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初期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那是一段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日子。革命正处在暂时的退潮中。周围留下的似乎是一片黑暗。旧的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一时又没有立刻找到答案。在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有的人对现状充满了愤慨，牢骚满腹，使酒骂座，结果却仍然一筹莫展。有的人退入书斋，终日在故纸堆里爬梳，聊以排遣自己的烦闷。有的人竟削发为僧，遁迹山林。“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1]

但是，严峻的现实却不容许人们长期沉浸在消极、苦闷和彷徨中。这以后的短时间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思想界卷起一股提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着一幕地在中国现实舞台上演出。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重新开始了新的探索。

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契机。但新的道路并不是一步就能踏上的。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认为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这便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上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2]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就是奴隶道德。“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他把伦理的觉悟看作“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他这种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精神是十分可敬的。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青年杂志》发刊的头半年，他们的宣传还比较平和，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权利，声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4]，从而反对封建礼教所鼓吹的“忠孝节义”这些“奴隶之道德”。另一方面，宣称“奋斗乃人生之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5]，鼓舞人们进取奋斗，反对消极悲观和苟且自了的思想。第二阶段，从1916年2月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起，《新青年》等刊物上接连地刊载一系列更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如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集中火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三纲五常等学说，发动了猛烈的抨击。第三阶段，1917年，从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开始，《新青年》批判的面更广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6]钱玄同甚至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7]

他们响亮地喊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猛烈的进攻。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这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的对立物，就是专制和愚昧。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野蛮统治遗留的恶果。

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陈独秀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8]吴虞写道：儒家提倡的那种“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并且指名痛斥孔子“盗丘之遗祸及万世”。[9]过去，孔孟学说的卫道士们动辄指斥别人是“洪水猛兽”，现在反过来把这顶帽子扣到他们自己头上去，这在当时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论。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更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是无与伦比的。

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这场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时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威力猛烈，势如破竹，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它清扫了地基，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继续和深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明白声言：“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两大鸿宝也。”[10]他们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共和制度。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常常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不加批判地拜倒。《新青年》上有的文章写道：“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就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被他们看作“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直到1917年初，有的读者来信要求《新青年》介绍一些社会主义的新思想，陈独秀还在刊物上这样回答：“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11]尽管初期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愚昧上是勇敢的，但它本身并没有给中国人民指出新的方向。

他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这种状况，在它的早期更为明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12]他们所以激烈地反对奴隶道德，着眼点也在它妨碍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3]自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一时还不可能有别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这种“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来反对封建的传统意识，反对专制和愚昧，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仍然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着眼点终究还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推倒的；而离开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个人解放可言。所以，从根本上说，初期新文化运动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从文化思想领域内着眼的，把它看作“最后之觉悟”，以为这样便可以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文化有时固然有它的超前性，可以对政治和经济起有力的反作用，可是它终究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时中国的现状是那样腐败和黑暗。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单从文化思想或政治组织形式下手，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1]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第101页。(www.xing528.com)

[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5]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6]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7]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

[8]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9]吴虞：《家族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0]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1]《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

[12]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1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