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广州新军与三二九起义

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里，同盟会仍然集中力量从事反清武装起义的发动。这时，他们的活动重点更多地放在新军方面，并且以广州为主要目标。

革命派把发动武装起义的重点转到新军方面，是一个进步。这固然同河口起义后他们总结了主要依靠会党起义难以成事的教训有关，也同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无法分开。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它的统治，积极编练新军。这些新军有着新式的武器装备，并经过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原有的巡防营等旧式军队有明显的不同，战斗力也强大得多。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1905年，统一新军编制，计划在全国共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新军的高级军官不少由归国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当，中下级军官很多是各省陆军学堂毕业生，他们中一部分人在学校中先后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有不少失业知识分子投入军营。拿广州来说，“新军目兵通通由征兵而来，文化程度相当高，爱国思想很浓厚，如果先进行宣传教育，鼓动他们的热情，运动进行自易”[1]。这些都便于革命派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使新军逐步革命化。

新军起义以1908年11月的安庆起义为发端，但那次起义的条件不很成熟，这以后沉寂了一年多。同盟会所领导的第一次新军起义是1910年2月的广州起义。广东新军始建于1903年，后来组成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1907年春天，赵声到了广东，先后担任陆军小学监督、新军第二标（相当于团）标统等。他是同盟会中杰出的军事人才，在广东新军中也有很高的威望。赵声后来遭到清方的疑忌，被迫离开广州，到香港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工作。孙中山并且指定：“广东军事计划，一听赵先生主持。”[2]这以后，经他安排到广州新军中担任排长的倪映典继续负责当地新军中的革命工作。

倪映典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注意直接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那时各标营每天晚饭后，高级官长已驾马车回城里家中去了。驻营的目兵，只剩下队、排的官长率领到营外去散步。‘讲古仔’最为目兵们欢迎。倪映典便借这个机会来宣传革命。”[3]“讲古仔”就是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从岳飞、韩世忠，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到洪秀全都有。每星期讲一两次，听的人越来越多，收到了巨大的反清宣传效果。与此同时，他在新军中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到1909年冬，“士兵加盟入同盟会者三千余人”。同盟会南方支部对这次起义抱有很大希望，也做了比较周到的准备。当时担任南方支部支部长的胡汉民回忆说：“时广东全省军队万余，惟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得新军则他军无难制驭。余与伯先（即赵声）、克强（即黄兴）尚虞其不足，复使姚雨平、张醁村等运动巡防营之在省会附近者，又使（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为响应。”[4]

但倪映典在新军中的工作也有一个严重的弱点：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指挥机构，更没有建立起比较严密的标、营、队、排各级组织。2月间，他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群龙无首，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人能控制整个局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外地发生了新军第二标士兵同警察因小事而发生冲突的事件，风潮在自发的状态下迅速扩大，广州市内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清方抢先处在严密戒备中，暗地里将第二标各营的枪械拆卸、子弹收捡，送往城内。当倪映典从香港赶回广州时，局势已很难控制：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起义已如箭在弦上，欲罢不能；新军第二标因枪械被缴，无法行动，其他部队存留的子弹也极少，内部也相当涣散；清方水师提督李准却以所部精锐扼守新军驻地通往省城的要隘。倪映典看到局面已十分不利而又势成骑虎，只得率新军第一标和炮二营、工程营、辎重营等三千人起义，向省城开进。由于部队只有子弹七千粒，平均每人只有两粒多，以致在战斗中很快弹尽援绝，无法坚持下去。原已参加同盟会的巡防营管带李景廉又临阵背叛，诱杀倪映典，使起义军突然失去统帅，进一步陷入混乱，迅速溃散。

有了安庆新军起义，又有了广州新军起义，影响就更大了。姚雨平说：“在新军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分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军、会党、绿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加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5]

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南方支部由于原来抱的希望很大，这时几乎沉浸在一片悲观失望之中。但孙中山并不灰心。同年11月，他到槟榔屿同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商议卷土重来的行动计划。他鼓励大家：“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乎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6]并且指出：“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7]孙中山的信心和勇气，有力地感染并鼓舞了大家。

这次起义的重心选择在哪里？黄兴同赵声多次商议后，主张仍在广州。主要着眼点是：广州新军中还有相当多的力量保存下来。他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反正者甚众。”“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省城一得，兵卒械足，无事不可为。”[8]这个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他在给人的信中说：“大多数领导人皆主张一开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9]其他地区的响应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黄兴在那封信里提到了东北、浙江、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对湖北新军尤为注意，并写信给正在武汉的居正说：“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10]他还派谭人凤到两湖，给了居正活动经费六百元，给孙武活动经费二百元。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受孙中山的委托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的统筹部，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起义计划也有严密的部署。黄兴在一个报告中曾有扼要的叙述：“发动计策，原以军界为主要，从前运动在新军，此次调度处之设，则兼及巡防营、警察。但警察无战斗力，巡防营自正月举办清乡，驻省不常，故仍倚新军为主。新军有枪无弹，所有仅备操时数响之用。则必先有死士数百发难于城内，破坏满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机关，占领其军械库，开城门以延新军入，然后可为完全占领省会之计。”[11]可见他们的起义计划中，主要依靠力量还是广州新军。

和以前几次起义不同的是：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等常常不能听从指挥，所以这次又精选了一批能由起义领导机关直接掌握的骨干队伍，称为“选锋”。人数最初定为五百人，后来增加到八百人，其中包括不少留日学生，尤以闽籍、川籍的为多。起义前夕，这些选锋绝大多数已到香港、广州。他们的任务是在城内首先发难，打乱清朝的指挥系统，占领军械库，打开城门，以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并不是如有些人以为的只想单靠一百多人的小队伍用突然袭击的冒险行动来取得成功。

为了保证选锋需用的枪械子弹，他们从日本、越南、中国香港等处购买后先集中在香港，然后分别藏在头发包、米包、外国颜料罐头、嫁娶礼物等中，大量地秘密运入广州。在广州城内设立的供储存枪械子弹等用的秘密机关，据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一书的不完全记载，不下三十八处。这些准备工作，做得也是比较周密的。

4月8日（农历三月初十），各项准备接近就绪。在黄兴主持下，召开统筹部会议，决定十路进攻的计划。确定由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这是因为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更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由于吸取了上一年广州新军起义时临时无人在现场指挥的教训，而赵声在广州认识的人很多，不便过早露面，于是决定由黄兴在23日先进入广州。

黄兴到达广州后，将起义时间确定为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他一到，广州起义机关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明白，起义就在这几天了，心情十分兴奋。但就在这时，整个环境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恶化了。

4月24日起，像晴天霹雳一样，从新军驻地突然传来消息：清方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新军是这次起义中的主要力量，军中本来有枪少弹，现在连枪机也没有了，枪支便成了废铁。同时，天字码头等处连续驶来的长头蓝布篷船中，载着陆续调来省城的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清军。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很明显，这次起义的打算已被清方侦悉，敌人已做了严密的布置和戒备。

这时，起义领导机关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起义的一切准备，本已如箭在弦上，难以罢手。现在，敌人显然有备，已经张开罗网，等候革命党人投入。原定的计划一下子全被打乱了。不少人认为：如果冒昧发动，无异自投罗网，已难取得预期的胜利。而这一切，又都来得那样突然。

当时坐镇城中、肩负指挥重任的黄兴处境极为狼狈，而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其后，城中站岗警察亦俱佩戴武装而大索城内住户。‘党人已遍布城中’等等流言，几于尽人皆知。一两日来之风云，转瞬剧变。凄惨气象，已重罩四城。到此确认吾党中必有侦探，已将事情告清吏矣。改期之说，已在一般同志考虑中。”[12]接着，始平书院、三眼井等储存手枪、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有一次老喻（培伦）搬炸药入屋，李应生之弟闻警察自相语云：此物想又是那东西。”陈炯明、胡毅生、朱执信和赵声的代表宋玉琳等都主张缓期再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兴被迫在4月26日晨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13]。随即致电香港总部：“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将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当天，城中数十个秘密机关陆续收束，已经到达广州的选锋也开始分批撤回香港。

但是，黄兴的内心是异常矛盾、异常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人这样多，牵扯面这样广，大量军械弹药都已运入城内。所谓改期，其实无异取消。原先的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东流。特别是，在黄兴看来，以往起义的多次失败已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用款达十多万元。如果一无成效就自行解散，以后还有何面目去面对那些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人将疑其诳骗，是绝后来筹款之路也。”[14]

因此，黄兴决心拼个人的一死，来酬答一切。当改期的决定一作，他就对人说：“我既入五羊城（即广州），不能再出去。”“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但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黄兴一人。福建籍留日学生林文（时爽）虽明知事机败露，难望有成，但看到黄兴的决心后，也表示：“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伦（云纪）表示：“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参加选锋的人中，不少人远历重洋，潜返内地，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加上又传来消息：清方调来广州的巡防营中，也潜有革命党人，准备响应。于是，当天晚间，黄兴决心率领留剩在广州的一部分选锋孤注一掷，仍按原计划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一部分准备攻占大北门，接应城外的新军入城。这时，“诸同志热度可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算，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15]。

这是在情况发生陡然变化、原来的全盘计划突遭破坏、几乎明知将遭失败的背景下做出的以一死报国人的悲壮的决定，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行动。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队从小东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但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坏：最后决定起义时计划的四路进攻中，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三路都没有动，只剩下黄兴率领的一百多人孤军奋战；他们扑入两广总督衙门，对方早有准备，等待着他们的只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房屋；出衙署后，开来的巡防营又不曾起而响应，却向起义军发枪射击，前去招呼的林文即被击毙。黄兴原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城外的新军身上，万万没有想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根本没有接到何时起义的通知。他们中一些人回忆道：“至发难围攻督署时，吾等军中同志犹未知之。及知之，而北门城墙上八旗兵已满布枪炮口，且瞄准向吾军营房矣。吾军中平时不发弹药，此时望穿秋水，又不见接济到来，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观，相对疾首而已。”[16]不少人听到起义发动的消息后，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势，略大为之色喜，略减为之不悦，如此数次，火竟低灭，各皆丧气，而回至平地”[17]。“双方失了联络：选锋同志在城内望燕塘，新军同志在燕塘望城内。”[18]这是何等可悲的状况！其他原先联络的民军等也因宣布改期后已经遣散，没有来得及再集合起来。

结果，就成了一百多个选锋在城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斗。许多人表现得十分勇敢，但人数毕竟太少，队伍被打散了。黄兴右手两个手指被击断，在激战中同大队相失。其他人“三五分离，彻夜巷战，或饮弹，或被擒，存者遂寥寥无几”[19]。

这次起义失败时被捕的党人，已知的有三十一人，包括林觉民、喻培伦、宋玉琳、陈可钧等。林觉民是福建籍留日学生。他在赴广州参加起义时，就给妻子陈意映写下绝笔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而不顾汝也。”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中所表达的爱国热忱、高尚情操、革命决心，直到几十年后，依然能那样强烈地扣动每个读者的心弦。在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八十多人。其中七十二人被收葬在广州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www.xing528.com)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的。他们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中不少人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容赴难，更对人们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虽夙不赞成革命者，得知林时爽、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人死义之事，与海防诸同志据米店为守、以数人抗巡防营千余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脱险而出之事，无不奔走相告，眉飞色舞。”[20]清朝这个反动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越来越成为憎恨的对象，已经非推倒它不可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这就大大推进了本已日趋成熟的全国性的革命危机。就在这次起义的下一个月，湖北两个重要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着手实行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月，四川保路运动开始。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1]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一九一〇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86页。

[2]莫纪彭：《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29页。

[3]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一九一〇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86页。

[4]《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32页。

[5]姚雨平：《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0页。

[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06页。

[7]《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36页。

[8]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18页。

[9]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481页。

[10]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

[11]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黃兴集》，第45页。

[12]陈春生：《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决定之经过》，《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144页。

[13]黄兴：《致海外同志书》，《黄兴集》，第41页。

[14]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第121页。

[15]陈春生：《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决定之经过》，《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146、147页。

[16]何振：《广州新军之动态》，《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218页。

[17]马锦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与广州新军》，《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209页。

[18]莫纪彭：《何振事略》，《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562页。

[19]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65年第3期，第47页。

[20]曾杰：《黄花岗之役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期间湖南党人的革命活动》，见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