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活动之初-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出身于一个由农民小生产者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家庭。在十二岁以后，又在国外和香港受过十多年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中国劳苦农民的家庭背景同西方的近代教育，在他身上自然地统一起来。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中国社会中还不曾有过。这一切，使他有条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主要政治代表。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以后改号逸仙。参加革命后，曾在日本化名为中山樵，后来就被人们称为孙中山。他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那里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离澳门只有三十七公里，和香港隔水相对，同海外的交通比较便利，但本地背山濒海，土质硗瘠，农民生活贫困，因此不少人背井离乡，到海外劳动谋生。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佃耕农。父亲孙达成从十六岁起，到澳门一间鞋店当了三年学徒，以后就在那里当鞋匠，三十二岁才返回翠亨，因为自己没有土地，只能充当佃农。孙中山的两个叔叔，因在家乡难于谋生，只能离乡外出充当苦力，一个死在上海附近的洋面上，一个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产金的地方。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这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他从六岁起，就跟姐姐上山打柴，去园地拾猪菜。再大一些，就下田插秧、除草、挑水、放牛，从事各种劳动。十岁起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放学后仍要到田里劳动。“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2]那时，在他的家乡还有一些散落民间的太平军老战士，常对他们谈当年太平天国的故事，并且用做“洪秀全第二”来勉励孙中山。这些给童年的孙中山留下很深的印象。

如果孙中山只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确实最多也只能成为“洪秀全第二”。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尽管孙中山的出生距洪秀全死去只有两年，他们又都是广东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就在洪秀全死后这些年里，中国近代工业已开始出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了一批华侨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大哥孙眉。

孙眉少年时也是在家乡帮助地主做长工谋生的。因为生活越来越困难，在1871年应夏威夷政府的招募，出国赴檀香山做华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开办了牧场、商店，兼营酿酒、伐木等业。1878年5月，也就是孙中山十二岁那年，孙眉派人把他母亲和孙中山接到檀香山居住，孙眉寄回的侨汇也逐渐成为孙家经济的主要来源。这样，孙中山家庭的经济状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孙中山到檀香山后，先在孙眉所开的商店里做店员。第二年起，进入英国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了三年书，并且在校寄宿，以第二名毕业。以后又进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学习。孙中山原来所受的封建教育不多，檀香山五年的国外生活和所受的近代教育，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朦胧地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理想：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来“改良祖国，拯救同胞”。这时，夏威夷又正处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激荡转变的时刻，当地人正在激烈地反对美国准备吞并这个群岛和本地土王的专制统治。夏威夷的这种环境，对孙中山民族和民主思想的形成也埋下了某些种子。

1883年，十七岁的孙中山重返祖国。当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时，他自然格外敏锐地感到这个政府的腐败贪婪和中国人民所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越加深切地感到这一切是无法忍受的。但他回故乡后，向周围亲友宣传的还是地方自治的思想，零碎地从事过一些教育、防盜、街灯、卫生等改良乡政的社会活动。他在家乡只生活了三四个月。有一次为了宣传破除迷信，折断了乡中关帝庙神像的手指。这件事一发生，他在家乡便无法立足，只得前往香港。第二年春天，进入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央书院读书。这时发生的中法战争，又给了他很大的刺激。1886年，他从中央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回到广州进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读书。在同学中，有一个好友郑士良，是三合会会员。这是孙中山日后同会党合作的最初机缘。

1887年10月，香港西医书院创办。孙中山又转到那里读了五年书，毕业考试的十二门课程中有十门获得优等，以第一名毕业。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孙中山常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放言高论，无所忌讳，被称为“清廷之四大寇”。孙中山自己说，这是他的“革命言论之时代”。当然，谈论革命与从事革命，二者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当一个人还没有在实践中投身于革命时，无论他的革命言论的调子唱得怎么高，终究还不能认为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1893年冬，他曾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集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思想上仍有一些摇摆，总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朝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这条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走得通。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发生了孙中山北上天津向李鸿章上书的事情。

孙中山在这次上书里，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但是，李鸿章的态度却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3]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需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要冲破社会上各种传统思想的束缚，更不可能一开始就走上一条笔直平坦的大路。当反动统治势力还貌似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取得的那点社会地位，冒着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思考和摸索的过程，而且当他最后下定决心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甚至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这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为什么在决心革命前还会有那些摇摆，倒是应该对他那么早就决心投身革命并且从此不再回头而感到钦佩。

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是兴中会。1894年11月24日，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和他哥哥孙眉的帮助，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而且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在这时第一次提出来的。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是孙中山起草的。他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4]据说，入会的秘密誓词中还明确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目前还难以证实。

华侨资产阶级当时已遍布东南亚和它附近一带。他们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可是，由于祖国的衰败而在海外备遭歧视，甚至不能得到起码的保护。因此，他们有爱国心，关心祖国的命运，对“振兴中华”有着强烈的要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组织首先在檀香山成立，并不是偶然的。

檀香山兴中会毕竟是革命派最早的组织。无论它的章程，或是它的组织成员，都明显地带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征。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这批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共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有八十人，内商人七十四人、农场主四人、畜牧场主一人、银行家一人。[5]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分别是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这些会员大多不是坚定的革命者。檀香山的兴中会章程，虽然痛陈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但当分析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时，却写得十分温和，只把问题归结为“庸奴误国”，仿佛皇上还是好的，一切只是由于“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6]这是当时一般华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得了的。同时，章程中也没有提出革命的主张，“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词构陷也”[7]。以后，孙中山一离开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的活动几乎立刻瓦解。这些说明：檀香山兴中会虽然是孙中山建立的最早的革命组织，但由于它的成员的状况，这时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核心。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香港。他找到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并同杨衢云等原来在香港成立的辅仁文社联合，于2月21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由于它的成员几乎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反清分子，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的政治主张比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要激烈得多，并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清朝政府进行猛烈的抨击，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8]，而把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那些比较温和的词句都删去了。这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起了第一个能够采取革命实际行动的战斗核心。(www.xing528.com)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孙中山就和杨衢云等在香港集会，筹备发动广州起义。这年秋天，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决定联络会党、游勇和绿林，在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突然发难。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并没有经过比较长时期的革命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很快就把武装起义提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来呢？原因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社会特点来寻找。第一，当时中国面对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这种万分严重的局势，使当时的革命者产生一种特别急迫的心情，要求“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来不及进行从容的准备，而急于采取行动。以后，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的也是这种心情。第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清朝政府拒绝一切根本性改革，使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孙中山自己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就是一个实际的证据。这样就迫使他们不能有别的选择，只剩下拿起武器这一条路可走。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这样的传统，特别是时间相隔不远而为孙中山熟知的太平天国革命，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鼓舞作用。孙中山在筹备广州起义时，因为有人担心实力不够，便举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刘丽川小刀会用少数兵力夺占上海的例子来激励大家。第四，这时正值甲午战争时期，“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也使革命者感到时机有利，决心一举。

广州起义并没有发动起来，因为内部步调不一致，贻误了时机，又有人告密，清政府采取了行动，起义的计划被破坏了。孙中山等被迫流亡国外。陆皓东和其他三人在被捕后遭到杀害。陆皓东亲笔写下的供词中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他们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烈士。他们热爱祖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个起点。这以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逐渐被人注意。特别到了20世纪初年，当人们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和对清政府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时，孙中山在十来年前领导广州起义这种先驱者的榜样便博得越来越多爱国者的敬重。

孙中山开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象征。这对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1]《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2]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

[3]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28、29页。

[4]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8—17页。

[6]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6页。

[8]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