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留日学生中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革命思潮在国内正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的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思潮在国内的高涨首先从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上海开始，自然也不是偶然的。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对革命的赞颂：“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1]像这样鲜明地高举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而又比较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是第一部。
由于这本书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笔调又通俗明快，在当时确实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人耳目为之一新。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2]吴玉章也回忆说：“至一九〇三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3]
邹容在这本书里还系统地宣传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他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念出发来提出问题，并且提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他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和具体主张，邹容也是第一人。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是从正面阐述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那么，接着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是从同立宪派论战来论述革命的意义。本来，革命派同立宪派在要求爱国救亡和民主启蒙方面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推翻卖国、专制而又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救亡图存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是无法实现的。立宪派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散布了不少错误言论，反对革命，阻挠人们起来推翻清朝政府。这些言论不少正同社会上长期流传的传统观念相合拍，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清除这种影响，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能的。
章太炎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具有深邃的国学修养，在当时国内为数众多的刚由旧式士大夫演变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言论，比一般留学生的言论更能对国内这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章太炎本人又是才从改良派营垒中分化出来，回戈一击，也更能打中对方的要害。
当时，立宪派企图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太炎却从世界各国的近代历史来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牺牲是必不可少的代价。立宪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用李自成等史实来论证：正是革命实践，才是提高人民觉悟的最有效的途径。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立宪派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则竭力揭破这种神话，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震动远近。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的那种震动人心的作用，是后世人难以完全体会的。
《革命军》是秘密出版的小册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传布的范围也有限。1903年5月，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从原来大多刊登社会新闻的无聊小报转变为革命派的公开宣传阵地，使革命宣传的影响大大扩展了。6月上半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还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辞激烈，一切在所不顾。上海新闻界原来的沉寂空气顿时为之一扫。
《苏报》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引起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江苏巡抚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又向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6月30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日，《苏报》被封。清朝政府原来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死地。但因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拖延到第二年5月21日，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1906年方才出狱。
苏报案发生在上海，对内地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海外的日本和香港等地难以比拟的。清政府本来想借苏报案将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结果却适得其反，更使革命思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促进了它的传播。日本出版的《江苏》第4期上有一篇时评生动地描写道：“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4]
这年冬，参加拒俄运动后归国的湖南籍留学生陈天华，又写了《警世钟》和《猛回头》这两部震撼人心的宣传爱国救亡的小册子。在《警世钟》一开头，陈天华就以令人惊心动魄的语言写道：“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5]他以异常愤怒的心情，列举大量的事实，向读者揭示出当时民族危机的极端严重性，说明局势已不容许人们再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www.xing528.com)
陈天华把清朝政府直截了当地称为“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万众一心地奋起，准备以最激烈的手段起来救亡，并且写道：“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6]
《警世钟》和《猛回头》出版后，成为革命派极为重要的宣传品。陈天华那炽热的爱国感情和浅显通俗的文笔，使这两本小册子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和鼓舞力量。许多革命分子将它们秘密翻印了成千上万册，令之广为流传。曹亚伯记载道：“《警世钟》《猛回头》等，输入湖南、湖北之各学堂各军营中，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矣。”[7]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湖南家乡也曾受过陈天华的小册子的影响。
[1]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38页。
[2]《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页。
[3]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第58页。
[4]《咄！满汉两种族大争讼》，《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第119、120页。
[5]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60页。
[6]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71页。
[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自叙》，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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