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斗争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千百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往往在平时多少年都难以达到，也不是通常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比拟的。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这次运动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发展成为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国，是战胜国之一。巴黎和会召开时，人们都期待着能把战败国德国原先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归还中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把这次和会称作“公理战胜强权”的体现，使人产生许多希望。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和会不但没有支持中国人民这种合理要求，而且把德国攫去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不能不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李大钊在5月18日写道：“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到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决议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的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大强盗国家的牺牲！”[1]

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内，中国人民中尽管也发生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所牵动的社会面是如此之广。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许多人都忧愤填膺。他们聚在一起便畅谈国家面对的危局。长期郁积着的愤怒像火山一样来了次大爆发。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许多地方的工人、店员以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罢工罢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地的学生纷纷组织联合会，其他群众团体也相继成立，在检查并抵制日货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原来处于被统治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并且带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吴玉章曾描述他自身的感受：“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2]这种情景是何等动人！

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斗争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迫使他们严肃地寻求答案。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伏下来时，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它的主流。

这年9月，在先进青年中享有巨大声誉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这期专号中所收的文章是相当驳杂的，但里面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国民》杂志、《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接着，北京和上海形成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北京大学是它的基地。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不曾有一部完整的中文译本，列宁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译成中文。1920年初，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一批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最初没有公开。“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列名为这个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分子。在上海，除陈独秀从北京被逐后已来到这里外，在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方面做得较多的是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他们都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通过日文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4]。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4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除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外，还有施存统、邵力子、沈玄庐等。

民主和科学，这是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提出的响亮口号。它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旅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并不是离开了这面大旗，正是在这面大旗下继续奋进，而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先进分子们反复地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怎样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既不应当为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旧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凭善良的愿望或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这自然比坐而论道要艰苦得多。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物是专制和愚昧。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专制和愚昧的最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找到切实的办法扫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社会势力，改造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代化大生产替代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旧社会结构，而单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使力气或说些激烈的空话，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是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起以前来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这些人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www.xing528.com)

尽管当五四运动刚刚爆发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卷入这场运动的人的思想状况相当复杂，但五四运动毕竟是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以前，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等等，只能说是它的酝酿和前奏。从五四运动这个时刻起，才开始真正有千百万群众的大发动。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忧虑，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向未来探索。他们的思考和摸索一刻也没有停息，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第二年在全国便有了数目可观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由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前后相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步伐真是太迅速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相隔只有短短的七年多。可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历了一段失望、怀疑、探索和学习的漫长旅程，在这个旅程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接受它。这不是轻易得出的结论，而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如饥似渴地追求救国的真理，经历过千辛万苦，遭受过多少次严重的挫折，但他们从不灰心，更不屈服，以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忘我精神，前仆后继地顽强奋斗。他们在实践中进行了多少次反复比较，努力把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取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随着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今天，中国革命先驱者，包括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仁人们所做的一切，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情缅怀的。他们在近代中国这块国土上，在漫长的探索奋斗过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的。

[1]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2]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1页。

[3]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第119、120页。

[4]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