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的道路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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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信的人。当经过深思熟虑，选定了自己的目标以后，他总是以最大的决心和献身的精神，不屈不挠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一时的挫败，周围的流言，都难以动摇和改变他的决心。孙中山又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尊重事实，有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并不把自己的想法看作不可变更的。如果客观事实一而再地证明他原有的想法确实错了，经过痛苦的反省，他能断然作出使周围的人感到吃惊的新的选择，尽管他内心也许仍存留着某些矛盾的地方。

又自信，又谦虚，这两个看起来相互冲突的不同侧面，浑然一体地统一着，构成了孙中山性格的复杂性。他的主张和决心不是不可改变的，但又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新的代替旧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两者有时很不和谐地同时并存着。孙中山一生中有许多使人感到费解的矛盾而曲折的经历，其原因常在这里。简单的公式，在这种复杂现象面前是很难作出恰当的解释的。

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变化，也可以作如是观。

民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而奋斗。从1915年到1922年将近八个年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先后投入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护国，就是要维护他常说的“共和国体”。护法，就是要维护被他看作“国体之保障”的《临时约法》。

在孙中山这时的心目中，“共和国体”是他“唯一之生命”。1918年3月28日，他给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说：“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以二十余年来惨淡经营，所得者新建立之共和国体耳。为国体之保障者为约法，而约法之命脉则在国会。”“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为唯一之生命，必尽其所能以拥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1]

其实，孙中山对他竭力维护的这部约法是很不满意的。他甚至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2]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只要拿他在1906年起草的《革命方略》同1912年的《临时约法》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两者间的明显不同。《革命方略》中规定：在各地起义后，第一件事是建立军政府，经过“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再到“宪法之治”。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专制余毒涤除净尽”，并“注意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然后才能进入“宪政时期”。孙中山以后说：不经过这个过程，即便挂起民国的招牌，“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他感叹地说：“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他也不满意《临时约法》中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认为没有经过地方自治训练而举行的国会选举，只能为土豪劣绅求官之捷径，“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3]。

孙中山对这部《临时约法》既如此不满，为什么还要这样维护它呢？这需要注意到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十分讲究实际。他对胡汉民说过：“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理做方法。”[4]在现实生活中，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部《临时约法》是民国元年经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的民国根本大法。南北议和时，孙中山曾坚持要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把它作为服从民国的证据，才接受了和议的结果。这就使《临时约法》成了“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并得到举国上下所公认。以后，孙中山在多年斗争中一直以维护约法为号召。护国运动中，他说过：“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5]护法运动中，他同样宣告：“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民国最高之法律，在宪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与宪法等。凡为民国之人，皆当遵守，无敢或违者也。”[6]

既然《临时约法》早被孙中山说成是共和国体的根本，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并已在国内得到普遍的承认，那么在他看来，要巩固共和国体就只能从维护《临时约法》着手，没有别的路可走。用他的话说：“故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使国人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摇撼。”

护法，是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拿定的主意。这个决心不会轻易改变的。尽管环境那么险恶，他自己在多年中对这个决心一直充满着自信，“奋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7]。

可是，第一次护法运动的结局，给孙中山的打击也许太残酷了。因为这个打击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孙中山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广东恢复起来的那个“国会非常会议”。

本来，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所以容忍孙中山到广东召集国会非常会议，建立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只是想让这件事成为一块招牌，“利用护法之名，可以宣告两广自主，可以专擅军民财政，可以自由开赌及贩卖鸦片”[8]。两广的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正如有人所说：“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9]陆荣廷所派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甚至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10]这种局面当然难以长期并存下去。

为了结束这种局面，桂系军阀等曾想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来代替孙中山的军政府。但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其一，国会非常会议既产出军政府，将不能复有一对峙之机关由之产生；其二，联合会议若不由国会非常会议通过，自行成立，将贻北人以口实。”[11]他们又想压迫孙中山自行取消大元帅职务，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却“置之不理”[12]。于是，他们就采取釜底抽薪的做法，拉拢一部分议员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提出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行七总裁合议制，从法律上根本取消孙中山所担任的大元帅职务。出席会议者六十余人，赞成者四十余人。

这个意外的打击对孙中山实在太突然了。第二天，他约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忍气吞声地说：“军政府视国会如父君。国会之所决议，军府无不服从。”接着，他就倾诉自己难以抑制的愤懑：“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的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今乃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名义，今日何以自解？”他断然说：“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13]在军阀横行的局面下，要跟他们谈什么“法治”，岂不是与虎谋皮？孙中山这次谈话丝毫没有取得效果。1918年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照样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孙中山既然宣告“视国会如父君”，那么，这个虽由桂系军阀暗中策划却经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的修正案，他又有什么办法拒绝呢？这颗苦果只能由他自己吞下。同一天，他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出《辞大元帅职通电》，沉痛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14]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什么“法律及民意”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孙中山从这次残酷打击中悟到的重要教训，也是他以后思想变化的重要起点。

纵观孙中山一生，可以反复地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他的革命事业遭受一次重大的失败后，他的思想往往有一次重大的进步。失败使他震动，使他失望，但却不能使他灰心。他常常处在长期的沉思中，力图寻找出他的设想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利用失败后稍为空闲的时间，从事新的探索。

孙中山1918年6月25日从广东回到上海后，就闭门著书，很少过问外事。这书是《孙文学说》，提出了“行易知难”的主张。但什么才是可以挽救中国革命的真知？孙中山仍感到惘然。怎样对待当前的时局？他也提不出好的主意来。这使他感到极大的苦闷。他说：“对于时局尚想不出办法，故绝无主张，总由同志多数意见是瞻耳。”[15]到第二年5月间他批许崇智函时还说：“此后吾人之生存成功，皆靠冒险，能之则生，不能则死。”[16]把希望寄托在孤注一掷的“冒险”上，想从中创造出奇迹来，这反映了孙中山内心的烦躁和苦闷。

这时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孙中山对这个革命表示了真诚的同情。他一到上海，就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可是，由于道路悬隔，传闻纷纭，他对俄国的实际情况还少有真切的了解，他注意力的焦点一时也没有转到这方面来，所以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中，还很难看出这件事已立刻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以后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突然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国，给了苦闷中的孙中山以极大的兴奋。

我们看到的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最早反应，是五四后的第八天，他嘱人代答陈汉明的信中所说：“此次外交急迫，此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中山先生同属国民一分子，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日来亦屡以此意提撕同人，一致进行。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17]他不仅充分肯定这个运动的意义是“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并且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诸君”一起来“唤醒国魂”。这是他思想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动。

我们看到的孙中山本人对五四运动所作的第一次评论，在他6月18日复蔡冰若的信中。他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18]他从“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中，看到了“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的现实可能性，相信“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就可以取得“吾党主义之大成功”。这就大大鼓起了他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为什么五四运动会带给孙中山那么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它同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正相合拍，又给了他新的启示。

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充分显示出在国民中蕴藏着何等巨大的力量。

以前，孙中山对旧中国军阀政客的横行早已愤慨到了极点。但是，足以推倒这些旧势力的力量在哪里？他一直没有找到。第一次护法时，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口头上赞成护法的西南军阀身上，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痛心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回上海后，他开始感到应该把希望直接寄托在国民身上。他在1919年4月1日写道：“今日欲维持民国，须于地方上开通民智，振起民气，使知民国乃以人民为主人，使各地之人皆知尽主人之义务，则国事乃有可为也。予现时一切时事皆不问，只从事于著书，以开民智。”[19]但在很长时间内，在孙中山眼中，国民仍只是处在消极状态中，有待他著书去唤醒。至于能不能很快唤醒，对他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他仍陷于难以摆脱的苦闷中。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眼前的世界顿时改观。原来仿佛沉睡着的国民的力量，一下子奇迹般地从地平线下涌现出来，成为谁也无法小看的力量。它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多年来仿佛可望而不可即的期待，一旦成为现实，这怎能不使孙中山感到惊喜交集呢？6月间，群众运动的重心转到上海。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是日，孙中山先生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环球学生会讲演。”[20]讲演会后，听讲的陕西学生代表屈武到他的私宅去拜见他。孙中山很高兴地同屈武谈了一小时左右，他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21]8月7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迩者世界潮流群趋向于民治，今日时事维艰，然最后之成败，自以民意之向背为断。吾人苟能务其远大，悬的以趋，黾勉不懈，总不患无水到渠成之日耳。”[22]

一种新的希望朦胧地在孙中山眼前升起。他的精神状态变得乐观而开朗得多了。

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反对巴黎和约为起点的。它强烈地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攘夺我国山东权益的强盗行径，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的不妥协精神。这自然又给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孙中山已开始看到反动的军阀势力是中国极大的祸害。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在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这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对站在军阀势力背后的更大祸害——帝国主义，他仍看得不那么清楚。他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东后，去了日本，还想从日本得到援助。结果，希望又落了空。用他的话说：“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祺瑞），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一切计划，未能实行。”[23]这种失望固然使孙中山感到痛苦，可是，他还只是失望而已，并没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正面的抨击。五四运动后不久，他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运动中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那么大的愤慨，强烈地感染着孙中山，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6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他：“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孙中山先告诉他：“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接着就猛烈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他严正地告诉那个日本记者：“日本政府军阀以其所为，求其所欲，而犹望中国人之不生反动，举国一致，以采远交近攻之策，与尔偕亡者，何可得也？”[24]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地、尖锐地并从立国方针上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反映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这两个变化虽还处在萌发的阶段，但对孙中山思想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不会那么简单。像孙中山这样一个有着确定的政治观念和强烈自信的人，树立一个新的观念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前面所说的两个变化，哪一方面都不能作出过高的估计。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抨击，自然反映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而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他仍抱有很大的幻想，期望得到它们的援助。显然，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不能说他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已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国民力量的认识，又是他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他所看到的主要是学生的力量，真正构成国民主体的工人和农民仍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而学生运动在7月以后又逐渐走向低潮。在孙中山眼中，国民并没有形成一支很有组织的、可以持久作战的力量，难以直接成为他的依靠。因此，下一步该怎么办，孙中山仍在犹豫和徘徊。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八天后，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上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讲演，说出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话：“吾人欲救吾国，所可采者惟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原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救国的方法，就是这两条。诸君要把这两条认定清楚，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25]

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这段话呢？需要同时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提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的问题，并且具体解释道：“根本解决的办法，怎样去做呢？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这说明孙中山在思想上正在孕育着一个重大的变动，在考虑“重新开始革命”的问题了，但这个想法还没有成熟，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一时仍无从下手。另一方面，他又把“维持原状”作为一种并列的方案提出来，这还是护法运动以来的老办法。对这种办法，他虽已怀疑，但并没有认定它是走不通的。结果，“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实行起来必然仍旧是仿佛易于做到的“维持原状”。

心里开始憧憬着要走一条新路，脚步却不自觉地仍沿着一向熟悉的那条老路走下去。这便是孙中山此刻的矛盾心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接着又会投入第二次护法运动的一把钥匙。

内心的矛盾尽管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又催迫他必须采取新的行动了。

1920年春天，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变化：在北方，直皖两系军阀已在酝酿大战；在南方，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在粤滇军的领导权，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已出现动摇的迹象。孙中山离粤返沪时，在南方还留下一支他认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那就是陈炯明率领的援闽粤军。它是以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拨交的二十营军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最初，“兵额不过五千，枪支仅三千余杆”[26]。开到闽南后，已逐步发展到两个军，不下二万人，控制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十余个县。[27]孙中山在离粤北返时，曾去军中见陈炯明，“即以准备回粤戡乱时相勖勉”[28]。以后，一直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

桂系军阀在广东统治的动摇和援闽粤军的发展壮大，使孙中山又兴奋起来。他觉得护法似乎出现了转机。孙中山不是说过“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吗？现在这条路仿佛又“可以做得到”了，他自然“就要积极去做”了。1919年12月，他写道：“今日救国急务，宜先平桂贼，统一西南，乃有可为。”[29]这以后，他的精力和注意点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联络各方、策划回粤讨伐桂系军阀这方面来。

当时陈炯明在闽南却“溺于安乐，颇思苟且”。孙中山“一再电促回粤，陈氏皆不置复”[30]。奉孙中山之命三度去漳州促陈炯明出师的朱执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甚至愤愤地说：“竞存（陈炯明）处力量费尽，疲玩如故。此际感情已伤，留亦无益。”[31]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陆荣廷密电广东督军莫荣新：“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已联直，尤应乘时利用。”他命令莫荣新向福建进军，并准备“讨伐”陈炯明部。[32]而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却表示愿接济军饷，求得陈炯明部撤出闽南，反攻广东。于是，陈炯明不能不下决心举兵回粤。8月12日，援闽粤军在漳州公园誓师出发。它打起“粤人治粤，桂军回桂”的旗号，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33]，士气比较旺盛。尽管粤军在兵力上仍处于劣势，但“驻粤的桂军因为两三年来在粤搜刮，囊中装得太满，所以无丝毫抵抗力”[34]。10月26日，莫荣新退出广州。粤中各地先后为粤军所占领。

广东局势的急转直下，使孙中山无法再作更多的考虑，在11月25日又启程南下，重新在广东建立政府。

这次南下是不是再打出“护法”的旗号？孙中山的内心是犹豫的。他在南下前的一封信中，诉说了他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吃尽的苦头，但一向在护法旗号下的粤军取得的胜利又给他点燃起一线希望，所以他接下去说：“幸粤中尚能勉收余烬，再茁生机，然所存者仅矣。今后倘各鉴前车，同心一致，尚不难收桑榆之效。”他鼓起勇气，要再试一试“护法”这条路是不是还能走通，可是他的信心已不像上次那样足了。他已在考虑：“若犹是不能达到目的，则惟有进而为革命耳。”[35]

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发表演说。他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36]

这是一篇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讲话：一会儿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一会儿又说，“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完全可以从中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来。语言上的矛盾和混乱，正反映了孙中山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但既然整个运动还打着“护法”的旗号，一切自然仍只能在这个旗号下进行。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刻又投入异常忙碌的实际工作：第一件事，重新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出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设正式政府”。第二件事，命令粤军等攻入广西，经过三个来月的战斗，实现了两广的统一。第三件事，乘胜出师北伐。孙中山自己也到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北伐军进入湖南。第四件事，处理同陈炯明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1922年4月间，北伐军移师广东，大本营迁往韶关。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务。5月初，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

尽管实际工作的日程几乎排得满满的，但第二次护法和第一次毕竟已经不同了。是不是应该继续打着“护法”的旗号？这个疑问在孙中山思想深处并没有消除。表面上，一切仍照着原来设计的轨道按部就班地走着；深入一层看，就会发现对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正在他思想中继续滋长和发展。这正是思想过渡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个变化：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1919年12月，他对马伯援说：“吾人对日本无多大希望，只求其不行劫可也。”[37]离上海南下前，他在国民党本部演讲时甚至说：“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38]而对英、美两国，他仍抱有很大的期待。

这种认识在事实面前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同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有很大关系。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以及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控制北京政府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背后支持北京政府的是日本。直皖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成为孙中山在国内的主要敌人，而站在直系军阀背后的却是英国和美国。在南方，日益露骨地反对孙中山的新军阀陈炯明，也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这不能不激起孙中山越来越大的愤慨。

当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港英当局阻挠群众集会庆祝孙中山就职和捐款支持新政府。广州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粤领事提出了抗议。1921年8月5日，孙中山致书咸马里夫人说：“我们打算进军北方，以逐走所有的大督军与亲日派。当然，和往常一样，英国政府正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以致使我们的一切重大成就化为泡影。”[39]当孙中山同陈炯明的矛盾日益尖锐时，他甚至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说：“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40]

孙中山既不是亲日派，也不是亲英美派。他所深切地关怀的只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在事实面前，他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着。在这时，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要拯救中国，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离这一步已不远了。

第二个变化：对工人运动的新认识。

过去，孙中山的追随者中也有不少工人，但他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独立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很大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中山总认为中国的实业还不发达，在国内应该强调劳资双方的合作。他对工人的不幸生活表示同情，在到广州后颁布的《内政方针》中包括了“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等主张[41]，但他基本的想法，仍希望通过实行民生主义来避免社会革命，而不是鼓励社会革命。

给他很大冲击的是1922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先后参加这个罢工的海员达到二万三千多人，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邓中夏将它称为“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为什么这次罢工会受到孙中山的特殊关注呢？第一，“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42]当1921年3月中国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连它的会名也是孙中山所起的。第二，这次大罢工最初虽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经济要求所引起，但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自然格外容易引起孙中山的同情。

因此，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后，孙中山虽在桂林准备北伐，但仍积极给以支持，并要廖仲恺在广州筹款支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写道：“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43]接着，这年5月1日，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举行了有广州工人数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出席这次大会的达林说：“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握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44]这些反过来又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当马林同孙中山相见时，“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45]。可见这个问题在孙中山思想上逐渐占有重要的位置。

第三个变化：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的新认识。

前面说到，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立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对它的了解还很少。1920年，两个事实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是这年初外国干涉军队从西伯利亚撤退，远东共和国在赤塔成立。这就改变了苏俄同中国原来那种隔绝的状态，使孙中山有可能对苏俄的真实情况逐渐有更多的了解。二是这年的11月28日，也就是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的那一天，中国收到苏俄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中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46]这对极端憎恨外国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孙中山，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对苏俄产生更多的亲近感。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03年已经说过：“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47]他在醉心学习西方的同时，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憎恶那种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而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力图加以避免。1920年秋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时，接受陈独秀的建议，会见了正要去广东的孙中山。孙中山已“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48]。他从上海到达广州那天，发表演说时又说：“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到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抗。”[49]

1921年10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国民党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12月23日，马林到达桂林。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是更能为孙中山所接受的。孙中山在会谈后告诉廖仲恺和汪精卫说：“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马林会见后的印象是：“国民党的领袖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毕竟对俄国革命、对苏维埃俄国抱有很大的同情。”[50]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又在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同孙中山有过五六次的接触。“孙中山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然后，孙中山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并且明确地“说明他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51]

但孙中山还存在一个明显的顾虑：苏俄离他的广东根据地毕竟太远，而华南和长江流域却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他对马林表示：“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他的看法是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但如果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立即招致列强的干涉。”[52]对达林，他也表示如果北伐军占领汉口，“那时我将正式承认苏俄”，并且解释道：“你认为国民党所有党员都赞同苏俄？没有的事，甚至在我的政府和议会里都有苏俄的敌人。”况且，“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53]

这三方面的事实表明：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对“护法”已不再有过去那样的热情。同马林会谈后十来天，他在桂林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54]他的思想深处正孕育着重大的变动，酝酿着作出新的抉择，并在不久后导致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形成，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种思想变化并不是突然到来的，并不是在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才开始产生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探索、比较和思考的结果。陈炯明叛变的事件只是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罢了。

当然，这决不是说陈炯明叛变事件在孙中山思想演变的进程中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本来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似乎与桂系军阀是根本不同的。陈炯明在1909年加入同盟会，曾多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55]第一次护法前夕，他又向孙中山表示：“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56]他所统率的那支援闽粤军，是孙中山苦心孤诣地一手扶植起来的。粤军回师逐走桂系军阀后，孙中山曾在一封信里写道：“竞存（陈炯明）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57]把陈炯明比作黄兴、陈其美，可见他当时对陈信任之深，期望之切。

万万没有想到，陈炯明一旦羽毛丰满，竟掉头反噬，围攻总统府，几置孙中山于死地。第二次护法运动也随之失败。这对孙中山的打击，自然比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更大。他痛心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58]这样强烈的刺激，在他心理上掀起的巨大波澜是不难想见的。孙中山在这次南下护法时不是说过吗？“若犹是不能达到目的，则惟有进而为革命耳！”现在，旧的路子已走进死胡同，他不能不下决心作出新的选择了！

还有一个事实也很重要：就在这以前不久，直系军阀打败奉系军阀后也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赞成恢复旧国会。6月1日，旧国会议员“凑足了法定人数”[59]，在天津开会，发表宣言，即日行使职权，要求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第二天，徐世昌被迫辞去北京政府大总统职务，曹锟、吴佩孚立刻领衔联合十省区督军省长，电请黎元洪复职。同直系军阀勾结的陈炯明发动叛乱时，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文章。6月9日，陈部潮汕镇守使洪兆麟首先通电称：“适乘北方恢复国会及推举黄陂（黎元洪）复任之动议，举国风从，如响斯应，足见人心厌乱，已非人力所能挽回。现徐已下野，南方总统亦无存在之必要，否则有此赘瘤，实足为南北统一之障碍。”16日，陈部粤军指挥叶举等六十余人在炮轰总统府的同时，发出要求孙中山下野的通电：“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敞屣尊荣，翩然下野。”[60]这一着确实狠毒。它像釜底抽薪那样，使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从根本上失去了“合法”的依据。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经历了那样漫长而曲折的尝试，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孙中山思想上原有的矛盾终于获得解决：“维持原状”的路是走不通的，“惟有进而为革命耳”。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困居永丰舰的五十多天又给了他一个充分思考的机会。新的选择终于作出。他请陈友仁转告留在广州的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61]他在8月14日到达上海。“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62]态度的冷静，说明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不再有什么游移了。

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成立刚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待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一节曾规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63]这说明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何等幼稚！1922年初，马林在会见孙中山后，提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中国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表示反对。理由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等等。[64]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认识也不全符合实际。

这年6月15日，即陈炯明叛变前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发表它对时局的主张，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对国民党也开始作出新的评价：“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并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65]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制定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正式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次大会的宣言，比第一次时局主张更突出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问题。它明确地写道：“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这种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比孙中山当时又要明确而彻底得多。宣言断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66]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等意见。8月12日，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起到达北京。8月下旬，根据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作出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重大决定。这一连串事实，几乎都在孙中山困居永丰舰的6月中至8月这两个多月时间内发生。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的角度，经历了不同的探索过程，终于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这样的对手，为了拯救中国，国共两党应该携起手来并肩奋斗。这样，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门便打开了。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陪同马林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这同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相隔只有十天。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用单纯的军事方法去夺回广州，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宣传工作。李大钊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67]。孙中山十分兴奋，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68]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69]

因为条件业已成熟，各种问题也都已作过反复的充分的思考，孙中山这次到上海，不再像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那样陷入长期的沉思。他的心情很开朗，很快就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台湾的国民党史家也这样写道：孙中山这次到上海后，“审察当时国际之局势，本党革命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8月间苏俄代表越飞亦派员（注：指马林）来沪晋谒，商讨中俄新关系，遂下改组本党之决心”[70]。

孙中山这时完全恢复了他原来的那种自信，大刀阔斧地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局势的发展几乎是急转直下。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于右任、谭延闿、程潜、陈独秀等五十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参加讨论的人员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由于孙中山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决心既已下定，会上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居正也这样叙述：大家“交换意见，一致赞同”[71]。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国民党改进起草委员。委员会经过一个半月的会议，起草出中国国民党党纲和总章。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第二次会议，对党纲和总章进行审议，经修改后通过，并推定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宣言起草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原有五十三人外，又增加了林祖涵（伯渠）等六人。12月16日，孙中山召集第三次会议，参加者又增加了陈少白、李烈钧等六人，对宣言进行讨论和修改。

经过这样反复而郑重的研究，孙中山决定在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1月2日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开始揭开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本来，孙中山准备全力投入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在1月2日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讲中说：过去“大家都不注意党事，只看重政、军两种进行，所以就大遭失败。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发挥十几年前吾党先烈的精神。这样做来，成功一定可靠”。他又说：“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他的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72]11月，他把赴福建的廖仲恺召回上海，同各省支部、干部接洽改组事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正在着手展开。

但历史的发展常常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月14日，拥护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滇桂联军在出师后只有半个月，就胜利地收复广州。各方面期望孙中山重返广东。因此，《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只有二十天，他便在2月15日离沪返粤。一回到广东，无数实际工作立刻又摊在孙中山面前：重设陆海军大元帅府，同北江的桂军沈鸿英部和东江的陈炯明残部作战，处理广东内部以及同港英当局之间种种棘手的矛盾。为了打退陈炯明残部的反扑，孙中山曾长期地亲自在东江前线指挥作战，这在他一生历史中是仅有的一次。他在8月间写信给胡汉民等说：“文在外专注意于军事，无暇分神于其他。”孙中山当时这样想：只有首先把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下来，国民革命才能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这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就是在异常繁忙的戎马生活中，孙中山一刻也没有忘记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全力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随即被孙中山聘为中国国民党训练组织员。“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在决定最重大问题时是有发言权的，他出席所有最重要的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时，总是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73]他到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4日，又委任廖仲恺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谭平山，负责筹备改组工作。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74]

“护法”的旗帜，这时已被孙中山抛开。他的这种态度，越到后来就越加明朗。有一次陆海军大本营召开政务特别会议时，有人提到“应继续护法事业”，孙中山便愤然说：“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因数年来吾人护法之结果，曹吴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北京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不当拥护猪仔国会。”[75]他这次重设大元帅府，没有再做非常大总统，表面上看，仿佛又回到第一次护法时的做法，其实那是两回事：第一次护法时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总统的位子留给依《临时约法》产生的“合法”总统黎元洪；这次却为了抛开“护法”那面旗子，不再召集什么国会非常会议，而要集中力量先从事革命的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他说：“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现在的政府为革命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对于发展很有希望。”[76]在这方面，他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

到1924年1月，正式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把它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对大会的宣言作了说明。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定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的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77]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恢复这些条文，说：“本党此次改组，如果我们还不能把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提出来，中国革命至少还要迟二十年才能成功，可叹！”他为此在大会上专门作了发言，诚恳而坚决地指出：“现在因应帝国主义来谋革命的成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78]这个主张被通过后，孙中山又郑重地说：“假如不通过这点，那么大会就毫无意义。”[79]

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高峰。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论文，这篇文章中就不多作论述了。想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国民党一大后，同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丰富的革命实践相适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正在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已经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一大前后，英、美、法等六国为了“关余”问题竟派军舰到广州示威。以后，英国更公然支持以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些使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看得更加明白。因此，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中，他旗帜鲜明地写道：“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80]

第二，对工人、农民的力量有了越来越清楚而实际的认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离开工人、农民的巨大力量是办不到的。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我们已可看到这样明确的语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作的共同推动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种热气腾腾的群众斗争高涨的生动场面，是孙中山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这个客观事实不能不在他头脑中产生相应的反响。他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上发表演说：“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81]当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他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开会，高兴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82]当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时，他发表演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他在这个讲演中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说：“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83]

可见无论对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孙中山晚年的认识都还在发展，而这些同他的革命实践又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不幸的是，孙中山在这以后不久就过早地去世了。他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他一生奋斗中总结出来的根本的经验教训。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为着把祖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无数志士仁人苦心焦虑地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搏斗。但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矛盾认清中国的国情，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救国道路，真是谈何容易。孙中山正是生活在这样一块国土上。为了振兴中华，他一生一直处在不停的探索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来没有使他灰心过、退却过。一种又一种的救国方案，他都在实践中一一作过比较。孙中山是个有着顽强意志而又善于思索的人。一切重大的选择，只有他自己方能作出决断，任何人都无法强加于他。可以改变他原有想法的唯有事实，而这往往需要时间和过程。在孙中山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他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方法和动力都有了新的认识，终于达到他一生思想的最高点。在近代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最后能那样重视工农群众的力量，重视同共产党的合作，并同它结成联盟，决不是偶然的。孙中山一生经历的艰难的探索和最终的选择，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孙中山：《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1、422页。(www.xing528.com)

[2]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97页。

[3]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足本中山全书》第4册，《革命》，第7、8页。

[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

[5]孙中山：《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4页。

[6]孙中山：《通告驻华各国公使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8页。

[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足本中山全书》第4册，《革命》，第10、11页。

[8]劭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7页。

[9]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434页。

[10]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9页。

[11]茣汝非：《程璧光殉国记》，《革命文献》第49辑，第392页。

[12]刘德泽：《中华革命党外记》，《革命文献》第49辑，第135页。

[13]孙中山；《对全体国会议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2页。

[14]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5]孙中山：《批凌钺来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8页。

[16]孙中山：《批许崇智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4页。

[17]孙中山：《复陈汉明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4页。

[18]孙中山：《复蔡冰若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19]孙中山：《批赵泰纪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页。

[20]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60页。

[21]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865页。

[22]孙中山：《复刘湘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92页。

[23]孙中山：《致陈炯明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6页。

[24]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1、72、74页。

[25]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9、148页。

[26]《闽南粤军军实调查记》，《革命文献》第51辑，第214页。

[27]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20、121页。

[28]程启槃：《总理护法实录初稿》，《革命文献》第51辑，第229页。

[29]孙中山：《批葛庞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78页。

[30]李睡仙等：《陈炯明叛国史》，《革命文献》第51辑，第211页。

[31]吴相湘：《陈炯明造反出身》，《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29页。

[32]李培生主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76页。

[33]李培生主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5页。

[34]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460页。

[35]孙中山：《复凌钺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7页。

[36]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0、451页。

[37]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9页。

[38]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39]孙中山：《致咸马里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83页。

[40]达林：《中国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41]孙中山：《内政方针》，《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3页。

[42]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0页。

[43]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6页。

[44]达林：《中国回忆录》，第82页。

[45]伊罗生：《与斯内夫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4页。

[46]《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五四运动文选》，第367页。

[47]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48]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9、110页。

[49]孙中山：《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0页。

[50]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14、215页。

[51]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页。

[52]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8页。

[53]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

[54]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页。

[55]吴相湘：《陈炯明造反出身》，《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第26页。

[56]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05页。

[57]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9页。

[58]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59]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04页。

[60]沈云龙：《有关陈炯明叛孙的资料》，《传记文学》第32卷第4期，第78页。

[61]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

[62]李大钊：《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第955页。

[6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0页。

[64]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二大和三大》，第36页。

[65]《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9、25、26页。

[6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6、77页。

[67]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

[68]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

[69]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70]《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史料》，《革命文献》第8辑，第31页。

[71]居正：《本党改进大凡》，《革命文献》第8辑，第32页。

[72]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73]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2、33页。

[74]孙中山：《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孙中山选集》，第549页。

[75]1924年1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

[76]《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2号，《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第14页。

[77]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孙中山选集》，第600页。

[78]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第212、214页。

[79]邹鲁：《创办广东大学与读校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第257页。

[80]孙中山：《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孙中山选集》，第941页。

[81]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11页。

[82]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1页。

[83]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35、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