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考实及同盟会组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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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容易按照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在历史研究中常常造成失误。因为看来十分类似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很不相同的内容和特点。

在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光复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志尽管有时也笼统地提到这些组织是相当松散的，但对它们的实际情况缺少具体的考察。于是，容易或多或少地以自己多年来习见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去想象辛亥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团体的组织状况，在论述时不自觉地离开历史的本来面目。再加上章太炎、陶成章等在重建光复会时，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有意夸大了光复会的某些历史情况，就更把事实给搞乱了。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不能不把话讲得远一些。先来考察一下同盟会、光复会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组织上的特点。

同盟会确实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政治团体。

参加同盟会，从组织手续上说，最重要的就是在承认它的宗旨后填写一份入会的盟书。谁只要这样做了，就算是同盟会的会员了。邓文翚曾经叙述他1907年参加同盟会的经过：“我们到了东京安置行李。当天晚上我与彭素民、张惟圣等数人，即由黄小山带领前去民报社拜访孙文。进门在楼下遇见宋教仁、吴寿天二人，述明来意。宋领导我们登楼到孙文先生卧室门口，脱履入室，与孙先生握手问好，并告以同愿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之意。先生极表欢迎，即在房内窗口填写愿书，举行入会仪式。”[1]

对填写盟书这件事，同盟会是看得很重要的。它的仪式也很隆重。主誓约人要“当天发誓”，承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宗旨，表示“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有的地方还要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李宗仁生动地描写他1910年在广西陆军小学参加同盟会时的情景说：“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2]盟书最初必须由本人亲笔填写，以后因为入会人越来越多，有些地方才改为让入会人在预先印好的盟书上签名。

宣誓时，要有主誓人和介绍人。最初，主誓人的资格限制得比较严格：要由本部或分会指定，才有接受会员的权力。“凡（本部）三部职员及分会长，当然为主盟人。其余经本部认定或分会认定者，亦得为主盟人。”[3]但后来就放宽了，因“当时本部委托各地主盟人无多。除在东京加盟者遵守定章外，内地同志方急于推行，而以地域时机种种关系，常由资望较高之同志主盟”。“在本部虽未委托伊等为主盟人”，“而事实上固未尝不承认也。其余海外各属亦多由初抵该处之同志主盟”。[4]

盟书的保存，也被看作一件大事。同盟会第一次开会时，“会众签署盟书后，总理遂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如礼。誓毕，总理谓：‘在干事会未成立前，众人盟书暂由我保管。我之盟书则请诸君举一人保管。’众推黄兴任之”[5]。本部成立后，入会者的盟书即由本部保管。海外各地（如新加坡等），会员亦“以其盟书交庶务干事，由庶务干事转交会长收存，以时寄达本部”[6]。至于内地，则“以邮寄不便，且绝对秘密，故多暗中焚毁，并少报告。本部只就近机关主持者明其大概而已”[7]。

对填写盟书一事看得如此郑重，这显然是受着传统的秘密会党的影响。

而在填写盟书入会以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不是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一般就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也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的限制。所谓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指他们历史上曾履行手续，参加过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留学生中，虽然成立各省分会，但分会本身缺乏经常的活动。分会长的任务，只是“专司本省留学界之入会主盟事务”[8]。胡汉民1906年所写的《星洲同志分帮原因及办法》描述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实际情况说：“会员已满数百人，不能开会员大会。”“既不能开会员大会，则有如下之弊端：（甲）会员不相聚集，往往虽属同志，亦不识面，且不知为何人。（乙）分会有事欲告会员，无从通消息。（丙）会员情谊不亲。”[9]至于内地，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状况更为散漫。1910年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号称达到全军人数的三分之一。但临到发动起义时，军队内部完全是一盘散沙，根本弄不清谁是同盟会会员，也看不到同盟会组织有什么活动。

各个同盟会会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通常只是本着自己的认识和彼此间的历史关系，共谋进行某一活动，或是各行其是，自由行动。甚至连同盟会本部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行动和进退出处，也往往由本人随心所欲去做，或出于朋友情商，并不受组织的多少约束。读读宋教仁的日记，对这一点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民报社初成立时，张继（溥泉）为编辑人兼发行人；宋教仁为庶务干事，负责报社的经理工作。宋教仁日记1906年1月12日条载：“时余久有心辞退《民报》事以求学。绍先乃劝余进早稻田大学，余亦是之。”21日条：“邀宋海南俱来。时余既定计出民报社，而无人继之，乃与海南商，欲海南继为民报庶务干事，海南尚未即应允也。”27日条：“宋海南来。余与谈民报社事，彼已允当干事，但不来住社内云。遂定议焉。”2月7日条：“至民报社，值张溥泉不在，写一信责其太不理事。”27日条：“已初至民报社，晤张溥泉。时溥泉愿往爪哇去。余遂邀溥泉同至邱心荣寓。溥泉与邱心荣乃直接言定焉。”3月1日条：“七时至民报社，与张溥泉饯行。偕何小柳、前田氏同至凤乐园晚餐，九时散。溥泉明日起行，约明日上十时同摄影焉。”3日条：“七时朱凤梧来，邀余同至民报社坐谈良久，商张溥泉去后之善后事。十时回。”就连同盟会本部职员的就任和辞去，也常类于儿戏。宋教仁日记1906年4月17日条：“下午朱凤梧来，言□□会（按：即同盟会）亟需余为经理干事，余辞不肯。彼再三言之，并言昨日开会已经报告。余言现尚有二职，何能兼任？彼言二职均可辞退，惟此必须担任；且此亦甚闲散，断无烦多之事也。余思既可以二易一，则就此亦无妨，遂允之。”1907年1月4日条：“九时至民报社坐良久，黄庆午言明日往□□去，将有起义之举。此间庶务干事欲交余代理，并属余可迁至伊处居之云云。余思余现在养病，既不能作他事；庆午此去，关系甚重，若不应之，殊为非是；且此职现亦无多事，亦可任也，遂应之。下午四时回。夜八时至孙逸仙寓，庆午亦在。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余坐良久，遂辞去，至民报社宿焉。”[10]本部在组织上散漫如此，其他地方组织的状况自然更可想见。

参加了同盟会的人也可以随意加入其他组织。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可以既参加这个社团，又参加别的社团一样。秋瑾即是一个例子。陶成章写道：“秋瑾者，素热心于办事。凡开会时彼如有可到会之资格者，无不到；凡革命党秘密会之有可入者，亦无不入。始与某某等十人，在横滨相结为三合会。至同盟会成立，即又入同盟会（浙人之入同盟会者，秋瑾为第二人云）。比返绍兴，复由徐锡麟之介绍，乃又入光复会。”[11]柳亚子又是一个例子。他在1906年到上海，“后来想进健行公学读书，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国文。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了”[12]。有趣的是：蔡元培这时已是同盟会会员了，接着又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可是他却继续在那里把一个同盟会会员发展为光复会会员。

这些同盟会会员在参加其他组织时，并不需要经过同盟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活动，也不代表同盟会，甚至和同盟会的组织没有多少关系。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查一查有关人员的经历，可以发现：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13]；而共进会的重要领袖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也是同盟会会员[14]。但他们回到湖北后，无论在文学社中，或是在共进会中，都不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的。这两个组织虽然都在湖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最初却互不相谋，甚至还存在相当深的隔阂。以后两者的联合，也并不出于同盟会组织的策划。

同盟会组织上的这种严重弱点，到武昌起义后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那时，各省纷纷独立，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革命高潮中，原来赞成革命、同情革命以至反对革命的各色人等，大批地涌进革命队伍，都自称为革命党。同盟会的组织在一片茫茫人海中已经基本瓦解。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与旧势力合流，沆瀣一气，而对自己原来的同志却尽力倾轧排挤。就是坚持革命的同志，彼此间保持的也多是个人与个人的历史关系，并不是组织上的联系。居正描写当时的情况说：“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初期不立名目，但各主事人心目中，有个认识：是同盟会中人，则放心任以要职；不是同盟会人，则须慎之又审。”当留居东京的同盟会庶务刘揆一、会计何天炯“匆匆归国”后，那个原来就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的同盟会本部也不存在了。居正继续写道：“南京政府成立，孙武等不得志于南京政府，胥动浮言。本部又无组织，人事纷乘，变相百出。”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会员“认为同盟会一溃，则革命起家之事业，百无一成，反留臭名于千载。于是赁定房屋（南京成贤街），推定职员，着手筹备。选拔各省代表（原在东京任省支部长及本部干事、各地主盟者为合格）以三月初三日，于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开全体大会，制定会纲，选定职员”[15]。这个民国初期的同盟会本部，实际上已是在经过一度无形解体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了。

我们再来看光复会。

光复会的入会手续在前期也比较严格。“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起誓，表示革命之决心。”据参加光复会较早的陈魏回忆：“记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说过这样四句话：‘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员。”[16]鲁迅也是早期参加光复会的留日学生。当时，他的弟弟周作人跟他一起在日本留学。但参加光复会这件事，鲁迅却从来没有向周作人提起过，确实是严守秘密的。

光复会成立后，它的重要领袖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积极奔走革命活动。但除秋瑾外，其他人对发展光复会组织都并不重视。光复会的组织似乎也缺乏经常的活动。在他们积极从事的那些革命活动中，重要的骨干分子有的是光复会会员，有的并不是。例如被称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17]的嘉兴温台处会馆，它的主持人敖嘉熊和魏兰尽管同陶成章等关系十分密切，但当时都不是光复会会员。反过来说，秋瑾在浙江积极展开革命活动时，光复会会员蒋尊簋正担任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却同这些活动并没有发生什么干系。这种看来十分反常的现象，其实并不反常。因为光复会这个组织和同盟会一样，本来就十分松散，缺乏作为一个组织的经常活动，会员入会后也不受到组织的严格约束。

把同盟会和光复会组织上的这种特点弄清楚了，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了。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而成的。这种说法追溯起来，在冯自由等人的著作中早已有了。以后，以讹传讹，几成定论。可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光复会和同盟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同盟会成立时，宣布它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孙中山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光复会的宗旨却侧重在反满。前面说过，它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四句话。而它的会名称作“光复”也反映了这一点。章太炎曾对“光复”这两个字作过多次解释。1903年5月，他写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8]同年7月6日，他又写道：“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观言之，则曰光复。”[19]可见，他们虽然也同意革命，但主观上的着眼点还侧重在“光复”，也就是所谓“驱逐异族”。这和同盟会的宗旨并不相悖，但要狭窄一些。第二，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它的会员几乎包括了全国各省的人。光复会却有浓厚的地域性。它的会员大抵都是浙江人，而且多数又是绍兴府人，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鲁迅等都是。这比起同盟会来，也要狭窄一些。

但是，这些不同不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并不能单用它们来解释为什么光复会没有像华兴会那样，在同盟会成立后它的成员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再存在。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具体处境不同。那时，华兴会因策划长沙起义失败，组织遭受破坏，它的主要成员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都逃亡日本。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时，首先联络的对象就是他们。7月29日，黄兴和宋、刘、陈等共同商议是否参加同盟会的问题。会上意见并不一致，“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20]。但次日同盟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都当场填写誓书，参加了同盟会；以后，刘揆一等也参加了。原华兴会会员虽然也有很少数不参加同盟会的，如章士钊，但已无关大局。这以后，华兴会的组织也不再存在。冯自由说：“黄等对总理备致倾慕，并愿率领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革命团体，总理深表赞同。”[21]这个说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光复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原来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国内的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华兴会起义计划败露时，它虽受到一些影响，但组织并没有遭到破坏，主要成员仍留居国内，未曾逃亡海外。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会员参加者极少。它的重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都没有与闻其事。同盟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七十多人。遍查与会者名单，光复会会员只找到蒋尊簋一人，而蒋同光复会的关系实在又是很疏远的。从这些情况来看，自然很难说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也是冯自由最先提出来的。他说：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22]。查对一下历史事实，说得也不对。蔡元培确实参加了同盟会，但时间已在1905年的10月27日（乙巳年九月二十九日），是由曾任爱国学社军事教员的同盟会会员何海樵由日本到上海后秘密介绍他参加的。[23]接着，他担任了同盟会上海分会的会长。但由他主盟加入同盟会的共十一人（李衡、倪时渡、邓恢宇、梁鏊、陈家鼎、谢寅杰、唐支厦、林贞干、张天宋、唐公哲、王邦吉，前两人是安徽人，后九人是湖南人）[24]，其中没有发现一个是光复会的会员。蔡元培虽然是光复会的会长，但他“闻望素隆，而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经营数月，会务无大进展”[25]。这时，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及既成立，而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26]。蔡元培的参加同盟会，对光复会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

实际情况是：同盟会成立之初，主要在东京留学生、海外其他各地以及华南几省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然是时浙江内地多不知有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27]，继续在浙江、安徽等地从事活动。国内的革命力量这时还很小，可以活动的余地实在太大了。两个组织尽可以平行地各自开展工作，相互并不排斥，一时也没有发生谁服从谁的问题。

在光复会方面，这时的灵魂是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人。最初，陶成章、龚宝铨同金华、衢州、严州（治今建德市）、处州（治今丽水市）等地会党有联络，而徐锡麟则同绍兴府属的嵊县（治今嵊州市）王金发等所率会党有联络。蔡元培《自编年谱》说：“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28]开始时，陶成章在光复会的实际活动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但他度量欠广，对待会友不能像徐烈士那样亲如手足，因而威望亦不及徐烈士。”于是，光复会的重心就逐渐转移到徐锡麟身上，“他当时奔走于绍兴府属和邻近的其他府属各县，积极进行联系党会的工作，很少离绍他往。因此，上海和其他各处的革命党人，都来绍兴同他联系。于是绍兴便成为会友集中之地了”[29]。

当时，作为光复会活动中心的是绍兴大通学堂。这所学堂是1905年9月23日由徐锡麟开办的。不久，陶成章、龚宝铨等因嘉兴温台处会馆不能维持，也来到绍兴，并奔走金华、处州两府，“遍招各处会党头目，入绍兴大通学校练习兵操。授与名片以为记号，给与川资以资其行”。据陶成章说：“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于是大通学校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30]

可是，徐锡麟也好，陶成章也好，共同的特点是：过于相信个人的力量，看重个人的活动，而轻视组织的作用。用陶成章自己的话来说：“盖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31]他这段话其实说得并不准确。“喜独不喜群”，自然不是浙人独有的性质，而是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共同性质。而它在徐锡麟和陶成章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就在大通学堂创办前后，他们心中已另有一套个人的行动计划：“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32]陶成章出发招集浙东各地会党头目入大通学堂时，“因为有捐官习陆军事在心，急欲还绍兴”[33]，只联络了绍兴、金华、处州三府，对衢州、严州、温州、台州（治今临海市）四府的会党都没有来得及联系。不久，在许仲清的资助下，徐锡麟捐得道员，陶成章捐得知府，龚宝铨捐得同知，便抛开大通学堂，把发展光复会组织的事放在一边，在这年冬天前往日本。

到日本后，一切进行却不顺利。由于受到清方官员的怀疑，他们“求入联队，以体格不合见屏。图入振武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皆不成”[34]。

这时，徐锡麟和陶成章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冲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徐锡麟因不能入陆军学校，准备暂入警察学校，并谋求陆军学校、军事机关等差使；陶成章却认为非直接统率军队不可，否则，就实行集体暗杀活动，以扰乱北京。双方长时间争执不下。第二，对大通学堂今后如何处置，两人看法也相对立。陶成章对大通学堂并不那么感兴趣，认为：要兴革命军，不能靠学校为大本营；学校不过是造就人才，现在人才已足用，不如归乡创办团练。他并且主张：大通学堂在第一期6月毕业后，应该“乘时闲歇，以免日后之败露”[35]。徐锡麟又不同意，并且派竺绍康等继续召集徒党，来大通学堂再开体操班，这时已到了1906年的四五月间。

不久，陶成章因病住院。徐锡麟就在陶成章住院期间，自行回国，奔走上海、湖北、浙江、北京、东北等地，并依靠他的表伯、前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在这年年底担任陆军小学堂会办。第二年，又改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力谋在安徽起事。陶、徐之间本已有了严重的裂痕，这时，陶成章更认为徐锡麟这些活动是出于个人虚荣心的驱策，拒绝同他继续合作。[36]两人就正式分手了。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已脱离了光复会的活动。

徐锡麟到安徽后，行事依然“喜独不喜群”，主要想凭借他个人取得的警察会办的身份，准备发动突然事变，夺取安徽。安徽巡警学堂学生、追随徐参加这次发难的凌孔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徐锡麟这段时间内从事的秘密革命活动，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光复会的组织这时有什么活动。[37]徐锡麟在安徽巡警学堂的另一个学生朱蕴山在回忆中，虽曾说到他和宋玉琳、杨允中等进入该校兵士班学习后，“所有该班学员都由徐锡麟老师介绍加入光复会”，但他们对这次起义的具体计划看来事前并无所知，只是到临起义时，“从远处看，徐师突然从靴筒中抽出手枪，直射恩铭，弹中要害，同时高呼：革命军今日起义了！”。[38]因此，起义时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

这里趁便说到：过去不少人曾把吴樾、熊成基说成安徽的光复会会员，其实是以讹传讹，缺乏根据的。关于吴樾，陶成章曾说：“吴樾者，芜湖安徽公学学生，亦光复会之会员也。”[39]但据吴樾的同学好友马鸿亮所写的《吴樾烈士传略》和吴樾刺五大臣后倪嗣冲上袁世凯的密禀说：吴樾虽是安徽桐城人，但1901年春即“以家贫亲老，北游燕冀”。第二年5月考入保定高等学堂肄业，直到刺五大臣前。而芜湖安徽公学是1904年从湖南长沙迁来的[40]，吴樾根本没有在那里求过学。他曾同赵声等秘密组织少年中国强学会，1902年秋又与杨毓麟、马鸿亮等刺血组织过秘密革命团体，却没有参加过光复会。关于熊成基，章太炎曾说：“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41]可是，遍查同熊成基直接有关的人员记载：熊是岳王会的成员，没有参加光复会。他的参加革命活动是受了岳王会南京分部长柏文蔚的影响。柏、熊两人是安徽武备学堂同学。柏在同学中散布革命宣传品，“而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时，乃至流泪不止，余因之与订交焉”[42]。熊所领导的安庆起义中，也是由岳王会的人“推熊成基为总司令”，“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43]前面所举这两种说法，虽出自光复会重要领袖章太炎、陶成章之口，仿佛是毋庸置疑，但一查对，却没有事实可作佐证，其实并不可靠。

尽管徐锡麟刺杀恩铭，有如一声霹雳，震动了全国，可算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但舞台上几乎只是徐锡麟一人所演的独角戏，至多再加上陈伯平、马宗汉这两个不太重要的配角。随同徐锡麟进攻军械所的少数巡警学堂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能算是一批被动听命的“龙套”。陶成章也这样说：“诸生惊愕，不知所为。”[44]至于光复会的组织在这次安庆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看来是难以说清楚的。

总之，陶成章和徐锡麟这两个光复会的领袖人物，陶是态度消极，实际上已脱离光复会的活动；徐虽在积极准备起义，却把光复会的组织撂在一边。这时，给光复会的组织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量的，倒是秋瑾。

秋瑾是1905年底，因留日学生集体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归国的。她在革命活动中是比较看重组织的力量的。陶成章在说到浙江人行事“喜独不喜群”以后，紧接着又说：“惟秋瑾反是，喜群不喜独，且遍为张扬其事。故自秋瑾返绍兴后，而革命之风气乃大露。”[45]她第一次返绍兴，是在归国后第二年的新春。这次，她只在明道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课。3月间，又经褚辅成介绍，应湖州南浔浔溪女学聘为教习。这年暑假，再到上海，并创办《中国女报》。“1906年冬天，秋瑾来到杭州，在新军界中发展光复会会员。”[46]据周亚卫回忆：她所发展的光复会会员，在浙江督练公所有夏超、许耀、虞霆；在武备学堂有吕公望、黄凤之、张敢忱；在新军第二标有朱瑞、周凤岐、叶颂清、俞炜；在弁目学堂有徐光国、吴斌、周亚卫等。以后，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的新军军官中的光复会会员，大抵就是秋瑾这批发展入会的。这时，绍兴的大通学堂内部涣散，风潮迭起。1907年2月，秋瑾应学堂诸办事人的邀请，以董事的名义，再往绍兴主持校事。“自从徐锡麟留日以后，堂内继任的余静夫、曹钦熙等不了解会党的秘密，致引起风潮。”[47]秋瑾主持校事后，又派人与金华、平阳、义乌、武义一带的会党取得联系。她还秘密编制光复军制，并铸成金指约，上面分刻文字，颁给有关人员，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但从组织上讲，秋瑾是有着双重身份的：既是光复会会员，又是同盟会会员，并且是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所以她在发展别人参加革命组织时，有时要人加入光复会，有时又要人加入同盟会。褚辅成回忆道：“先是，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秋瑾奉党魁命回国为革命运动，先至嘉兴，征得党员不少。冬季到杭垣，寓过军桥荣庆堂客栈，运动弁目学堂学生周亚卫、吴斌、徐忍茹等多人，加入光复会。次年秋瑾由褚辅成介绍，进南浔女学堂执教鞭，女教员徐自华等多受其感召而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辞职赴杭绍各地征求党员，从者甚多。”[48]徐自华的妹妹、浔溪女学学生徐双韵回忆说：“我们受到秋瑾至诚的感化，就先后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经常进行革命活动了。”[49]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在回忆中更明确地说：他和同学俞奋、张佐是经大通学堂国文教员姚勇忱介绍参加同盟会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说：姚勇忱告诉他们，“绍兴方面是黄校长（大通学堂校长黄怡）主盟，浙江方面是秋董事（秋瑾）主盟”[50]。因此，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领导的革命活动，就很难分清究竟是光复会的革命活动，还是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了。

由于入会主要只是照式填写一张誓约，以后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纪律的约束，有的人还不止参加一个组织，所以，究竟什么人参加了什么组织，确实也常不易弄清。拿朱瑞来说，前引周亚卫的回忆中，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光复会会员，并说他在浙江新军的光复会会员中起了较大的领导作用；可是，沈瓞民的回忆中却认为他不是光复会会员，并且还郑重其事地说明：“浙江光复军的朱瑞，是同盟会会员，而后人记载，说他是光复会会员；一同革命，外界自难分清耳。”[51]其实，朱瑞自己倒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瑞当早年，偕诸志士，奔走国事，曾入光复、同盟两会。”[52]原来他是两个组织都参加的。可是，由于前述原因，何尝只是“外界自难分清”，就连参加了同一组织的人实在也很难一一分清。如果同盟会和光复会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那么这种现象就将成为很难理解的了。

秋瑾的被杀害，给了光复会致命的打击。这一下，光复会顿时失去了维系整个组织的中心。周亚卫说：“光复会的领导人是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三人。丁未起义失败，徐、秋牺牲了。陶成章和杭州新军界同志接触的机会较少。杭州方面的领导人，丁未之后也有变化：朱瑞离浙江到安徽去了，周凤岐进陆军大学去了，叶颂清遭受地方同乡的打击，也暂时离了军职。因此，有几年，杭州光复会的活动比较少。”[53]所谓“有几年，杭州光复会的活动比较少”，其实还是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吕公望在回忆中讲得明白：“由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的失败而身死，浙江的光复会也就无形解体。”[54]要不是有1910年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的事情发生，光复会的组织几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自行消失了。

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的重建光复会，严格说来，并不是恢复原有的光复会组织，而是另立山头，只是为了便于号召，才继续沿用光复会那块旧招牌罢了。

这次重建的原动力来自陶成章。

前面已经说过，陶成章自捐官去日本谋学陆军后，因同徐锡麟发生冲突，实际上已脱离了光复会的活动。1906年夏，他在日本“联络闽皖各同志，自称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南、皖北、上闽、下闽为十军”，颇有点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集结多少力量。徐锡麟、秋瑾在皖浙的发难活动，陶成章都没有与闻其事。但事后徐锡麟的弟弟徐伟在供词中牵连陶成章，“端方通电饬拿先生（指陶成章）等，由是革命党之名大著”[55]。

参加同盟会后，最初他对同盟会的活动是很热心的。1908年4月至7月，还在日本主编了《民报》第20期至22期。“《民报》之所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为事者，盖自陶氏编辑时始。”[56]当时，孙中山、黄兴等远在南方，从事武装起义。同盟会本部仍在东京，和民报社几为一体。这时，陶和同盟会的关系还是好的。

陶成章的为人，艰苦卓绝是其优点，赋性褊狭是其弱点。不久，他和孙中山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造成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民报》的经费问题。当时，《民报》的经费确实遇到了困难，孙中山却正集中力量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多次发动起义，一时无力接济。1908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亲赴南洋向孙中山索款。这时，孙中山的处境正十分狼狈。郑螺生记述道：“河口镇南关一役，同志被安南政府驱逐出境者达六七百人，全数安放新嘉坡。各同志遂发起筹捐义费恤亡费善后费，日以筹款从事。正在困难中，忽东京章太炎派陶成章来星洲，向总理要求拨款三千元为《民报》印刷费，并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总理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彼竟生误会，与总理争持不休。厥后又请总理给以介函至各机关筹款。总理许之。陶得函后亲至各埠，而应之者只允为从缓筹集，未即交现。”[57]这样，陶成章对孙中山就日益不满，产生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以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念头。

陶成章这种打算，在两件事情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件是，1908年冬，同盟会缅甸分会筹付给陶成章带往爪哇（今属印尼）款一千元以上。陶在所开凭单上书：“今有收到×××义士赞助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并布置决行团一切费用金××元正。代表陶成章押，浙江同盟会分会印。”而在筹饷章程中写道：“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本会前日一切办事一切费用，均由内地同志担任。近因事务扩张，费用不敷，故商之总会，遣人至海外，以求海外同志人等赞助焉。”“本会办事所在地，虽以浙江为根基，而于江浙皖赣闽诸省，皆有所布置。即于去岁徐烈士事可见一斑，故即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办事区域。”[58]只要稍具历史知识的人一看，就会清楚：陶成章在这里所说的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历史，几乎都是信口开河，与事实距离甚远。特别是对光复会地位和作用的叙述，任意地夸大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显然只是为了重新打起光复会旗号作舆论准备。第二件是，他在缅甸仰光的《光华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记述徐锡麟、秋瑾和他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事迹的《浙案纪略》。这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魏兰说：《浙案纪略》在报上连续发表后，“以故南洋群岛无人不知先生”[59]。

有了这些资本，陶成章就在1909年初到南洋各地活动。这一带，同盟会原有相当影响。“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本部于丙午、丁未两年（1906年、1907年）迭派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邻、陈方度、曾连庆、梁墨庵诸人赴荷属各埠组织分会，因避荷官干涉，多称书报社或某某学堂，以掩饰耳目。”[60]

陶成章到那里后，捏造许多事实，恶毒地攻击孙中山。有人写信告诉汪精卫说：“有陶成章者到文岛各埠散布流言，谓孙中山将各处同志筹捐之款，拨为己有；河口之役所费不过千余元，由河口就地筹饷万余元，汉民反攫去三千元；并谓精卫以此大不满意，将与孙先生分离。文岛同志闻其言，多怀不平。”[61]这时，李燮和（柱中）正主持文岛、槟港的同盟会会务。他对孙中山素有不满，就同陶成章一唱一和，联合起来攻击孙中山。魏兰说：“时李燮和等在网甲为学堂教员，亦屡忿孙文之以诈术待人，遂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并将孙文往来信札，交先生（指陶成章）手，托其带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会，不欲戴孙文为会长。”[62]当时，孙中山的处境更困难了。他全力以赴地发动的钦廉（今广西钦州、合浦）、河口（今属云南）等多次起义都失败了，自己又遭受新加坡当局驱逐，凡与国内接近的地区至此都无法居住，只得远走欧美，从事革命宣传和筹饷活动。陶成章等宣布的“孙文罪状”十二条，如“借革命以骗财”等，确属污蔑不实之词。这种举动，实在是不顾大局的分裂行动。

陶成章、李燮和等的这些要求，遭到了那时已回到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黄兴的拒绝。黄兴并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函南洋同志“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而“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63]。

这一来，陶成章就恼羞成怒，公开和同盟会翻脸，下决心另立门户了。以前，陶对孙中山的攻击还是在同盟会内部进行的，他们的“善后办法九条”也是向同盟会本部提出的，要求在革除孙中山总理职务后改组同盟会。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再加上汪精卫等续刊《民报》时又将章太炎、陶成章索性排斥在外。魏兰记载道：“由是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痛斥孙文借革命为新骗术。当其时，陈威涛客爪哇魏兰处，将孙文罪状用药水印刷百余纸，邮寄中外各报登之。孙文大怒，命各机关报攻击先生（指陶成章）与章太炎、陈威涛，不遗余力。先生因作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并略述自己生平所经历，此己酉年事也。”[64]这就把分裂公开摊明到社会上去了。与此同时，在组织上陶成章也决心另立山头。这年秋间，他在致李燮和的两封信中写道：“弟意各处局面，可以收拾者则收拾之，不则弃之可也，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悔〔晦〕气罢了。”“总会亦已一败途〔涂〕地，无可整顿矣。弟乃邀集旧时同志最可靠者商酌数次，已议定草章，寄奉三张。”[65]他所说的“另开局面”“已议定草章”云云，指的就是重新打起光复会旗号这件事。章太炎在他的自定年谱1909年条中也说：“焕卿（陶成章）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66]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为庶务员，沈家康为书记员。由于它所依靠的实际力量还在南洋，因此，特地“于南洋设立一行总部，代东京总部行事，以便就近处置一切事宜”[67]。这个行总部，由李燮和、魏兰、沈钧业为执行员。

重建的光复会的成员，和原来的光复会有很大不同。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光复会的旧人，如陶成章、龚宝铨，也有一些过去没有参加光复会但同它关系密切的，如魏兰，但更多的是南洋一带的原同盟会员，他们本来和光复会素无瓜葛，只是由于对孙中山不满，而参加到这个反孙的行动中来。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李柱中（燮和）就是这样：他是湖南安化人，原来是华兴会会员（一说他在从湖南到上海时一度加入过光复会），以后加入了同盟会。陈方度、柳扬谷（聘农）等也是这样：由原来的华兴会会员再参加同盟会的。另一个在新加坡参加光复会的许雪秋，是广东人，原来同兴中会关系密切，后来参加同盟会，因为对孙中山不满，也参加了光复会。而国内许多原来的光复会会员，都并没有同这个重建的光复会发生关系。连原光复会的会长蔡元培，也没有同这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

显然，它并不是原来那个光复会的恢复和继续，而是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集合。

这个政治集合的共同基础，是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孙中山有不满，很多是意气之争，但它也有比较深刻的根源。在同盟会内部，对“反满”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就比较多。章太炎、陶成章两人虽都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并且先后主持过《民报》的编辑工作，可是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两人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都比较深，在“反满”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激烈，但对共和国制度并不十分热心。他们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比较关心，主张平分土地。他们又都看重教育问题，对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却不很重视。思想上的种种不一致，最后自然也容易导致组织上的分裂。

可是，他们和同盟会的分裂又是仓促从事的，政治上的准备并不充分。因此，在分裂后也没有独立提出什么比较完整的政纲来，甚至还表现得相当混乱。陶成章在一封信中说：“至于革命一节，弟意非先扰乱北京不可。”[68]怎样来“扰乱北京”呢？据魏兰记叙：“先生素主中央革命，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69]这真是荒唐到了极点！重建光复会后不久，陶成章又在给魏兰的信中说：“弟本意会必设立，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如果必须采取一些激烈手段的话，照他说来：“其策无他，先集数千金，或万金之款，办暗杀事宜，以振动华侨始可。”“如不用暗〔杀〕，转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若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70]他这样公开反对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只看重教育和暗杀，比起同盟会的政治主张来，反而是倒退了。

但是，在反对满族贵族统治的清朝政府这个根本问题上，重建后的光复会和同盟会仍然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并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到黄兴、赵声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时，陶成章就多次表示：“克强得伯先，事或可就。”[71]1910年11月，他给沈钧业的信中又说：“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弟意亦然。”[72]这以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关系显然有所改善。

广州3月29日起义前后，在武装起义的着着进行中，光复会和同盟会又携手合作了。“庚戌（1910年）冬，黄克强至南洋筹募广州起义军资，力劝李柱中、陈方度等捐除意见，合力筹款。陈、李等从之，且愿赴粤参加义举。”[73]孙中山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开准备起义的会议时，李燮和也参加了。“会后，李燮和回岛召集各埠同志报告会议内容，大家非常高兴，就照此次会议的方法，向荷属侨胞筹饷，公推黄甲元和温庆武二同志负专责。”[74]第二年春，光复会在南洋的会员李燮和、陈方度、王文庆、胡国梁、柳聘农等先后赶到香港，向黄兴为首的统筹部报到，并在统筹部的统一指挥下，不分畛域，一起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人直接参加了广州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区别什么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也没有在起义活动中保留不同的组织系统。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三人就是同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一起，由黄兴派遣，从香港到广州，考入巡警教练所为学员，准备从内部充当响应的。[75]就是陶成章，这时也应招遄赴香港。魏兰写道：“广州之役，李燮和、王文庆电招先生归香港。事后，先生偕燮和、文庆赴沪，晤女士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于秘密机关，会商再举。”可就在这时，他和陈其美又发生了冲突。据魏兰说：“六月初一日，在嵩山路沈宅开会，陈其美出手枪欲击先生。过数日，先生又与陶文波等再往南洋，组织光复分会。”[76]这个裂痕，又种下了1912年陈其美派人暗杀陶成章的祸根。

1911年10月武装起义后，各省响应，宣告独立。光复会会员也纷纷参加这些起义活动：在上海，有李燮和等；在江苏，有章梓等；在浙江，有吕公望等。其中，有后期的光复会会员，也有前期的光复会会员，但似乎看不到有光复会组织的活动。这里需要提到：吕公望后来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说：1910年时，朱瑞、吕公望、童保暄等在浙江又重整光复会，并推吕主持；浙江独立前夕，吕因出差，将光复会戳记交童保暄，号令一切。[77]但这个说法不能得到其他材料的证实，并同有关人员的记载还有抵牾，这里只能暂时存而不论。

11月18日，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回国，抵达上海，住在李燮和主持的吴淞军政分府。但看来他这时并没有从事光复会的活动。他在《民立报》上还刊登回国启事，宣称：“仆此来担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因淞军司令官李君素有旧交，故暂驻军中数日，初非别有规划。”[78]第二天，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胡瑛、何海鸣等发起筹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和伍廷芳等就列名赞成。不久，他又公然揭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这时，陶成章也遄返上海，在上海江西路又挂起光复会的招牌。“特召集旧部之光复义勇军急速进剿，并电饬浙属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以为后援。一面电告外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又设立沪地机关，名曰：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79]章太炎对陶成章这样做并不赞成。他在《大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记载道：“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汤寿潜）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恋之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80]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和旧官僚程德全、立宪派张謇等一起，正式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章任会长，程任副会长。14日，陈其美、蒋介石指使凶手刺杀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这以后，光复会只是以总会的名义在《时报》上发表过几个通电，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建都南京的主张，不久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考察一下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关系的整个过程，可以强烈地感到：这两个组织确实都十分松散。一般会员，经人介绍填写了盟书，就算加入了组织。以后，并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各人尽可本着自己的认识，各行其是。有时聚集在一起，有时又散开了。而当武装起义进入高潮时，两个会的会员可以奔集到一起，不分彼此，也不各立系统，在临时建立的机构的统一指挥下齐心合力去干。有些人可以同时参加几个组织。就连他们中一些重要领袖，也可以既参加这个组织，又参加那个组织，甚至同时使用两个组织的名义，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这种状况，在光复会比同盟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把问题搞得扑朔迷离，有时仿佛使人难以捉摸，难以解释。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

为什么同盟会和光复会在组织上会表现得如此松散？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成员主要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0世纪初年，随着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和大批知识青年出国留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新的社会阶层以空前的规模迅速扩大。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留日学生的人数已达到8000余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人数更是急剧增加。据1909年的统计，全国有中学460所，中学生40468人；小学堂51678所，小学生1532746人；其他如高等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等还没有包括在内。[81]这已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庞大队伍。

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看来是一些“新派”的人，有着许多和旧式士大夫不同的特点：他们有着比较多的世界知识，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更深切的体会，爱国思想更为强烈。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他们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对前途满怀信心，对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秋瑾在一首诗中写道：“画工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与常人同？”“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可怜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别人？”[82]她坚定地提出：“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83]

这是一支生气勃勃的有着很大革命性的新兴社会力量，成为当时革命组织中一支巨大的冲击力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分子，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正是在他们的奔走呼号、积极推动下，终于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

但是，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除了政治上的软弱、思想上的空虚和动摇等等以外，有两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一，他们往往尚空谈，而短于行动。“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本来是一般知识分子易犯的通病，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邓文翚曾描写1907年留日学生的状况说：“此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将逾二万人，加入同盟会者亦不下二三千人，留学生中已成了一种革命风气。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84]就是在参加同盟会的人中间，不少人对革命也只是停留在高谈阔论中。酒酣耳热之际，谈得投机，填写盟书以表示赞成革命，是可以做到的；再要他在一定组织的约束和监督下，从事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就很难办到了。这就决定了这些革命团体，很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第二，他们往往只重个人的力量，轻视集体的行动和群众的作用。就连被陶成章称为“喜群不喜独”的秋瑾，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她所作的诗歌中，就常可看到这类的词句：“我欲只手援祖国”[85]，“救时应仗出群才”[86]。而20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又很深。许多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谁也不买谁的账，谁也不肯服从谁。秦力山的《说革命》一文中，讲到当时革命政党难以成立的原因之一，说：“党员误解自由、平等、独立诸理论，而遽欲行之于事实也。”“吾辈但人人欲为首领，此固因其首领之非实行家而心有以薄之，虽不能专责党员，然内讧必生，团体终散，势所必然也。”[87]他的看法，是有一定见地的。

显然，同盟会、光复会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组织上如此松散，是由它的阶级性质和成员组成状况直接决定的。

同时，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国性组织，它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章太炎、陶成章这些人，代表的就是其中一部分出生于内地、带有较浓厚的农民小生产者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受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比较关心，而个人思想作风比较偏激和狭隘，容易不顾大局而流于意气之争。这些，也是同盟会和后期光复会发生分裂的重要根源。

那么，为什么同在辛亥革命时期、同属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而在湖北新军中活动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却能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组织来呢？

这里，需要注意到文学社、共进会这些组织的两个特点。第一，这些组织（特别是文学社）的成员，大多是一批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经济状况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88]这部分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吃苦，埋头苦干，比较能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第二，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军队中，成员大多是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军队是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的。长期的军事生活，以及军队的环境，自然对在它中间从事活动的革命团体也会带来显著的影响。此外，文学社、共进会组织的大发展是在1911年春天以后，这时，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涨的形势已经出现，武装起义的时机已见成熟，人心振奋，纷纷要求行动。为了在敌人包围的环境中秘密准备起义，也要求有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文学社、共进会如此，就是同盟会的一些地方组织，这时也建立了比以前严格的组织生活和组织系统。这是客观形势发展带来的结果。

但即便是文学社、共进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们在组织上的那些根本弱点同样是无法克服的。再加上认识上的错误和经验的不足，它们这种比较严密的组织并不能长期坚持下去。胡绳同志有过一段很中肯的分析：“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89]当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湖北各种反动势力重新集结起来，积极展开夺权活动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却已分崩离析，不再存在共同的组织形式。这就决定了武昌起义后湖北的革命果实最后必然要完全落到反动势力手中。

湖北如此，全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清朝政府推翻了，民国的招牌挂起来了，在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目标就已完全实现，革命的组织也不再需要了。同盟会内部同样已是土崩瓦解。亲身经历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同志沉痛地回忆道：“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90]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虽然名义上还是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但已是一筹莫展，他的话也很少有人听了。难怪章太炎可以轻蔑地嘲笑他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91]

辛亥革命的终于失败，革命果实的终于落入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中，自然有很多原因。同盟会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上的严重涣散，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领导中心，应该说也是它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原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1]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页。

[2]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2页。

[3]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第2辑，第4页。

[4]李勒：《致张溥泉先生函》，《革命文献》第65辑，第173页。

[5]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革命文献》第2辑，第8页。

[6]《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章程》，《革命文献》第2辑，第103页。

[7]李勒：《致张溥泉先生函》，《革命文献》第65辑，第173页。(www.xing528.com)

[8]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革命文献》第2辑，第10页。

[9]胡汉民：《星洲同志分帮原因及办法》，《革命文献》第2辑，第105页。

[10]宋教仁：《我之历史》第3卷，第2、4、5、6、9、15、16、17、27页；第6卷，第1、2页。

[11]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18页。

[12]柳亚子：《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越风》第8期，第3页。

[13]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75页。

[1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90、192、194页。

[15]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549、550页。

[16]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7页。

[17]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35页。

[18]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2页。

[19]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20]宋教仁：《我之历史》第2卷，第28页。

[21]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革命文献》第2辑，第7页。

[22]冯自由：《光复会》，《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2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20页。

[24]《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革命文献》第2辑，第19、42页。

[25]冯自由：《光复会》，《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26]冯自由：《光复会》，《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27]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页。

[28]蔡元培：《自编年谱》稿本，汤志钧同志抄示。

[29]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7、128页。

[30]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27、28页。

[31]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页。

[32]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9页。

[33]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27页。

[34]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35]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29页。

[36]张玉法：《清末的革命团体》，第513、514页。

[37]凌孔彰：《徐锡麟安庆起义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392—398页。

[38]朱蕴山：《我的老师徐锡麟》，《中国建设》1981年第8期，第34、35页。

[39]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页。

[40]《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377页。

[41]章太炎：《致临时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57页。

[42]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7页。

[43]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41页。

[44]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39页。

[45]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页。

[46]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26页。

[47]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14页。

[48]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151页。

[49]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11页。

[50]朱赞卿：《大通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47页。

[51]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38页。

[52]朱瑞：《通告脱离党籍》，《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565—566页。

[53]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30页。

[54]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0年第1期，第109页。

[55]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56]曼华（汤增璧）：《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2册，第443页。

[57]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见《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卷首。

[58]《凭单》，见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

[59]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60]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93页。

[61]汪精卫：《致蓝瑞元、黄癸凤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一，第591页。

[62]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63]黄兴：《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国父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

[64]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本。

[65]《陶成章信札》，第22、25页。

[66]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2页。

[67]《陶成章信札》，第50页。

[68]《陶成章信礼》，第23页。

[69]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70]《陶成章信礼》，第53、54页。

[71]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2页。

[72]《陶成章信札》，第58页。

[73]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95页。

[74]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264页。

[75]黄一欧：《黄花岗起义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9页。

[76]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

[77]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1期。

[78]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62页。

[79]《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第5页。

[80]《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751页。

[81]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7、112页。

[82]秋瑾：《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功之鸿爪也》，《秋瑾集》，第77、78页。

[83]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第77页。

[84]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页。

[85]秋瑾：《宝刀歌》，《秋瑾集》，第80页。

[86]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第77页。

[87]巩黄：《说革命》，《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六，第15页。

[88]《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3页。

[8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825页。

[90]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45页。

[91]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