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湖北新军的成功颠覆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是以士兵为主体的湖北新军的起义。平日被人轻视或忽视的小人物——新军士兵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挺身而出，演出了这样一场改变历史面貌的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是许多人原来没有预计到的。

担当发难任务的是工程第八营（比他们稍早行动的还有城外的第二十一营辎重队，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工程第八营有几个其他部队难以相比的重要条件：第一，楚望台的军械所是由工程第八营左队防守的。新军要行动，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接济，手中的枪支就无异废铁，难以取得成功。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当时，清方已对新军严加防范，“各军队除旗籍兵丁外，所有枪弹悉予没收库存”[1]。清方控制的军队在城内还有一定实力。如果不首先拿下楚望台军械所，取得弹药补充，起义军就无力发动进攻，这是决定当夜起义成败的关键。第二，工程第八营驻在武昌城内，不像广州等地新军驻在城外，要夺门而入需要经过艰苦的战斗。他们又有着单独的营房，行动时不受其他部队的牵制。工程营驻地紫阳桥距离武昌城南的中和门很近。起义后，可以很快控制中和门，开门迎接驻在南湖的炮八标等入城。炮兵需要靠步兵掩护，才能行动自如。如果工程第八营不先发动，炮八标能否顺利入城炮击督署，是很难说的。第三，工程第八营在湖北新军中成立最早，训练最久，战斗力较强，当时又全营留在武昌。革命党人在工程第八营活动的历史也比较长，科学补习所的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时，营内革命党人已有二百多人，占全部人员的十分之四，还有许多同情革命的人。所以，他们在起义后能以比较完整的建制投入军事行动，成为起义军的重要主力。

起义的时间定在晚间。这也比较有利，因为工程第八营兵力有限，如果在白昼起义，清方比较镇静，自己的弱点容易暴露；而在晚间发难，黑暗中枪声骤然四起，敌人不辨虚实，仿佛草木皆兵，张皇失措，容易使起义一举取得成功。

到那天晚间，准备发难的紧张气氛已经笼罩营内。后队二排长陶启胜听到风声，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党人金兆龙正在手擦步枪，便厉声道：“汝辈造反耶？”上前扭住金兆龙。其他士兵就发枪向他射击。代理工程第八营管带的督队官阮荣发和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阻挡，被士兵击毙。营内人声嘈杂，官长纷纷逃避。熊秉坤率一部分士兵出营。楚望台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声息相通。这时，左队的马荣、罗炳顺等送来信息：楚望台党人听到工程营驻地的枪声后立刻起来响应，军械库已经得手。于是，局面急转直下。

熊秉坤率领一部分起义士兵进驻楚望台后，就在8时20分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规定起义部队称湖北革命军，以湖广总督督署为最大作战目标。但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却产生了：军营中秩序渐趋混乱，指挥难以统一，使熊秉坤极感为难。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偶然。中国的军队本来靠封建式的森严的等级制来维系。这种旧的指挥体制一旦解体，又无法立刻建立起可以替代它的新的体制，于是，出身小生产者的士兵中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泛滥起来。熊秉坤后来回忆说：“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2]熊在军中本来是个正目，也就是班长。“中国久处专制压迫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阶级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3]发难时，一呼而起，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到要正式指挥作战，许多人就不那么愿意听从了。

正好这时，巡哨的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搜出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于后来的连长。士兵们立刻喜形于色，要推他为总指挥。熊秉坤找各队代表商议，多数人不赞成，因为吴兆麟并不是革命党人，但局势紧急而又别无良法。为了发挥全军的攻击精神，只得随从士兵的意愿，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处在参赞和监视的地位。吴兆麟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同进步人士素有交往。他参加起义军，不仅使军中一时有了重心，把秩序稳定了下来，并且以他的军事学识使起义军的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但他毕竟是个旧军官，对旧势力的妥协性大。由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逐步得到党人的信任，就为后来黎元洪得以逐步攫取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这时，城内新军响应的队伍陆续来到楚望台，接受临时总指挥的指挥，最早的是第三十标，然后是测绘学堂、第二十九标等。起义军还夺取中和门，迎接炮八标入城。炮八标的发动，对武昌首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炮兵素称“军中之胆”。炮八标拥有山炮多门，火力猛烈，声威夺人。熊秉坤回忆说：“我革命军自炮兵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之炮声有以促成之也。”[4]第二，炮八标当时全标留驻武昌，共有士兵八百人，人数在当时各部中居第一。起义后，队官张文鼎、尚安邦、蔡德懋等相继参加，因而能保持原有建制，整队入城，成为当时起义各部中人数最多、建制完整、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改变了武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起义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湖广总督衙门。“因为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若不攻克督署都要杀头的，所以革命党人那时候只想要胜利”[5]，并且一定要在天明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他们最初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两路向督署进攻。但督署正面是一条狭窄的巷道，守军以机枪扫射，起义军进攻兵力难以展开，火力也不足，所以屡攻不克。炮八标入城后，立刻分据城门和蛇山等阵地，向督署发炮轰击。蔡济民等又洽商乾记衣庄，将所存衣被用煤油浇灌后加以燃烧，顿时火光冲天，督署目标明显，使炮队易于瞄准，威力大增，督署被排炮轰成一片废墟。湖广总署瑞澂逃往停泊江面的楚豫号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率辎重营残部渡江退守。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局势。第二天，“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兵士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6]。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同武昌隔江相对的汉阳和汉口随即光复。这里的驻军是新军第四十二标的第一营和第二营。文学社在这个标内有很大的力量，并建有文学社阳夏支部。他们一行动，汉阳和汉口便很顺利地光复了。汉阳有储存着大量军械和弹药、对局势举足轻重的汉阳兵工厂。汉口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它们的相继光复，进一步扩大了武昌首义的成果。汉口还成立了军政分府，由刚出狱的文学社重要成员詹大悲任主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单有武装起义的胜利而没有建立起牢牢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革命政权，革命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湖北的革命党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准备起义过程中，湖北革命党的主要负责人是蒋翊武和孙武，蒋在9日晚因小朝街机关遭破坏而逃亡在外，孙因炸药燃烧受伤住院，起义队伍中一时群龙无首，而且他们两人的威望和能力也不足以在起义胜利后领袖群伦。熊秉坤在领导工程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临时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到武昌全城底定、湖北军政府准备成立、需要推举都督时，吴兆麟显然也不足以号召了。那时，革命党人在认识上是比较幼稚的，所要推翻的只是那个清朝政府，只要把它推翻，凡是表示赞成民国的汉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7]。由于建立的是军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8]正是利用革命党人心理上的这种弱点，当第二天上午革命党人到咨议局商议建立军政机构时，一些咨议局议员和旧军官就提出推举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来当都督，并且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黎元洪在新军高级军官中被人们认为是比较开明的，对湖北保路运动曾表示同情，平时对士兵也比较宽厚，因而博得不少新军士兵的好感，但他原来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工程营发难后，曾派人到第二十一混成协联络。派去联络的人员被捕，后被黎元洪亲手杀害。直到炮八标入城后，向该协轰击，内部士兵也准备发动，黎元洪才慌忙逃避到黄土坡的该协参谋刘文吉家中。但他派回家中搬运积蓄的伙夫被起义军截获，起义军就把他从刘家搜出，以后送到咨议局。尽管如此，黎元洪仍不愿出任都督。当时在场的李翊东有一段生动的回忆：“是时，黎面色惨白，张皇失措，众即言举黎任都督，用都督黎名衔出示安民，要黎承认。黎畏缩舌颤曰：‘莫害我，莫害我。’翊东见黎坚不肯认，手持长枪示之曰：‘你做满清这大的官，应该杀的。我们今天不杀你，反举你做都督，你还不干。你这生成的奴性，还想戴满清的红顶子，我把你杀了，再来举人。’黎益瑟缩不语，在场者均色变，群起阻止。哄声言曰：‘不要放枪。’翊东乃又曰：‘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把告示用都督黎的名衔张贴出去就是了。’于是将告示贴出。置黎于楼上一室内，以执戈者守之。此乃当年之真相，回忆及之，犹如昨日。”[9]布告上的“黎”字还是李翊东代他签上的。可是布告贴出后，产生的影响不小。一些人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10]这在当时也起了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

其他各种机构的人选，大多也是在会议上临时推定，“一以学识名望为选任之标准。盖当日用人行政，元洪尚少主张，亦无实权。在当日同志，但期事功之必成，初无名利之企图。大率重要职任多出于会议之选举或推选之，实具民主之雏形。惟须经都督与重要人员之推荐，或同志之介绍，尚无任何畛域之见。故当时不属于革命党籍，或自外志愿来投而居高位者，不一其人”[11]。这样做，好处是能够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壮大革命的声势。问题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更没有能力教育和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旧营垒的人以及避免那些心怀异志的旧势力混入新政权内。革命党人还采取许多措施来提高黎元洪的声望和地位。随着革命形势在全国的迅速发展，黎元洪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对充当湖北军政府都督越来越起劲儿了。后来，他利用扩军的机会，大量起用旧军官，逐步排挤革命党人，又挑拨和扩大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用共进会打击文学社，用孙武逐走蒋翊武，刺杀张廷辅，又利用共进会内部的黄申芗逐走孙武，把湖北军政府的权力逐步集中到他自己手里，武昌起义在湖北取得的成果终于被断送掉了。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但那是稍后一些时间的事情。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震动了全国。人们在事前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因而格外感到兴奋。10月13日，上海的《民立报》上发表于右任所写的短论说：“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竖革命旗！”“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吾昨日登吴淞江口而俯视长流滚滚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噫！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12]次日，该报的第一页上又刊出“黎元洪小照”和“黎元洪小史”。武昌顿时成为全国万众瞩目的革命中心。

新的一页已经揭开，全国大起义的风暴终于随之迅猛掀起了。(www.xing528.com)

[1]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21页。

[2]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8页。

[3]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75页。

[4]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1页。

[5]朱峙山藏札·鲁祖轸的信，《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第171页。

[6]胡石庵：《湖北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5页。

[7]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61页。

[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9]李翊东：《书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81、82页。

[10]胡贽：《辛亥史话》，《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11页。

[11]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81页。

[12]骚心：《长江上游之血水》，《民立报》1911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