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探究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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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护国运动表明：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日趋尖锐，民主主义思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业已高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秩序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了。

正是在人民反对力量的冲击下，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愚蠢企图不能不归于失败。

在近代史的著作、论文中，至今还没有对护国运动进行过比较详细、系统的叙述和分析。不少书籍对护国运动的性质还作了错误的表述。这种情况，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护国运动史实的淆乱没有得到应有的辨正所引起的。

1915年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曾经看到过三种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认为护国运动是由蔡锷、梁启超策划发动的。这种意见最为普遍。第二种，认为护国运动是由唐继尧策划发动的。这种意见以云南地方人士中与唐继尧有关者主张最力，如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等。第三种，认为护国运动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策划发动的。这种意见以国民党的党史著作中主张最多，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陆丹林《革命史话》等。

这三种说法和客观的历史事实，都不尽相符。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主张——护国运动是由蔡锷、梁启超策划发动的。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正是梁启超自己。他在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后不久，就在大陆报上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文中说：“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锷）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笔者按：1915年）10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预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1]

这种说法，后人多所沿袭。甚至连宋云彬、李赓序所编《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史》中，也转引了这种说法。课本第137页至138页写道：“前云南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北京做将军府将军。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到天津看梁启超，有所计划。后来秘密离开北京，于1915年12月到达云南，把他的反袁计划告诉了云南的将领，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并和他们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袁世凯置之不理，云南就于25日宣布独立。”[2]只要和上面一段文字比较一下，可以看出，高级中学课本的这一段话就是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写成的。

好，我们就拿当时的事实来对证一下吧。

根据上面的说法：蔡锷和梁启超是在1915年10月定策于天津梁寓的；这个计划是在1915年12月蔡锷到云南（笔者按：蔡锷是12月2日方才离开北京的），将计划告诉了云南将领后，才取得云南将领同意的。此外，梁启超原文还有一段话，说护国军的前队是12月23日（即蔡到滇后第四天）方始出发的。

但事实是：该年8月，筹安会消息传入云南，云南中下级军官激愤异常，即已密议起义。9月，云南团长以上人员秘密会议已一致决议反对帝制，“整理武装，准备作战”。10月初，第二次秘密会议，决定起义时机。议定后，即派赵伸等往广西、四川、湖南、南洋等地联系。[3]唐继尧并于10月间通过他在上海的代表李伯英致书孙中山先生，称：“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4]凡此种种，都在蔡、梁等“定策”天津之前，或与之同时。11月初，云南开第三次秘密会议，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12月9日，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开始向川边出动。凡此种种，又都在蔡锷抵达云南，将蔡、梁的计划告诉云南将领之前。

事实是清楚的：蔡锷只是事前与云南将领有所联系，自己也有所打算；云南起义前赶到云南，参加了起义，并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该军总司令本拟由罗佩金担任）率军入川。不能说起义是由蔡锷所策划发动的。

再引用一些云南起义当时在场人物或有关人物的记载来对证：

李根源（军务院副都参谋）《护国军始末谈》：“蔡以12月20日抵云南，至则众志已定，遂于25日宣布独立。云南之独立，纯粹为自动的。盖罗佩金、黄毓成、李曰垓、赵复祥、邓泰中、杨蓁、吕志伊、李临阳、赵伸诸君，皆主持最力者，而唐公继尧实综其成。外间有传说云南独立出于被动者，殊与当日之事实不合。”[5]

叶夏声（中华革命党当时在港代表）《国父民初革命纪略》：“蔡抵昆明为12月19日，相见之际尚云：真使吾喜出望外，公等早已定计，而对我们仍优礼有加，殊深感激。”[6]

李曰垓（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罗佩金、黄毓成、赵又新、邓泰中、杨蓁、吕志伊及某等屡次密议进行计划，决后乃由黄毓成、邓泰中、杨蓁三君谒商唐督军，一夕密谈，大计已定……蔡锷亦于12月20日偕戴戡、殷承入滇齐集会商出兵计划。”[7]

庾恩旸（云南都督府军务厅厅长）《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议定后……旋又闻蔡君松坡（锷）在京住宅被搜，随即接京电，蔡君已与同志数人，连袂赴日本，乃派邓君和乡（泰中）前往香港、上海，探其踪迹，要约来滇。”[8]

潜广（当时驻滇记者）《云南共和军纪实》：“洎筹安会兴，知袁氏决心谋叛。于是滇省军人自将军以至中下军官，共集黄毓成家中，密议数次，皆一致决心讨袁。居中主持，尤以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杨蓁、赵复祥、刘云峰诸人为最力。绅学界中，则有李曰垓、吕志伊、李临阳、赵伸、谢树琼等互相策应。……滇省举师讨袁，本俟袁氏登极之日，与之同时发表，为其大典之庆祝。不料五国警告后，袁氏对内则亟定君臣之名义，对外则极力交涉，运动列强承认。滇人深恐登极举行之日，即利权丧尽之时，将坠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于是变更计划，决定提前发表。先将军队往川黔边界进发。适得港电，蔡锷、戴戡、殷承亦即日赴滇，神气益形壮旺，因延期数日以待之。及蔡戴殷三君抵省，翌日遂对袁氏下哀的美敦书矣。”[9]

以上所有记载中都从来没有说到过云南起义如何在蔡锷计划、策动下发动，只是说到起义计划已定之后，蔡锷等亦由京入滇，声势益壮云云。事实真相，实可大白。

此外，叶夏声在《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中还写道：“经界局总裁蔡锷将军，初奔日本，志在出亡。旋抵香江，已闻滇变。李根源因而劝驾，张木欣慨赠盘川。此皆国民党总绾港澳党务之叶夏声亲预其间，共参密勿，知之最详。”[10]可作参考。

这里需要说明：应该承认蔡锷在北京时与云南起义的准备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对改变唐继尧的态度是有相当作用的。在到达云南后，由于他过去长期在云南工作，辛亥革命时期，又担任过云南都督，在云南的影响很大，因此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率军入川后，又与袁家军作了英勇的战斗。辨明云南起义不是在蔡锷策划发动下发生的，并不等于可以将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功绩一笔抹杀。

梁启超与云南起义的关系则更少。云南起义后，云南都督府及护国军重要人员中，进步党员只有财政厅厅长籍忠寅、政务厅厅长陈廷策、左参赞戴戡三人。戴戡是后来才去的，情况与蔡锷相近。籍忠寅等“初亦甚不欲动”[11]，并没有重要的影响，后来又被梁启超调往江苏，担任梁与冯国璋之间联系的代表[12]。梁启超本人从来没有到过云南。军务院成立时，梁因对滇唐的控制力薄弱，密派代表黄群入滇，建议以抚军长一职畀之梁所掌握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后来因唐反对而没有实现，但是梁启超和云南的关系不深，从此也可看出。[13]

为什么一般人常将云南起义的发动看成是蔡锷、梁启超的功绩？

最深刻的原因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几千年来深入人心。护国运动这样一个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掀起后，当时一般人就不相信这样一个运动竟会由一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发动起来，总想找出几个知名的英雄，把他们看作这个运动的真正发动者。蔡锷是民国初年的云南都督，他到云南后又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再加上“小凤仙”那么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性故事，于是大家就认为云南起义一定是他到云南后才发动起来的。部分的新史学家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讹传讹不敢打破传统看法的束缚，使这种不正确的叙述直到今天还保持了下来。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也要加以估计：

一、护国运动刚结束时，梁启超就在大陆报上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将护国运动的发动说成了蔡锷和他的功劳。这自然只是梁启超为扩大自己的政治本钱自吹自擂的政治宣传。但不少人认为梁启超是当时军务院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云南起义后不少文告又为其手笔，作为当事人的“第一手史料”当属可信，从而误信了这种说法。

二、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说“唐（继尧）任（可澄）非出本心，全由蔡锷胁制主使”。这自然也只是袁世凯为分化护国军内部，继续争取唐继尧的一种政治伎俩。但不少人又将这个电报当作了“第一手史料”，误信了这种说法。

对第一种说法的意见，大致如此。

第二种说法，将唐继尧看成护国运动的发动者，也是不恰当的。

不错，唐继尧在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政府的云南起义。但是唐为人长于权术。辛亥革命云南独立时，他在云南的地位原在蔡锷、罗佩金、李根源、殷承、谢汝翼诸人之后，“若无所表见”[14]。不久，他奉蔡锷命，提师北伐，协助贵州君主立宪派分子镇压了贵州的革命党人，从而得任贵州都督。蔡锷被调入京时，“衔汝翼等异己，举继尧为都督，假中央政府命临之。……继尧为都督，袭锷成规，复去诸不附己者，众协然无异议”[15]。同时，他也忠实地执行了袁世凯的政策，屠杀云南的革命党人。1913年12月，唐派连长李春龙率兵二十余人暗杀辛亥革命时期首先在滇西发难、宣布独立的革命党人张文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的妻弟）在云南从事革命活动，“唐继尧承袁意旨捕君，君数世凯继尧罪，骂不绝口，遂于甲寅（1914年）重九夜被难，断身首手足为六”[16]。1915年初，黔军团长王文华派参谋长李雁宾谒唐继尧，谋共讨袁。唐借口推托“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此时惟有勤自蒐练，不可轻露，先取覆灭”[17]，按兵不动。直到筹安会发生，滇军军官愤慨异常，屡次向唐进言，唐仍“表示赞成，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只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投石之虑”。“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罗佩金等甚至商议如唐不赞助将杀唐以举事。直到最后，他一面逼于内部军官的反对，如不起义，唐本身在滇的统治地位亦将无法继续；另一面，唐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袁对他亦有疑忌，准备将他撤换，四川都督当时已更换为袁世凯的亲信陈宦，率领北洋军三混成旅入川，对唐更是直接的威胁，唐与袁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样，唐继尧方始被迫表明态度，参加讨袁起义；同时，立刻将讨袁的领导权紧紧抓到自己手中。他的态度纯然是被动的、投机的，自然不是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

这里，附带说一句，唐继尧在滇军内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浪日高时起，所采取的是观望、敷衍、两面投机的手法。一方面“一意稳静”、按兵不动，另一方面也向他的部下“虚与委蛇”采取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步骤。前面所引唐在1915年10月致孙中山先生书，和唐在当时所采取的一些其他措施，都不能脱离他的当时整个的态度，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也不能把这些作为唐对反帝制运动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唐是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等说法的证据。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认为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是云南起义的真正发动者的说法。

孙中山自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这时，国民党已经完全涣散，内部成员也很复杂，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可以用来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孙中山想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重新组织一个革命政党，发动革命，就在1914年7月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但是，这时候，孙中山还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革命中的教训。新建的中华革命党不仅仍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且比同盟会时期更加脱离群众，成为一个和人民大众很少联系、仅仅不断在个别地区组织武装暴动的小组织。许多国民党人对反袁已经失去信心，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连国民党的第二领袖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方得势，进步党又拥之以为重，国人被其虐未甚，鲜所自觉。吾党新败，宜遵养时晦，徐图进取”[18]，和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冷遹、林虎、程潜、但懋辛、陈炯明、方声涛、谷钟秀、张耀曾、徐傅霖等百数十人另外组织欧事研究会，不参加中华革命党。[19]中华革命党直接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多集中在山东、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各省。中华革命党代表吕志伊虽然参与了起义前军官的密议，但是并没有取得领导的地位，不久又被遣往南洋联络，离开了云南。说中华革命党是云南起义的策动者，自然也是夸大了的。熟知护国运动内幕的日本人吉野作造在他的《支那革命小史》中也这样写道：“第三革命（笔者按：指护国运动）之计划，孙逸仙并其一派，殆无任何关系。”[20]

就来看一下孙中山先生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吧！他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对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所组织的历次起义，叙述都很详细，但在第五节“讨袁之役”中写道：“及乎国会解散，约法毁弃，则反形已具。帝制自为之心事，跃然如见矣。余乃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二年至五年之间，与袁世凯奋斗不绝。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起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21]“蔡锷之师”一语，自然是沿袭了当时流行的说法。但是如果云南的护国运动是由中华革命党所策动的，那么孙中山在他的记载中一定会大书一笔，决不会用“蔡锷之师”四字轻轻带过。遍翻《中山全集》，对中华革命党策动云南起义一事，不但没有任何当时的文电函牍保留下来，甚且连事后的记载、谈话和讲演中也从来未提到。邹鲁自己在《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民智书局版“洪宪之役”一节中也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直到1947年上海修订版中方始增加上述说法）。云南护国运动不是由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所发动，实在是很明显的了。

邹鲁、陆丹林等一定要把云南护国运动的发动说成国民党的功劳。第一，他们夸大了吕志伊在起义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他们的重要证据是：云南发动起义的新军军官，大部分隶籍同盟会和国民党。但是他们难道忘了同盟会这时早不存在，国民党这时也业已涣散，而这些军官却一个也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为了证明国民党是革命的“正统”者，硬把一切革命的起义的首功都算到国民党的账上去。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显然可以看出，将护国运动的发动仅仅归功于蔡锷、梁启超、唐继尧、孙中山等，是不恰当的。护国运动的发动，首先有着它内部的条件，那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

在叙述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云南都督府和护国军将领的名单和他们的省籍、当时最后曾隶党籍表：

（注）一梯团约合一旅，一支队约合一团。

［1］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7—9页。

从这个表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整个名单中，他们的曾隶党籍可查的有三十四人，其中曾隶籍同盟会、国民党者就有三十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创造民国的武装起义，接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因此，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消息传来后，他们的反应就特别强烈，情绪就特别激昂。二、整个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云南本省人士，其他也都是与云南有长期深厚关系的人（如蔡锷、李烈钧、方声涛、韩凤楼等），因此与本省群众的关系较为密切，发动起义后比较能得到本省群众的支持。

1915年8月，筹安会发起后，消息传入云南。云南军官愤慨异常。罗佩金、黄毓成、赵复祥、邓泰中、杨蓁等首先秘密商议，决定四项办法：一、唐继尧如果反对帝制，仍推他为领袖；二、唐如中立，就以礼遣送出境；三、唐如附和帝制就杀掉他；四、如果实行后面二项，拥罗佩金为领袖。[22]恰值方声涛从海外归国，潜入云南，住黄毓成家，告以各地反袁活动情况，各军官意志更坚决，“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等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23]。

唐继尧当时采取的是两面投机的态度。一方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恐滇黔力弱非敌”[24]，迟疑久不决，不敢发动起义还参加了劝进，捕杀在滇的中华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他也“虑及内变”，同时如前所述，他与袁世凯也存在着矛盾，不敢和不愿坚决地支持袁世凯称帝，因此始终以“虚与委蛇”“一意稳静”的态度出之，“荏苒数月，莫得要领”。[25]

此时，袁世凯又派侍从武官何国华入滇，伺察动静，逐日密电报告。“第二师长沈汪度一夕暴卒。汪度曾于酒酣盛言帝制非宜者也，其他指摘帝制者皆不自安。”[26]事机危急，无法拖延。9月11日，唐继尧召开团长以上秘密会议，举行无记名投票，结果全体一致反对帝制，决议整理武装，准备作战。10月7日，再开第二次秘密会议，“决定起义之时机：（一）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时，（四）如以上三次时机均归无效，则本省为争国民廉耻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27]。议定后就派赵伸、吴擎天等往广西，李植生等往四川，杨秀灵等往湖南，吕志伊等往南洋，进行联系。11月3日召开第三次秘密会议，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12月9日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开始向川边出动。12月17日欧事研究会重要分子李烈钧、熊克武、程潜、但懋辛、李明扬等抵滇。19日蔡锷、戴戡、殷承等抵滇。21日、22日唐继尧召集第四、五次会议，蔡、李等都出席，商议起义大计和内外一切布置。23日以唐继尧与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重申“拥护共和”的誓言，并请将杨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否则武力解决。25日云南正式独立，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

云南宣告独立后，人民群众情绪极为高昂。昆明人民自动书贴“拥护共和万岁”标语，遍悬国旗。十日内，退伍兵纷纷投到者不下五六千人。“其未编入出征军者，有泣求数次而不得者。”[28]“新兵报名亦门限踏穿，各校学生之应征者甚多，经各该局查明，一律拒却，谕令回校专心修业，故各学生皆以不得受征为憾。”[29]

云南护国军起义的情况大抵如此。

云南起义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四川各省相继独立。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6月6日焦灼死去。

在这些相继独立的省份中，大多数省份（贵州、广西、浙江、陕西）发动的基本力量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

贵州在护国运动发生前，没有将军，只有护军使，由刘显世担任。刘显世在清朝末年本是君主立宪派人，民国成立后亦一贯依附袁世凯势力以自存。但是贵州的军权实际上掌握在刘的外甥黔军团长王文华手中。王文华曾隶籍国民党，倾向革命。1915年2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王就派参谋长李雁宾到云南，要求唐继尧共同讨袁。秋间，王又命李雁宾再度入滇，探询唐意，“且谓万一差池，愿以所部属滇一同行动”[30]。云南起义的第四、五次秘密会议与起义前的歃血宣誓，李都参与。[31]云南宣布独立后，刘“显世方别与世凯通消息，得滇电多置不答”[32]，并“曾请于滇，绕道北伐”[33]。王文华和黔军其他两个团长熊其勋、吴传声激烈反对，主张独立。熊并致函刘显世谓：“现在形势，非独立不可。吾已计不反顾。将来无论成否，功罪均在公云云。一面并将己子二人，改姓寄养，以示必死。”[34]不久，滇军先遣纵队徐进等入黔。25日，蔡锷率军行抵贵阳。贵州绅士因北兵将入境也集会主张独立。刘显世方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

广西将军陆荣廷护国运动初起时，态度亦甚暧昧。一面陆与袁本有矛盾，袁对陆亦甚不信任，派广西巡按使王祖同对陆秘密监视，陆子裕勋又被袁害死于汉口。故陆原来就和梁启超、李根源等暗通消息，但另一面陆又害怕袁世凯的威力，广西兵力也较薄弱（当时云南有军21400人，贵州有军12100人，广东袁家军有38800人，广西军队则仅4000人）[35]，因而仍参与劝进，并随同龙觐光向云南出兵，实际上是采取观望态度。3月15日，广西军官逼迫镇守使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向陆荣廷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宣布广西独立。（陈等书文中有“帝制议起，中外哗然，凡有血气，靡不愤痛。我省军心民气日益激昂。大势所趋，独力难挽。炳焜等迫得电致堂处”[36]等语，可见广西独立的主动力量亦属中下级军官。）陆荣廷得书后，当日就宣布广西独立。

浙江的独立“盖半出于一部分军官之自动，半由于民意之促成，绝未尝取同意于当时执政者”[37]。浙省高级军官如旅长童葆暄、警察厅厅长夏超、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大多为辛亥革命时期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的同盟会员、光复会员。帝制运动发生时，他们就愤激不平。广东独立后，童、夏等连日开军事会议，要求浙江将军朱瑞独立。朱不得已，一面声称中立，一面准备杀童、夏等。童等乃于4月11日进攻督署，朱瑞逃亡。12日，浙江正式宣布独立。[38]

陕西的独立首先由陕北发难。云南起义后，陕西退伍兵士等相继起事。陕北各州县纷纷响应。陕西将军陆建章命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率部前往讨伐。“殊陈部多辛亥革命时有功者，其兵士亦极倾向共和，暗与民党联络一致，往往迫陈宣布独立。”[39]5月9日，陈被公举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独立，旋即占领西安，逐走陆建章。

广东、湖南、四川的独立，情况虽与上不同。但省内民军的到处起义，护国军又着着进逼，龙济光、汤芗铭和陈宦在本省的统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也是迫使他们宣布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护国运动发生和迅速发展的原因，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两个问题。（一）袁世凯称帝前，他的统治是建筑在怎样的一种基础之上的？在他统治之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社会各阶层对这种统治的憎恨和不满比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缓和，还是继续向前发展了？（二）袁世凯的称帝，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为什么这一个事件会并且能够立刻引起全国人民如此猛烈的反对，卒至导致护国运动的发生和袁世凯的失败？

现在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革命的果实落到袁世凯的手中。

袁世凯的统治，依然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

在这个统治下，中国人民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人民群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对袁世凯统治的不满和憎恨日益加深；清朝末年导致革命爆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继续激化着。

现在，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情况。

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在欧美日本各工业先进国家建立了统治。“垄断制占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底特征是资本输出。”（列宁）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看来，正是它们大量倾入剩余资本以提高利润的好投资场所。袁世凯上台后，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充任帝国主义在华忠实的代理人，匆忙地发表宣言——“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40]，并欢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大量投资。于是，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输入的总额迅速地增长了。

首先，是与政治支配结合在一起的大量财政借款。自1912年至1914年秋，袁政府对外借款“不三年间共加增12.45亿元，几占前清数十年来积欠金额三分之二以上”[41]。（其中最重要的是1913年4月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共借2500万镑，以中国盐务收入为保，规定外人稽核盐务，用外人审计用途，这是外国侵略者得直接干涉中国财政的开始。此外，日本的汉冶萍借款和美国的导淮借款造成中国的权益的损失也很大。）“财政一一仰给于借款”[42]，“中央政府之生存，全持外债以维持”[43]。袁世凯政府随着对帝国主义国家财政上依赖的加深，也日益加深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上的依赖。

其次，是大量的铁路投资。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权益的掠夺，曾有过三次高潮。其中攫取路权最多的是第二次——1911年至1914年袁世凯统治期内。在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共取得路权18000公里[44]，其中包括陇海、吉会、同成、对大、浦信、沪杭甬、南浔、钦渝、南京、沙兴、宁湘、滇缅等路（大多支付部分借款，但部分并未筑成）。铁路借款不仅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优厚的超额利润，也是它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和分割中国的重要标志。

航运事业方面，1913年中国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的吨位中，外国船占78.7%，中国船连同机帆在内，只占21.3%。[45]

再次，是工矿企业中的投资。根据1914年的统计：煤，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开采量占全国机械采煤量的89.6%；生铁，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0%；纺织业，外厂所有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0%，外厂所有布机占全国布机总数的50.1%。[46]中国工业的命脉全部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配或控制之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但就整个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分布还是以商业掠夺性的投资为主。191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中，金融、贸易、运输三项合计就占总数的49%，制造业、矿业两项合计却只占16.9%，因此这种投资对中国的生产事业的破坏性也就特别大。[47]

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直接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大量超额利润，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窒息得气都透不过来。此外，袁政府为了支付巨额外债与赔款（1913年度国家预算支出项中，外债支付竟达2.99亿元，占整个预算总支出的46%以上）[48]，加捐加税，增发通货，这些也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经济上的掠夺和榨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卷入大战旋涡之中无暇东顾之际，更加迅速地扩展它在中国的势力。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接着日本军队立即在山东半岛登陆，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完全取而代之。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称“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政府亦能遇事相助”[49]。5月9日，袁世凯除保留最末一部分外，承认了其他全部要求。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以“抵制日货”“反对亡国的二十一条”为口号的爱国运动，爱国人士慷慨激昂，奔走呼号，大大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

二、封建主义与农民大众的矛盾。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政党并没有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斗争。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政府完全支持着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地方基层政权也完全掌握在豪绅、地主、官僚、恶霸的手中。“州县之官，十九为前清声名狼藉之污吏。”[50]在袁政府刺刀的保护下，地主阶级更加气焰高涨，为所欲为，加紧对农民的盘剥与掠夺，封建的剥削率更加提高了。

封建剥削率提高的两个显著标志是：

第一，土地兼并过程的加剧，土地集中的加速进行，大量原来的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

［2］《中国劳动年鉴》，第447页。

第二，地租剥削率的提高。再以苏皖地区为例（以1905年为100。在1914年的指数）：

［3］《中国经济年鉴》，租佃制度72。

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袁世凯的一意搜括，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1915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灾荒。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发生了水灾；四川发生旱灾，“几于无县不荒、贫民采食草根树皮充饥，被灾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直隶、河南一带发生蝗灾；江苏、浙江一带又遇风灾。天灾人祸交煎交迫，农民生活痛苦不堪。[51]

三、袁世凯政府与全国人民的矛盾。

袁世凯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后，也立即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与榨取。极端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是由于巨额的外债支出和军费支出所引起的，也就是说是由袁政府本身性质所决定的。1913年度财政预算支出中，外债支付占总支出的40%以上，军费支出占34%；财政赤字达3.83亿元，超过了当时岁入的总额）[52]，使袁政府更加疯狂地对人民进行榨取和掠夺。

袁政府对人民进行掠夺和榨取的主要手段是：加捐加税和滥发通货。

田赋收入1913年至1916年间增加几达2000万元[53]，自1915年起袁政府又命增收地租附加税，到1916年财政预算中，此项收入竟达780余万元[54]。其他捐税的增加，仍以1916年与1913年比较，印花税增加8倍，烟酒税增加3倍，统捐统税增加60倍[55]，各种新税亦巧立名目，层见叠出。以1914年8月为例，一月之中，拟办的新税有13种。[56]1914年4月7日的《生活日报》讽刺这种情况说，“甚至财政学上所有之税目俱抄袭而实行之”[57]。

通货膨胀的情况亦极严重。1914年公布的不完全数字（只包括二十一省），仅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已达162910557元。[58]广东纸币发行额达3000万元，一元的实际币值低至三角几分，省城以外各县市场很多拒用纸币。湖南发行纸币3600多万元，超过准备金41倍，省府规定纸币不能作纳税之用，并用武力抑制人民兑现数额，或竟停止支付，纸币信用完全破产。[59]

高额捐税和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是物价高涨。根据湖南一地的记载：1915年的物价与光绪十余年间相较，米一升由十余文涨至八九十文，棉布一尺由二十文涨至四五十文，煤一斤自三百文左右涨至五六百文，食盐一斤自五十余文涨至一百余文，“百物昂贵，民无所资以为生”[60]。

袁世凯主义在政治上就是反革命独裁主义。

他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就逐步将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1914年，辛亥革命留下的最后一点残余痕迹——《临时约法》被废弃，由袁御用的约法会议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修改后的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得和专制皇帝一样。同年宣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又使大总统不仅可以终身连任，并且还可以用推荐的办法，将职位传之子孙。无怪连当时法文的《北京日报》也这样公开评论：“自事实言之，袁总统现时之权力，已广漠无比，炙手可热，为中国历来天子所未能望其项背。”[61]广大人民没有丝毫参与政权的权利。

1914年3月2日袁政府又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62]，12月4日公布了《出版法》[63]，1915年4月3日公布了《报纸条例》[64]。这些法令，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信仰等一切基本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

如前所述，袁政府下一切直接控制人民的地方基层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地主、官僚、恶霸的手中。“一般县知事都有都督府执法科的兼衔，欲杀则杀，欲枪毙则枪毙”[65]。1914年4月初，又正式颁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与《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司法的独立完全取消，百姓的生杀大权任意操之他们手中，一点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为了保护这个反革命专政，为了镇压人民群众因不堪忍受这种黑暗野蛮的压迫榨取而掀起的反抗运动，袁世凯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统治。

袁政府在中央设立了警察总署，在华北各省都设有探访稽查局，在南方各省责成各地镇守使组织清乡警队，戒备非常。袁的暗探特务缇骑四出，密布各地。此辈暗探大多是地痞无赖之徒，在各地任意鱼肉人民，敲诈勒索，挟嫌倾陷，栽赃诬害，为所欲为。河南：“侦探之欲得功发财也，莫不可以任意捏造乱党……其所以如是者，以每获一人赏银五十两”，“甚至审计分处某科员以遗失一车纹布袍之故，将城内之衣裤褴褛形似小窃者八十余人，一律枪毙”，“计一年中所杀之人约在二万二千有余。孤儿寡妇泣血吞声。清平世界忽变一惨无天日之黑暗地狱”。[66]北京：“现北京稽查极严。缇骑四出。消息灵通。故各饭店茶居皆贴出诸君小心勿谈国事两联语。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至于出版物之不能言论自由，更无俟论”，[67]袁世凯势力所及的地区成为一个黑暗恐怖的地狱世界。

此外，在文化教育方面：袁世凯亦大力提倡“读经尊孔”，宣扬封建道德。安徽都督倪嗣冲的呈文中将袁世凯这种做法的心事一语道破，他说：“十岁至十五岁嗜欲未盛，性灵初开。教之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听自由平等之演说印入脑筋，故虽杀身破家，趋之若鹜；闻事亲敬长之正论深入心理，亦必守死善道，甘之如饴”，“果能改良以读经为本，以余力习有用之科学，即戡乱之上策，治病之良方也”[68]。

以上三方面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农民大众的矛盾、袁世凯政府与全国人民的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最终交织成袁世凯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的一幅悲惨的图画：社会生产力萎缩不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和痛苦。

工业生产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处在停滞的情况下。全国各种工业拥有的职工总数，根据日人的记载：1912年为661784人，1913年为630890人，1914年为624521人，1915年为619729人，呈现了惊人的倒退。[69]

拿民族工业中首屈一指的纺织业来看：这几年内亦“初无若何之进展”[70]。上海是中国棉纺织业最集中的城市，华裔纱厂1912年有7厂，167596纱锭；1913年减为6厂，141920纱锭；1914年也只有7厂，160900纱锭。[71]查一查严中平同志所编的中国纱厂沿革表，1912—1914年，除了英人在上海开设了杨树浦纱厂外，华商开设的纱厂竟连一个也没有。[72]这种情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才发生了变化。

商业的情况也是一样。听一听当时商人们的呼声吧：“十里一卡，二十里一局，剥削留难，无所不至”，“厘捐愈重，商业愈减，金融愈滞，是直使我商人无生活之希望，而置诸死地矣”。[73]

农业生产力萎缩的情况更为严重。随着袁世凯军阀政府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更残酷的压榨，农民大量破产，游民日益增加，荒地不断增多。只要看一看下面的两个数字就足够了：全国农户的总数在1914年为59402315户，1915年就减为46776256户；全国荒地面积在1914年为191272014亩，1915年就增为229463464亩。[74]

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广大的工人农民、劳动群众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东方杂志》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国事日非。百吏尸位于朝，万民废业于下。士不安其校，贾不安其市，工不安其肆，农不安其田。加以苛税繁兴，盗贼毛起，生计废绝，十室九空。行旅所经，考询所至，上之惟口议腹非，下之惟狐鸣篝火，内之惟妇号儿啼，外之惟陇叹路哭而已。”[75]

随着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化，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

农民大众在痛苦的生活熬煎下掀起了不断的斗争。

规模最大一次，是1913年的白朗起义。起义群众编了个歌谣在人民中传唱：“老白狼（白朗别名），白狼老，抢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狼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76]参加起义队伍的有两万多人，纵横河南、安徽、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六省，“所向无敌，袁军之追剿者疲于奔命，竟无寸效，惟以骚扰商民为事”[77]。直到1914年8月，这支起义军方告失败。

各地农民小股暴动更多。1915年，贵州、奉天、热河、江西、云南、吉林各省均有规模较大的民变发生。士兵大多出身破产农民，在军队中又受着长官的剥削压迫，也常发生兵变。

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中，但也开始展开了为改善自身经济情况而作的斗争。

1913年1月，北京邮政工人为反对送信次数增多进行罢工；同年5月，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以跌价的纸币发给工资而罢工；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中的宁波籍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宣布总同盟罢工；同年12月，上海人力车夫因反对车厂增收车租而同盟罢工；1915年3月，湖北大王岩煤矿矿工因公司加长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78]

小资产阶级充满了正义的愤怒。他们一面看到严重的民族危机，起而呼号奔走。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广东学生召开国耻大会；天津绅学商界人士联合召开国耻大会，“会员痛哭陈词，情极愤激……当时断指血书者七人，断指誓仇者五人”[79]；浙省留日学生全体退学表示抗议。另一面，他们又猛烈抨击袁政府的黑暗、野蛮与腐败。连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也已有“政府欤？盗府欤？”和“时日曷丧”的呼声出现。

资产阶级和商人要求有稳定的国内市场，因此最初一般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和保守主义，但是由于受着袁政府的赋税重担和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排挤，不满现状的情绪亦逐渐滋长。

各省纷纷发生商人反对苛捐杂税的同盟罢市。以1915年为例：4月，山东济宁两千余家商店反对官府强迫购用印花全体罢市；5月，江苏江都商民反对落地税罢市，安徽芜湖商民因常关提高税率罢市[80]，广东七十二行商集会反对印花苛税；6月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肉店因县署实行屠宰税全体罢市[81]；9月，云南大理商民反对灯捐罢市，江苏吴县绍酒业不服征税同盟罢市[82]。各省又纷纷发生抵制日货的行动。“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各地商会致电袁政府激烈反对。太原商会电文中有“苟政府不待人民与知，将损害主权及国威诸条件遽行承诺，商民誓不承认”等语。[83]

《字林西报》载某西人南京通信中说：“商人厌于满清失德，当辛亥之变，力助革党，其结果遂推翻满廷。及癸丑之役，商民望治心殷，援助袁氏，故不数月而事变全定。总言之，则商界者，乃忍耐爱治之民也。然以商民忍耐力之富，今犹不克忍而诋排袁世凯之压制者随地而然，则袁之不得民心，从可想矣。”[84]这里对资产阶级和商人作用的估计自然是夸大的，但确实也反映出中下层资产阶级几年来对袁世凯政府态度的变化。

毛主席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来到，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决定。”[85]察看一下1911年至1915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加深了，由此形成的革命危机更加深广了。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为什么护国运动能够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袁高潮，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忧灼死去。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袁世凯称帝在中国人民中引起的强烈反应。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从来都是迷信自己的实力地位，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袁世凯也不例外。1913年国民党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后，他就认为“天下莫予毒”了，认为“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于是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将黄袍加到自己身上，“使帝制再见于中国”。[86]

帝制运动就这样着着开展。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

《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社论中说：“民主精神的高涨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的结果。由于经历了这种高涨，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在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的一切余孽……他们的任何恢复帝制的愚蠢企图都不能不遭受到彻底的失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步的阻碍尽管是严重的，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这种阻碍之被克服是必然了的。”[87]

袁世凯帝制运动消息传出后，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华侨中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青年学生方面：上海学生“大都醉心民权……自筹安会发现后，……连日诣报馆探听消息者，不知凡几。某君欧洲留学生也……极力主张保持共和，并谓杨度等为背叛民国”[88]。武汉学生“国家之观念亦富，对于此次变更国体，则纯持反对态度，意谓……以革命先烈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所争得之民主国，曾不数年仍复为君主……则中国纵不亡于大总统之身，亦必亡于大总统之子孙。孙杨诸人之肉其足食乎”[89]？留日学生通电：“袁氏无端图谋帝制……千钧一发，转危为安，惟吾国民履行主权者资格，迫袁负咎退位。”[90]华侨方面：美国波士顿中华公所全体华侨通电“请反对君主，实行民主”。泗水全体华侨通电要求“严办杨度等，解散筹安会，以弭大患，而维国本”。[91]其他各界反对亦烈，如“自北京有筹安会出现，上海人士顿引起极大之注意，讨论者纷纷不绝，然大抵诋责之论为多。……上海各团体，逐日开会讨论此事，但多出以秘密会中人，无不昌言反对”[92]。军队中特别是各省新军中下级军官，闻得帝制消息时，亦多“愤慨异常”。

连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日政府劝告袁世凯中止帝制运动时就说：“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态，将立即促起变乱。”[93]英国的《伦敦记事报》当时说：“袁氏帝制自为，即能徼幸于一时，然反动之力无有不作，且其为力之杂，或足使全局因而糜烂……其原因所在，则无非以帝政之谋，为优秀之国民所一致反对耳。”[94]连封建老官僚岑春煊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致陆荣廷书中说，“袁氏辛亥之成功，实因南北一致愿假以位。癸丑之成功则由赣宁操之稍急，国内人心尚未尽去。今则急进者不必论，即稳健者亦切齿刺骨”[95]，并由此得出“袁世凯必败”的结论。

人民群众对袁政府的痛恨和反对是造成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在人民群众高涨的反袁浪潮面前，帝国主义列强也不能不重新考虑它们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

袁世凯虽然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但他依靠的主要后台是英帝国主义。当时欧战正酣，英国实在无力给予袁世凯以任何有力的援助，希望袁世凯暂缓称帝，以免引起国内革命的爆发。英日俄三国公使联合向袁政府提出的劝告中，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机之事件发生。当此欧战正亟之时，国于东亚者，务宜慎重处事。若因处置不善而召起祸乱，则非独中国之不幸，凡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各邦均将受其影响。愿袁总统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国体计划从缓实行。”[96]以后，当云南起义后，英人所办京津《泰晤士报》的社论《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中也充分流露出英帝国主义这种“爱莫能助”的心情来：“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而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生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97]这里，话说得很明白，英帝国主义是希望袁世凯能“保有威权”的，但是在“欧战正亟”无力东顾之时，如继续支持“袁为帝以致再生内乱”，那么他们也只好宁愿牺牲袁世凯另外换一个适当的工具，以求得在东方维持安定秩序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态度，在日本对支联合会、国民外交同盟会的文件《对支问题解决的意见》中说得也很明白。“支那多数人民对于袁政府攻击猬集，国论沸腾。假令有日本之声援，袁政府之位置却陷于困难，仍不能免其崩坏。且袁总统本一喜用权数术谋之政治家。即一时买日本之欢心，出亲日之态度。必于欧洲大战终结之日，又背我而就列国。证彼以往之历史，殆无疑义。今我日本不视支那民众之趋势而拥护袁总统，共图对支问题之解决，非策之得也。”[98]这里，它们的意思是两点：第一，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使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仍不能免其崩坏”，因此支持袁世凯是不得策的；第二，袁世凯历来是亲英的（日人所著《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曾直指袁为“英公使之买办”），目前即令亲日，亦只是一时的姿态。日本冒了危险支持袁世凯政府，也许到最后，袁世凯仍旧会“背我而就列国”，这样就更不得策了。因此，对日本说来，最好的办法，是乘此将袁世凯打下台去，另外扶起一个能更忠实地投靠日本的新工具来（以后它找到的是段祺瑞），这样，既能避过中国人民的反袁浪潮，而其结果可以对日本更为有利。(www.xing528.com)

帝制运动在人民中遭到普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给予袁世凯以有力的支持，这两个因素早就预决了袁世凯称帝的必然归于失败。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袁世凯的统治，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个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相反却继续激化着。人民对袁世凯统治的憎恨日益加深。革命的危机在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地酝酿着、发展着。袁世凯的统治正是建筑在一座喷薄欲发的人民革命的火山巅上。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彻底撕开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欺骗人民并赖以取得政权的假面具，暴露了他自己真正的面目。历史的车轮是向前进的，人民的巨流是向前进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并在思想上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人民群众几年来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全部憎恨在护国运动的旗帜下集中起来，形成了汹涌澎湃、不可抗拒的反对力量。

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之中，没有力量给予它们在中国的忠实奴仆——袁世凯以任何有力的援助；日本帝国主义在人民反袁的巨大浪潮面前，不敢也不愿给予还不是它最称心的工具袁世凯以有力的支持。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愚蠢企图不能不被打得粉碎。

（二）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受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

这些新军军官能够成为护国运动的首先发难者，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99]袁世凯统治下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人民没有真正的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合法斗争的任何权利。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已在“二次革命”中被粉碎了。中华革命党和广大群众失去了联系，只进行一些少数人的武装暴动，不能取得重要的成效。各地的农民起义处在自发的状态中，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尽管此起彼伏绵延不绝，都不能长期地坚持下去，更不能汇合成为一支反袁的革命主流。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环顾全国，能够起来首揭义帜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军事力量，只有西南各省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而还没有被袁世凯消灭的新军。

而云南能成为各省中首先发难的地点，也是有原因的：

1. 云南军队上级将校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他们绝大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多数并曾隶籍同盟会、国民党。袁世凯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特别在1913年北洋军占领江苏、安徽、江西等省消灭了国民党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以后，一步步着手铲除异己，剪灭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革命力量。但是云南因地处边远，袁世凯的势力一时还来不及深入。除了在袁政府的命令下，蔡锷被调入京，一部分高级军官罗佩金、黄毓成、顾品珍等被黜外，新军内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火种基本上还是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是护国运动能在云南首先发动的主要原因。

2. 云南是西南边界重镇，从清朝末年开始就驻扎重兵。在护国运动发动前夜，云南共有军队二师与一混成旅，共21400人。编练纯采西式。山炮、机关枪、野炮无一不备。各队步枪都是一式，并无参差不齐之弊。弹药亦丰，每挺机关枪配有子弹4500发。云南本省复有弹药厂，每日加工可制出子弹约2万发。云南的军事力量实为西南各省之冠，有足够的实力支持它首先发难，与袁家军对抗。[100]

3. 云南四境多山。西、南两面同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接壤。护国运动起后，袁世凯请假道越南攻滇，为法国拒绝，故后方无军事威胁。作为首先发难的根据地，这点虽然是次要的，但确实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这个运动在展开后，得到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热烈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在不少地区公开表示了赞助，一些投机的政客、军阀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这样就汇合成为一个巨大的反袁联合战线，推翻了袁世凯的皇朝。

（三）但是，护国运动终究还只是一个自发性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固然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将斗争领导起来。护国运动仍然蹈着辛亥革命的覆辙，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包括发动起义的新军军官在内，他们所知道的只是要推翻袁世凯的帝制，恢复中华民国），也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当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梁启超等军阀政客纷纷以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面目出现时，起义的真正发难者——天真的新军军官们，就认为他们有着较大的“政治号召力”，将斗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他们。到袁世凯死去、帝制撤销以后，群众更失去了继续斗争的共同目标；唐、陆、梁、岑等这些军阀政客在日帝国主义的拉拢下，迅速地和北洋政府取得了妥协，结束了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后，中央政权还是把持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斗争的发难地区——西南各省也变成少数地方军阀的地盘。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局面下。护国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依然一个也没有加以解决。

但是，历史是永远不停留的，历史是不断地向前进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以后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破产，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革命并不能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绝境中挽救出来。于是，先进的中国人重新经历了失望、彷徨、探索和追求新的救国理想的道路。但是，在这时候，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起来了，中国的工人运动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护国运动结束的下一年，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1]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考虑国家的命运和问题。护国运动结束后的第三年，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掀起了五四运动。接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从此，中国的革命就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完全崭新的一页。

[*]原载《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

[1]梁启超：《盾鼻集》，北京：中华书局，第144页。

[2]宋云彬、李赓序编：《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37—138页。

[3]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图书馆，第30—31页；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第3页。

[4]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61页。

[5]李印泉、李梓畅君：《关于护国军之谈话》，《北京中华新报》1917年版，第6页。

[6]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孙总理侍卫同志社，第94页。

[7]李印泉、李梓畅君：《关于护国军之谈话》，第18页。

[8]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35页。

[9]《共和军纪事》，《军情纪事》，第61页。

[10]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第91—92页。

[11]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第348页。

[12]梁启超：《盾鼻集》，第55、57、58页。

[13]白之瀚：《护国运动简史》，第34页。

[14]邓之诚：《护国军纪实》，五石斋精印本，第2页。

[15]邓之诚：《护国军纪实》，第3页。

[16]李根源：《雪生年录》，《曲石丛书》，卷2，第9—10页。

[17]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30页。

[18]《护国军纪事》卷5，后编，第1页。

[19]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第10页。

[20]吉野作造：《支那革命小史》，万朵书房，第153页。

[21]《总理全集》，民智书局第1集下册，第926页。

[2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947年上海增订版，第三篇乙第四章，转引自荣孟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714页，参考吉野作造《支那革命小史》第152页及李印泉、李梓畅君《关于护国军之谈话》第17—18页。

[23]吉野作造：《第三革命后之支那》，转引自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第348页。

[24]邓之诚：《护国军纪实》，第4页。

[25]蔡锷：《松坡军中遗墨》，转引自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47页。

[26]邓之诚：《护国军纪实》，第4页。

[27]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30—31页。

[28]《共和军纪事》，《军情纪事》，第71页。

[29]《共和军纪事》，《军情纪事》，第54页。

[30]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第14页。

[31]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36—38页。

[32]邓之诚：《护国军纪实》，第6页。

[3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第37页。

[34]李印泉、李梓畅君《关于护国军之谈话》，第20页。

[35]《共和军纪事》，《军情纪事》，第43—44页。

[36]《护国军纪事》卷3，《对内文告》，第10页。

[37]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46—47页。

[38]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47—48页。

[39]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51页。

[40]《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续版，第4页。

[41]《甲寅杂志》1卷8号，《欧洲战争与各国财政经济上所受影响（皓白）》。

[42]《甲寅杂志》1卷1号，《列强与经济借款》。

[43]《中国经济年鉴》，财政。

[44]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

[45]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98页。

[46]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27、134页。

[47]魏子初：《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0页。

[48]《甲寅杂志》1卷4号，《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运甓）》。

[49]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卷7。

[50]《甲寅杂志》1卷7号，《言之者无罪（伍孑余）》。

[51]《东方杂志》13卷，6、8、9、10号《中国大事记》。

[52]《甲寅杂志》1卷4号；《东方杂志》13卷5号；《甲寅杂志》1卷4号。

[53]《中国年鉴》第1回，第445、457页。

[54]《中国年鉴》第1回，第507页。

[55]《中国经济年鉴》，财政D416。

[56]《时事新报》1914年8月23日。

[57]《生活日报》1914年4月7日。

[58]《中国年鉴》第1回，第752页。

[59]《东方杂志》13卷5号，《中国物价腾贵问题（海期）》。

[60]《东方杂志》13卷5号。

[61]《生活日报》1914年4月15日。

[62]《东方杂志》10卷10号。

[63]《东方杂志》12卷1号。

[64]《生活日报》1911年4月4日。

[65]《生活日报》1914年4月9日。

[66]《生活日报》1914年5月19日。

[67]《甲寅杂志》1卷7号，《言之者无罪（伍孑余）》。

[68]《生活日报》1914年6月3日。

[69]马场明男：《支那政治经济年表》，庆应书房，第144页。

[70]《中国棉纺统计史料》，棉纺资料，第73页。

[7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62页。

[7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1—352页。

[73]《生活日报》1914年5月17日。

[74]《中国年鉴》第1回，第1134、1137页。

[75]《东方杂志》13卷1号，《我（民质）》。

[76]陶菊隐：《六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78页。

[77]《袁世凯全传》，文艺编译社，第92—93页。

[78]《学习杂志》4卷11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情况》；《神州杂志》1卷1期，《汉阳兵工厂罢工记》；《东方杂志》12卷4期，《中国大事记》。

[79]《新闻报》1915年5月30日。

[80]《东方杂志》12卷6期，《中国大事记》。

[81]《新闻报》1915年6月5日。

[82]《亚细亚日报》1915年7月10日。

[83]《中日交涉纪事本末》，第58页。

[84]《护国军纪事》卷3，《外论》，第516页。

[8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0页。

[8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98页。

[87]《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88]南华居士：《国体问题》首卷，直隶书局，第64页。

[89]南华居土：《国体问题》首卷，第103页。

[90]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版，第25页。

[91]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第24页。

[92]南华居士：《国体问题》首卷，第119页。

[9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93页。

[94]《护国军纪事》卷3，《外论》，第1页。

[95]《护国军纪事》卷3，《对内文告》，第18—19页。

[96]《东方杂志》。

[97]《护国军纪事》卷2，《外论》，第10—11页。

[98]《东方杂志》12卷6期，《对支问题解决的意见》。

[9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509页。

[100]《共和军纪事》，《军情纪事》，第43、57页。

[101]《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