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与共进会活动

当时，革命危机可以说已在全国范围内日趋成熟，为什么不是别处而恰恰是湖北能成为首义之区呢？为什么同盟会在广东经营多年的武装起义一直不能成功，而武昌起义却能一举取得胜利呢？

从湖北的客观条件来看，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便捷，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无论对时局的了解，对新思想的接受，都能得风气之先。湖北的新军有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由于原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它的重视，在南方各省新军中是最精锐的一支。新军是以西法操练的，“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1]。恰好在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已经成为一种风气”[2]。在第二十一混成协马队当兵的同盟会会员陈孝芬说：“我是一九〇五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3]这些新军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比较贫穷，军队中的生活又很痛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此外，在首义前夕，由于长江中游连年水灾和铁路收归国有的刺激，湖北社会本已处在极度的动荡不稳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少数革命党人的工作做得再好，也难以一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但单举出这些，还不能把问题说清楚。人们可以反问：武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固然很发达，上海不是更发达吗？湖北有一镇和一混成协的新军，江苏单以苏南地区来说，也有一镇和一混成协的新军。湖北的社会局势固然极为动荡，四川的危机更为尖锐。为什么湖北能够成为首义成功的地区？这里除各地力量对比的不同外，极为重要的是，在主观方面，湖北革命党人多年来在新军中默默无闻、不求速效的工作做得比较切实而深入。

他们的活动中最成功的有两点：第一，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掌握军队，积蓄力量，做好起义前的准备；第二，当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坚决发动起义，夺取政权。

要组织一次胜利的革命起义，必须在事前认真地积蓄力量，做好各种准备，掌握武装，特别是要尽可能地瓦解反动势力掌握的军队。这就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在20世纪初年便开始了，最初出现的是一些革命小团体，如武库、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等。这些组织虽然屡遭破坏，革命志士们仍前仆后继，奋进不已。以后又先后成立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二十多个革命组织。到武昌起义前夜，逐渐会合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

湖北的革命党人比较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使他们的工作逐步走向深入。1900年的自立军事件中有不少革命分子参加。有些人从中总结了三条教训：“即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4]在科学补习所时期，虽然一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到新军士兵中去做工作，但更多地仍想通过短期运动的办法使会党为他们效力。他们在准备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时，主要依靠的还是鄂西会党而不是新军，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也不深入。日知会时期，革命宣传工作有所进步，但较多地采用集会讲演等方式，分散深入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少，宣传对象也侧重于军官和学生，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容易摇摆，再加上日知会的一般会员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一旦形势不利，许多人就销声匿迹，不敢有所作为。到文学社、共进会时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下级士兵中去，同时也不放弃会党和学生中的工作。他们在实践中的不断进步是很明显的。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又都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但彼此间也有一些区别。文学社承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而来。它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时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活动，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这种活动几乎没有中断过。经费主要依靠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来维持。它的主要活动分子有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胡玉珍、章裕昆、彭楚藩等。共进会本部成立于日本东京。它在湖北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后来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才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来。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有较多的联系，经济力量也较文学社充裕，所以1911年春天以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十分迅猛，而以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实力最强。（武昌首义时，文学社社员所在的各部队大多被调出武昌，工程八营和炮八标却比较完整地留在武昌，因而共进会在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内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活动分子有孙武、刘公、邓玉麟、张振武、杨玉如、杨时杰、熊秉坤、蔡汉卿等。还有的人既参加了文学社，又参加了共进会，如蔡济民等。

文学社也好，共进会也好，在新军中的工作都做得很深入，并且有不少创造性。

在宣传工作方面，它们不仅利用讲演、散布革命书刊等办法传播革命思想，并且还同士兵们个别接近，利用各种时机由浅入深地逐步进行革命宣传。文学社社员万鸿阶回忆，当他投入军队后，文学社的同志就告诉他：“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学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说：‘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到第二年，又告诉他：“你以后对同营的人，要换一个方式宣传。就是说：‘清朝政府腐朽到了顶点，专于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使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不过像这种话只能乘机向个别兵士鼓动。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把他拉拢来，经过一二同志审查后，再叫他填志愿书。”[5]像这样比较深入而长期的宣传工作，在过去中国的革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1909年以后，它们又开始运用报纸作为宣传工具，群治学社时有《商务报》，文学社有詹大悲、何海鸣主办的《大江报》，这些报纸揭发军队中的“不公平事件”，鼓吹革命，把公开的革命鼓动同秘密的革命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共进会在把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在1911年四五月间从黄兴托谭人凤带给的八百元中取出一百元，由曾在湖北新军充当正目（相当于班长）的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开设一家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士兵的据点。黄土坡位于工程八营和炮八标的驻地之间，是许多士兵入城必经的小街。“创设酒馆于此，专以食军人，效法梁山朱贵酒店，为结合新军计也。”“店开不一月，而食指大进，酒酣耳热之后，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6]它对共进会在新军中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凡各协、标、营之入党者将姓名登于帐簿，以钱数记其年龄；各营什、伍长则记为一元，以便识别。”[7]到5月间，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会员已达一千五六百人。

在组织工作方面，它们一开始往往用桃园结义、换兰谱、拉拢帮会等方式联络士兵，然后逐渐灌输革命思想，个别吸收入会。士兵的成分很多是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这种方式对他们是很适合的。入会时，手续比较严格，需要填写志愿书，有两个同志介绍，个别进行，严格保密，并嘱对家族、父、母、妻、子不得泄露一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入会后组织比较严密，在标、营、队等各级设立代表或总代表，逐级接受上级代表的命令，并向下级传达，文学社社员还要按月缴纳社费。这种组织显然比同盟会要严密得多，固定得多。为什么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这些组织（特别是文学社）的重要成员许多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经济状况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那样自大或只尚空谈，而能够吃苦，埋头苦干，比较能够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第二，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军队中，成员大多是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军队是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长期的军事生活和军队环境，对这些革命团体自然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和那些新式学堂里的教师、学生不同。此外，文学社、共进会组织的大发展是在1911年春天以后，准备武装起义已提到行动日程上来，客观形势也要求它们保持严密的组织。尽管如此，湖北革命党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组织才能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革命党人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夺取了阵地，到武昌起义前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就达到五千多人，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同情者已处于优势的地位。军队中同革命为敌的不过一千多人。这支反动当局用来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终于悄悄地变成一支准备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当然，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士兵群众中本来有着不同程度的潜在革命要求。但如果没有革命党人这样艰苦长期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了这些切合实际的比较好的做法，也不可能出现湖北新军普遍革命化的重大结果。那么，即便客观革命形势已趋成熟，也会因为没有足以发难并在发难后能够坚持下去的主观力量而坐失良机。湖北革命党人在这方面确实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它毕竟还只是准备，更重要的是，是要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能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取得实际的革命成果。

武昌起义前夜的国内形势，一度曾使不少人感到迷惘。从表面上看，清朝政府似乎仍然是一个很可以吓人的庞然大物，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有严密的遍及各地的统治网络，有几百年来在许多人中养成的一种盲目敬畏的心理，而革命力量似乎还是很微弱的。特别是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党人灰心丧气，连黄兴也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8]香港统筹部还发了一个文告给武汉和各地革命党人，大意说“这次广州失败，元气大伤，我们要培养元气，等待五年之后才得大举，同志要干的只可采取个人行动”云云。[9]但是，整个局势只是如暴风雨前夕呈现的暂时沉寂，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民众对清政府的愤怒已不可遏制，广州“三二九”起义中七十二烈士的壮烈事迹又给了各地要求革命的人以极大的鼓舞，纷纷加紧行动的步伐。谭人凤写道：“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武汉闻风兴起，督抚纷纷逃遁，非即因此振其气，而夺其魄耶？”[10]接着，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由同志军围攻成都的武装起义，湖北新军一部分被抽调入川镇压，武汉三镇一夕数惊。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预示着革命暴风雨的即将来临。

湖北的革命党人虽还不能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但他们也朦胧地感到民众痛恨清朝政府的程度正在加深，湖北新军迅速革命化的实际进程又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许多人抱着万死不辞的坚定意志：“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11]这多少弥补了他们对客观形势分析能力的某些不足，从而能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发动起义。

为了实行湖北新军起义，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这两个团体都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有些甚至是交叉的，彼此间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任其发展下去对革命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有联合的要求。照理说，它们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又都在新军中工作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联合似乎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由于它们过去的历史情况和领导成员组成的不同，相互存在一些隔阂，这种隔阂不是一下便能消除的。共进会的负责人刘公曾问杨玉如：“文学社内容，我很茫然，看他们的简章，颇缺乏革命性，你的观察怎样？”杨玉如在回答中说明文学社同样“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同共进会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并说：“文学社纯是军人组织”，“不过军人脑筋简单，他们住在营伍内，只争取营内的忠实同志入社，不欢迎外间穿长衫的人，恐易破坏，这与共进会有海内外学生参加主持的不同”。[12]而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也对人说过：“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13]所以，从5月、6月间开始酝酿，中间经过一些曲折和反复，也经过比较充分的协商和酝酿，到9月14日，双方终于正式达成联合的协议，取消原来的各自组织和负责人名义，实行统一行动。

当这两个团体商议合作的过程中，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谭人凤、陈其美、宋教仁等为负责人。当时，同盟会内部确有分歧，中部总会的成立事前没有取得本部的正式同意，但它在《宣言》中明确说明“奉东京本部为主体”，和同盟会领袖黄兴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取得黄兴赞同。它的成立和开展的活动，对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又是一个推动。

文学社和共进会实行联合后，立刻派代表赴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起义活动。但他们三人一时都不能前来，而形势的发展已难以等待。9月24日，双方又集会，共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参加这次会议的李作栋后来说：“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14]

第二天，他们立即召开各部队代表大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分子几乎都参加了，大约一百人。会上，除通过军政府的重要组织成员外，还讨论了军事行动计划。刘复基根据武汉三镇地形和敌我双方力量配置，提出总动员计划的方案，经大家讨论后通过。它的主要内容是：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所；炮兵第八标从中和门入城，攻击总督衙门；对其他部队也规定了明确的行动目标和路线。这次会议开了四个小时，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命令。这件事十分重要。以后，起义军事总指挥部突然被破坏，各部队间消息隔绝，但仍能协调配合地动作起来，大体上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和步骤，显然同事先已宣布这样一个计划有直接关系。(www.xing528.com)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10月6日，也就是阴历的中秋节。但正在召开各部队代表大会的那天，驻在南湖的炮队几名士兵和军官因一件小事发生冲突，引起清方的惊恐和严密戒备。起义日期只得改在10月9日晚上。那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装配炸药时不慎燃烧起来。孙武烧成重伤，被送入医院。俄国警察闻火警赶来，在室内搜得大批革命文件、炸药等，还捕获刘公的弟弟刘同。蒋翊武得到消息后，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在下午5时发出命令：在当晚12时举义；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按规定目标发动进攻。命令中规定的各部队行动目标和刘复基在9月25日宣布的计划大体相同。可是，不幸的事情继续发生：负责通知炮队的邓玉麟没有将命令及时送到，南湖炮队在午夜12时没有发炮为号，其他各部队无法行动起来；刘同被捕后，又将小朝街军事总指挥部地点供出，清方军警突然拥入搜捕，蒋翊武虽然逃脱而避走外地，刘复基、彭楚藩等却被捕了。这样，武昌的起义活动顿时失去了总的指挥枢纽。

清方在捕获刘复基等后，连夜审讯。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都表现得十分英勇，坦然自承是“革命党”，并且痛斥审讯的清吏道：“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一日呢！”到10日清晨，三人相继被害。他们不仅在法庭上表现了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更重要的是，始终没有透露出一点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而这是刘同所不知道的。因此，清朝的湖广总督瑞澂只知道继续捕杀他们已知道的几个革命党人，而对新军起义的整个计划却茫然无知，并未设备。这对当晚武昌起义得以顺利发动并取得成功，起着重要的掩护作用。

10日那一天，武昌城内城外的空气异常紧张。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不胫而走。清方军警继续进行搜捕。社会上还传闻革命党人名册已被搜去，将要按名捕拿，使新军内的革命党人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如果再不坚决行动，无异坐而待毙。这天中午，工程第八营代表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等进行联络。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试，纷纷秘密从事准备。

这样，尽管革命党人在总机关被破坏后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城内城外的交通也已断绝，但当晚举行起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

[1]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2]《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页。

[3]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68页。

[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

[5]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8页。

[6]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7]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221页。

[8]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9]《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0]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68页。

[11]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6页。

[12]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13]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1页。

[14]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