局已无斗志，几乎是不战而屈。

在广东，“自鄂事发生后，粤垣官吏异常戒严，民间谣言尤多，无日不喧传党人将于某日举事”[11]。粤绅、在籍翰林、清乡总办江孔殷在省内各大团体集会时主张：“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12]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握重兵，在广东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镇压广州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的主要人物。在局势急遽演变面前，他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13]加上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也派人到香港和同盟会南方支部取得联系，做好反正准备，并打电话给两广总督张鸣岐，请他“好自为计”。张鸣岐认识到大势已去，便逃往沙面英国租界，当晚转往香港。李准随即欢迎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来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还不曾有过，自然同国内整个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关，在更早些时间是不会出现的。

四川同志军最初起义时，主要集中在成都周围的川西地区。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川北、川东、川南相继建立军政府，影响更大的是同盟会人张培爵等在一支起义新军开入重庆后宣布成立蜀军政府。这样，素有“赵屠户”之称的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完全陷于孤立。11月27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自治文》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14]显然，这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缓兵之计。同天，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几天后，成都发生兵变。曾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的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率领一部分新军平定兵变，被推为都督，并在分化了赵尔丰的卫队后将赵捕杀。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已全部光复，仍处在清朝控制下的只有南京一座孤城。革命党人组织以新军为骨干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经过十天激战，终于在12月2日攻克南京。南京光复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从此，宁汉长江流域连成一线，不但巩固了武汉的局势，而且加强了革命力量。因此，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一役，在辛亥革命史上来说，实具有重大的意义。”[15]这样，南北对峙的格局终于结束。在南京光复后不到一个月，临时政府便在这里成立了。

此外，山东曾一度独立，推山东巡抚孙宝琦为都督，但十一天后又取消独立；直隶、河南、甘肃等省虽没有独立，革命党人也在那里酝酿或组织起义；新疆伊犁的新军在第二年1月起义，成立了临时都督府。

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在自己国土上有着广泛而深厚的根源，内部条件已完全成熟了。

革命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是它发生时的种种具体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看起来仿佛出人意料的事情，其实都受着特定条件下因果关系的支配，是可以理解的。

清朝政府的覆灭虽然是武昌起义后实现的，但它覆灭的命运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便注定了，这以后的清朝政府不过是苟延残喘地再勉强维护十几年罢了。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摆在每个爱国者的面前。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敌无时不可以来，国无时不可以亡。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唾弃。人们曾期望有一个能保卫国家和民族权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恰恰相反，成了“洋人的朝廷”，宁肯对外大量出卖国家权益，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它的支持。在武昌起义后短时间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表面上还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清朝政府，实际上在民众中已丧尽了信任，也失去了最后一点统治能力。

普遍社会心态的演变，通常是默默地并不显眼地进行着的，但它是不可逆转的。对清政府的愤懑情绪已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越来越相信革命党人历来的宣传是对的：中华民族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在这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身上，只要把它推倒，中国就会好起来。武昌起义发生前不到五个月，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已写道：“中国的前途（按：应当读作清朝政府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16]武昌起义发生后半个多月，有人写信给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近来国事甚急，一日数惊，诚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传闻安庆亦已失守，南京甚危。上海各报馆生意甚形兴旺。望平街一带人山人海，皆急于探求消息者。闻革党胜，则无不欣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如前日望平街人丛中有一听者，闻革命大胜之言微叹一气，后面之人遽饱以老拳。事虽可笑，观此亦可见人心已大去矣，尚何为乎？”[17]这种普遍而强烈的情绪，是中国近代长期历史进程积累下来的结果。一场能够席卷全国的反抗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弥漫南北的对清政府的绝望情绪作背景，是不会到来的。

因此，在武昌起义后的绝大多数省份中，不管发起冲击的力量是大是小，都能导致统治机构的迅速解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救它，甚至也没有多少力量再同情它。可是，新的足以替代它的力量却远没有成熟。青黄不接，可以说是这个历史时刻的特征。

推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自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在已经失尽人心的清王朝末年那种特殊条件下却轻易地实现了。可是达到这个目的以后，铲除旧社会势力的支配地位、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任务却艰难得多。各省的独立，更多地表现为政权的更迭，这往往在几天内便完成了，但并没有立刻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动，也难以一下就改变社会关系中的真正力量对比。旧政权崩溃后，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却缺乏能够控制整个局势并推进社会变革的成熟的新社会力量去填补这个真空。一个革命政党在历史关键时刻所需要的革命远见、勇气、魄力和彻底性，辛亥革命的指导者们并不具备。革命的深度是十分有限的。这不能只去责怪某几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状况所决定的。

各省的起义，一般说来都是从全省的中心城市——省会开始，随后出现“传檄而定”的局面，逐步推及省内各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各个县城。即便有几个省首先宣告独立的在边缘地区，如四川的荣县、云南的腾冲等，但真正能左右全省大局的，仍然是省会的独立（江西的九江也许可以算是例外了）。至于农村和城市，更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偶然。当时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特别是各省的省会）中，集中着为数最多的接触过近代社会和文化知识、渴望改变现状的人群，包括教员、学生、记者、商人、工厂主、有文化的新军官兵等。这些城市大多地处交通要道，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传播远较偏僻地区要迅速和便捷得多，往往一个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就会使一大群人激动起来。城市中人口集中，人们交往频繁，容易形成较有组织的反抗力量。因此，这些城市十分自然地成为政治动荡的来源地。九江所以能在江西独立中起重要作用，不仅因为江西新军的主要部分当时正集中在这里，也同它的经济文化发达和交通便利有关。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中国社会中，城市千百年来一直是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所在，省、府、县之间历来存在着层层依附的关系，形成一种网络式的联系。一旦省会宣告独立，各府、县很容易随着就出现“传檄而定”的局面。

广大农村那时仍处在相当封闭的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人数众多的农民小生产者，虽然挣扎在生死线上，但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目光比较狭窄，行动难以统一。20世纪初年也还缺乏一种解决他们凝聚起来并克服自身弱点的先进的新社会力量。因此，在各省独立过程中，有些农村地区虽在附近城市影响下出现过一些零星的自发性起义，但规模都不大，影响也有限。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各省独立过程中几乎没有被提出来，更说不上获得解决了。

可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在农村，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着绝大多数。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势力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这里。没有一场农村中的社会大变动，单靠城市里一部分人掀起的政治风暴以及从省会开始的那种“传檄而定”的局面，看起来声势夺人，其实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仍是比较表层的，并且经不起旧社会势力重新集合起来的反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预决着辛亥革命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在各省独立中首先起来冲锋陷阵的先锋力量是新军。当时曾有人把辛亥革命称为士兵起义。除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少数地方外，几乎都是新军一旦行动起来，便很快取得成功。

为什么新军在辛亥革命中能起这样的特殊作用呢？这不仅因为他们掌握着新式武器，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清末大多数省份中是主要的军事力量，有可能一举摧毁清朝的统治机构，而且在当时有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他们是组织得最好的力量，有着严格的建制和纪律，能够步调一致地采取有力的行动，这是当时其他任何社会力量无法做到的。

清朝训练新军的本来目的，是要用这样一支以西法训练的军队来维护并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用西法训练，“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18]。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已汇成为一种风气”[19]。这样，新军士兵的成分和绿营、巡防营等旧军人不同，读书识字的人占很大比重。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比较贫穷，军队中的生活又很艰苦，受官长的压迫和虐待十分厉害，自然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一些从新式军事学堂出来的下级军官，情况也大体如此。事情完全出乎清政府的意料，他们训练出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力量，结果反过来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但新军也有严重弱点：他们同社会的联系不密切，对地方的复杂情况缺乏了解；他们中的革命骨干分子一般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声望，更没有管理地方的经验，很难在这方面提出具体而切实的主张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武昌首义刚取得胜利时便有这种情形：“以为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20]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发动时能够勇往直前地扮演英雄的角色，但在推倒旧政权后，他们便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们的身影便悄悄地消失在人群中。至于那些参加革命的中高级军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但不少人在取得政权后就逐渐同旧社会势力合流，以至向新军阀蜕化，如阎锡山、唐继尧等便是。因此，这些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尽管最初能成为推倒旧政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却不能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深入、实行深刻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

会党在各省独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时的会党问题却深深地使革命党人感到困惑。会党的成员主要由游民组成。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破产，城镇和乡村中到处充斥着这种无业游民。他们在社会中是一支很不安定的力量，而且有着明显的两重性。积极方面是：处于社会底层，生活不稳定，好勇斗狠，富有反抗性；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讲究江湖义气，经革命党人联络后容易一呼而起，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同劳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又有较广泛的联系。消极方面是：他们一般头脑比较简单，缺乏政治自觉和近代意识；内部山头林立，互不相下，行动难以一致；成分复杂，纪律不好，常有相当大的破坏性。(www.xing528.com)

在各省独立过程中，不少会党分子卷入革命浪潮中来，壮大了革命声势。一些巡防营和抚署卫队中会党分子的响应，为起义成功提供了重要方便。上海会党分子组成过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四川袍哥在保路同志军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这些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仔细观察一下便会注意到：没有一个省能单靠会党的力量取得革命成功，甚至也没有一个省能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取得革命成功。

当旧政权被推翻，特别是有些会党掌握一定权力后，他们觉得可以不再受什么约束，破坏性的消极方面便恶性发展起来：有些人仗势横行，为非作歹；有些人争权夺利，相互火并。这些都激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新成立的各地军政府还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力量，对他们的一些胡作非为几乎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但实际生活就是这样。

拿陕西来说，由于当地社会经济比较落后，新军中旧式帮会的潜势力极大。这些士兵对清政府的不满也很强烈，却缺乏自觉的革命意识。陕西起义军中的革命党人是新军中的几个中下级军官，到陕西工作时间也很短，职务虽使他们能掌握一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发动起义，但同士兵的联系并不密切。起义后，军队原有的指挥系统既已瓦解，军中的哥老会头目便乘势各自运用洪门的组织关系，发号施令，各立山头。巡防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哥老会众更占相当大的比重，大多随后也纳入哥老会势力之下。起义胜利后，这些哥老会头目们又自动扩充军队，任意委官招兵，自立系统，实力大大膨胀，大批军火也落到他们手里，使他们气焰万丈，成为谁都难以驾驭的力量。陕西起义时的领导人张凤翙当了大统领，但不能控制全部局势。“洪门几个舵把子识见浅陋，虽然参加了革命，并不明了革命的真正意义，往往打着革命旗号，抢劫玉帛，掳掠子女，争夺名位。陕西省的清朝政府虽被推翻，而人民的灾难愈深。”[21]“各县的哥老会，知道他们在省城的头目人起义以后都成了大人物，于是更加有恃无恐，遍设码头，派税勒捐，甚至招兵买马，另组军队。”[22]所以，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在回忆中说：“同盟会的人说，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23]

这种状况是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当然，对会党的状况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在以后仍有某些积极方面，但总体说来，革命胜利后他们的消极方面明显地上升了，成为使许多地方革命党人深感棘手的难题。

新军也好，会党也好，在起义发动时是重要的冲击者，但都不是独立的新的社会力量，难以提出建设新社会的有力主张。当革命浪潮的第一轮冲击波过去后，他们的弱点立刻明显地暴露出来，对如何维持并发展革命后的局面显得无能为力。

中国城市中的民族工商业者，经过甲午战争后几次兴办实业浪潮的推动，已有了某些发展，在上海、广州、武汉等重要工商业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已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革命，实际上符合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力量仍是软弱的，商业资本的比重远远大于工业资本，同封建势力以至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又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当各省光复时，他们一般在维持市面、从财力和物资上资助起义军、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可是，他们更害怕社会陷入严重动荡，不希望整个社会秩序发生激烈的变动，因而随即又成为推动革命党人同旧社会势力实行妥协的重要力量。至于一些暂时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士绅，在这方面的消极作用更不消多说了。

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受苦最深，但还处在相当幼稚的阶段，缺乏自觉的社会政治意识，也没有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一时还只能充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不能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城市中还有一批青年学生、新式学堂教员和报社记者等组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群。1906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后，新式学堂迅速推向全国，并已发展到相当规模。1909年，全国中学已有460所，中学生有40468人；小学达51678所，小学生达到1522746人。[24]高一涵回忆道：“自废科举、设学堂之后，他们进身的道路由科举转到学堂，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则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当时凡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民族大义耿耿在心，无论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而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则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的革命主流。”[25]

这个知识分子群一般比较年轻，政治上比较敏感，力量也比较集中。大批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归国后，许多人到新式学堂任教，把它们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因此，“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任学堂监督（校长）、教习的甚多，而学生多系富有爱国思想、易于接受革命的青年，大有发展的前途的”[26]。各省独立前，奔走呼号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的活跃分子，不少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对各省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本身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多少实力，光靠他们自己是难以采取有力行动的。有些人还比较脆弱，形势有利时兴高采烈，形势不利时便消沉下去。他们又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并且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可资依靠，因此在各省独立实现后，往往便不知所措，难以推进深入的改革。

在各省独立过程中，当时革命党人的长处和短处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数爱国者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日夜焦虑不安地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客观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性和紧迫性，在相当程度上补偿了革命主观力量并不成熟的弱点。革命党人提出的奋斗目标，在当时的中国是深得人心的。为了把中华民族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挽救出来，首先集中力量推倒那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是正确的，也是革命能在中国社会中得到最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原因所在。为这个目标而不怕牺牲地拼力奋斗的，不是很少几个人，而是有一大批人。他们原来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平凡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却能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推动实现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是他们无可置疑的长处。

他们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妥协性上。这种妥协性，同他们客观力量的薄弱有关，也同他们主观认识的幼稚有关。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质的认识，因而不能旗帜鲜明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纲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又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一旦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得到实现，他们便失去继续前进的明确目标，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又对旧社会势力存在许多幻想，十分容易妥协。胡绳在四十多年前作过一段中肯的分析：“辛亥革命之所以向袁世凯妥协，就是害怕分裂，害怕外国干涉。因为害怕分裂，就只能承认袁世凯的‘统一’。因为害怕干涉，就只好承认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选定的统治者。”[27]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最后仍不能进行到底，而是半途而废。

不成熟的革命是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的反映。辛亥革命是在旧统治势力已走向解体、新社会力量一时又不足以替代它的历史时刻发生的。这种状况预决了历史将这样发展：革命以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全国取得胜利，但胜利从根本上说还是表层的，并且难以立刻巩固下来。历史还继续处在艰难的过渡阶段中。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

[2]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记》，附录六，《云南辛亥革命史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3]《湖南革命之别报》，《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4]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五》，《湖南反正追记》，第75页。

[5]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4页。

[6]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第16页。

[7]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1页。

[8]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28页。

[9]钱伟卿：《谈程德全二三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25页。

[10]张謇：《拟赴省垣宣告江苏父老书》，《张謇存稿》，第19、20页。

[11]《光复前之广州乱》，《民立报》1911年11月13日。

[12]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6页。

[13]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245页。

[14]《赵尔丰宣示四川自治文》，《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09页。

[15]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46页。

[16]《1911年5月16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81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第88页。

[17]《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一），《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第216页。

[18]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9页。

[19]《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页。

[20]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61页。

[21]张钫：《钱鼎、万炳南两副大统领之死》，《风雨漫漫四十年》，第57页。

[22]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23]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4页。

[24]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7、112页。

[25]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31、432页。

[26]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5页。

[27]胡绳：《中国非袁不可吗——辛亥革命所得的一个教训》，《胡绳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