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迅速在全国四起响应

武昌起义同以往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起义不同，不仅迅速在一个重要省会取得胜利，而且随即得到各省的四起响应。这便使更多人立刻看清：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的事件，而是遍及整个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从而大大鼓舞并提高了人们对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心。

武昌起义是在10月10日发生的，就在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先后宣告独立的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五省。这些省的相继独立，竟是连续发生在九天内的事情，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省区分布在华中、华北、西北、西南，尽管各有特点，却有着相同的地方：第一，都是以新军为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迅速控制局势。就以湖南、陕西这两处会党力量很大的省份来说：湖南是由新军第四十九标在10月22日清晨首先发难，会同新军其他部队迅速开入并占领省城，宣布湖南独立的。革命党人联络的浏阳会党在起义过程中没有起多少作用，只是在湖南宣布独立之后才闻风大批涌入长沙。湖南立宪派人士也说：“湘之反正，全在兵与下级军官之力。”[1]陕西西安起义的主要力量也是一批在新军中充当中下级军官的同盟会会员。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新军混成协第一标第三营督队官（相当于营副）钱鼎和炮兵营排长张钫，后来又得到混成协参军官兼代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张凤翙的支持。西安起义就是由他们策划发动，并以新军攻占军装局为起点的。但由于陕西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陕西革命党人的工作也没有湖北那样深入，新军中旧式帮会的潜势力极大，“全协士兵中老行伍出身的，多数都参加帮会”[2]。其中，协部司号长张云山在哥老会中很有号召力量，万炳南在新军和巡防营的哥老会中地位最高，他们在起义前同钱鼎等都有联系。起义胜利后，旧军队的建制瓦解，军中的哥老会头目们就各自利用帮会的关系自立山头，还自行扩编军队，实力大大膨胀。但他们并不是起义的主动力量。第二，这些省起义的发展进程都异常顺利。革命党人的准备一般并不充分，事先掌握的有组织的力量（除云南外）相当小。但只要少数坚定的革命分子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登高一呼，许多人便自然地站到他们的旗帜下来。在清政府方面，却没有多少人坚决地出来抵抗，一般是听到起义的枪声就纷纷逃匿，作鸟兽散，即便组织起一些短促的抵抗，也人心动摇，难以持久，没有几个人肯为倾覆中的清朝政府卖命。湖南巡抚余诚格当新军开到抚署时，看到抚署卫队向革命军投诚，就从抚署后墙挖了一个洞逃出，乘轮船避往上海。江西巡抚冯汝骙当南昌新军起义后，听到满城枪声，得知卫队也已起义，便从后门逃走。这既说明了革命形势的成熟，也说明清朝的地方政府已经腐烂到何等地步！第三，这些省在起义成功后，都站住了脚跟。陕西独立后，受到清军来自东、西两方面的重兵夹击，虽然形势多次危急，仍然坚持了下来。

在10月间宣布独立的六个省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连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也连成一块。如果加上同志军声势日盛的四川，七个省便彼此连接，在南方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湖北首义不再是孤立的。其他各省闻风后也正跃跃欲试。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接着，革命的浪潮就向华东和华南迅猛扩展了。

继武昌起义之后给予清政府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在11月上旬相继独立。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重要场所。在这些省的独立中，新军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3]浙江新军中级军官中的革命党人也比较多，如第八十一标代标统朱瑞、第八十二标第二营管带顾乃斌等，他们有的是同盟会会员，有的是光复会会员，也有先后参加了这两个组织的。浙江的光复，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力量。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和其他省有所不同，大体上是左宗棠旧部湘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许崇智是同盟会会员。这个镇的统制孙道仁（相当于师长）在起义前夕也参加了同盟会。福建独立是新军起义、光复福州后实现的。

但东南地区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在全国都居于先进地位。民族工商业者中有些人已秘密地参加中国同盟会，如上海信成银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创办人之一的沈缦云和上海粮食业巨商、大隆杂粮号店主叶惠钧在1909年和1911年春先后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两人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在10月29日介绍同盟会中部总部负责人陈其美（英士）同该会会长李钟珏（平书）相见。上海没有驻防的新军，而全国商团联合会却掌握着一支原来用于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那就是商团。11月3日，陈其美率领一支由会党分子组成的敢死队和部分商团进攻全国主要兵工厂之一的江南制造局。陈其美只身闯入制造局，企图劝说守军放下武器，结果被扣。第二天凌晨，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李钟珏的族侄）率领商团一千余人，偕同敢死队和李燮和所部的部分光复军再次进攻，攻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这是上海光复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仗。民族工商业者在起义过程中直接发挥这样大的作用，在其他地区还不曾有过。这当然同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自身力量的强大有关。江苏的独立，先由上海革命党人到那时的江苏省会苏州，向新军第二十三协策动。11月5日拂晓，新军入城，“一律臂缠白布，排队诣抚署谒（江苏巡抚程）德全，推为都督”[4]。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得表示同意。“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5]这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在武昌首义后第一个宣布独立并担任都督的，是一种新的动向，表明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已到了何等地步。

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是国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革命初起的时候，尽管他对清政府早已深感失望，但最初仍希望清廷能用“实行宪政”的办法，使革命风潮平息下去。他还劝说过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的起义。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很快看清：革命浪潮已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了。如果坚持反对，势必导致对抗的加剧，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只有对革命采取支持的态度，才能使他们自己在革命阵营中构成温和的一翼，继续发挥影响力，使整个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因此，他的政治态度立刻改变，并发出告江苏父老书说：“今上下相薄，势已决裂，介其间者，更无置喙之地，拊膺扼腕，莫可如何。”“不揣庸劣，刻日与二三同志，星驰赴省。军旅之事未学，自有任其责者；至于保卫治安，维持秩序，鄙人不敢辞。”[6]原立宪派人转而表示支持革命，这对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孤立清朝政府，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由于他们的着眼点是使整个社会秩序不发生更大的动荡，由于他们同各种旧社会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由于他们一向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所以他们转到革命阵营方面来以后，就大大增强了使革命中途走向妥协的力量。这一点，在不久以后就清楚地表现出来。

和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西南、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这些省的独立几乎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随着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先后独立，声势夺人，清方官吏已失去反抗的意志，这是这些省能更顺利地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广东是华南的中心，四川是西南的中心，都是清朝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但他们都已失却斗志。“自鄂事发生后，粤垣官吏异常戒严，民间谣言尤夥，无日不喧传党人将于某日举事。”[7]粤绅、在籍翰林、清乡总办江孔殷在省内各大团体会上主张：“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8]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握重兵，在广东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镇压广州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的主要人物。在局势急剧演变面前，他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9]加上个人的一些原因，李准派人到香港和同盟会南方支部胡汉民等取得联系，做好反正准备，并打电话给两广总督张鸣岐，请他“好自为计”。张鸣岐认识到大势已去，便逃往沙面英国租界，当晚转往香港。李准随即欢迎胡汉民来到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这样的事在其他地方还不曾有过，自然同国内整个局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关，在更早些时候是不会出现的。四川同志军最初起义时，主要集中在成都周围的川西地区。武昌起义消息传入后，川北、川东、川南相继建立军政府。影响更大的是同盟会人张培爵等在一部分起义新军开入重庆后宣布成立蜀军政府。这样，赵尔丰在成都已完全孤立。11月27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10]显然，这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缓兵之计。同天，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几天后，成都巡防营士兵发生兵变。曾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的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率一部分新军平定了兵变，又在分化赵尔丰卫队后将赵捕杀，被推为都督。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已全部光复，处在清朝控制下的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驻守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比较庸碌，城内的主要兵力是江南提督张勋所部江防营。张勋思想顽固，极端忠于清朝，是个凶残能战的悍将。11月8日，新军暂编第九镇在城外秣陵关起义，因弹药不济而失败。11日，江苏、浙江、上海革命党人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总司令。23日，各路军队冒雨向战地进发。经过十天激战，终于在12月2日攻克南京。正当南京血战时，清军在攻占汉口后又进陷汉阳，武昌局势危急。南京光复，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大大增强了人们对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心。“从此，宁汉长江流域连成一线，不但巩固了武汉的局势，而且加强了革命力量。因此，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一役，在辛亥革命史上来说，实具有重大的意义。”[11]这样，南北对峙的格局终于完成。在南京光复后不到一个月，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这里成立了。

此外，山东曾一度宣告独立，推山东巡抚孙宝琦为都督，但十一天后又取消了独立；直隶、河南、甘肃等省虽没有独立，革命党人也在那里酝酿或组织过起义；新疆伊犁的新军在第二年1月起义，成立了临时都督府。在各省独立过程中，满族、蒙古族、藏族、壮族、彝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都有参加起义活动的。

在这场短时间内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旧政权已完全腐烂并极端孤立，丧尽了民心，也失去了最后一点统治能力。在武昌起义后，绝大多数省份中，不管发起冲击的力量是大是小，都能导致统治机构的迅速解体。可是新的代替它的社会力量却远没有成熟。各省的独立，更多地表现为政权的更迭，并没有出现一场更深刻的社会大变动，特别是缺乏一场农村的大变动。革命的深度是十分有限的。

新军在各省独立中起着特殊的先锋作用。除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少数地方外，几乎都是新军一旦行动起来，便很快取得了成功。这不仅因为新军掌握着新式武器，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清末大多数省份中是主要的军事力量，有可能一举摧毁清朝的统治机构，而且在当时有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他们是组织得最好的力量，有着严格的建制和纪律，能够步调一致地采取有力的行动，这是当时其他社会力量无法做到的。但新军也有严重弱点：士兵同社会的联系不密切，对地方的复杂情况缺少了解，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分子一般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声望，更没有管理地方的经验，很难在这方面提出多少具体而切实的主张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他们在革命发动时，能够勇往直前地扮演英雄的角色。但在推倒旧政权后，他们的身影便悄悄地消失在人群中。至于那些参加革命的中高级军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但不少人在取得政权后就逐渐向旧社会势力合流，甚至向新军阀蜕化，如阎锡山、唐继尧等便是。因此，这些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尽管最初能成为推倒旧政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却不能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深入、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

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有着明显的两重性，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各省独立过程中，不少会党分子卷入革命浪潮中来，壮大了革命声势，这种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没有一个省能单靠会党的力量取得革命的成功。在掌握一定权力后，他们的消极方面甚至表现得比过去更加突出：有些人仗势横行，为非作歹，激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有些还争权夺利，互相火并，如陕西的万炳南、进入安庆的浔军黄焕章等。这使许多革命党人对会党问题感到困惑或棘手。城市中民族工商业者的力量是软弱的，同封建势力以至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腐败而专横的清政府普遍不满，但除了上海的商团以外都没有能成为革命的主动力量。当各省光复时，他们一般对革命抱着同情态度，在维持市面、从财力物资上资助起义军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可是，他们更害怕社会陷入严重动荡，不希望整个社会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动，因而随即又成为推动革命党人同旧社会势力实行妥协的重要力量。至于一些暂时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士绅们在这方面的消极作用就更不消多说了。

在城市中还有一批青年学生、学堂教员和记者等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一般比较年轻，政治上比较敏感，力量也比较集中。他们在起义前到处奔走呼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包括投身到新军中去工作，对各省起义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他们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光靠他们本身是难以采取有力的行动的。他们又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并且没有什么强大的社会力量可资依靠，因此，当各省独立实现后，便往往不知所措，难以继续推进深入的改革。(www.xing528.com)

总之，当时的革命党人在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上，态度是坚决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一旦这些得到实现，他们便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目标，又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并对旧社会势力存在许多幻想，十分容易妥协。这种状况预示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最后仍不能进行到底，而是半途而废。

[1]子虚子：《湘事记》，《湖南反正追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2]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3]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91页。

[4]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28页。

[5]钱伟卿：《谈程德全二三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6]张謇：《拟赴省垣宣告江苏父老书》，《张謇存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7]《光复前之广州乱》，《民立报》1911年11月13日。

[8]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省新华书店1962年版，第126页。

[9]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10]赵尔丰：《宣示四川自治文》，《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9页。

[11]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