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建设梦想的破灭

清朝政府的推倒，民国的成立，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快。许多人对眼前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无法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付的经验。胜利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将在短期内同样顺利地实现，尽管清朝推翻后，政权很快又落到旧社会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手里，但矛盾暂时还处于潜在状态，甚至示人以假象。袁世凯在取得政权后，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集结力量，稳定被革命强烈震撼过的旧秩序，因此在表面上仍口口声声要“矢忠共和”，表示要尊重议会的“神圣权利”。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以为中国已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即将次第实现。

这种普遍的乐观和幻想，使人们倾向于强调维持现状，以为需要思考的只是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格局下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对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已不那么重要，甚至因害怕引起破裂而进一步趋向妥协。在一般国民中，妥协的心理更为普遍。这时，同盟会内部对未来的发展作出种种设计，提出种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方案，主要是两种倾向：一种强调兴办实业，以孙中山为代表；一种强调政党政治，以宋教仁为代表。两者间有许多息息相通的地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但着重点显然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富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能够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提纲挈领地提出主张。但是，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在海外度过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活，对中国的复杂国情和社会现状难免有些隔阂。因而，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和实施方案，更多的是从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的原理出发，不全切合中国的实情，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在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发表了一篇讲演：“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他这时讲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说：“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在他心目中，这是同一事物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振兴实业，“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但在振兴实业时一定要防止资本家的垄断。“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1]

为了在落后的中国发展近代工业，孙中山把兴修四通八达的铁路看作必需的重要前提。他在两次同《民立报》的记者谈话时说：“现拟专办铁路事业，欲以十年期其大成。”[2]“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3]他一再宣传要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他1912年9月间北上会见袁世凯，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得袁对他从事铁路建设的支持。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便在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并任命他为全国铁路总办。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北上途中给宋教仁写了一封信，里面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日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4]这可以说是理解孙中山这个时期思想和行动的一把钥匙。孙中山自然知道政治的重要性。但他此时认为：现实的政治状况有如一团乱麻，一时谁都难以措手足。如果从这里着手，只会越弄越乱。倒不如暂时把政治问题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过头来再解决政治问题也许好办得多。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的办法。

宋教仁在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分子中，书本知识要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他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他特别注意西方国家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的变化。“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5]他这种“政党内阁”的主张是建立在“议会政治”的基础上的。对西方国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并且几乎全部接受下来。他深信：只要组成强大有力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织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一件是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宋教仁在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不顾蔡元培等的反对，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胡汉民对宋教仁这一做法一直十分不满，批评道：“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消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种主张，同志只要钻进国会去做议员，不必在党里革命，不啻为本党民元以后因政客嚣张而失败的一部分写照。”[6]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3年2月，他在一次讲演中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7]接着，他在一篇文章里又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8]。重读宋教仁这些豪言壮语，真觉得实在是些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

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社会生活，换得的常不是设计者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当他兴奋地写下五年后如何、十年后如何这些话时，谁能想到，离他的惨死只剩十天了。在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

事实上，说起来那么动听的东西，甚至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会全然变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批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一旦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民国初年同盟会人的种种社会政治方案虽有不同，共同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已经成功了，需要开始建设，包括政治和经济建设。在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重点自然需要转移到建设方面来。问题在于：革命是否真已成功，建设是否已可全面开始。革命所要求的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革命。它给中国政治体制以至社会意识形态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但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发生多大变化，中国旧社会势力的根基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又决定了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虽然搞得很热闹，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袁世凯是中国旧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他看清一个事实：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冲刷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已被冲乱了，原来集结在清朝政府周围的旧社会势力已被一下打散了，把他们重新在自己周围集结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对革命派的全面反扑，也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外交上作好种种准备，这些都需要时间。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宋教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袁世凯却并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毫不留情地动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9]

宋教仁的被刺，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来说，无异晴天霹雳。他们在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下，立刻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孙中山在血的事实面前，抛弃了一度产生过的对袁世凯的幻想，匆匆地中断对日本的访问，赶回上海，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讨袁。但黄兴等却反对，主张“稍缓用兵”，说：“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10]蔡元培、汪精卫等也奔走南北，力求在妥协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至于各省都督和国会议员，由于对既得利益的恋栈，响应孙中山主张的更是寥若晨星。从辛亥革命到这时，时间刚过去一年。但是，地位和金钱对许多革命党人来说，是强有力的腐蚀剂。他们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志，为了保持新得的地位，不惜作出一切妥协。孙中山的战斗口号，不仅不能召唤他们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反而唤来了一片“孙大炮”的讥刺声。

阶级，此刻也暂时抛弃了自己的政党。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这是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他们生怕对袁世凯的反抗会破坏这个大好机会，因而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抗斗争普遍持反对态度。领导着商团、在上海光复时起过重大作用的李平书，这时也反对陈其美在上海发动“二次革命”。当时有人在报纸上透露他们这种心情：“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11]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产生自己的“狄克推多”，就把希望转向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祈求在他的庇护下，得以平静地发展自己经营的实业。这种希望最后注定是要落空的。

广大下层工农群众，本来就很少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视野之内。在国民党人担任都督的南方各省，他们也不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因此，在他们眼中，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大概只是彼此间的争权夺利，同他们并不相干，自然不可能再有多少热情起来给国民党以有力的支持。(www.xing528.com)

一年多前曾经鼓动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的革命党人，曾几何时，已处于分崩离析和十分孤立的境地，环顾四周，找不到多少支持和援救的力量。

于是，在袁世凯的几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一度进行的独立和抵抗很快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严格地讲，除江西和南京外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而是在国民党内部自行瓦解中崩溃下去的。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的失败，首先都由于内部的叛变，广东第二师师长苏慎初、混成旅旅长张我权用武力逐走了都督陈炯明，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也强行胁迫都督柏文蔚下台。湖南和福建两省原来态度就不坚决，抱着首鼠两端的观望心理，等到前述几省失败后，就自己取消了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取消独立的通电中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12]国民党的议员们，不再妄想凭着“议会中的多数”来约束袁世凯的行动了，只是一心恋栈自己的地位。他们竭力向袁世凯献媚，甚至由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出面，宣布削除黄兴等人的党籍，表示自己同这个事件无关。但是，等南方的军事行动一结束，袁世凯对他们就不再讲什么客气，先将议员们包围在会场内，强迫他们投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由于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中占着多数，这一来，国会就不足开会的法定人数，名存实亡了。不久，袁世凯又正式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由总统独揽大权。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能落得这样的下场。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作20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1]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8—324页。

[2]《孙中山先生一席话》，《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

[3]《孙中山先生谈话》，《民立报》1912年6月26日。

[4]孙中山：《致宋教仁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5]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08页。

[6]胡汉民：《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版，第1234、1236页。

[7]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

[8]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

[10]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413页。

[11]《癸丑战事汇录》，《时评》，第15页。

[12]《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