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孙中山的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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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众多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孙中山是最有世界眼光的一个。如果同他的前辈相比，孙中山是真能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而其他人大体上只是以中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这里说的“世界眼光”，不仅指孙中山对世界的情势、各国的实际情况和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比他的前辈深刻得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总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全局来看待，总是把世界潮流的趋向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工业化这些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一种任意的选择，而是世界潮流所决定的。同样，革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潮流的趋向。他提醒人们：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这使他有着一种常人少有的宏伟气魄和宽广视野。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学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自然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也同中国在几千年中根深蒂固地形成的传统民族心理有关。而孙中山考虑这个问题时，又着重地把它同世界潮流联系起来。他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什么是民族主义？他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发达是从19世纪欧洲的德、意统一运动开始的。他说：“夫民族主义之起源甚远，而发达于19世纪，盛行于20世纪。日尔曼之脱拿破仑羁绊，希利尼（希腊）之离土耳其而独立，以大利（意大利）之排奥地利以统一，皆民族主义为之也。”他注意到欧战后“民族自决”的普遍趋向：“今回欧洲大战，芬兰离俄而独立，波兰乘机而光复，捷克士拉夫（今捷克、斯洛伐克）叛奥而建国，查哥士拉夫（南斯拉夫）离奥而合邦于塞维尔亚（塞尔维亚），亦民族主义之结果也。”[1]在他看来，民族的觉醒和自决，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以世界上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的中华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定能发扬光大，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并超越欧美，这是“理有当然，势所必至”的事情。

对民主政治，他也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的。孙中山认为，专制政治只能在民众还无知的野蛮社会中存在，然而世界的进化由野蛮而达文明，人类心性的进化由无知而至有知，随着近代民智日开，民权终将取代专制。他谈到自己在清末领导的革命运动，尽管备历艰难，最后仍推倒了专制政体，创立了民国。“厥故何也？良以20世纪之潮流，民治主义之潮流也。潮流弥漫于全国，吾人起而顺应时势，以推翻彼专制魔王、人民公敌，自易如反掌。譬诸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非文有特殊异能，乃由人心趋向之所致，亦即主义最后之获胜也。”[2]

工业化，在他看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决不因你喜欢不喜欢或愿意不愿意而有所改变。当时中国有一部分人看到伴随着近代文明而来的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希望能回到“天然之农业时代状态”。孙中山断言：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进化程序，既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步步前进，永不后退。”“此后世界只有日趋向前，断不能废除现世之文明进步，而复返于原始状态也。”[3]

这一切既是世界潮流的趋向，是不是就能自然地到来？孙中山认为：不会。为了扫除旧势力造成的阻碍，使它实现，必须经过革命。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孙中山热情洋溢地说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革命是没有不成功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成功了。法兰西革命，法兰西成功了。美利坚革命，美利坚成功了。俄罗斯最近的革命，俄罗斯又成功了。德国是著名的军阀国，现在德国的革命，又成功了。再看中国，十年以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清室是要扑灭革命党的，（在）辛亥年失败了。袁世凯是反对革命的，民国四年，袁世凯又失败了。这是甚么缘故？世界潮流无可遏抑，革命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行为，所向无敌。”[4]

人们常常赞叹孙中山在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中表现的那种百折不挠、再接再厉的顽强精神，赞叹他在遇到无数次挫折和失败时总是那样充满着信心，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从来没有消极过，从来没有灰心和退却过。现在要进一步问：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单从他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意志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和辛亥革命时期众多的爱国者、革命者相比，孙中山这种精神表现得格外突出。如果进一步从他的内心世界深处来探寻产生这种力量的奥秘，不能不看到：孙中山总是从世界历史潮流这样一个高度来观察一切的。他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深信自己从事的一切都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因而是“断无不成”的。[5]

孙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他还形象地作过一个譬喻：“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6]

正因为他的眼光看得很远，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必胜的信念，所以暂时的挫败，他人的流言，本身的安危，在他看来都算不了什么。

这便是孙中山一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厚基础，这便是他那顽强斗志的内在的力量源泉。这在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

长时期内，孙中山是向西方学习的。他对世界潮流的观察，他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工业化的理想，最初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但就在那时，由于孙中山对世界情势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他也不赞成把西方国家的现成模式搬用过来，更不是那种把西方看成一切都好的“全盘西化”论者，而有着两个显著的特色。

第一，重视对本国国情的认识。

孙中山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国情，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办事。这又不等于故步自封和盲目排外，而是要取其精华，迎头赶上。他在1897年就说过：“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7]

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前已周游过世界好多圈。每到一个国家，总是细心地考察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实际情况，搜集并阅读各种最新著作，拿来同中国的实际相对照，选择并吸取其中有益的养料。在众多的学说主张中，他抓住了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工业化这几个要点，这正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以后，他不断地研究中国的国情，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工业化的理想，探索真正的救国救民真理，这又推动着他的思想不断进步。

1923年1月1日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有一段话：“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审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8]它把“内审中国之情势”放在第一位来讲，确实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特色。

第二，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采取分析的态度：既吸取世界文明中的积极成果，又注意扬弃它的消极方面。

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时，不少的爱国者刚从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冲破出来，一旦看到过去从未见过的西方近代文明，常常就拜倒在它的面前，以为只要把西方的一切学过来，中国便可以过好日子了。连邹容1903年在他的名著《革命军》中也这样写道：“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9]孙中山比他们高明。他不仅看到西方文明的进步方面，也清醒地看到了它的阴暗面。西方记者桑德在1905年写过一篇报道，说孙中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并评论道：“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10]

孙中山特别愤慨西方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指出：“贫富不济，豪强侵夺，自古有之，然不若欧美今日之甚也。”他说：欧美在政治革命以后，“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但随之而来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他把自己倡导的民生主义看作“即社会主义也”，并且认为：“中国近代进步虽迟，似有不幸。然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顾思患预防之法如何？即防止少数人之垄断土地、资本二者而已。”[11]

这是孙中山向西方学习时两个不能忽视的特点。它对推动孙中山不断进步，以至在晚年能把他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孙中山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看作全局，所以他从不孤立地考虑中国的问题，总是把眼光时时扩及整个世界。

孙中山这样做是对的。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民族和国家原来那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早已打破，世界已被连成一气。一国的问题再也无法同世界分开。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国与国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对此，孙中山不能不苦苦地思索着。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应该有两条标准：一条是民族自主，一条是和平相处。合起来说，便是平等和协作。

孙中山殷切地期望着中华民族能对形成这种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积极作用。他写道：“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平和，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12]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长时期来，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已走到灭亡的边缘。把祖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挽救出来，这是他全部革命活动的出发点。但他最初认为，中国所以会沦于这等地步，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府太腐败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推翻这个腐败政府上。孙中山对几个外国朋友说：“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那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13]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这个政府推翻了，中国便可自然地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和外国建立起平等和协作的新关系。他力图规劝各国的政治家接受这种认识，而给中国革命以援助。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符合于各国的利益。1904年8月，他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孙中山满怀喜悦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14]

遗憾的是，孙中山热情的期待换来的却是冰冷的回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没有获得各国政府的援助。相反，它们宁可支持那个卖国的腐朽的清朝政府，来巩固它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转赴欧洲，谋求得到各国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这时，他认为推翻清朝政府已不成问题了，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他在欧洲发表演说，宣布：“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15]

回国时，他对胡汉民、廖仲恺说：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要建设必须举借外债。这样做，是不是会重蹈清朝卖国政府的覆辙呢？孙中山指出，需要掌握几个区别：“满清借债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这种借款要以“不失主权”为前提。他认为：借款以从事建设，将来可以拿建设所得利益来偿还借款，这是划得来的。以铁路为例，“借债筑路之便宜，以借债则可以分段而筑，易于告成，计六年之内自可以本利清还，路为我有矣。若以我之资本，则十数年后可筑成，吃亏必大”[16]。

民国成立后，他一度更认为：“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17]这种建设不仅可以巩固民国的基础，并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为了从事大规模的建设，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18]。“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19]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面对着资金、技术、管理三方面的严重困难，需要在这些方面借助外力：“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20]他计划以十年为期，建设二十万里铁路，“但二十万里之铁路，须款六十万万，以中国独力为之，非百年不可。列强进步之速，一日千里，岂能待我百年”？为了尽快赶上去，他设计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三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因此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若批办则可收三事之利”。

孙中山认为：爱国不等于排外，相反倒是需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迎头赶上。“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21]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写了《实业计划》一书。动机也是因为看到西方国家战后有大量工业设备闲置无用，急于向外寻求投资出路，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乘此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这本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原名是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中译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希望能引起外国财团的重视，积极向中国投资。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不仅充满着善良的愿望，并且确实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有些还是深刻的创见。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论是民国初年也好，还是欧战以后也好，尽管孙中山恳切陈词，却没有看到西方列强真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向中国大量投资。美好的愿望始终没有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地肆行掠夺，对促进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不感兴趣。蔡和森在1922年有一段批评，说得很有道理：“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主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标准，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22]

在孙中山期待着给中国以援助的国家中，日本原来占着优先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藤井昇三曾分析了三条原因：第一，地理上的接近；第二，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等支援中国革命的动向和孙中山对他们的亲近感；第三，孙中山在一段时间内基于黄白人种斗争观的“亚洲主义”思想。[23]可是，最早使孙中山感到希望破灭的，恰恰正是日本。这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一系列赤裸裸事实教育的结果，其中包括“二十一条”、《中日秘密军事协约》，特别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同时，孙中山显然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下一个月，也就是1919年6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他：“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孙中山在回答时先说明“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接着就沉痛地指出：“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24]这年12月，他同刚从日本归来的马伯援谈话，更断然地说：“吾人对日本无多大希望，只求其不行劫可也。”[25]

但他对英美，特别是对美国，仍抱有较大的希望。这同他仍热切地期望着能得到外国援助来从事中国建设有关。1920年4月，他在美国《独立周报》上用英文发表文章说：“我的建议是：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美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同年10月5日，他给宫崎寅藏的信中又说：“英美对我方针，近来大表好意。白人外患，可以无忧。此后吾党之患，仍在日本之军阀政策。”可是，孙中山的热望又落空了。他两次到广东建立革命政府，英、美政府不但没有给他任何援助，相反，美国为了关余问题竟派军舰到广州示威，英国更公然支持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反对革命政府。

事实的冷酷教训和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使孙中山经过反复比较后终于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飞跃。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写道：“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中，孙中山更是旗帜鲜明地写道：以前为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www.xing528.com)

孙中山在晚年为什么要联俄？这是由于他对列宁领导下的俄国革命的深切同情。他说：“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权威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26]同时，也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苏俄才真正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才能给中国以真诚的援助。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然没有忘记日、英、美等国的人民。他把那些国家的政府所实行的侵略政策，同人民可能给予中国的友好和支持区别开来。就是对这些政府，他也不是绝对持排斥的态度。如果它们能够对中国政府采取友好的态度，并且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孙中山仍准备向它们伸出友谊之手，尽管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始终没有获得这种真正的友谊。

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清楚地反映在他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这是他去世前三个多月在神户向日本国民所作的一次讲演，也是常受到人们误解的一次讲演。其实，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同日本某些军国主义者所说的根本是两码事。他在这个讲演的最后说得很明白：“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他把这种民族之间的不平称作“霸道”，而把“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称作“王道”，并且向日本国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7]尽管这篇讲演中有些用语可能不那么科学，不那么确切；但他的基本立意，应该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孙中山的思想来不及再得到发展他便去世了。否则，他还会前进的。

看起来，孙中山的前后主张很有冲突。细细寻绎起来，又有他一贯的地方。

孙中山是个有着世界眼光的人。他总是密切注视着世界潮流的趋向。他主张中国对外开放，有选择地吸取西方近代文明中对中国有益的养料，在建设过程中争取外国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并建立平等和协作的国际秩序。这些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要实现它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首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悲惨境遇中摆脱出来，把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谈得上真正以平等的地位实现国际协作。没有这个前提，不管你抱有多么真诚的愿望，进行多么恳切的劝说，愿望只能是愿望，事实上仍会落空。这便是孙中山晚年所得到的一条重要教训。

孙中山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状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头来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孙中山这个伟大先行者的思想宝库中竟包含着那么多富有价值的创见。许多在他生前难以实现的理想，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倒有可能一一实现。

孙中山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总是从世界全局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把中国的事情看作当代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同全人类的进步密切联系起来。

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同时力求避免它的种种弊端。我们今天也认为：一个国家要发达起来，就决不能拒绝接受世界文明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应该大胆地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同时，又要有清醒的头脑，坚持分析的方法，细心地识别并抵制那些腐朽思想的侵蚀。

孙中山热望中国的建设能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得到国外的帮助，而这一切必须以不损害主权为前提。我们同样清醒地看到：中国是在不发达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建设事业的，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还是落后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和平等互惠的条件下，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

孙中山期待着出现一个平等和协作的国际秩序。我们也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能够看到更多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并且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当然，同孙中山当年的设想相比，今天这一切都已大大发展了，并有了新的内容。但是，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毕竟是不容遗忘的。而在我们继续前进的旅程中，孙中山这位一代伟人所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仍将给我们不断提供有益的思想养料。

[*]198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原载《江海学刊》1986年第5期。

[1]《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6、191页。

[2]《美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训词》，《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页。

[3]《复林修梅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98页。

[4]《在广州欢宴海陆军警军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5页。

[5]《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页。

[6]《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第706页。

[7]《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8]《中国国民党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9]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0页。

[10]［美］伯纳尔著，丘权政、符致兴译：《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53页。

[11]《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93页。

[12]《精武本纪序》，《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50页。

[13]《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14]《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255页。

[15]《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16]《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569页。

[17]《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页。

[18]《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2页。

[19]《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9页。

[20]《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说和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页。

[21]《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0、481页。

[22]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

[23]［日］藤井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集》下册，第2526页。

[24]《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25]马伯援：《我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第9页。

[26]《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选集》，第580页。

[27]《足本中山全书》第3册，第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