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辛亥革命回顾

在这样普遍的大混乱中，立宪派也做出自己最后的努力，先后掀起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立宪派代表的主要是国内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他们一般是当地士绅，往往本身就拥有大量封建地产，并同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者之间的分野还不是那样清楚，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地主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这种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两重性。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们看到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深深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都受着岌岌不能保的严重威胁，要求国家自强以救亡。他们也不满意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特别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勒索，对官府也有不小的怨气。当他们觉得自己已有一些力量时，就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宣传过爱国救亡，揭露过清朝政府的一些腐败政治，鼓吹过国民的责任和应该享有的权利，还介绍过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些是他们的积极方面。特别是，当时革命派着重进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传和组织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其他方面的宣传教育常常顾不上。同时，他们在内地不能公开活动，而立宪派一般是可以公开活动的，使许多人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的宣传。至于那些封建势力比较强固而革命派力量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立宪派在启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更多一些。这些，应该公平地给予肯定的评价。

但他们又有消极的方面，在革命大风大浪面前，竭力地反对革命，维护封建主义的许多东西。尽管他们在有些问题上对清朝政府有强烈的不满，但从根本上说仍尽力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在革命危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的发生，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这不仅表现了一般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且表现了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浓重的封建性。这是中国具体国情下的产物。这个消极的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起了不好的作用。

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在1907年就提出来。当时，《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的高潮刚刚告一段落，双方工作的重点都转向实际行动：革命派到南方发动武装起义，立宪派在国内已成立由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分任正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也在日本和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筹办政闻社。杨度向梁启超建议：“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动摇，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1]后来，杨度没有参加政闻社，另行组织宪政公会，推熊范舆为会长。这年10月5日，熊范舆等最早联名向清政府呈请速开国会。他们明确地要求：“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庶列强知中国之不可以侮，人民知国家之尚有可图，外无相逼而来之忧，内无铤而走险之患”。[2]这里说得很明白，他们所以要求速开国会有着双重的目的：对外是防止列强“相逼而来之忧”，对内是防止革命党人“铤而走险之患”。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

这年10月17日，政闻社正式成立。梁启超在当天举行的报告会上演说道：对国民来说，“其责任维何？亦曰：务建设一由人民选举代议制之国会，以为政治上巩固永续之监督机关而已”。至于革命，那是绝对干不得的：“苟革命屡行，则其国常陷于无政治之地位，视恶政治之害，抑更甚焉。”[3]也就是说，革命的发生比“恶政治”更为可怕。第二年初，政闻社本部从东京迁往上海，目的也是要在国内推动起一个要求速开国会的运动。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近闻有主张七年、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4]同月，预备立宪公会也两次致电宪政编查馆王大臣，要求“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5]。

但正在这时，一个无情的打击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8月13日，清廷下旨査禁政闻社。这以后两个星期，清廷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其中包括在中央设置资政院，在各省成立咨议局。1909年这一年，国内立宪派的活动重点转向各省咨议局的选举和成立上去。他们准备通过这样做，先在各省把自己的力量集结起来，取得立足点，再走向全国性的联合。请开国会运动便暂时低沉下去。

清政府所以决定在各省设立咨议局，是迫于形势，感到如果完全不让人们有说话的机会，硬用“壅障”的办法，是堵不住的，反而容易激成变端，但他们设了许多限制。《各省咨议局章程》的“总纲”中规定：“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6]这就是说：第一，咨议局只是提供一些供各省官府“采取”的“舆论”，也就是说，只能说说空话，并没有半点实权。第二，议论的范围又限制在本省的一些地方性问题上，不许涉及国家大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所重的只是财产和功名两端，并且特别规定把各学堂学生排除在外。咨议局筹办工作也由各省官府包办。

1909年10月14日，全国二十一个省的咨议局同日开幕。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的势力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有很大比重。议长中有江苏的张謇、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奉天的吴景濂等，副议长中有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佑、四川的罗纶等。他们以咨议局为讲坛，提出种种具体主张。他们取得议长、副议长、常设议员等职位后，更便于咨议局作为合法的基地，积极地开展立宪派的政治活动。这样，立宪派作为国内一种重要政治势力的地位便大体确立了。

对咨议局在清末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吴玉章有过一段评论：“第一，它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第二，咨议局也起了一种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因为咨议局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国内所占有的巩固地盘，它使得革命派在革命爆发以后完全处于劣势。立宪派成了主人，革命派成了客人，而主人是同封建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可以对咨议局的作用作这样一种评价，即：它在革命以前，一方面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它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对抗革命派的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7]

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立刻把它作为据点，进一步联合起来。这时，清王朝大崩坏的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露出来，抱着孤臣孽子之心的立宪派忧心如焚。他们还想“补天”，焦灼地期待清政府能在进行一定变革的基础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找到新的出路，以避免国家的灭亡或革命的发生。于是，便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第一次请愿国会运动是张謇带头发起的。他在江苏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期间，以议长身份发起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并邀请各省咨议局选派代表在年会闭幕后齐集上海，共同商讨促请速开国会的事情。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张謇有着状元的身份，又创办了大生纱厂等许多重要企业，在国内立宪派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经过联络，有十六个省的代表五十多人到达上海，只有五个省因路远未及参加。1909年11月27日，代表会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开会，决定组成代表团进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愿书上签名的以各省咨议局议员为限。“请愿大旨，在速开国会，于二年内召集之。”[8]第三天，推定进京代表三十三人，名称定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代表临行时，张謇送别并致辞道：我士大夫“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9]。

1910年1月中旬，各省代表三十三人，先后到达北京。梁启超派徐佛苏到北京同代表们取得联络，他自己也同请愿代表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直接通信。这样，梁启超便和国内的立宪派重要分子开始了政治上的合作。16日，请愿代表由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它的大意是说：按照朝廷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步骤，召开国会当在九年之后，而九年后的危局不知又当如何，因此，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他们还遍谒军机大臣和近支王公，痛陈利害。但清廷对召开国会心有疑惧，而且觉得九年的期限已见于煌煌上谕，不宜因代表请愿就加以缩短。在这种心理下，他们颁布上谕，一面称赞请愿书“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一面又表示九年后一定召集议院，实际上拒绝了他们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

立宪派对这次请愿不能达到目的是有精神准备的。代表们在通告咨议局时就说过：“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10]清廷对他们表示的温和态度，也使他们继续抱有幻想。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共同决议：准备举行第二次请愿。

5月初，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先后成立，请愿代表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的社会面比上次更为广泛，不仅有各省的咨议局，而且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6月初，入京请愿代表已达一百五十多人，号称代表三十万人。16日，请愿代表八十多人前往都察院递上请愿书十份。请愿代表上载沣书中说：“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继，如燎方扬。民愤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不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11]

6月27日，清廷颁布上谕，不仅寸步未让，态度比上次也不客气得多了。它申斥请愿代表们：“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且断然警告道：“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12]

这道上谕对请愿速开国会的人士来说，无异兜头一盆冷水。许多人极为愤慨，并纷纷着手扩大请愿组织，广泛征集签名，准备再举。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一篇长文说：“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吾敢断言曰：中国而欲有国会者，惟开设于宣统四、五年以前为能有之，过此以往，吾中国永无开设国会之时矣。”他又说：“国民即好虚名，亦何争此区区数年之岁月？而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13]这些言论和行动，预示着行将到来的第三次请愿，无论在规模上和激烈程度上都将远远超过以前的两次。

第三次请愿本来预定在1911年3月进行，后来却提前将近半年，在1910年10月上旬就举行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全国危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了。从民族危机看，这一年给人们刺激最大的是日本正式吞灭了中国的邻邦朝鲜，使许多人更强烈地感到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深有切肤之痛。从国内状况看，这时已骚乱日起，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孙洪伊等第三次请愿时上资政院书中说：清政府既已拒绝第二次请愿，本来“何敢更犯威严，自干罪戾”，为什么仍“哓哓焉不能已于言”呢？原因只有一个：“以国家危急存亡，实迫眉睫。今日事势，已迥异数月以前。更阅岁时，安知所届？”他们大声疾呼地说：“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14]

第三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确实比前两次都大得多。事前，在各地先掀起具有一定群众规模的要求速开国会活动。这次发动签名，原定征集二千五百万人，虽然没有见到最后的确切统计，但签名人数远远超过前两次是无疑的。张謇还发起各省咨议局议长联合进京请愿，使请愿声势更盛。这个计划没有完全实现，连张謇自己也没有进京，但还是有一批议长去了。8月、9月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推举新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后又推孙洪伊为干事长。有些代表还提议不开国会就不纳税，情绪比前两次更为激昂。

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等二十多人持请愿书赴监国摄政王府呈递。临行时东北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在送行时各拔刀割肉一块，在致代表书上擦拭，使这次行动更带有悲壮的色彩。但各代表到达摄政王府时，遇到的仍是冷冰冰的接待，最后只是由肃亲王善耆出来代为接受，答应转交。

10月22日，资政院第七次会议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最后通过专折具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15]。尽管这个资政院也毫无实权可言，但它毕竟算是一个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性的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运动得到它的支持，自然更显得声势浩大。

三天后，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十八省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称：“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皇帝）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伏恳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宗社幸甚，民生幸甚。”[16]这件事自然非同小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身处地方，比朝廷更实际地感受到全国危机的严重性。

清廷拖到11月3日召开御前会议。他们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对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但他们筹划中的皇族内阁尚未建立，他们盘算中的一些重要措施尚未实行，又害怕在此以前，一旦国会成立，七嘴八舌，会受到许多牵制。此外，他们还有一重顾虑，生怕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一个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不能做主了，因此，还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17]最后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改在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第二天，清廷正式就此颁发上谕。

这道上谕颁发后，立宪派内部立刻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请愿已算取得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议长、最早发起第一次国会请愿的江苏咨议局这时也采取这种态度。11月7日，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祝贺国会提前召开。但大多数人是不满意的。河南、湖北、福建、江西、直隶（今河北）、陕西等省咨议局致电国会请愿代表团，要求继续努力，力争速开国会。直隶、山西、陕西三省国会请愿同志会也致电代表团，力争国会期限再行缩短。(www.xing528.com)

第三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再也没有能发动起第四次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只是有些地区依然群情激昂，奋起再请，而以东北三省和天津为最激烈。东北三省所以表现得特别激烈，同这年日本正式并吞同它一水相隔的邻邦朝鲜直接有关，而天津则是受到东北三省请愿代表活动的影响。12月下旬，东北三省代表十余人又赴京递呈，要求速开国会。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由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他们强行押送回籍，不准在京逗留。天津学界请愿代表温世霖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直隶总督陈夔龙立即令巡警道拿办。清政府更采取断然手段，将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立宪派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只得宣告结束。

这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都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0年。这时候，清朝政府的内外危机都在猛烈地激化，它的统治地位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多少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对这个极端反动而腐败的政府已不能再有任何期望了。期待它的恩赐，指望由它来实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异梦呓。只有坚决揭穿它的面目，破除人们对它的幻想，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倒，才能使历史向前推进。从当时中国的全局来看，这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心环节，并且已经有条件实现了。革命派正是这样做的。

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且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这是一条劳而无功的歧途。革命派在驳斥立宪派的这种主张时，提出过两个问题：第一，清朝政府有没有可能真像立宪派所期望的那样立即召开国会？第二，即便立即召开国会，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从此可以得到解决？他们指出，这些都是绝不可能的。这两个问题都是立宪派无法回答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还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他们说：“我国上下隔阂，朝廷与人民俨成两家，是以起革命之说，生满汉之界。趁此咨议局、资政院及各省人民之请愿，若蒙朝廷俞允，可以联上下为一心，谋政治上一致之行动。一切界说，全行消除。此种精神，可以永久不敝，即可以为万年有道之长基。”[18]他们希望用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用提早召开国会的办法，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以消除革命的爆发，可是，因腐败到极点而变得异常愚蠢的清朝政府连立宪派的这些忠告也听不进去，硬是加以拒绝，把许多原来抱着孤臣孽子之心还想帮助它把统治维持下去的人从自己身边推开去，结果使原本已极端孤立的清朝政府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同立宪派人原来的主观愿望是截然相反的。

自然，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不能说请愿国会运动一点积极的方面也没有。当然，国内还有不少数量的人虽然有爱国心，但对清朝政府仍有幻想，对革命主张一时还难以接受。他们在这次运动中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救国愿望，这种愿望是真诚的。运动中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朽无能所作的某些揭露，对这部分人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把相当一批原来对政治持消极态度的人卷入到实际的爱国政治行动中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因这个运动的失败，使许多人在痛苦的事实中受到教训，对清政府从失望转向绝望，终于认清请愿早开国会以救中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革命的道路，这同这个运动本身的是非评价是两回事了。

[1]杨度：《致卓如我兄足下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389页。

[2]《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页。

[3]宪民：《政治上之监督机关》，《政论》第2号，第7、12页。

[4]《社报》，《政论》第5号，第1、2页。

[5]《上宪政编查馆王大臣电》，《预备立宪公会会报》第10期，《本会纪事》，第16页。

[6]《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咨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69页。

[7]吴玉章：《论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册，第727、728页。

[8]《请愿速开国会各省代表在上海会议记事》，《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第447、448页。

[9]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国风报》第1年第2期，第122页。

[10]《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中国时事汇录》，第27页。

[11]《国会请愿代表上摄政王书》，《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五日。

[12]《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谕旨》，第79页。

[13]沧江：《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年第17期，第16、17页。

[14]《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上资政院书》，《国风报》第1年第26期，第87、88页。

[15]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中国大事记》，第151页。

[16]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中国大事记》，第153、154页。

[17]《阁会之风丝雨片》，《民主报》1910年11月15日。

[18]《国会反对者投降》，《民立报》191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