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清议报》褒贬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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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他们到日本后，立即着手重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创办了《清议报》。

《清议报》是旬刊，每月三册。第一册出版于1898年12月13日。最后一册出版于1901年11月11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

《清议报》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刊载在第一册卷首的《叙例》，把它的宗旨归纳为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第十一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把这几点宗旨作了更集中、更明确的概括：“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2]它所说的“主持清议”，就是指猛烈抨击西太后、荣禄主持下的黑暗朝政，鼓吹“尊皇”，力主归政光绪皇帝。这是《清议报》的主要政治主张。它所说的“开发民智”，就是指介绍并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这是它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启蒙工作。《清议报》上所说的千言万语，大抵都离不开它所标榜的“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这八个字。这确是贯穿于《清议报》全部宣传内容中的基本特色。

《清议报》出版后，很快就风行海内外。短期内，“销售已至三千余份”，发售与代售点有三十八处，成为继《时务报》之后，在广大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刊物。

《清议报》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它在各个时期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大略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1898年9月下旬，戊戌变法失败。9月、10月间，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政府保护下，由宫崎寅藏、平山周分别护送，先后流亡到日本。

横滨，是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它地处东京的门户，也是旅日华侨最集中的地方。据《清议报》第一册和第十七册的记载，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约五千二百人，而横滨一地就达三千二百五十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康有为、梁启超来到日本以前，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原有一定的影响。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曾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以当地华侨商人冯镜如为会长，有会员三十余人。1897年秋，康有为、梁启超的势力开始伸入这里。那时，横滨华侨正筹办教育华侨子弟的学校。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受聘主持校务，担任总教习，改校名为大同学校。“自大同学校成立之后，兴中会势力渐衰退，会员中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而已。”[3]康有为又以“帝师”自居，扬言携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密诏”。华侨商人趋之若鹜。这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旅日华商的赞助下，创办了《清议报》。它的出版地点就在横滨。它名义上的发行兼编辑人，就是原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

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一到国外，着手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办报？他们是有一个通盘考虑的。《清议报》第一册上译载了一篇日本《东亚时论》上的《兴清论》，多少透露了他们的这种想法。文章说：“顷者清国新政之士，前后辈出，欲试经纶于一代，而事终败矣。然皆当代杰出之人也。其力量识行，足为世所推重。惟根本未立，急于图功，进锐退速，以致一败不可收拾，诚可悲矣。”那么，需要先立的“根本”是什么呢？文章说：“欲行天下之权者，必先拥天下之兵；欲拥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财；欲握天下之财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财，与天下之兵，行其权之大本也。”文章认为，在这次变法中三者都不具备，“而持其一孤权强行之，虽智不足运其智，虽勇不足用其勇。况于身实无其权，仅赖帝力以伸其志者乎？宜乎其一败涂地也”[4]。他们初步总结了变法失败的教训，把办报看作“先收天下之心”的要着。

《清议报》创刊时，距政变发生还不久。因此，它的最初几期，着重于有关这场刚发生不久的政变的论辩。它所发表的论说有《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政变原因答客问》等，并且长篇连载梁启超所著的《戊戌政变记》。

他们大声疾呼，呼吁“兴师讨贼”。梁启超在第一册发表的论说中写道：“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使今日而不讨贼，不问罪，则虽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无问罪讨贼之人也。”[5]康有为在同册上发表了诗四首。其中最后一首写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6]同样强烈地暗示：一定要兴“勤王”之师，来救出“圣主”，把这说成是中国的出路所在。

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孙中山以为双方都旨在救国、旨在改革，就去同他们商谈合作，却被康有为断然拒绝。当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见到康有为时，康只是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7]

而在《清议报》上，他们一开始就猛烈地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梁启超首先充当了反对革命的主将。他写道：“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他标举的主要理由，就是所谓中国国民程度不够。这也是他以后在《新民丛报》同《民报》论战时所使用的主要论据。梁启超这样写道：“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二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未有定也，而何能为变法之言。即不尔，而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8]

改良同革命的对立，在《清议报》一开始时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到了1899年，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初步立住了脚跟，就公开打起“保皇”的旗号。这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4月，到达加拿大。7月20日，就和旅加侨商李福基等在加拿大的域多利宣布创立保皇会。8月4日（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举行为光绪皇帝“祝圣寿”的活动。据说，当时“龙旗摇扬，观者如云”。康有为还声泪俱下地写下了“海外初瞻寿域开”“小臣泣拜倒蒿莱”这样的诗句。[9]接着，横滨、新加坡、檀香山等地也先后设立了保皇分会。

保皇会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拥光绪皇帝复政。保皇会的条规共二十八条。它的要点是：一、保皇会系奉光绪皇帝密诏成立，以尊皇、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人为宗旨。二、凡是中国同胞，遵奉光绪皇帝诏旨，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皆为保皇会同志。三、各埠设值理人，宣讲保皇会之主义，值理人由各地会中议员为之。四、各埠公举同志中之忠义殷实者数人为董事，掌理会中捐款、通信等事。五、会中捐款作宣传、通信、办报之用，并集资创办银行、竞业会社以保护工商业。[10]以后，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也追溯道：“臣奉循衣带，仰天痛心，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洒泪以宣圣德，雪涕以厉国民。奔走经年，往还重溟，旅民共沐圣人之德，海外咸知新政之由，戴若昊天，爱如父母。臣乃开会合群，期以勤王筹救，名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薄海旅民，闻风踊跃，奔走来归，入会者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结彩燃灯而恭祝，旬日则召众议事而齐来。人人识尊君亲上之心，家家讲忠君爱国之义，互相激劝，竞厉同仇，远电力争，日求归政。”[11]说得也很清楚：保皇会的全名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它的目的是“期以勤王筹救”，以求“归政”。

这个时期《清议报》的政治主张，同样也集中到这一点，就是“尊皇”二字。梁启超在《尊皇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12]

他们把光绪皇帝描写成千古以来未有的圣人，把中国的安危存亡说成都有赖于光绪皇帝一人身上。梁启超这样写道：“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要是还处在“孩提之时”，那就只能“借父母之保护”。今天中国正处在“孩提”时期，靠谁来“保护”？就要靠光绪皇帝这个“圣人”。“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这就自然应该“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13]

《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还连载了一篇通信，报道康有为在加拿大发表的演说。康有为在演说中极力颂扬光绪皇帝，说：“皇上力欲变法救中国而无权”，“皇上仁慈，爱民如赤子”，“皇上之英明敏断，自古少有”，“绝无权位之心，但以救民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说到最后，康有为“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谨问各乡里兄弟大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起立，举手拍掌。西人数十，亦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又大声问曰：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今既幽囚，大家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齐心，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国可望救矣，愿共发愤。千人欢呼，乃散”[14]。《清议报》的这篇长篇报道，把他们当时鼓动保皇的那种狂热情景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了。

从这点出发，他们自然就把西太后准备废立皇上这件事，看作中国当前时局的关键。欧榘甲一提到“废立”，就丧魂失魄地写道：“一废皇上，则全国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则听其鱼肉刀俎，牛马庖厨，无不如意矣。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万万同胞犹获一日之安全。皇上而不讳也，则我四万万同胞，直不如草木之无知矣。”并且一再暗示：既然局势如此急迫，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兴勤王之师，“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忘国之贼臣，以救君国之难”[15]。

尽管他们这样痛恨西太后，猛烈抨击她所发动的政变和酝酿的废立，可是又认为，要是西太后肯大发慈悲，改弦更张，归政光绪，那不但可以立刻停止对她的攻击，相反还要为她高唱颂歌。欧榘甲在文章中把他们这种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西后为荣禄、刚毅所误，矫行训政，得罪社稷，诚无辞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惧退位，躬奉大宝，还之皇上，则前之所为不过日月之食、风云之变耳。早暵一雨而土膏润，霖雨一晴而万物苏，何足损其毫末哉！诚如是，西后之令名将与天壤无穷，天下将戴德扬休之不暇，谁复咎其往者乎？”[16]

总之，尊皇高于一切，尊皇先于一切。这便是《清议报》全部政治宣传的主要属意所在。

在鼓吹“尊皇”的另一面，他们继续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欧榘甲写道：“若异军特起，而倡革命之说，则名义不足以动中外，而吾民尚未成独立之性质，亦觉难从。其有益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否则蹈李立亭、牛进修、余蛮子之覆辙耳。”[17]梁启超更危言耸听地恫吓道：在当前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局势下，要是发生革命，不但不足以救亡，相反还会引起内乱，直接导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瓜分，使中国沦于灭亡。他说：“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18]

但是，历史的现象是复杂的。尽管他们宣传的主旨在鼓吹“尊皇”，抵制革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种积极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清议报》大声疾呼，宣传救亡，并且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大势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比过去更深刻地指出了当前中华民族面对的严重局势。

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开辟专栏，刊载《外国近事及外议》，介绍世界万国大事，译载各国报刊上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评论。第十一册起，又将这个专栏分为《万国近事》和《外论汇译》两栏，增加了这方面的篇幅。不久，又将《万国近事》改为《猛省录》，将《外论汇译》改为《闻戒录》，点明他们开辟这些专栏的目的所在。

它还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论说，提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的主张。由于这时他们避居海外，能够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了解和宣传，确实比戊戌变法时又前进了一步。

关于“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他们指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寻求市场的需要，中国已变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梁启超写道：“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今者虽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权者矣”。“而彼其生产过度之景况殆不可终日，于是欧人益大窘。”怎么办呢？他们“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瞵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国二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19]梁启超在这里指明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不是一时的政策，也不只是某一具体事件所引起的反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的，是有着必然性的。这就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从根本上考虑怎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祖国的独立富强。此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他们着重指出，列强对待中国，有的主张“瓜分”，有的标榜“保全”，手段虽有不同，侵略实质却是一样的，都不该对它们抱有幻想。麦孟华写道：“外人之处我中国也”，“其处分之策，不曰瓜分，则曰保护，一若中国不复自能图存者然”。[20]他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时局危急，但因国势积弱，如果不依靠外力就难以图存，所以听到“瓜分”的说法就惶惧忧虑，而听到“保全”的说法就喜形于色，希望可以得到外力来相助。他说：“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谓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然则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21]这种分析也是比较中肯的。

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还连续刊载了《爱国论》一文，比较系统地宣传了“爱国”的观念。他一开始说：现在西方人谈到中国时，常认为“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所以“其势散涣”，无论何国都可以任意地掠夺它的土地，奴役它的人民。其实，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爱国性质的，“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怎么会“不自知其为国”？原因是“中国自古一统”，数千年来总是“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他认为：“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欧洲诸国所以爱国心独盛，因为它们自来“诸国并立”，“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现在，中国对外败绩，甲午一役更是“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也就在：“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梁启超大声疾呼，指出：国家的存亡兴衰，正决定于国民这种爱国心的强弱。他说：“国之存亡，种种兴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萧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22]在《清议报》另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进一步申论了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论述了发扬爱国心的必要。他说：“天下未有国不能保而家尚能存者也。盖国者，合无数家室而成，乃众人民之公产。故东西贤圣统名之曰国家，言国、家不能离而为二也。国亡即家亡，国存即家存，国兴即家兴，国衰即家衰。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责，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权。其有败坏吾公产、觊觎吾公产、侵夺吾公产者，合众议谋以抵御之，整顿之，又思所以扩充之。夫是之谓有爱国心，不如是则谓之无爱国心。”[23]

当我们考察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过程时，对《清议报》的宣传在这方面起过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它进一步宣传了“民权”的思想。

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突出地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他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4]

他们处处把“国民”这个概念同“奴隶”这个概念对立起来，作了鲜明的对比。梁启超说：“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见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有语之曰：尔固有尔所自有之权，则且瞿然若惊，蹙然不安，掩耳而却走。是直吾向者所谓有奴隶性、奴隶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奴隶性不是人们原有的，完全是后世独夫暴君一手造成的：“民之自居奴隶呜呼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25]

他们把伸张民权同爱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指为必不可缓之事。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26]

这样把“国民”和“奴隶”对立起来，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只要翻翻邹容的《革命军》和《国民报》《国民日报》等20世纪初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刊物，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处处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以“国民”自许，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性，批判形形色色的“奴隶”思想。《清议报》的这种影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第三，《清议报》在这个时期还积极鼓吹破除种种传统思想的束缚，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信念。

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要求国民首先要发扬独立不羁的精神。他说：“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他写道：“人有三等：一曰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曰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曰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夫世界之所以长不灭而日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人而已。”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孤军陷重围，人人处于必死，怯者犹能决一斗，而此必死之志，决斗之气，正乃最后之成功也。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27]

他在《呵旁观者文》中，猛烈地抨击了形形色色的“旁观者”。他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他认为：这种旁观者在中国到处都是，流派包括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等。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无血性”，“放弃责任”。要是人人如此，那就将无人类，无世界。“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梁启超认为应当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只有他们才是“一国将来之主人”，要求青年人养成那种独立不羁的风格，对国家和民族切实地负起责任来。[28]

他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中，十分生动形象地把青年同老年作了一系列的对比：“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敢破格。”他认为，中国要独立富强，责任全得靠青年担当起来，并热情洋溢地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9]这些恣肆汪洋、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深深地打动了广大爱国青年的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久的社团就叫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说》影响的深远从这里还可以看到。

自然，就是在《清议报》初期所起的那些积极影响中，我们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

他们虽然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但又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焉”[30]。这样，抵制之法，就不必反对帝国主义，只能怪自己不争气，只要努力自强就行了：“夫同是圆颅方趾冠带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则岂非由国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吾宁能怨人哉？但求诸己而已。”[31]因此，最后就不能不落到“文明之竞争”这个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上来。

他们虽然也宣传了“民权”的思想，但接着立刻声明：“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所恶于专制之国者，为其徒恃压力，愚缚黔首，尽夺民权而不务民事也。皇上舍身救民，专事民事，许民上书，不侵民权，是以百姓爱恋，戴若慈父。”“若人权尽复，民智大开，则人知爱国，下令流水，国权乃一张而不可仆，主权亦一隆而不可替。”[32]“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33]结果，兴“民权”仍只是“尊皇”的手段，至少同“尊皇”并行不悖，最后还是回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上来。

总之，《清议报》初期的这些宣传，就其主观意图来说，自然不是为了有助于革命，而是为尊皇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是，由于当时广大群众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要求和民主要求，许多人在接受《清议报》的宣传影响时，却着重从它所包含的那些积极因素中吸取了营养。特别是，许多人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渐破灭，看到尊皇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没有停留在《清议报》为他们划定的框子中，而是跨越它，又向前大踏步走去。《清议报》的宣传是要抵制革命，但它在客观上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做了某些创造条件的工作，在当时不少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起了某些阶梯的作用。这是他们始料之所不及的。

1900年1月24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太后诏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的帝位，以溥嗣立。消息传出，内外震动。第二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寓沪绅商士民叶瀚、张通典、戈忠、章炳麟、唐才常、经亨颐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致电总署，要求“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士民，纷纷申禀该管督抚求代转奏谏阻。旧金山、新加坡、檀香山、菲律宾各埠华侨也致电总署，新加坡华侨并致电英、日、美三国驻华公使，“恳其代劝西后，保全上位”。一时形成轩然大波。

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惊呼：“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34]在他们心目中，这个问题已成为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在《清议报》上，他们连续发表了《论建嗣即为废立》《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等论说，并在《中国近事》专栏中陆续刊载《伪政府立嗣纪闻汇记》《嗣统汇闻》《汇纪立嗣事及京内外近日情形与外人议论》等报道。

他们认为，时局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清议报》第三十六册上录有上海《同文沪报》的《总论支那立嗣事》，内称：“支那自前岁政变以来，废立之谣，月凡数至，通国人心皇皇，不知所措。延至去岁，风声稍平，渐觉安靖。通国之人，咸私相庆幸，以为可以无事矣。迨去腊二十四日，忽有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之谕。废立之谣，顿复蜂起。光绪帝位，岌岌可虑。诚不啻青天无云，陡起霹雳。”[35]该报同册的《伪政府立嗣纪闻汇记》更是激烈地写道：“自此伪谕下后，京师内外震动，人心汹汹，如赤子之失其慈父。盖以我皇上为四万万人变法而被幽被废。皇上一废，则四万万人为奴为隶之惨，行将见矣。”[36]

他们要求人们在这样的危急局势下，迅速仿效日本明治初年“勤王讨幕”的榜样，一致奋起，“发愤而勤王讨贼”。梁启超在《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中反复写道：“呜呼！读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而不发竖眦裂者，岂得复为人哉，岂得复为人哉！”他大声疾呼：“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万一有变，则吾四万万同胞当思皇上之及于难，皆因救我辈而来。虽流尽我东南十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亦决不辞。吾知朱虚、敬业必不绝于天壤也。”[37]他在这里特别举出讨伐吕后的朱虚侯刘章和讨伐武后的徐敬业，自然是要人们学习他们的榜样，起兵讨伐西太后，迎光绪皇帝复政。麦孟华也写道：“今日中国危而未亡、颠而未坠者，尚以皇上安全之故耳。脱一旦猝有不测，则内之草泽沸腾，外之列强惊集，瓜分之局立成，鱼烂之惨立见。茫茫大陆，更不知托命于何方者也。”他又说：“欲保国民之生命，必借皇上之安全。欲保皇上之生命，必赖国民之权力。既同为中国之民，即共有尊王之义。此我国民所当如夫差之念越仇，豫让之报襄子，合四万万人而共标为主义者也。”[38]

正在此时，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它从山东兴起后，立即以急风暴雨之势向直隶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又占领北京。西太后、光绪皇帝等逃往西安。《清议报》在这个时期连续发表了《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续论义和团事》《论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论今日疆臣之责任》《论义民与乱民之异》《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

他们最初还只是表示担心义和团的反抗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导致对中国的瓜分。麦孟华写道：“夫外人之眈眈于中国也，磨牙张爪，环伺其旁，虽无暇隙，犹且无端而要求，无端而恫喝，无端而割地。今乃横挑其衅，故激其怒，显授以间，是患其要求之少而招之来，虑其割地之缓而道之速也。”[39]

不久，他们就破口大骂，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恶毒的污蔑和辱骂。他们不仅斥义和团为“野蛮”，为“暴徒”，为“有野心”，为“乱民之尤”，甚至断然宣称义和团是“国民之公敌”。麦孟华写道：“团匪之乱，固非独国家之害，实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者也。夫彼之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诚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骂我为野蛮，日辱我为犷种，我四万万人遂无颜复对外人。且外人之损失既深，他日之赔偿必重。若有偿款，仍绞我国民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荡我国民之室家也。祸乱日深，驯至不国，是直奴隶我国民之大众也。周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实即为国民之公敌。”[40]

他们甚至公然提出要“平团匪”，以取媚于洋人。麦孟华写道：“故忠国宜平团匪。至于睦邻，先严保护。”一定要做到：“急之如己国之事，亲之如己国之人，为之警卫以安其意，为之讨匪以雪其仇。是固文明之国所宜然，抑我义民之责任也。”[41]尽管平时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常表示愤慨和不满，但是，当下层劳动群众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时，他们的态度立刻变了：宁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选择向帝国主义献媚乞怜的道路，冀望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而不敢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在帝国主义和农民大众这两者之间，他们害怕农民大众远远超过了害怕帝国主义。

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和占领北京，更被他们看作兴师勤王的绝好机会，从而将举兵勤王提到更迫切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麦孟华在《清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倡这个主张。他说：“今日之大势可睹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乱之速平。欲匪乱之速平，莫如请我皇上之亲政。盖皇上之亲政，固必能靖乱党而睦邻国，安人心而绝乱萌，而其效有可立睹者也。”他又认为，光绪皇帝要复政，如果仍在北京是办不通的，只有移驻南方、建立新政府，才有可能。他说：“皇上欲出，倘仍北京，则西后掣肘于上，贼臣逼胁于下，虽有复位之虚名，必无行政之实效。惟移驻南方，立新政府，则发政施令，皇上既得总大权，平乱睦邻，我国可即得安治。此惟各国所利图，抑我国民所感祷者也。”[42]

这样，他们就公开要求南方疆臣起兵勤王，一面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一面迎光绪到南方复政，鼓吹“今日疆臣之责任，以剿团匪而救皇上为第一义”。麦孟华写道：“诸疆臣作天子之股肱，为天下所属望。若其手提劲旅，奋起勤王，联合南方，方轨并进，扫荡乱徒，剪除凶党，以至顺而讨至逆，夫孰得而御之？一举手而皇上安全，国家奠定，而舍此不为，犹复徘徊观望。是父母见劫于贼人，兵刃将加其颈，而为子者犹安坐顾虑，曰吾将有待。则安用此子为也。”[43]

在南方疆臣中，他们特别属意于当时手握精兵、坐镇长江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能以两湖为根据地，起兵勤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特地公开发表一篇《上鄂督张制军书》，写道：“今日中国之命脉系于皇上，而皇上之生命悬于北廷诸逆之手。诸逆与皇上不两立也久矣。”“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侧之恶，奉太后颐养耄年，辅皇上复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此则阁下之威名当辉于五洲，亘于万古。”[44]

他们甚至腼颜乞求正在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帝国主义强盗以武力干涉，迎光绪复政。《清议报》上发表了康有为对某国大员的谈话，说：“今欲使团事而西人咸能安全而得大利，亦甚易，惟有各国联合救皇上复位而已。”[45]麦孟华更竭力劝说道：“我国民惟求之各国，合各国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复位而已。夫戊戌之变，各国人士非不惜我新政之中途而忽废也，非不痛我皇上之圣明而见幽也。然以为此我之内政，故各国顾视，莫肯过而干预其事。今则害及其身矣，岂复能晏然坐视？夫各国之遣兵派舰，纷然不绝于途者，固将以保其使署、人民、商务也。若能救我皇上复政，则不费一兵，不出一饷，而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必能保全。各国私计，岂无大利？”[46]

这年6月22日，横滨侨商一千余人在中华会馆举行集会。许多人发表演说，“大略谓今日中国至于危急，皆由团匪之与外人为难。而团匪之纵横，实由权奸之党庇。而权奸之得志，总由皇上之失权。故欲平团匪，靖内乱，以安外人，则非皇上复行亲政不可”。他们说，“今各国兵舰云集”，“我中国正当请其扶我皇上复位，以平内乱而善外交”，并要求日本政府“提倡公义，协商各国，复我皇上，以保东亚太平之局”云云。[47]会后发起签名，于第二天致电日本总理大臣山县有朋，称：“恳求贵国政府，拯救敝国皇帝，恢复新政。”并希望日本政府持定方针，“联合各国承认”。签名的有一千多人，捐款的有一百多人。同时，又发电联络神户、长崎等地华侨商人共同电求日本政府。6月27日，《清议报》破例特发传单一纸，登载横滨、神户、长崎华商谭柏生、冯镜如、冯紫珊等上日本政府书。这个冯镜如，便是《清议报》的发行兼编辑人。信一开始，就令人作呕地向日本政府献媚乞怜，说：“商人等托依仁宇，久受贵国之帡幪，而敝国之匪徒肆害，反贻贵国之忧虑。此商人等所以北望故国，且愧且愤，痛恨而不得自己也。”他们宣称：义和团这些“匪徒”所以能“荼毒我之生民，扰害及于邻国”，原因就在于“我皇上之不能亲政”。因此提出：“今日之事，我皇帝一日不亲政，则奸臣一日不去位；奸臣一日不去位，则匪害一日不荡平。故平匪之计，莫急于扶我皇帝复政。”“伏乞贵国协商各国，联合重兵，迎我皇帝迁都南方，复行新政。去守旧之奸邪，任忠良之贤臣，命将出师，扫除匪党，修睦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则不特敝国之安全皆出贵国之所赐，而贵国之义声亦将轰震于地球。”[48]

梁启超也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一文，以感激涕零的心情写道：“顷阅各西报，知英美日等国有欲协力扶助皇帝登位变法之事。此诚仗义扶危、大公无我而又合于时势者也。今日处置中国之法，莫善于此。我辈同志日日所奔走图谋，皆为此事。今得局外之朋公道之国起而代办之，此我辈所极深感谢者也。吾愿此文明公道之国，坚持此义，百折不回。然后徐议其条理，讲善后之法，则中国之大乱必立解矣。”他还向各国进言：一旦光绪皇帝复政，推行新政，一定会借用外国人，大开门户，平定内部的“乱民”，这对列国都是大有利的。他说：“皇上复位，欲行新政，势不能不借用外国人，得各国之贤才以相赞助，必能百废具举，国政修明，大开门户，推广商务，其利一也；主权有属，不至各国相争，扰乱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王室安宁，乱民不作，商务不至损失，其利三也。故为中国计，为万国计，皆莫如此法之为妙也。”[49]

过去曾经激烈地宣传过爱国救亡的《清议报》，在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急关头，为了使光绪皇帝得以复政，竟不惜向帝国主义列强摇尾乞怜，甚至哀求它们用武力进行干涉，这实在是对自己的一个莫大讽刺。

所有这一切，集中起来，就是当时所说的：“剿匪勤王其急也。”[50]这便是《清议报》在这个时期的主要口号。

为了抵制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为了实现他们的勤王目的，他们更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的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采取武力行动。梁启超这年6月17日与港澳同人书中写道：“今晨西报言已有四省同时开张，不知系我店否？中山党亦声言为彼党所为，东中信亦确言其有购货之事，颇觉解人难索，然姑听之而已。但今当义和得志、贼党扰乱之时，真乃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不识我辈能有以应之否？”[51]唐才常等的自立军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这次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时期一件最大的事件。先生（指梁启超）和南海（指康有为）在这件事上用力最大，所以事败后所受的打击也非常之大。当时的运动几乎全党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划联络各事。当时总局在澳门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若是没有7月27日（即阳历八月二十一日）的败露，这次运动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呢！”[52]自然，即使没有7月27日的败露，这次勤王运动的前途也不是“不可限量”的，但这种说法确实反映出他们将这次运动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梁启超本人在一封信中也写道：“中国存亡机关，决于今年；若失此机，后更无望也。”[53]这同样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当时所抱的急切期望。

而所有这一切，中心都是为了“勤王”。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中对这一点说得十分坦率：“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54]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违。最初，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清政府存亡未卜，湖广总督张之洞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久，和议将成，局势逐渐明朗。他就翻过脸来，对自立军进行镇压。8月21日夜，张之洞得到英国当局支持，包围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唐才常等被捕。第二天，唐等十一人被杀。9月4日，《清议报》上发表了《自立军布告檄文》。檄文中称：这次举事的目的，是“讨贼勤王”，“以清君侧而谢万国”。“宗旨”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皇上复辟。”[55]接着，又发表《义士唐才常传》，记唐才常被捕后，在营务处自书亲供：“湖北丁酉拔贡唐才常谋保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而已。”[56]

自立军事件，给许多不满现状而政治上又十分幼稚的人，上了很有益的一课。不少人从清政府对自立军的残酷镇压中，进一步丢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觉得只有用激烈的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还有不少人，经过这次事件，进一步认清了保皇派的面目，发现自己是上了当了，同它断绝关系。当自立会“讨贼勤王”的布告在大通张贴时，“吴禄贞见此布告，愤慨赴日本复学。毕永年闻此情形，痛哭走普陀出家。章太炎于数月前，即悉唐名义不正，宣布脱离关系”[57]。秦力山在事败后，“买舟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计划再举，因而尽知汉局之隳，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失事，遂对康宣布绝交，愤然再渡日本。时湘鄂志士陈犹龙、朱菱溪诸人于事败后多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力山乃与戢元丞、沈翔云、雷奋、杨荫杭、王宠惠等创刊《国民报》月刊，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58]。“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未几易名帝国宪政会。”[59]

保皇会内部的一片混乱，在《清议报》这个阶段的宣传上也表现得十分清楚。这时，他们情绪十分沮丧，宣传的调子十分低沉，发表的文章大抵只是这么几类。一是痛骂镇压自立军事件的张之洞，先后发表了《张之洞论》《张之洞诛捕新党论》《书湖北大狱》《逆贼张之洞罪案》等论说和《张之洞逆贼定案议》《张之洞逆贼致英相沙侯电正谬》《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等来稿杂文，痛斥张之洞是“佞人”“逆党”“贼臣”，是“奸人之尤，无耻之极，巧诈之甚”，宣称“合而言之，张之洞乃皇上之贼，中国之贼，四万万人之贼而已”[60]。二是在《来稿杂文》《诗文辞随录》等栏中发表了一批悼念唐才常等人的诗文，如《祭唐烈士佛尘等及六君子文》《吊汉口诸侠士》《书愤》《夜梦唐侠等告余曰阻中国文明进步媚逆贼仇帝党者张之洞也吾必杀之以复此仇醒而口占》《汉变烈士事略》等。三因当时和议开始，又发表了《论保证和平必当皇上亲政》《各国今日之目的》等论说，要求由帝国主义列强提出请光绪皇帝回跸亲政，使西太后撤帘移宫，说：“皇上亲政，则主权一而和议可以速成；皇上亲政，则外交固而狡邻无所生心；皇上亲政，则内变息而人心可以复静；皇上亲政，则新政行而民庶必不排外，民教可以相安。”“一举而四善备，列强之义举诚未有过于此者也。”[61]颠来倒去，弹的无非是几句老调，说的无非是几句空话，一时再也提不出什么新的重要的政治主张来了。

1901年，历史进入20世纪。

这年4月，梁启超在远游檀香山、澳大利亚一年半后，回到日本，重主《清议报》笔政。梁启超是十分熟悉群众心理，懂得宣传策略的。他的重主笔政，又给《清议报》带来了新的面貌。

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这是一篇十分值得重视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中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的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亦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他认为：立宪政体可以称为有限权的政体。一旦有了宪法，君主、官吏、人民这三个方面就各有其权，而权各有限。这样就能做到各得其所。他说：“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既然君主立宪政体这样好，中国是不是可以立刻实行这种政体呢？梁启超说：还不行。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程度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先从事预备立宪：“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那么，怎样来从事预备立宪呢？梁启超提出一整套具体主张：第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遣重臣游历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考察各国宪法。第三，考察人员归国后，在宫中开设立法局，起草宪法。第四，由立法局译出各国宪法及解释宪法的名著，颁布天下，使国民都有所了解。第五，宪法草成后，先行颁布，容许全国士民自由发表意见，经过五年或十年，然后修改定稿。宪法确定后，非经全国人民投票，不得擅行更改。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62]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头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这个主张（以后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具体程序大体也是按照他这个设计去做的）。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也就由“尊皇”“剿匪勤王”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并以此作为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的主要纲领。

为了预备立宪，在梁启超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提高国民的素质，特别是要使国民养成良好的“德性”。

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天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时代。6月26日，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过渡时代论》一文。文章劈头写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他认为：这是千古以来未有的一大变局。过渡时代，可以给国民带来巨大的希望，也可以带来严重的灾难，所争间不容发。这就提出了一个选择道路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如驾一扁舟，已离海岸，放乎中流，处在俗话所说“两头不到岸”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刻：“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63]怎样才能在这种局势下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成为过渡时代的英雄？梁启超认为，重要的是要养成不可缺的“德性”。

应当养成怎样的“德性”？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进一步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说：以他自己读书思索的所得，有十种德性，形质上相反，而精神上相成，是任何人必须具有，缺一不可的。那就是：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紊；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64]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响亮地喊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欧洲各国当18世纪、19世纪之交，是处在民族主义飞跃发展的时代，而今天则已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的时代：“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而中国今日却还处于民族主义尚未发达的时代，这自然就不可能同欧洲各国相匹敌。每个国民都应该认清这个形势，急起直追，“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手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65]！

此外，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重辟了《政治学案》一栏，先后刊载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哲学、政治、社会学说。他在《卢梭学案》中写道：“案卢氏此论，可谓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然将来必偏于大地，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66]

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用浅近的文字、酣畅的笔调，多方面地介绍并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包括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等资产阶级社会道德观念。对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来说，这些文章确曾帮助他们打开了眼界，接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新事物，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可是，梁启超从事这些鼓吹和宣传，归根到底，仍然是为改良派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他肯定卢梭的学说“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但又认为它的流弊会“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67]他主张还是要从地方自治做起，才最容易着手。

他在谈“独立与合群”的问题时说：“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68]本来，许多爱国青年正在苦心焦虑地追求“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有些人更已开始意识到必须“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梁启超却给他们当头泼来一盆冷水，说：否！这一切都不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还是在先求得个人的道德上的独立，这才是根本之图。这又把他的改良派面目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在谈“破坏与成立”的问题时，梁启超一开始也慷慨激昂地谈了不少“破坏”的必要性，仿佛他也在赞成革命，但笔锋一转，立刻又说：“世有深仁博爱之君子，惧破坏之剧且烈也，于是窃窃然欲补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之破坏终不可免，且愈剧而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救，无宁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有为。”“故今日而言破坏，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69]这就说得更清楚了：他所说的“加以人为之破坏”，其实只是打着“破坏”招牌的改良，是“不得已之事”，目的正在于用来抵制和避免“愈剧而愈烈”的真正破坏。(www.xing528.com)

总之，说来说去，梁启超的真正目的，还是要引导当时对清朝政府日益不满的广大爱国青年，不去从事激烈的革命行动，只去做温和的改良，并且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到自身“德性”的养成上来。而他所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就是口头上不反对“独立”“自由”“破坏”等等，同时又用“合群”“制裁”“成立”等命题去限制并取消它们。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梁启超稍后《新民说》中那些基本论点，这时都已初步提出来了。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出到第一百册时，出了一个特大号，篇幅比平时增加五倍多。梁启超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在这篇祝辞中强调地突出宣传了报馆的作用，说：“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梁启超在这里坦然自白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希望《清议报》能做到的是“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而他隐然自许的，则是“明日”的“大宰相、大统领”。对《清议报》这一百册的基本特色，他也作了一番概括，说：“《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梁启超自然是在尽力地夸大《清议报》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但这几点特色在《清议报》上确实也都多少存在过。梁启超最后写道：“重为祝曰：《清议报》万岁！”[70]可是，恰恰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报馆失火。《清议报》就此宣告停刊。

对《清议报》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纵观《清议报》的前后，它始终有着鲜明的两重性。

它的根本政治主张是“尊皇”，实行君主立宪，保护“国家之秩序”，抵制革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革命思潮的逐步高涨，革命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些政治主张就日益成为反动的了。例如，康、梁提出由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口号；他们鼓吹当“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恶毒污蔑和攻击；特别是，在八国联军武装进攻中国的严重局势下，他们竟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武力镇压义和团，迎光绪复政：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清议报》的这种反动性。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他们宣传“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鼓吹爱国救亡；他们对西太后、荣禄主持下的黑暗朝政猛烈抨击；他们提倡“民族主义”“国民”等观念；他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社会、伦理学说：这些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起过相当广泛的启蒙作用。

这种看来矛盾的现象，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

第一，他们所代表的是刚由、正由或将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并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层中许多人同时还保持着大量的封建地产和一定的封建权势，是地主、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本身就有两重性：既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又有浓重的封建性。他们害怕从根本上推倒整个封建统治秩序，仇视下层劳动群众，顽固地反对革命。这是《清议报》宣传中反动性一面的来由。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他们又同帝国主义存在相当的矛盾。他们的“尊皇”要求，同当时实际控制清朝政府朝政的西太后、荣禄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所以，在《清议报》上又会出现那些揭露当前严重民族危机和抨击清朝政府黑暗腐败的文字。这在客观上对帮助许多人认识当前局势和清政府的反动面目，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于他们从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的微弱的“民权”主张和改革要求，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自然更有积极意义。

第二，当时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对清政府的不满日益加深，民主主义的觉悟日益提高。改良派为了争取群众，也不能不在宣传中注意迎合这种要求。同时，他们逃亡海外，不少人在日本学习日文，可以大量阅读当时日本翻译和出版的各种新学书报，思想上也引起一定的变化。梁启超曾生动地自述过：“既旅日本数月，肆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这使他们在继续宣传万国大势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时，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而这些恰恰是当时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很难接触到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潮在有些地区虽已日趋高涨，但另一些地区特别是内地一些比较闭塞的地区，人们的头脑还被封建传统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几乎没有接触过多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清议报》的宣传，在这些地区就起了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三，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还很小，并且忙于革命的实际组织活动，没有建立起有力的理论宣传阵地。1899年兴中会派陈少白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71]。此外的宣传品只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和选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等数种。而《清议报》却大量地、多方面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这也使《清议报》的某些积极影响，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这些，我们自然都应该根据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辑。

[1]《横滨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2]《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

[3]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41页。

[4]《兴清论》，《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5]任公：《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6]更生：《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

[8]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

[9]《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155页。

[10]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32页。

[11]《南海先生上皇帝书》，《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

[12]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13]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14]《康南海在鸟喴士晚士演说》，《清议报》第17、18册，1899年6月8日、18日。

[15]无涯生：《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16]无涯生：《明义篇》，《清议报》第14册，1899年5月10日。

[17]无涯生：《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18]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19]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20]佩弦生：《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清议报》第38册，1900年3月11日。

[21]佩弦生：《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清议报》第41册，1900年4月10日。

[22]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

[23]《俄公使论瓜分中国乏易》，《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

[24]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25]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7册、第22册，1899年3月2日、7月28日。

[26]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

[27]哀时客：《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

[28]任公：《呵旁观者文》，《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29]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30]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31]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6册、第22册，1899年2月20日、7月28日。

[32]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6册、第22册，1899年2月20日、7月28日。

[33]先忧子：《说权》，《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

[34]梁启超：《与叔子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180页。

[35]《总论支那立嗣事》，《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36]《伪政府立嗣纪闻汇记》，《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37]任公：《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清议报》第39册，1900年3月21日。

[38]先忧子：《国民公义》，《清议报》第46册，1900年5月28日。

[39]先忧子：《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清议报》第43册，1900年4月29日。

[40]伤心人：《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

[41]伤心人：《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

[42]伤心人：《论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清议报》第49册，1900年6月27日。

[43]伤心人：《论今日疆臣之责任》，《清议报》第51册，1900年7月17日。

[44]任公：《上鄂督张制军书》，《清议报》第43册，1900年4月20日。

[45]《新党首领最后外交策》，《清议报》第51册，1900年7月17日。

[46]伤心人：《论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清议报》第49册，1900年6月27日。

[47]《记横滨华商会议事》，《清议报》第50册，1900年7月7日。

[48]《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华商上大日本政府书》，《清议报》第49册附录，1900年6月27日。

[49]任公：《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清议报》第53册，1900年8月5日。

[50]伤心人：《论今日疆臣之责任》，《清议报》第51册，1900年7月17日。

[51]梁启超：《与港澳同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223页。

[52]《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177页。

[53]梁启超：《致君力二兄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195页。

[54]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201页。

[55]《自立军布告檄文》，《清议报》第56册，1900年9月4日。

[56]后死者：《义士唐才常传》，《清议报》第58册，1900年9月24日。

[57]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

[58]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1页。

[5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79页。

[60]满腔热血人：《张之洞逆贼定案议》，《清议报》第59册，1900年10月4日。

[61]《论保证和平必当皇上亲政》，《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22日。

[62]爱国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63]任公：《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64]任公：《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4册，1901年7月6日。

[65]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5册，1901年10月22日。

[66]《卢梭学案》，《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67]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5册，1901年10月22日。

[68]任公：《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

[69]任公：《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4册，1901年7月6日。

[70]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7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