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历史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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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组织。对这个组织，许多近代史的著作常常把它看作拒俄运动后一部分激进分子的秘密组织。这种看法，大致都沿袭自冯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初集和《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查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7、68页《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条载：“拒俄义勇队被日当局解散后，队中一部激烈会员叶澜、秦毓鎏、程家柽、董鸿祎等乃另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确定‘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最初署名意见书者，为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祎、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十五人。成立后，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黄轸（后改名兴）、陈天华二人即被推举回湘之运动员也。”《革命逸史》初集第162—166页《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条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指明它成立时“性质属于秘密团体”，“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在文内还附有秦毓鎏等《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原文。

其实，这个记载并不符合事实。军国民教育会并不是少数激进分子的秘密组织，而是由义勇队改名而成的，义勇队的队员全部转为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它的活动是公开的。

我们只要翻一翻当时在东京出版的《江苏》《浙江潮》等刊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纪事》《拒俄事件》条记载：“军队（按：即义勇队，正式名称为学生军）成立仅五日，神田警察即来干涉”，“是晚开谈话会于会馆，先由王君嘉报告与神田警察长问答情形。次钮君永建云：俄国闻午后号外又加紧急，但现在办事，内外皆困，只得照昨晚议论，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改作军事讲习会，请众公决。盖昨晚因日本外务部以义勇队事，招汪监督往，言此事于国际上有碍，故蓝君天蔚、钮君永建、蒯君寿枢、叶君澜、谢君晓石等曾于此研究过也。是以今晚之会，多主张改变面目，而精神断不能解散云”。次日，在会馆开大会。“汤君槱、胡君文澜等相继演说，皆主张稍改形式，至于精神仍一毫不改。于是，公举钮君永建、汤君槱为特派员，往北洋以探消息，而军队则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刊第五期《留学界纪事》《记军国民教育会》条，又载5月11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会议于锦辉馆，通过会则，规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公开宣布设会所于德国留学生会馆内。13日，集会于会馆欢送钮、汤归国。17日，又通过自治公约。《江苏》杂志也有类似记载。这些都是当时当地报刊的公开记载，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余地的。就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164页中也曾写道：“癸卯四月，留日学生为反抗俄人侵占东三省事，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于东京。以清政府懦弱无能，甘心卖国，乃派钮永建、汤槱二人回国，谒直督袁世凯，请愿出师拒俄，留学生愿为前驱。”这个说法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但是，为了最终地解开疑团，还要进一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革命逸史》初集中明明白白附载着的秦毓鎏等《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他所记载军国民教育会的秘密活动以及派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回国运动等事有没有实际的根据？也就是说，要研究一下，这个记载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

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回答的。(www.xing528.com)

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下秦毓鎏等的那份意见书，就可以看出：它根本不是什么《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只是主张明确军国民教育会宗旨的意见书。它一开始就叙述了拒俄义勇队发起的经过，指出“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接着，又说过去“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者，职是之故”。“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意见书最后的署名也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鎏等，而不是“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秦毓鎏等。

至于当时有没有一个秘密组织，对华兴会、光复会的成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呢？是有的。但不是军国民教育会，而是它的一部分会员所组织的暗杀团。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新湖南作者杨笃生》条中载：“癸卯甲辰间，俄兵进占满洲，笃生愤清廷外交之失败及瓜分之祸迫，与留东同学组织拒俄义勇队，将赴敌，以日政府之压制，不果。旋复与同志改组义勇队为军国民教育会，更于会中密组一暗杀团，黄克强、周来苏、苏鹏等咸预其事，专主张暗杀，研究爆发物十余种。”[1]又，《革命逸史》第五集《光复会》条载：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以日政府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乃改义勇队名目为军国民教育会。旋闻清廷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务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其中有一部分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所订规章，极为严密，浙江留学生之为团员者数人，龚宝铨其一也。宝铨既返国，遂在沪召集同志组织机关部，时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方从青岛归上海，既知其事，乃求入其会，愿与合作，团员非常欢迎，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又曰复古会”[2]。

现在，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这里有三件事：第一件，1903年5月，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则规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这是一个公开团体。第二件，该会成立后，秦毓鎏等嫌宗旨不明，主张改书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第三件，会中一部分激烈的分子又秘密组织一个暗杀团，这是一个秘密组织了，以后发起华兴会的黄兴、推动光复会成立的龚宝铨等正是这个暗杀团的成员。把这不同的三件事混淆在一起，就将事情的真相搞乱了。冯自由1903年春夏间，正好有事返国，不在东京，所记本诸传闻，因而有错。《革命逸史》一书实际上又是汇纂各种资料而成，所以各篇章间有自相矛盾之处。这都不是奇怪的事情。

[*]原载1962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25、126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