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混乱

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仅需要被统治的人民大众的愤怒达到极点，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还需要统治集团内部陷入极度的混乱，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

1908年和1909年相交的两个月内，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了两件震动内外的重大变动：一件是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在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内相继死去，另一件是袁世凯被放逐。这两件事，使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从而使整个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

光绪皇帝的死不明不白，可能是西太后下的毒手。由于他并没有实际权力，他的死除了对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是个沉重打击外，对当时的政治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清朝统治已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皇帝的死终究起了进一步动摇人心的作用。当天，清廷宣布：由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快满三岁的儿子溥仪为嗣皇帝，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第二天，西太后也死了。西太后的死，影响就大得多。尽管西太后早已老耄，死前十多天在颐和园度过她的七十四岁生日。但四十多年来清朝政府至高无上的大权一直由她独揽。在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她毕竟是富有反动统治经验和权术、比较能驾驭内部各派势力的人物。她一死，在清朝内部就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白，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朝政府更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12月2日，溥仪即位，宣布明年为宣统元年。第二年1月9日，发布上谕说：“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1]这个举动使中外都为之愕然。

为什么清朝政府在处境日益孤立、统治日益不稳的情况下，却把它原来倚为柱石的重臣袁世凯放逐回籍呢？根本原因在于：一切反动统治者总是要尽力把一切权力牢牢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越当他们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况下，他们就更加惴惴不安，对周围一切人更不放心，唯恐权力有什么分散，更要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正是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统治集团内部原来存在的满族王室和汉族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袁世凯长时期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手练成当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北洋六镇，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视和支持，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清朝政府感到有如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生怕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难以放下心来。西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等更感到对他难以驾驭。他们最初是想把袁世凯杀掉的，但又有顾忌，怕引起外国列强和袁世凯旧部的强烈反响，只得以“回籍养疴”为名，将他放归家乡河南。

袁世凯的被放逐，对清末政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清朝皇室的本来打算，是借此来实行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适得其反。

第一，它使脆弱而孤立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更加分崩离析，遭到更大的削弱。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统治经验和能力，本来远远不能同西太后相比。袁世凯被罢斥后，满朝大臣中又没有一个人能替代他的作用。袁的旧部遍布各方面，素来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时自然增强不满。而清皇室因害怕袁的势力重新抬头，又进一步加以裁抑：“如雷震春、倪嗣冲、段芝贵等已先后参革，曹锟要求保一头品顶戴而退休，张彪、何宗莲等亦正设法撤换，段祺瑞亦调充江北提督。”[2]这就使他们更加离心离德，使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不稳和脆弱。

第二，尽管清政府因惧怕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而不敢把袁世凯杀掉，并且继续保留同袁世凯深相结纳的庆亲王奕劻所担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要职，但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被放逐仍感不满。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见到清朝政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便采取“换马”的办法，宁可抛弃清政府而支持袁世凯。这种重要的政策变化，在此时已可隐约地看到端倪。

第三，清朝皇室罢黜袁世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兵权拿过来。溥仪说：“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府（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个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3]

皇族这些年轻亲贵尽管担任了重要军职，但他们都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得军事，实际倚仗的是禁卫军协统良弼。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当时清朝正命各省编练新军，良弼力主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的意图原想在军官中结成一股便于他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替代并排挤袁世凯的势力。但这些士官学校学生中不少人在留日时期受到过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些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被派入新军，并且很快得到提升，有些还充当了标统、协统以至统制等高级军职。这在客观上对武昌起义后各省新军得以纷纷响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西太后之死和袁世凯的被放逐，在清末政局演变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中已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主持人，内部分崩离析，一片混乱。

中国的社会经济，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也陷入大混乱中。即便从国家财政预算这种远不可靠的官方统计来看，对人民的搜刮也比甲午战前激增三倍以上，但仍无法支撑。在绝望中，他们除大量举借外债外，最重要的措施是两条。第一，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地把种种苛捐杂税硬往下压。进入20世纪后，省一级被赋以征课附加之权，其后果必然是旧税愈来愈重。而州县官过去只有催征田赋的任务，绝无兴办新税的权柄，现在州县可以自行决定征收某种新捐。各级官吏和地方士绅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使人民负担的加重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第二，滥铸铜元和滥发纸钞，用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对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夺。其中，滥铸铜元促使物价飞涨，是清末财政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铸造铜元，始于1902年冬。最初，人们觉得使用方便，都愿意用它。清政府乘此大量铸造，每枚铜元中的含铜量越来越低，结果铜元所值不断下跌。1904年末，每一银元换铜元八十八枚。到1910年，竟跌到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枚。由此受害最大的是下层劳动人民，因为他们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铜元。铜元价值暴跌，就使他们更加无法生存下去。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信用破产，这一年，以上海源丰润银号的倒闭为发端，在城市中也出现了一股席卷全国的银号、钱庄倒闭风。这在中国是前所未见的，造成的震动也极为巨大。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资本一般微薄，有的甚至没有多少实际资本，专靠向钱庄、银号借款以资周转，这时自然陷于窘境，处处是一片惶惶不可终日的景象。

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状况。他在《国风报》上写道：“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计民生之困穷是已。”“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他又写道：“若夫通都大邑，十年前号称殷富之区者，今则满目萧条。而商号之破产，日有所闻；金融紧迫，无地不然。自上而下，皆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盖晚元晚明之现象，一一皆具见于今日。愁惨之气，充满国中。呜呼，凡百险状，盖未有过此者矣。”[4]

“愁惨之气，充满国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一步步接近于根本崩溃的情况下，全国的劳动人民和民族工商业者以至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到了难以为生、民怨沸腾的地步。不注意这一点，很难了解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什么几乎没有多少人对清政府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其中，直接承受着最大压力的广大下层群众生活更痛苦不堪，已挣扎在生死线上。191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报告中写道：“湖北一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5]在城市中，满目萧条，景象也十分凄凉。(www.xing528.com)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愈益高涨起来。这种自发反抗斗争，在1910年达到辛亥革命前夕的最高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百六十六次。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一个是抗捐斗争，一个是抢米风潮。前者以农村的贫苦农民为主体，如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后者以城市贫民为主体，如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这两次事件都是震动全国的。

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在1905年前还很少看到，从1906年起逐步发展，到1910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抢米风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几乎全部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这同这一年夏秋之际长江中下游降雨量大，江水猛涨，冲毁堤岸，造成许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饿殍死亡相继，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各地发生大规模抢米风潮的直接导因，是粮价的猛涨，使为数众多的下层人民普遍感到难以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商巨贾囤积居奇，或同外国商人相勾结，大量运粮出境，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

拿长沙抢米风潮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乡，但1909年和1910年连续两年降雨量大，冲毁堤岸，造成洪水泛滥，全省粮食收成不及七分，灾民达十多万。省内的主要产粮区是濒临洞庭湖的华容、南州（今南县）一带，这里灾情最为严重。于是粮价飞涨。“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绪三十二年水灾，亦不过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种，价已七千以外，实为百数十年所未见。”[6]加上当时整个物价本在不断飞涨，外国商人这时又到湖南大量购米，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3月27日，长沙米价突然上涨到七十文一升，民心普遍惶惶不安。又隔了十五天，到4月11日，长沙米价涨到每升八十文。有个贫苦妇人拿了八十文去买一升米，因夹杂有已不通行的制钱数文，米店挑剔不收。她行乞凑满了这个数字，傍晚再去，米价又上涨了五文，仍无法购米，在悲愤之下，跳入老龙潭自杀。她的丈夫赶来，悲痛万分，又带了两个孩子投塘自尽。这个消息迅速传开，民心更加愤激。第二天又发生类似事件。饥民聚集在米店前责问时，清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打死贫民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于是，民众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自发地聚集起来，用火油焚毁湖南巡抚衙门，接着又捣毁或焚毁许多外国洋行和外商轮船公司，造成极大震动。

抗捐抗税斗争比起抢米风潮来，由来更久，延续的时间更长，次数更多，波及的面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征收的。他们巧立名目，任意侵吞，账目也多不清，激起的反抗也就格外猛烈。

拿莱阳民变来说，由于铜元贬值，民众负担不断加重，本来积怨已久。当地劣绅又借口地方自治所需经费，恣意勒索，甚至超过原有税额，使老百姓无法生存下去。官府却一味袒护劣绅，相互勾结，对民众采取高压手段，甚至加以“抗官”的罪名滥施杀戮，使乡民有冤无处申诉，被逼走上绝路，只得聚众反抗。当时《国风报》上说：“悉索敝赋，民不聊生，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官不恤民，袒助劣绅，苛敛不遂，淫刑以逞，而乱事以成。不知民喦之可畏，但务劫之以兵，声其聚众抗官之罪，肆其草薙禽狝之威，劫掠淫暴，甚于盗贼，民知乱亦死，不乱亦死也，则铤而走险，于是祸势蔓延，遂至不可收拾。”[7]这里说的“民知乱亦死，不乱亦死也，则铤而走险”，确是道出了实情。乡民相聚自保，最多时达到十五万余人。清政府却调重兵前来镇压，发炮猛轰，乡民死伤者达一千三百多人。莱阳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就这样被埋葬在血海之中。

这些自发性的斗争都有很大的弱点。参加斗争的城市贫民也好，乡民也好，平时十分分散，更缺乏共同的目标，只是被生活逼上了绝路，再加上受尽冤屈而无处申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来了个大爆发。但这是难于持久的。当反动政府动用军队进行极端残忍的镇压，又采取一些软化甚至分化的手段后，斗争终于被平息下去了。

可是，这些斗争深刻地反映了清王朝这时已陷于全面的、难以克服的危机中。客观的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反抗斗争的火种几乎无处不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异常动荡的局势。它不仅为全国大起义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使众多的人都预感到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不能维持多久了，也就是所谓“土崩之势，今已见端”。要是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深刻的社会危机，第二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要一举推倒清朝的统治是办不到的。

[1]《宣统政记》卷四，第24页。

[2]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第30页。

[3]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

[4]沧江：《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国风报》第1年第11期，第5、6页。

[5]《支那调查报告书》，第1卷第6号，转引自菊池贵晴《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第104页。

[6]《王先谦等十余人致岑春蓂公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46页。

[7]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1年第18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