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民初同盟会人的社会政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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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像猛烈倾泻的急风暴雨，骤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几千年来作为整个社会秩序重心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夜之间轰然倒地。民主共和制度破天荒第一次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建立起来。

这一切突然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们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付的经验。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他们虽然对腐朽而卖国的清朝政府充满仇恨，渴望把它早日打倒，但由于自身的力量太弱，没有料想到这一天竟会那么快地到来。

胜利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将在短期内同样顺利地实现。尽管清朝推翻后，政权很快又落到旧社会势力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但矛盾暂时还处于潜在状态，甚至示人以假象。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信誓旦旦地宣告：“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1]连一时以激进派著称的何海鸣在几个月后也回顾道：“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握，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2]

这种普遍的乐观和幻想，使人们倾向于强调维持现状，认为需要思考的只是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格局下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对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已不那么重要，甚至因害怕引起破裂而处处趋向妥协。

在一般国民中，妥协的心理更为普遍。胡汉民曾沉痛地说：“当武昌倡义以后，举国响应不为不快。各地不但党人领导着运动，连国民也跟着运动，大家都觉得满清非推翻不可了；就此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他很快的推翻掉。”但经过破坏以后，临到建设，国民心理就显出三个大弱点来：“第一个心理上的弱点是苟且。大家以为大乱过去了，应该赶紧休养生息，不必再闹了。革命党员毕竟是含有暴烈性的朋友，现在用不着他们了，‘同他们疏远些’，另外接近稳健派的人物吧。”“第二个心理上的弱点是侥幸。以为过去已有的牺牲，或者已经够了，够达所求的目的，不必再多奋斗了。大家总想以廉价来买得贵物，实际上有无把握是不管的，只望其侥幸而中罢了。”“第三个心理上的弱点是依赖。凡事让人去办好了，自己一概不管。从上面两个弱点中，他们认为满意的办法，是‘维持现状’；认为满意的人才，是‘非袁莫属’。”[3]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反过来又影响到一般革命党人的思想。

还需要提到许多革命党人社会地位所起的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主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革命成功前，他们一般都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有些还在海外做亡命客。民国成立，他们中一部分人顿时成为“民国伟人”“革命巨子”，不少人做了国会议员、地方长官，纷纷跻身上层社会之列，周围又不乏捧场者，远非当年的“穷措大”可比。这更使他们中不少人容易醉心于“维持现状”。革命的共同目标已逐渐淡化，各人似乎已可各奔前程，更加自由地追逐自身的利益，改善自身的地位。原来就相当涣散的革命团体，进一步失去凝聚力，变得更加涣散，甚至出现明显的分化。

民国初年，同盟会内对未来的发展作出种种设计，提出种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方案，朝着不尽相同的方向去使力，可以说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的，是这种特定环境的产物。在这些社会政治方案中，最突出的是两种倾向：一种强调兴办实业，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一种强调政党政治，可以说以宋教仁为代表。两者间有许多息息相通的地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但着重点显然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富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能够冷静地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提纲挈领地提出主张。他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巨大责任感和忠诚是始终不渝的。但是，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在海外度过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活，对中国的复杂国情和社会现状难免有些隔膜。因而，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和实施方案，更多的是从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的原理出发，不全切合中国的实情，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在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讲演，阐述对今后建设国家的基本设想。他在讲演中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过去，孙中山长期把民族主义说成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民权主义说成就是“创立民国”，这两条看起来是“俱达到”了。那么，他此时特别注重并认为“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民生主义”又是什么呢？在这方面，他的看法比先前提出的“平均地权”已有了明显的充实和发展。用他的话说：“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也就是说：在于振兴实业和促进社会平等。

在他心目中，这是同一事物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振兴实业。“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但在振兴实业时，他认为一定要注意一个根本方向问题：防止资本家垄断的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他断言：“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4]

这些话绝不是孙中山一时的即兴之言。十多天后，他在上海所作的演讲大旨略同。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他的结论是：“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5]类似的话，还可以举出许多。

为了在落后的中国发展近代工业，孙中山越来越把他的眼光集中到建设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特别是修筑四通八达的铁路上来，把它看作振兴实业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1912年6月22日，《民立报》记者问他：“关于政界近情之意见何若？”他回答说：“此时不欲发表。现拟专办铁路事业，欲以十年期其大成。”[6]三天后，他又对《民立报》记者说：“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7]

他一再宣传要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他北上会见袁世凯，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得袁对他从事铁路建设的支持。9月2日，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说：“鄙人之意见，以现在政治之事，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划者非他，即建筑铁道问题是也。”他强调说：“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8]9月9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总办。

孙中山的愿望是良好的。发展实业，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确实太需要了。把兴建铁路看作发展实业的先行条件，要努力防止能支配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落在私人垄断资本手里，这些也都是很有远见的看法。可是，他期望“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在那时中国的国情下，当国家政权仍掌握在旧势力手中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他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设想最后竟完全化为泡影，不是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为什么孙中山这时几乎倾注全力在振兴实业方面，特别是对兴筑铁路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而对其他政治行动却不热心，甚至表示要“从此即不厕身政界”？这自然不是因为他不懂政治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他竟幼稚到对国内政治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全然无视。这里，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实际生活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孙中山这种想法不是突然产生的。多年的海外生活，目睹欧美各国近代工业的发达，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使他确信：要国家富强，非振兴实业不可。1911年底，当他还在欧洲准备回国时，就给军政府致电：“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9]

南京临时政府那三个月中，孙中山的处境和心情都很复杂。清室终于退位，民主共和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这自然使他异常兴奋。但三个月内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的内部倾轧，特别是很多革命党人对他的政治主张常采取冷淡以至反对的态度，又使他十分痛楚。胡汉民曾描写道：“回忆起那时党员对于国事的情形来，真觉可叹可笑；议和则惟恐其不成，既成便以为天下大定；对于总理的意志是多方阻挠，对于袁世凯的举动反而百般原谅。”“大家都以为总理的理想太高，万做不到。‘理想太高’四字，还是当时党员对于总理的批评。至于一般谈论总理的人竟喊总理为‘孙大炮’，以为他只会说大话而已。”[10]章太炎甚至嘲笑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11]

因此，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对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党深感失望，对三个月来置身政治旋涡中心而又难以有多大作为的日子很有些厌倦，有点想暂时摆脱一下政治，做些实际而有益的工作。胡汉民对他当时的心境也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当总理在南京解职以后，天天去游山，南京附近的山水游涉殆尽，我也曾经同着游玩。有一次我乘间叩问总理，说：‘先生对于国家，是否从此毋庸负责，还是等将来再重行负责？’总理说：‘我不居那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职位。况且国家目前，暂时无重大的事情，非我不可的，我也不要居政治首领的地位。总统不过是一个公仆，倘于公家无我来服务的必要，我就不做这个公仆。但是国家如有大事，非我做首领不可时，人家虽不给我做，我也是要争了做的。’总理这番话，实在可以祛除许多人对他出处问题的疑惑。”[12]

这年8月22日，他在北上准备同袁世凯会见的途中给宋教仁写了一封信，对他的想法说得很明白：“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13]

这封信很值得注意，它是了解孙中山这个时期思想和行动的一把钥匙。孙中山自然知道政治的重要性，但他这时认为：现实的政治状况有如一团乱麻，一时谁都难以措手足。如果从这里着手，只会越弄越乱。倒不如暂时把政治问题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过头来再解决政治问题也许好办得多。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的办法。还需要注意到：这封信是写给宋教仁的，并且就在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前三天写的，里面说“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无疑是针对宋教仁当时的设想而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见解上的差异。

当孙中山北上同袁世凯相见后，富有旧社会政治经验的袁世凯作了相当精彩的表演。他竭力迎合孙中山当时的心理，对他主张的种种建设计划都表示支持，甚至连他提到“耕者有其田”也表示赞同，态度又似乎十分诚恳。对人容易过于宽厚的孙中山，不曾有过同袁世凯这类人打交道的经验。这次会见使他更加感到放心，增强了对袁世凯的幻想。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发表演说时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他强调：“余注全力于铁路政策，以谋发达民生。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因此他要求：“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也。建设前途，于此望之矣。”[14]孙中山所以会对袁世凯寄以如此巨大的幻想，同他此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孙中山是反对宋教仁等尽力鼓吹的“政党政治”的。同盟会和几个小政党合并成国民党，事先得到过孙中山的赞同。他在北京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讲说：“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15]1913年初国民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也曾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始终不在这方面。他说：“目前，我对我们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正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从事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16]他在十多年后还说过：“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17]这显然和宋教仁等的主张不同。

同孙中山相比，宋教仁虽然也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并以政治家自诩，其实却更多的是个书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却参加得比较少（留日六年间只去过一次东北，建立辽东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18]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这是宋教仁区别于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特点。

武昌起义后，“先生以破坏既始，建设必须随之，亟为建设新国家之谋”[19]。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这段时间内，他的贡献主要在这一方面。

蔡寄鸥曾扼要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曾经提出这个主张，议会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会的会员，都表示反对。孙中山也认为形格势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张未能实现。”[20]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虽已是内阁阁员，但显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7月初，唐内阁辞职，他也随同辞职。同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1912年夏季大会，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他在这次大会上突出强调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并且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21]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很有点学理的色彩。对西方国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并且几乎全部接受下来。他深信：只要组成强大有力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他在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不顾蔡元培等的反对，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九人，宋教仁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样积极地组成国民党，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议席。8月11日，他在五党合并的正式筹备会议上明确表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22]这一来，不仅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种主张，同志只要钻进国会去做议员，不必在党里革命，不啻为本党民元以后因政客嚣张而失败的一部分写照。”[23]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致辞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24]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25]

重读宋教仁这些豪言壮语，真觉得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广州参加“三二九”起义时对于右任说：“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26]他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社会生活，换得的常不是设计者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当他写下五年如何、十年如何那段兴奋的话时，谁能想到，离他的惨死只剩十天了。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为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27]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事实的确是这样：“任有何种法律”，对袁世凯说来，到时候都可以“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本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能是虚幻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这同那时整个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民初特定局势下的产物。我和胡绳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还曾这样写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28]

宋教仁的惨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宋教仁的主张把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于说他不赞成发展实业，也不能说他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便放弃了民生主义。他1913年1月8日在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首先强调的固然是：“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但他在解释国民党政纲时也说道：“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29]第二天，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他虽然说“兄弟对于此道未尝学问，不敢多说”，但仍声明：“兄弟亦曾与闻其事，并极力赞成。”[30]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同孙中山在如何建设民国的主要着眼点虽然显有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

除孙中山和宋教仁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同盟会内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黄兴、蔡元培、戴天仇（季陶）等人的主张。

黄兴是同盟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他在领导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在平时，待人谦逊宽厚，遇事勇于负责，因而享有巨大的威望。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投身革命后一直奔忙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较少独立而系统的主张。他自己曾坦率地说：“鄙人奔走革命，十载于兹，艰险备尝，于政治未遑研究。”[31]胡汉民也这样评论他：“克强先生平时于社会科学等不很留心。他认定破坏是革命党同志所长，建设是革命党同志所短，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他便主张找若干非同志来办建设。他所谓非同志而能建设的，乃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老官僚之类。因此，当时政府中，便很有几个这样的人。对于人才的选用，能够兼容并包，固是克强先生的长处，同时也正是他的短处。”[32]当孙中山北上会见袁世凯时，黄兴因袁非法捕杀张振武和方维延迟前往。但9月10日他在国民党天津支部欢迎会上又说：“改革以后，建设甚难。”“兄弟对于现在进行，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33]

对振兴实业和实行政党内阁两个方面，他都表赞同。

对振兴实业，他曾这样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然不速建铁道，则实业决难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络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34]这些言论，同孙中山几无二致。在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总办后，他也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对政党内阁，他谈得也很多。由于他强调“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在北上同袁世凯会见后，他特别热心于奔走劝说包括袁世凯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的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10月4日，黄兴和陈其美联衔邀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本部职员和各报记者一百多人举行叙别会。黄兴在会上演说：“本党惟一宗旨，愿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与政党不相联属，扶助之责容有未尽，曾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端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今于濒行之夕，约各界诸君宴叙，并以代表本党欢迎加入本党之国务员诸君。”[35]他甚至“竟想把袁拉进国民党来”。这件事做得实在有点滑稽，以至连袁世凯也觉得好笑，对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不像一个革命党？”赵秉钧倒算是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乘此放出空气说：“新任赵总理是国民党人，又是黄兴亲口提出来的。你们瞧，国民党所提倡的政党内阁不是已经实现了吗？”[36]孙中山比黄兴先从北京回到上海。他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37]看来，“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主要实出于黄兴的主动。

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声望也很高。他在前清做过翰林，又曾留学德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至袁世凯任总统后的唐绍仪内阁时期，他都担任着教育总长，因此发表的言论以教育方面为多，对全局性的主张谈得不多。他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强调的是：革命党人所作所为原是为国民谋利益，现在民国既已成立，当不应再存权力之争。他到北京就任唐内阁教育总长后，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次长，并且诚恳地对范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按：当为同盟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38]他随同唐内阁辞职而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时，所抱的仍是这种“以国家为前提”的态度。他说：“统一政府既成，甲、乙两派之主张，常致两歧。”“以致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朝令暮改，无非琐屑之端，不速挽救，于大局万分危险。”“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任何一派主持国务，犹得实行其政见。”“各方面有责谓不以国家为前提者，不知正以国家为前提，故如是也。”[39]

但蔡元培并不主张无原则的调和。他是个外柔内刚的人。他反对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但对个人信奉的原则却历来持之甚坚，并不随人摇摆，也不轻易妥协，因此对将同盟会和其他党派合并成国民党很不赞成。这年7月21日，他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上演说：“我同志何故而须结集此团体乎？盖先有宗旨而后成团体，并非先有同盟会而后造出宗旨去装做的。所以同盟名目，万不能改，不能舍己从人，只抱定三大主义做去，务以达到民生主义为目的，虽招反对，亦所弗恤，是亦希望于我同志者。”[40]

还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民国既已成立，厌恶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要求重新出国学习，以备将来为建设民国服务。“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做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41]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甚至连汪精卫当时也标榜要“自力于学”，“思为社会有所尽力”。“自南北统一后，决志不入政界，一洗争权攘利之颓风，远引留学巴黎。近闻大总统授与勋二位，尤力辞不受。”[42]

民初的同盟会人中还有一个特别惹人注目的人，那就是戴季陶，通常写文章用的名字叫“天仇”。他所以惹人注目，是由于他的言辞特别激烈。在《民权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一类语言：“国民公敌之袁世凯”，“以暴易暴，惨无人道”，“专制魔王之毒辣手段，至今更别开生面矣”。他甚至把要杀袁世凯、杀黎元洪等列为文章的题目。这在当时是颇为罕见的。

他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抨击，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揭露，确也常能一语中的，发人猛醒。例如他在一篇题为《失败之革命》的文章中说：“革命成功矣。革命者，革除中央政府之专制政治、顽固人物，而易以新政治、新人物也。今则中央政府之已革去者，不过大清帝国四字而已。革命之起，起于地方。革命之终，亦终于地方。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而遂标榜革命成功，是失败耳，何成功之有！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呜呼！”[43]这些尖锐泼辣的言论博得很多读者的好感是很自然的。

但抛开他那些激烈的词句，细看他提出的实际主张，又会发现：他的思想远不像粗看时那样激烈，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超出前面列举的其他同盟会人所提主张的范围。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的还是振兴实业，他说：“吾国今日贫弱极矣。虽然，所以弱者，贫为大因。欲救弱先救贫，则须先发达产业。”[44]那么，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实业政策呢？他说：“国家对于实业之政策不外四端：限制、提倡、保护、奖励，如是而已。应急举者则提倡之，既成之业则保护之，人民兴业之气弱则奖励之；外货侵淫，豪富跋扈，则限制之。”他同孙中山一样，认为这才是当前中国的根本问题：“国事之纷扰极矣，国力之疲弊极矣，夫今日各种政务，以现状论，实无一可言进取者，何也？言改革政治必先计财政之充足，而欲计财政之充足，则必图国民经济之发展，此根本问题之解决也，吾言之屡矣。”他又说：“在今日而言，振兴实业，中国国民之资力不足也，合海外侨民之力而为之仍不足也，是不能不假外资，故开放主义在今日中国之经济状态，实唯一之方针。”[45]这些言论，也同孙中山相仿。

在政治方面，他所主张的同样是政党内阁。他说：“若欲调和各党之政见而折中之，以定进行方案，则其政见必无系统，是使全国政治上失敏捷之效，而增紊乱纷扰之度者也。”“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46]他自然期望由同盟会来组织这种政党内阁，说：“同盟会者，轰轰烈烈之政党也。民国开国之重要机关也。虽然，破坏既终，建设在即，同盟会既成破坏之功，尤应负建设之责，此吾人今日所极希望者也。”[47]这些言论，又同蔡元培相仿，甚至同宋教仁也相近。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要求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共和国民，人人有自由，然秩序为自由之界限；共和国民，人人当守秩序，而自由又为秩序之精神。”[48]这同孙中山的历来看法也相吻合。他在《民权报》上虽然发表很多激烈的言论，但目的并不在鼓吹再次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改变专横独断的做法，谋社会之幸福，以免革命的再次发生。他说：“世界之真理和平也，非残虐也。革命之事，不得已而为之耳。”“吾甚希望世界之和平而人人享自由之福，吾更希望世界之政府及资本家，毋以掠夺为能，而招革命之祸。盖人民而出乎革命也，则政府也、资本家也、平民也，皆未有不受至惨痛苦者。”[49]

综合这些方面来看，戴季陶内心的实际社会政治方案，远不像他使用的言辞那样激烈，仍是和同盟会人中的主流思潮相合拍的。

从前面所作的简单考察中不难看出：民国初年同盟会人的种种社会政治方案，尽管有的着重点放在发展实业上，有的着重点放在政党内阁上，有的言辞激烈，有的态度温和，而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相通的。

他们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需要开始建设，包括政治和经济建设。于右任在《民立报》上说：“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任。”[50]他们设想中的建设，事实上是以西方国家的模式为榜样，如振兴实业和政党内阁、议会政治。连已经看到西方国家某些社会弊端的孙中山先生，这时一再强调要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参考了德国等政府实行的一些社会政策而提出的。这并不奇怪，也无须苛责。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它们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可供学习的实际榜样。

在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重点自然需要转移到建设方面来。问题在于：革命是否真已成功，建设是否已可开始。同盟会内部对这个问题认识虽有差别，但大体上都持肯定的态度，没有多少异议。

就拿言辞最激烈的戴季陶来说，不仅实际主张仍是温和的，他还说过一段明确的话：“革命功成，破坏告终，建设之事，类能言之。而民国初建，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欲不再肇第二次之动乱也得乎？故吾以为不欲奠安中国也则亦已矣，苟所谓政客者尚有仁心，而欲使此四百兆之炎黄子孙，不尽沦为饿，二万万里之土地不尽为外人之逐鹿之场，则应为此一般人民之衣食住问题计，而一稍注意也。人民之衣食住足矣，则工商竞争也、军事整理也、外交进步也、财政改革也，种种问题皆可由此而得一改革之希望。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尚何权利势位之与有乎？”[51]他虽然看到民国成立后“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但他并不希望看到“第二次之动乱”，而且认为：“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

很有正义感的著名报人于右任也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解释《民立报》的态度为什么同光复前“迥然有异”，说：“当弟在京时，每遇各党新闻记者，必进忠告。谓吾辈丁此时代，无论如何，断不能以国家根本利益供政略之牺牲。今日新闻记者之心气平一分，则国民幸福增一分。盖争小意见而昧大体，吾恐辛苦所得之言论自由，国之不存，将随光荣之历史以俱灭。因思既以励人，必先自励，此《民立》之态度所以与光复前迥然有异也。”正因为这样，他同意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说：“中山之言曰：‘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至哉此言，吾实佩之。”他主张“先消灭南北恶感”，“尤冀同心协办，以救垂危之祖国”。[52]

事情确实相当复杂。同盟会人这些想法是天真的，但在当时也有合理的地方。第一，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它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兴奋，认为革命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也就带来松一口气的感觉，以为从今以后破坏的事业已经告一段落，可以把全力转向建设。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第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已有许多令人愤慨不满的表现，包括戴季陶所说“仍肆其压制手段”，但当他表面上仍表示效忠共和、各种矛盾没有充分暴露时，多数人仍对他寄以期望，并不想再次看到重大的社会动荡。这不是几个人的认识，而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像于右任所说：“今者，国民盼休养生息之日切，人人厌乱。”[5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党人就大叫大嚷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刻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且不说他们自身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即便他们要这样做，也只会脱离社会的多数，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可是，革命所要求的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对中国政治体制以至社会意识形态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这场革命是远不彻底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发生多大变化，中国的旧社会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又决定了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虽然搞得好像很热闹，其实不少只是徒具形式，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袁世凯是中国旧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他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但袁世凯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他看清一个事实：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冲刷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已被冲乱了，原来集结在清朝政府这个中心周围的旧社会势力已被一下打散了，把他们重新在自己周围集结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对革命派的全面反扑，也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作好种种准备，这些都需要时间。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十年内建二十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宋教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袁世凯却并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54]接着，就派兵南下，用政治收买和武力讨伐相结合的办法，迅速扫平国民党人被迫发动的“二次革命”，控制了南方各省，并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

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说孙中山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的美好设想顿时化作泡影。更可怜的是，经过那场热热闹闹的多党制的议会竞选，仿佛“国民党之势力磅礴于内外，远非彼三党（按：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所能颉颃，故其议员之当选，众议院占269名，参议院占623名，可谓极一时之盛矣”[55]；可是，这场“极一时之盛”的议会大选胜利，不但没有带来什么“政党内阁”理想的实现，而且就是这一个民国议会，只要袁世凯动用一点武力来胁迫，竟然投票选出袁世凯做正式大总统，随后又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宣布解散。多少头颅和鲜血换得的竟是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留给革命党人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呢？并不能要求他们在民国元年就高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那是不切实际的苛求，在前面已经说过。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复杂国情了解得实在太肤浅，对那些盘根错节的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和手段估计得太不足。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在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后过于兴高采烈，沉浸在种种美好的幻想中，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他们提出的那些合法主张能顺利实现上，而没有同时作好另一种准备，就是应付旧社会势力可能用最阴狠凶残的手段突然反扑过来。结果，当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出现时，旧势力已悄悄地作好相当充分的准备，革命势力却几乎一无准备：不仅惊慌失措，而且内部也陷入一片混乱和争吵之中。于是，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那样地悲惨！(www.xing528.com)

孙中山先生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1919年10月8日，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在上海青年会作了《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他说：民国成立八年了，推倒了清朝政府，但关于建设种种还绝对没有着手，所以今天还要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改造的方法应该从何处着手呢？他举出当时流行的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教育是立国的要素”，一种认为要从“兴办实业”做起，还有一种认为“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一事”。孙中山指出：这三种都不是第一步的办法。其中的第二种，其实就是他本人在民国初年的主张。他分析道：“有人说，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计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奖励，且对于较大之公司或开矿事业等，必先得多数贿金，才许给照开办。”“从这点看，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没有希望的。”联系到民国初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不难体会到他讲这些话时内心的痛苦。他的结论是：“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锹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这“地底陈土”是什么？他认为就是官僚、武人和政客。“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56]孙中山这时的认识，同民国初年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大进一步了。

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的思想更发展到新的高峰。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孙中山在大会通过宣言后专门作了说明：“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所以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57]

孙中山先生根据他毕生奋斗的实践得出的教训是深刻的。他这些语重心长的嘱咐，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原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莅临时大总统任誓辞》，《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页。

[2]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10日。

[3]《怎样纪念国庆》，《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81—1383页。

[4]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8—324页。

[5]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340页。

[6]《孙中山先生一席话》，《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谈话》，《民立报》1912年6月26日。

[8]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1、433页。

[9]《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

[10]《怎样纪念国庆》，《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79—1380页。

[1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5页。

[12]《怎样才能继承总理的志业》，《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48、1249页。

[13]孙中山：《致宋教仁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14]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485页。

[15]孙中山：《在北京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8、469页。

[16]孙中山：《中华民国》，《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台湾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版，第327页。

[17]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18]徐天复：《宋先生传略》，《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8、70页。

[19]徐天复：《宋先生传略》，《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8、70页。

[20]《鄂州血史》，第208、209页。

[21]《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410页。

[22]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下册，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页。

[23]胡汉民：《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34、1236页。

[24]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

[25]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26]《答某君书》，《于右任辛亥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27]《远生遗著》，第6页。

[28]金冲及、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29]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第446、447页。

[30]宋教仁：《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

[31]《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黄兴集》，第295页。

[32]《现在学陈英士先生什么》，《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50页。

[33]《在天津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第255页。

[34]《铁道杂志序》，《黄兴集》，第252页。

[35]《在北京叙别会上的演讲》，《黄兴集》，第278页。

[36]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4页。

[37]《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38]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39]《在临时教育会议谈话会上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6页。

[40]《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71页。

[41]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第95页。

[42]雷铁崖：《汪精卫高洁可风》，《雷铁崖集》，第410页。

[43]《失败之革命》，《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上海：上海民权报发行所1912年版，第1页。

[44]《资力集合论》，《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27页。

[45]《产业发展策》，《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97、198页。

[46]《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14、117页。

[47]《赵秉钧与同盟会》，《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第31页。

[48]《自由与秩序》，《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38页。

[49]《公论与人道》，《天仇文集·国际问题》，第1页。

[50]《答某君书》，《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7页。

[51]《今日之国是》，《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39、40页。

[52]《答某君书》，《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8、240页。

[53]《答某君书》，《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43页。

[5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

[55]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408页。

[56]《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4—126页。

[57]《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