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启示：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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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立下了伟大的功勋。同时，它又是一个严重的失败，因为这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留下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朝政府所长期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剥削、压迫和宰割着中国。1895年中日战争中国失败、1900年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占领北京，使许多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到处建筑铁路、开掘矿藏、设立租界、经营航业。不少过去很少有外国人到过的地方，现在也高悬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帜，出现了耀武扬威的“洋人”，任意地破坏和侵夺中国的主权，压迫中国人民。这种惊心怵目的情景，更使许多人感到极为悲愤。宋教仁在1904年写了一首长歌，其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1]这一类诗句确实表达出当时许多人共同的心情。不仅如此，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始终像一个可怕的阴影一样，隐藏在许多爱国者的心头。沙俄的拒绝自东北撤兵、英国的武装侵略西藏、日俄战争在东北境内的进行、法国的废囚越南国王、日本的正式并吞朝鲜以及英日法俄诸国间的陆续签订协约，都曾被他们看作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瓜分中国的征兆。连改良派的报纸《中外日报》在1907年的论说中，也发出了这样的惊呼：“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2]这种危急的形势，使一切爱国者都感到无法安居，时时感到必须起来进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腐朽的清朝政府，在这种危迫的局势面前，不但不能保卫国家的利益，相反却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来压迫中国人民。这个事实，更激起爱国人民极大的愤怒。许多人认为：中国所以会处于如此危急的境地，主要就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卖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只有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才能臻于独立和富强。与此同时，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和加紧扩军，清朝政府在经济上也正在加重对人民的榨取。清政府的岁入，从1903年的一万万两，到1911年就激增到三万万两。中农降为贫农，贫农降为雇农，成为清末农村中的普遍现象。城市中的失业人口也大大增加。清朝政府同人民大众之间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汉族人民中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所有这一切，逐渐汇合成一个共同的观念：必须起来打倒清朝的统治。

革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力量。

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在这个运动前头的，是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中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造成一批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增加了这种需要。20世纪初年，这种新式知识分子的人数急遽地增加了。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两万上下的留学生和两百万上下的新式学校学生。[3]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大多数走向了它们的反面，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比较敏锐的感受，有比较强烈的爱国感情。李达同志回忆他自己在1905年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它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国家观念，知道爱国了。”[4]像这样一类的认识，过去旧式的封建士大夫，是很少有的。同时，从社会地位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处于很贫困窘迫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家庭正在破产没落，自己也遭受着失业和找不到出路的威胁。这些人大多是有些个人抱负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容易引起他们反抗的情绪。当时正在大量传入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俾斯麦、加富尔等人的具体榜样，更使他们产生一种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着他们前进。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一批新的叛逆力量。他们积极地投身到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中去，在运动中起了先锋的作用。

武汉地区的知识分子，情况也正是这样，并且还有着自己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武汉是中国中部的重要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在这里兴办实业，提倡新式教育。武汉三镇“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留日学生中两湖青年一度将占一半。武昌学校也比别省发达，外省学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曾在武昌求过学，不少家庭经济破产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武汉后，还投身报社，操笔墨为生。当时，很少地区像武汉那样，集中了这么多的新式知识分子。人数的众多，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力量，而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他们投入革命行动：“武汉间革命风气，原自学界和新闻界开始。”第二，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增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正在编练新军。湖北的新军是南方各省新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新军和旧式军队不同，需要招募读书识字的青年。“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这批失业知识分子起初还是想从这个途径出洋留学（清吏张之洞曾在军队中挑选了几个知识分子，送往日本学习陆军），或升入本省的陆军学校，后来因接触革命思潮，便感觉到握有武器可成为发难的基础。还有些同志，先抱有革命思想，再投入军队，做宣传联络工作。”[5]这样，就使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同军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投军的知识分子大多社会地位较低，这又成为他们能在军队中接近群众、长期从事较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重要原因。第三，武汉地处通衢，海外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很容易传入。内地各省青年出洋留学和革命党人由海外归国，往往也要经过这里，带来许多革命的消息和种子。在武汉的学堂和军营中，到处秘密流传着从日本寄来或本地翻印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民报》《黄帝魂》以至《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革命书刊。“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6]这些，都是武汉能成为辛亥革命首义地区的重要条件。

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准备和发动时期，武汉革命党人的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最有价值的是两点：第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掌握军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第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坚决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要组织一次胜利的革命起义，必须在事前认真地积蓄力量，准备革命，并且要掌握武装。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武汉的革命党人在20世纪初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活动。最初只是少数有着革命思想的先进分子参加，接着就出现了一些革命的小团体，如武库、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等。革命组织虽然屡遭破坏，但革命志士仍前仆后继、奋进不已。以后，又先后成立军队同盟会等二十多个秘密组织，到武昌起义前夜，逐渐会合成为两个主要的秘密革命团体，一个是文学社，一个是共进会。

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比较注意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而推动着他们的工作逐步走向深入。1900年的自立军事件，是一次勤王运动。不少有着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欺骗参加了这次事件的准备工作。但是，就在这样的事件中，他们受到了一次准备武装斗争的实习机会。有些人从这个事件得出了这样的三条教训：“即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7]从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再到文学社、共进会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他们这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不断进步的轨迹。在科学补习所时期，虽然一部分革命党人已在士兵中进行工作，但他们更多地注意依靠短期运动的办法，使会党为他们效力。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主要依靠的还是鄂西的会党而不是新军。在这个时期，无论革命的宣传工作或组织工作，都还做得很不深入。日知会时期，革命的宣传工作方面有所进步，但一般还是较多地采用集会讲演等方式进行集中的宣传和鼓动，分散深入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少，宣传的对象也侧重于军官和学生，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容易动摇，再加上日知会的一般会员并没有系统的组织，因此，当革命形势不利时，许多会员常常销声匿迹，不敢有所作为。到文学社、共进会时期，革命党人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下级士兵中去进行工作，同时也不放弃会党和学生中的工作。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进步，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进行了不少工作，并且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不少的创造性。在宣传工作方面，他们不仅利用讲演、散布革命书刊等办法传播革命思想，并且还同士兵们个别接近，利用各种时机由浅入深地逐步进行革命的宣传。文学社社员万鸿阶回忆，当他投入军队后，文学社的同志就告诉他：“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学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说：‘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到第二年，又告诉他：“你以后对同营的人，要换一个方式宣传。就是说：‘清朝政府腐朽到了顶点，专于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使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不过像这种话只能乘机向个别兵士鼓动。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把他拉拢来，经过一二同志审查后，再叫他填志愿书。”[8]像这样比较深入而长期的宣传工作，在过去中国的革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1909年以后，他们又开始运用报纸作为宣传工具，群治学社时有《商务报》，文学社有《大江报》，揭发军队中的“不公平事件”，鼓吹革命，把公开的革命鼓动同秘密的革命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革命的组织工作方面，他们一开始往往用桃园结义、换兰谱、拉拢帮会等方式联络士兵，然后，逐渐灌输革命思想，个别吸收入会。士兵成分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这种方式对他们是很适合的。入会时，手续是比较严格的，需要填志愿书，有两个同志介绍，个别进行，严格保密，并嘱对家族、父、母、妻、子不得泄露一言。入会后，组织也比较严密，建立了标、营、队代表制，分级接受上级代表的命令，工作进行非常秘密。在他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其中有些是运用了中国过去秘密结社的一些传统形式，但许多却是新的创造。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出现，确实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性。新军士兵大多是贫苦的农家子弟，极易接受革命宣传。由于革命党人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夺取了阵地，到武昌起义前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就达到五千多人，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革命的同情者，支持革命者在新军中已取得了优势的地位。军队中坚决与革命为敌的，不过一千多人。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终于转变成人民革命的武装力量。列宁曾经指出过：“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9]革命党人在新军中长期进行的工作，正是不自觉地符合了这一客观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群众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但必须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才能使这种潜在的要求转化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如果没有革命党人这样艰苦长期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了这些好的做法，就不可能有武汉军队革命化这样重大的结果。那么，即令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趋于成熟，也会因为没有足以发难并在发难后能够坚持下去的主观力量而坐失良机。武汉革命党人在这方面的工作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毕竟还只是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坚决地发动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取得实际的革命果实。

武昌起义前夜的国内形势，曾经使有些人感到迷惘。从表面上看：清朝政府似乎还是很强大的，它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有专制统治的政治经验，各省督抚也都重兵在握，权势赫赫；而革命力量似乎还是很弱小的，特别是广州3月29日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党人都灰心失望，连黄兴这样的人也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10]，香港统筹部还发了一个宣言给武汉以及各地革命党人，大意说：“这次广州失败，元气大伤，我们要培养元气，等待五年之后才得大举，同志要干的只可采取个人行动云云。”[11]但事实上，整个局势正如暴风雨前夕的沉寂，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愤怒已经是不可遏制了，反叛的火种在全国各地都酝酿着，农民的反捐税斗争到处勃发，广州起义的壮烈事迹更有力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党人。两湖地区，清末连年水灾，饥民遍地，人民痛恨清朝的程度，比其他地方更甚。到武昌起义前夜，保路斗争又在各地蓬勃展开。人们当时把外国人握着我们的铁路矿山，看得如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因此，这场斗争是一场反帝爱国斗争，并且表现得十分激烈，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当时，武汉爱国人士纷纷集会抗议，四处讲演，有的人当场割肉写血书：“路亡流血，流血争路，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2]武汉人民推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在邮传部门口绝食抗议。接着，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发展成武装起义，数路围攻成都。湖北新军一部分抽调入川镇压，武汉三镇一夕数惊，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象征着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武汉的革命党人自然还不能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但是，他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人民痛恨清朝政府的程度正在加深。武汉革命力量的日趋壮大，新军士兵的迅速革命化，使他们对发动起义树立起很大的信心。许多革命党人抱着万死不辞的坚定意志：“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13]这弥补了他们对客观形势进行分析的能力的某些不足，从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能够不失时机地发动起义。

1911年夏季，文学社、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大江报》发表了文章指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以鼓励民气。在兵营和学堂中，许多士兵和学生纷纷剪除发辫，表示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两湖总师范、文普通、方言等学堂以及各兵营中，差不多剪了三分之一。[14]10月9日，预定的起义总司令蒋翊武发布了起义命令。但当夜，领导机关被破获，计划没有执行。第二天，各标、营革命士兵群众不顾一切地基本上按原计划起义。革命力量最雄厚的工程营首先发难，高举义旗。各军士兵纷纷响应，两天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人民群众热烈参军，支持革命，声势大震。武汉革命党人和革命士兵以他们革命的首倡精神，揭开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幕。武昌起义成了一个信号。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其中最先响应的湖南、陕西、云南等省也都有革命党人在士兵群众中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积蓄了力量，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后坚决起义，他们的功绩也都是不可磨灭的。这样，终于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同人民群众一起取得了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胜利，但并不能巩固这个胜利，更不能扩大这个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革命首义之区的武汉，到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时，已不能再成为革命的中心所在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仅仅有革命的军队和起义的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革命的政权，否则革命即使胜利了也是不牢固的。这一真理，武昌起义给我们以生动的说明。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将清朝政府在湖北的政权摧垮了。清朝的主要大吏从湖广总督瑞澂开始非死即逃。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紧接着建立起一个新的革命政权来；相反，却把已经到手的政权重新送给旧的封建势力。起义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推选了清朝的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前咨议局局长、立宪党人汤化龙被任为政务部部长。不仅如此，革命党人还通过集众誓师等形式竭力为黎元洪提高威信，把权力逐步集中到他的手里。最后，终于使革命的真正果实丧失干净。

由于政权重新落入封建势力的手中，革命党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也逐步丧失了。原来，革命党人不仅在起义前已经控制了军队中的多数，并且在起义过程中又对军队进行了初步的重新改建，新军中原有中上级军官大都逃避一空，军官都由革命士兵升任。为了节省军费，军官不分阶级大小，一律月支伙食费二十元，士兵每月支十元，军官对士兵的照顾也很周到。[15]军队中初步发扬了民主主义的精神，这在过去的旧军队中是从来也没有的。但是，当清军南下进攻时，大批革命党人和革命士兵在抵抗时奋勇当前，牺牲得很多，军政府大量招募的新军团人数众多，觉悟水准较过去有所降低，黎元洪又利用政权在握，大量起用旧军官，排挤文学社社员和共进会会员。这样，当南北和议告成时，湖北军队已扩充到十镇，其中仍然控制在革命党人之手的只有二、七、八等数镇。最后，连这几镇也被黎元洪陆续夺取过去或消灭了。

为什么在困难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湖北革命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却不能把革命的果实巩固下来，并且失败得这样惨呢？从革命党人的主观方面来考察，存在着这样几个严重的弱点。

首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太软弱了，提不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又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干涉而遭受失败。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敢正面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把卖国、腐败的清政府打倒了，即使不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也可使帝国主义无能为害。共进会总理刘公在起义前就这样说：“如果现在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恐怕革命党人内外都无立足之地了。所以我们姑且含垢忍辱，这个工作为时尚早，只有等待第二步去办了。”[16]武昌起义后三天，湖北军政府向当地各国领事致照会，也自称“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掺杂其间也”。至于对汉族的封建势力，当时一般的革命党人根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是革命的敌人。这些革命党人多数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过去曾受过封建主义教育，这种情况更使他们与汉族的封建势力难以分清界限。因此，起义前他们在军队中进行的宣传鼓动的主要内容，除揭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外，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反满”革命的口号罢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在起义前已经表露出来了。(www.xing528.com)

清朝政府的被推翻，民国的宣告成立，使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严重弱点及其所造成的恶果更明显地暴露出来：许多革命党人认为大功告成，对革命的继续前进失去了方向。有的人以“功成身退”自居，退回书斋或出国留学，脱离了革命的实际政治活动。有的人醉心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把从事合法的政治活动看得高于一切。还有的人起来争夺个人的权力名位，甚至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革命阵营内，普遍出现了革命精神的废弛和组织上的混乱，给了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由于失去了鲜明的革命目标，许多人对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也就更加无法分辨清楚。他们认为：只要是汉人，只要能承认民国，就都是一家人了。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17]。就是在军队中，由于参加起义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有组织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只占很小一部分，在封建的军阀主义的旧体制被打破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滋长发展起来，“秩序渐见凌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法正确处理这种矛盾，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又转而向黎元洪这个旧体制的代表求助，想利用他的力量来维持军队的秩序。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18]，因而竭力扶持和提高黎元洪的个人威信。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秩序，就不再是革命的新秩序，只是逐步回复到封建主义的旧秩序。黎元洪既然成了军队秩序的最高维系者，自然也就会进一步成为军队的实际控制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仍然相当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不仅毫无戒备，相反还向他们顶礼膜拜、低头求助。其结果，自然只是便于旧势力将全部权力重新从革命党人的手中夺取过去。客观形势要求当时的革命党人高举起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旗帜，同人民群众一起，将这个不可避免的斗争顽强地进行到底。革命党人没有能力把历史已经提出的这个任务坚决地承担起来，这样也就决定了这个革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其次，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不能正确地处理同群众的关系，不能坚决地、充分地依靠并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武昌起义前，他们虽然在士兵群众和学生群众中进行了不少工作，同会党也建立了联系，这是他们能够取得武昌起义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所依靠的还只是原来比较有组织的一部分群众。为了彻底战胜还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单单依靠这一部分群众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把革命诉之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基础。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所不能解决的。这里不仅有认识问题，因为这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并且还有阶级的根源。轻视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特色。在武昌起义后，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自发地起来，参加军队，支援前线，组织游击队，破坏敌人的后方；武昌人民帮助革命军扑灭火灾，维持秩序；汉口工人和居民拆毁铁道，使清军火车出轨；汉阳收复后，兵工厂全部工人迅速复工，日夜不停地赶造军火，支援前线。这大量的事实，几乎落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视野之外，导致有的群众武装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了，有的群众武装受到湖北军政府的干涉而解散，甚至连原来已经组织起来的一部分士兵群众、会党群众等也因失去领导日益趋于涣散。清军的进攻和武汉局势的危急，不但没有使当时的革命党人更坚决地发动并武装群众，把斗争引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相反却使革命党人更亟亟地进一步向旧势力让步妥协，中止革命发展的进程。当时，群众虽然有了一定的觉悟，但觉悟的程度还是不够高，在缺乏有力领导的情况下，群众的力量还不可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其结果，自然引起整个局势的逆转。

第三，在起义成功后，武汉革命党人的革命组织也处于瓦解、废弛的状态中。从这时起，我们只能够看到原来的革命党个人的活动，他们彼此间保持着的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联系，而没有严密的组织活动，没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起义准备时期，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标、营、队代表制不再存在，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也几乎放弃了，也就不可能保证军队继续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同时，面对着起义后如此复杂的形势，面对着仍然相当强大而又富有政治经验的旧势力，需要有一个团结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但这种领导核心当时也失去了。革命党人中许多人以创造时势的英雄自命，各不相下。在蒋翊武、刘公、孙武、居正等人中，起义前就推不出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正是以后黎元洪得以出任都督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在起义胜利前，由于大敌当前和共同受压迫的地位，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而到起义胜利后，他们间原来就存在的裂痕就迅速地向前发展了。特别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后，更进一步挑拨和扩大党人内部的矛盾，用共进会来打击文学社，用孙武来逐走蒋翊武、刺杀张廷辅（文学社社员、第二镇统制），又利用共进会内部的黄申乡来逐走孙武，结果是革命党人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封建旧势力反倒坐收了渔翁之利。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要有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要充分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并且要有一个能够正确地执行这个革命纲领、领导群众前进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所组成的政党，显然是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革命领导力量的。这也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终于在很短时间内，武昌起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被断送掉了。

武昌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但它又以悲剧而告终。它之所以能写下这样辉煌的一页，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党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准备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同群众一起用武装斗争的形式，起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旧势力进行勇敢的斗争。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恣意地进行侵略、掠夺所引起的必然的反响。同时，这次起义之所以以悲剧而告终，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十分软弱，不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坚决地充分地依靠并发动群众，不能在起义胜利后进一步巩固加强领导革命的核心组织，改组军队，并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这些问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解决的，只有革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正确地加以解决。

[*]原载《解放日报》1961年10月10日。

[1]宋教仁：《宋渔父遗著》卷一，第2—3页。

[2]《中外日报》丁未年六月十九日《论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

[3]陈翊村：《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167页。

[4]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

[5]范鸿勋：《日知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7、2—3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8页。

[7]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

[8]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8页。

[9]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0]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1]邹永成：《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2]蔡寄鸥：《鄂州血史》，第52页。

[13]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6页。

[14]蔡寄鸥：《鄂州血史》，第77页。

[15]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72、173页。

[16]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

[17]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61页。

[1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