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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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出现过许多革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最足以代表整个革命运动的，是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可以这样说：其他众多的革命团体，不管它们自觉或不自觉，都是在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影响下从事自己的活动的。

为什么兴中会和同盟会有着这样巨大的影响呢？我们先从兴中会说起。

一个政治团体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量，最根本的条件，是要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在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可以引导人们前进的正确主张来。

兴中会是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的。这时正值甲午战争期间。这次战争大大地加深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从此就像一个可怕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谁能为解决这个人们苦思焦虑的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谁就能得到人们的信仰和拥护。

兴中会为什么要取名“兴中”？为的就是振兴中华。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中明确地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振兴中华”这个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口号，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呼喊出来的。

怎样才能救中国？兴中会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把救国同革命直接联结在一起。爱国必须革命，这便是它的主张。

但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的形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檀香山的那批最早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比较富有的华侨资产阶级。他们在一百二十六个会员中占了八十人。这些人有爱国心，但害怕听到“作乱谋反”的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又“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词构陷”。[1]孙中山不能不向他们作出妥协。有人说檀香山兴中会有一个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自然是一个革命性的纲领，可是在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却没有人提到过这件事。而公开发表的《檀香山兴中会宣言》虽然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的严重民族危机，而对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却写得十分温和，把它归之于“庸奴误国”，仿佛皇上还是圣明的，一切只是由于“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这是当时一般华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得了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檀香山，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核心。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从檀香山到了香港。这里有着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有着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1895年2月，孙中山和他们一起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香港兴中会的章程比起檀香山来，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对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进行了正面的猛烈的抨击。他们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的主张，并且立刻奋不顾身地准备这年10月间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并没有成功，被清方在事前就发觉和破坏了。而从当时国内的整个情况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还是旧式的士大夫，受着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中的爱国者，一时还宁可投入康有为所领导的比较温和的维新变法运动，难以接受孙中山和兴中会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可是，客观形势在继续发展着。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想依靠那个腐败的清朝政府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武装占领了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第二年，签订了使中国丧失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处境更加悲惨、更加恶化了。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回过头来，感觉到孙中山和兴中会早先提出的革命主张是正确的。这一来，孙中山在所有向往革命的人心目中，便成为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以湖北来说，“鄂人因庚子汉口之大流血，如梦初醒。嗣经壬癸（指1902年、1903年）海内外笔舌之战，结果，革命说为全国公认之救国途径。于是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情形”[2]。1904年在国内江、浙、两湖、安徽等地区先后成立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无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孙中山和兴中会革命活动的影响和鼓舞。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把革命运动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于是，兴中会这个组织的某些弱点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第一，兴中会尽管以它的革命实际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在革命思想的宣传方面却是十分薄弱的，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理论宣传阵地。1899年兴中会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3]。

第二，兴中会有很大的地域性。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二百八十六人中，广东人为二百七十一人，占百分之九十五。一些两湖籍的留学生甚至把它看作广东人的团体。他们自然是不乐于参加这样一个“广东人的团体”的。

第三，兴中会的社会基础比较窄。除了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少数人外，青年知识分子（包括留学生）参加的很少。20世纪初，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人数迅猛增加，他们中许多人已急速地倾向革命。这在当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可是，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被他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时的狭隘经验束缚住，活动的重点一直只放在联络会党和向华侨筹饷方面，对学生在政治上不那么信任。1903年拒俄运动后，“各省旅日同志至横滨总理（指孙中山）寓所访问者，踵趾相接，而总理亦未与商谈组党问题”[4]。兴中会的组织在留日学生中一直没有得到多大发展。甚至到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利时同旅欧留学生谈话时还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5]因此，兴中会的成员一直以华侨（特别是华侨商人）为主，约占百分之六十，其次便是国内的会党分子。可是，有如前面所说，华侨商人虽有爱国心，但不少人胆小怕事，支持革命主要限于经济上的资助；国内的会党分子又多是在发动起义时临时吸收参加的，政治认识比较模糊。这种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兴中会的作用。

第四，兴中会的组织十分松散。甚至可以说，除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前后有过临时性的指挥部外，平时几乎不存在固定的领导机构和经常的组织活动。它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成立檀香山兴中会、准备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前后这三个时期加入的。事情一过，原来建立的组织就徒存名义，对广大会员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约束。因此，孙中山在这个时期常常只是个人的活动，或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在他身旁，而看不到兴中会进行了多少有组织的活动。

正因为如此，兴中会虽然起了先驱的作用，但不足以担当成为全国性统一革命组织的重任。注意到这些情况，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在1905年不是采取吸收其他成员以扩大兴中会的做法，而必须另起炉灶，由原来兴中会、华兴会的骨干分子和当时留日学生中众多革命分子一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应当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以新的阵容和新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www.xing528.com)

中国同盟会具有哪些新的历史特色呢？

第一，它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誓词中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其核心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十六个字，随着同盟会誓词在全国的暗中流行，很快就成为广大革命分子公认的共同理想。同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规定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基本任务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民主制度。原先，许多人对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清朝政府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但对革命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却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有些人甚至没有认真地思索过。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并使它广泛地为革命分子所共同承认。这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第二，它使当时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尽管它本身以后还有分化，在国内也还有其他革命小团体出现，但它们有的仍和同盟会协同作战，有的也是在同盟会影响下开展活动的。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尽管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并没有出现秦末、隋末、元末那种群雄割据和相互火并的局面，而能在南方很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同盟会这个全国性革命组织的成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同盟会在组织成分上也有很大变化：主要生活在国内的人士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青年学生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前一点，使它同国内社会的联系加强了；后一点，又增强了它的革命民主派的色彩。1905年7月20日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至少来自十个省。这年年底前参加同盟会的四百五十二人中，通常所称的本部十八省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尤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为多。[6]其中绝大多数是各省的留日学生。这些留学生一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接受过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富于政治敏感，无论在革命的宣传或组织工作中，都能起着一般华侨商人和会党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中速成师范学生最多，归国后分别回到全国各省开设的新式学堂任教，又把革命的种子进一步撒遍全国。

第四，同盟会成立后，很快就建立起强有力的宣传阵地——《民报》。革命，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更多的人认清这样做是必要的，扫除他们心中对清朝政府还存在的种种幻想。《民报》不仅系统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并且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有声有色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把当时更多的爱国者心中隐隐存在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一种新的政体代替现有的君主专制政体？等等——尖锐地挑开了。通过激烈的反复的争辩，革命派的主张取得了上风。“《民报》既刊行一年，革命思想充满学界，且输灌于内地。”[7]同盟会还在各地先后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在革命的宣传鼓动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同盟会一成立，就把发动武装起义提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1906年底，在湖南、江西边境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萍浏醴起义。这以后，在短短四年多时间内，同盟会先后领导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东新军起义和广州“三二九”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岳王会等先后领导的皖浙起义。这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党”三字，从此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更是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激励了散处各地的革命者的斗争勇气，从而为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重要的精神条件。

第六，同盟会在国内各省和海外相继建立了分会，大批地发展同盟会会员。到1906年底，长江以南的十一个省中，除贵州外都已建立了同盟会的分会。几年后，它的组织就遍及全国，参加同盟会的人数当以万计。他们大多以各地的新式学堂（包括军事学堂）为据点，把当地原有的革命小团体吸收进来，并在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开展工作。尽管同盟会的组织仍然相当松散，但它的本部和重要分会毕竟已有了经常活动，并建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和武装起义指挥机构。到武昌起义时，我们可以看到各省大多已集结起一批革命力量，能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主动的行动。这对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相继响应有着直接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确实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使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广阔的范围内迅速展开。没有它，我们是很难想象全国的革命高潮能在1911年到来并取得如此重大胜利的。

自然，同盟会仍有它的严重弱点，主要是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决心和勇气，没有真正发动并依靠下层劳动群众，也没有建立起一个严密而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来，从而导致了革命在以后的失败。这些弱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本身难以克服的，只有到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能加以解决。

[*]原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2]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4]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5]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

[6]《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

[7]《胡汉民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