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奏-四川保路运动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局势表面上似乎显得有些沉寂，同盟会有些领导人甚至因这次失败而意气消沉。但这只是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的沉寂。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只要有一个引发，大雪崩很快就会开始。四川保路运动，便成为这场大革命到来的导火线。

前面说过，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争夺投资的集中点在铁路和矿业，许多爱国者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控制中国的命脉，吸干我们的血髓。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三次髙潮中，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筹设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的热潮。从1903年开始，八年间兴设的商办铁路公司达十六家。商办矿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回路矿运动在20世纪初年就逐步发展起来。到1907年前后，出现过一次全国性的高潮。在争路方面，最重要的是江浙铁路风潮。在争矿方面，最重要的是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的斗争。这场收回路矿运动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具有相当群众规模的爱国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社会阶层是比较广泛的。运动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它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救国，不能一味依赖政府，还要靠国民自己起来抵抗。这可以说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奏。

四川保路运动是1911年5月爆发的。一个经历了这次事变的人写道：“辛亥革命之起由于川变，川变由铁路收归国有。”[1]这个描写是符合实际的。这年5月9日，离广州“三二九”起义只有十二天，清朝政府悍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的国有政策。这个政策一宣布，四川和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随之而起，整个局面就开始无法收拾了。

事情看起来有些奇怪：清政府明明处在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危殆境地，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必将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又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为什么它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偏在此时此刻作出这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愚蠢决定呢？其实，这不难理解。此时的清朝政府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更已成为它无法摆脱的突出难题。对内恣意搜刮，在民穷财尽的状况下所得仍然有限，剩下的一条路便是继续举借外债，哪怕是饮鸩止渴也好。但借债必须有抵押品作为担保。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铁路，因为铁路投资数额之大不是一般工矿企业所能比拟的，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因此，各国对铁路借款的争夺特别激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粤汉、川汉铁路大借款。

这笔铁路大借款酝酿和商谈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从1908年便开始了。只是因为它牵涉各国在华权益十分重大、列强之间的争夺一时没有达成协议，才一再拖下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半殖民地国家历来的傲慢态度，使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反对会导致什么后果放在心上。他们之间一旦达成协议，就逼迫清朝政府迅速同他们签订借款合同。由于粤汉、川汉铁路原来都已允归商办，要签订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是得将铁路收归国有。这样，清朝政府就只得不顾一切地蛮干了。

1911年5月8日，清廷授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成员十三人中满人共有九人，皇族又占五人，一时被称为“皇族内阁”。第二天，就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所谓“国有”，其实只是便于转手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所有品。这道上谕一出来，就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作过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这种赤裸裸的强盗式的掠夺，就像用一根火柴去点燃遍布四处的干柴，立刻就燃烧起熊熊的燎原烈火。

粤汉、川汉铁路直接涉及的有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广东境内的铁路较短，因此，两湖和四川的反应更为强烈。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又大大超过两湖地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时各省铁路公司的集股中，四川的实收股额占第一位，是湖南的两倍半、湖北的近八倍。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已收的股金强行夺去。这在经济上给四川人民的打击远比其他任何一省更大。第二，从铁路股金的来源看，川汉铁路主要是靠“租股”，也就是在该年实收的租米中抽取百分之三，而且是强制性的。此外，如盐商、茶商等则由盐茶道劝导“认购”，其实也是摊派性的。因此，全省各界社会阶层几乎都同铁路有经济上的联系。“七千万人皆在股东之数，此种望之举，万心齐决，必至不可收拾，非少数人所能解譬。”[2]这就使四川保路运动有着特别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在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后，最初坚持原商办铁路公司已收的股本一律不再发还，不久对广东允许发还，对湖南允许酌还，四川和湖北却不允发还，而湖北所收铁路股金额只及四川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四川民众更加感到不公和愤懑。还要看到一点：四川哥老会俗称“袍哥”，声势素盛，遍布全省各县。经过熊克武等多年努力，同盟会和哥老会不少首领间早已建立联系。保路运动兴起后，会党分子大批参加保路同志会。同志军起义时，它的成员大多是会党分子，使清朝地方当局深感棘手。

四川保路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到保路同志会成立，也就是5月9日至6月17日。

这时，他们的态度比较温和，并没有像湖南、湖北那样激烈。许多人原来因铁路修建中有不少困难不易克服，公司内部的管理又十分混乱，所以对川路前途抱悲观态度。5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同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议后，决定约集在成都的股东召开临时会议。“到会的人不多，咨议局的常驻议员全体出席，情绪尚不过激，对收归国有问题初未极端反对，只要求政府把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帐，开工的费用一律承认，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七百余万两和公司陆续收存的股款，统由此次召开的特别股东会自行议决办理。”[3]几天后，川路重要股东邓孝可在《蜀报》上发表《川路今后处分议》，主张同意铁路国有，凡已用去的款项由政府发给债票，没有用去的款项由商民移为四川建设费用。很明显，只要清政府不做得太过分太决绝，他们已准备退让了。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突然致电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断然宣布：须将公司所有股票，不分民股、商股，不分已用、未用，一律更换为国家铁路股票。也就是说：“不但公司已用和上海倒折的款项政府概不承认，并要把公司现存未用的现款一千余万由政府提用，换发一种债票。”[4]这种公然的抢劫行为，驱使事情不能不走向决裂。

16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发言之热烈为前此所未有。大家一致认为，公司和各法团几次申请都被置若罔闻，看来以往那种和平的文字争辩已不能生效，必须采取扩大的急进的手段来进行斗争。他们决定立刻成立全省的保路同志会。会议一散，他们连夜缮发通知，布置会议，分头联络，准备在第二天宣布全省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保路同志会成立到成都罢市，也就是6月17日至8月24日，中间有两个多月。

保路同志会的简章规定：“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5]它的成立大会是6月17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到会的在五千人上下。会上的情绪激昂是前所未有的。参加会议的四川劝业道周善培回忆说：“会议进行中，忽然有个人站起来流着眼泪说：‘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了，就大哭起来。会众也就一齐大声号哭起来。有一面拍桌子，一面踢脚的，吼得屋瓦都要震动了。照料会场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桌子旁边一同号哭起来。哭了三十分钟以上。”[6]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集体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请政府收回成命。

尽管如此，他们当时的态度其实仍是相当温和的，所反对的只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一人，要求的只是请朝廷收回成命，并且提出“文明保路”的口号。他们派出一批讲演员，分赴各地演说，在《讲演要旨》中规定：“一，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一，联合各界同心一致，务为秩序之进行。一，不得以激诡之词，耸人暴动。一，学商各界仍须照常勤务，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一，确认此为内政，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7]

接着，省内各州县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四川人民的保路热情日见高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报道说：“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数万。近州县成立协会者已纷纷报到。会中万众，血男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以五日走千一百里赴会者，有以六十老翁而愿捐其身于会者，有官者弃官，有产者捐产，有客籍入会而请勿存畛域之分者。”[8]

四川全省的群情已经如此激昂，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火上添油的事却接二连三而来。一件事是清政府在7月21日传旨申斥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31日又传旨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兼程赴任，制止保路运动。赵尔丰素有“赵屠户”之称。王去赵来，增强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慨。另一件事是盛宣怀、端方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由李同意将存放在宜昌的川汉铁路未用租股现金转交清政府使用。川汉铁路总公司致电宜昌董事局，请立即提运路款回川，李稷勋一概置之不理。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

正是在这种紧张局面下，川汉铁路总公司决定8月5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这个大会按章拥有决定有关川路大事的权力，又有来自全省各厅州县的股东分会代表参加，自然引起万众瞩目。到会代表四百八十多人，选举做过翰林的颜楷为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南充代表张澜为副会长。就在大会开幕那一天，李稷勋转来端方进行恫吓的“佳电”。7日下午，会长将来电向大会宣布。“众不受吓，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会长数次静众，声浪稍平。重庆代理人朱君叔痴登台逐层举其电文之蛮野诬人，每数语众辄狂叫以应之。”[9]这个朱叔痴就是同盟会会员朱之洪。10日的大会上，全体议决将李稷勋照章辞退。19日，清廷却颁发谕旨：李仍留办路工。这一来，就把事情逼到非闹翻不可的地步了。很多人“都说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立刻决议罢市，并决心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10]。

24日，股东特别大会临时会议和保路同志会的大会先后召开，会上有拍桌大哭的，有推翻几席的，“此时各街已有关闭铺面。会众心急，立催散会。众散未毕，各街关闭市门已过半矣”[11]。当天，全市的店铺全部关门，学校也宣布罢课。成都全市的大罢市、大罢课实现了。

第三阶段：从成都罢市到“七一五”血案，也就是8月24日到9月7日。

这次罢市十分齐心。罢市后，“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多数专靠劳力吃饭的或者专靠卖货物吃饭的工商业者，一旦生产与买卖全停顿了，生活马上就成问题，但他们也毫不顾虑及此，而争先表示同情争路。”[12]

随着罢市的实现，成都人民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那就是到处供起“圣位牌”。各街居民都用纸写了德宗景皇帝神位，供以香火，两旁写着“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这样做，本意是要表明他们并不是背叛朝廷。他们供的是光绪皇帝的神位，两旁写的又是摘自光绪皇帝过去谕旨中的话，官府不便干预和镇压。官员们经过时，还得下轿或下马步行，搞得狼狈不堪。

接着，罢市浪潮迅速波及全省。9月1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会又议决：“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13]这对清政府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新任的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四川人民万众一心的抗争面前一筹莫展。他生怕强行弹压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甚至一发不可收拾。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下，9月1日清廷谕旨派端方入川查办，4日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这下，赵尔丰在内外夹攻中被逼得毫无回旋余地，剩下的只有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

9月7日，赵尔丰托词北京来电有好消息需要磋商，邀请保路同志会、咨议局、铁路总公司负责人罗纶、蒲殿俊、颜楷、张澜、彭芬、邓孝可等到督署商议办法。罗纶等一到督署就被逮捕。消息传岀，全城震动。那时的传闻讲得更为厉害，说是罗纶已被枪杀，其他人也被镣禁。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为义愤填膺。

于是，民众纷纷聚集到督署门口，要求释放蒲、罗等，共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是自发行动的，没有什么组织，一堆一堆地挤入辕门。当晚在督署内目睹惨案发生的周善培说：“这时候，群众已冲进了仪门，赵督叫人大声嚷着说：‘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牌坊在大堂与仪门之间，俗称圣谕牌坊）群众不听，人人左手抱一个黄纸写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右手拿一根香（我没有看见有人手里拿着刀子棍子的），又冲进牌坊。赵督又叫人嚷着说：‘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要开枪了。’群众仍不听，冲到大堂檐下。赵督又叫人说：‘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群众还要向大堂冲上来。赵督说：‘挡不住了，没有法了。’就命令开枪。开了一排枪，群众立刻跑出去。”[14]死难者有姓名可查的二十六人，受伤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四川人民的愤怒本已日趋白热化。像这样的大血案一发生，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革命党人又乘此鼓动。于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刻转入武装起义的阶段。

第四阶段，9月7日以后，也就是武装斗争阶段。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前三个阶段中，立宪派人起了主导作用；而在它的第四阶段，革命党人起了主导作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对四川革命活动的开展一直十分重视。熊克武等曾奔走各地，联络会党和军队，发动过五次武装起义。1909年，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龙鸣剑回到四川，在成都创办法政专科学堂，并被举为省咨议局议员。“他们曾经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15]在重庆，同盟会在学界有很大力量，主要负责人有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和学监张培爵，重庆教育会会长朱之洪等。(www.xing528.com)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对保护铁路权益的问题十分关心，但对立宪派人把运动限制在向清政府请愿的“文明保路”的范围内深为不满。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上，朱之洪的发言是比较激烈的。他回重庆后，杨庶堪指出：“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16]成都党人也四处联络，暗中从事准备。这样，同盟会的活动重点就转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上来。

8月4日，也就是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开幕的前一天，由龙鸣剑和秦载赓等事先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在该日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会议在深夜举行，放哨直到一二十里以外，当夜决定组织同志军。“会上并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川西北则由张达三、侯国治等号召进行。会后得知省垣大兵集中，不易得手，于是复决议在七月（农历）间各地同时或前后参差几天起义，以分散清军力量。”[17]

成都“七一五”血案发生后，龙鸣剑和同盟会会员朱国琛、曹笃等立刻抓紧时机到城南农事试验场裁成木板数百片，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18]二十一字，“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这就是人们所乐道的‘水电报’。这些‘水电报’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便知道了成都发难的消息，纷纷揭竿而起”[19]。而清军巡防营出城，肆行枪杀，蹂躏不堪，更迫使城外数十里各处纷纷起来自卫。

“七一五”血案发生的第二天起，各县同志军开始包围成都。这些同志军是从哪里集结起来的？是来自成都附近各县。大体上形成了三个中心，都和同志军有关：第一，成都城南的华阳（治今成都市）秦载赓等部。这是最早起来的一支同志军，9月8日早晨就开抵成都东门外。第二，成都西南的新津侯宝斋等部，在9月8日挺进成都南郊，和清军激战于红牌楼。第三，成都西北的郫县张达三等部也随着开抵成都西门外。此外，成都东北广汉的侯桔园（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绵竹的侯国治（哥老会首领，曾参加罗泉井会议）等起义后，切断了成都经剑阁、广元同陕西相联结的交通线，从而形成了对成都的四面包围。9月25日，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吴永珊（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第一个县级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民军的中心，这件事比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

当同志军起义在川西各地风起云涌时，赵尔丰在成都所能调遣的主要兵力是四川新军。但新军大多同情于保路运动，无心对同志军作战，除守卫成都和争夺新津外，没有多少表现。赵尔丰信赖的傅华封部边军精锐，又先后被同志军困在荥经、雅安，始终未能回师成都。赵尔丰手里实在没有什么能用来扭转或打开局面的实力，只能困守成都，一筹莫展。但同志军也有弱点：尽管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可是武器和训练都差，内部成分复杂，指挥又不统一，初期的起义地区仍局限于成都附近的川西地区，没有能波及全川。因此，在武昌起义前，双方大体上是一个相持的局面，谁也吃不了谁。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志军蜂起时，我们再也看不到立宪派人在运动前头起什么号召和组织作用。当然，蒲、罗等人的被捕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但根本问题还得从立宪派人的两重性来剖析。立宪派人有爱国心，有在四川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愿望，铁路路权直接牵涉他们的利益。他们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咨议局和铁路股东会这些合法阵地，在财力物力上有种种便利条件，可以公开出来号召和组织。这决定了他们在运动前期能居于主导地位，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的要求并不超过“文明保路”的限度。成都血案发生后，运动一下子被推到远远突破他们设想的框架之外，这就使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仿佛顿时间就变得销声匿迹了。革命党人所处的地位和条件恰好与此相反，他们社会地位较低，没有立宪派人那些有利条件，在运动初期还不能起主导作用。但他们的态度一直比立宪派人坚决和激进，并且早就在会党中积极联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成都血案的发生，宣告“文明保路”的破产。他们便不失时机地立刻挺身而出，发动同志军起义，代替了立宪派人在保路运动中所居的主导地位。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准备，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同志军就能包围成都，并迅速发展到如此规模，是难以想象的。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可以说是全国性危机的产物，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慨已经到了极点，整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有人在9月16日给盛宣怀的私信中说：“盖近年人心思乱，多因他政所召，不过借路发端。彼乱民志固不在争路，而争路诸人当奋争时，初亦不料乌合之众遂至于不可收拾也。”[20]离开这个大背景，单就四川保路运动本身来考察，很难说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这个运动反过来又对全国的革命形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最能强烈地扣动人们心弦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保护铁路权益，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异常敏感的问题。清政府偏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味倒行逆施，把人们逼到别无他路可走的绝境。四川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地步，对全国的震动是巨大的。它成了一个突破口，使国内本已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陡然更加紧张起来，直接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1]杨开甲：《川路风潮之演变》，《武昌首义》，第195页。

[2]秦枬：《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369页。

[3]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5页。

[4]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第9页。

[5]三余书社主人：《四川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403页。

[6]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第10页。

[7]《讲演部公约，附〈讲演要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197页。

[8]《本会爱国热之一束》，《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7号，《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296、297页。

[9]《股东特别大会志略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1号，《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324页。

[10]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第23页。

[11]三余书社主人：《四川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412页。

[12]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57页。

[13]秦枬：《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371页。

[14]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第34页。

[15]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42页。

[16]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76页。

[17]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43、144页。

[18]熊克武等：《蜀党史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第169页。

[19]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第66、67页。

[20]《陈毅致盛宣怀函》，《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