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力量成长：辛亥革命前后

但是，中国要奋起，单靠有一股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已经变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内部旧有的那些社会力量已不能给中国指明新的出路，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一些年代中，曾经在反抗外来侵略者、唤起人们开始睁开眼睛研究周围的世界等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特别是中国社会内部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日趋激化，他们就越来越难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逐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在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农民究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以便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1]。太平天国虽然比较过去的一切农民战争有着更完整的进步的纲领制度，并且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末了仍悲惨地失败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也有一些爱国的中小地主参加。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并制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企图，但也存在严重的弱点，包括存在不少愚昧和落后的东西，最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武装进攻和清朝政府的叛卖下失败了。

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到处发生风起云涌的下层劳动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会党在这些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03年至1905年的广西游勇和破产农民的大起义。下层群众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教育并鼓舞了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以后直接接受了革命民主派的领导，或给予他们有力的帮助，成为他们发动历次武装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离开下层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要求和斗争，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很难做出什么事来，也不可能成功地发动任何一次武装起义。自然，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才能开创出新的历史局面来。当时，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时期，只能充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没有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暂时还只能由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历史需要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日趋解体，这种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成长起来。尽管他们力量还太微弱，并不能完全胜任所应该担负的任务，但毕竟为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走的不是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它的主体，不是从原有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破坏，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原来的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向新式工业投资。这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的工矿企业还很少，本来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新式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由于民族工业本身力量微弱，它的发展依然很慢，这个机会被丧失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才接连掀起三次高潮，使局面发生很大变化。

他们在甲午战后之所以会向新式工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是受到当时民族危机激化，特别是外国资本对华从事投资活动的刺激，但直接诱因仍然是看到这样做可以获得优厚的利润。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农民的破产，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条件。如杨宗濂等1896年在江苏无锡开办业勤纱厂，虽然日夜开工，仍无法完全满足常州、苏州两府市场对该厂的需要，股息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庚子战后也是看到吃、穿两种货物在市场上销售状况最好，才投资兴办规模巨大的茂新面粉厂的。要是无利可图，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他们把资金转移到近代工业中来。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在中日甲午战后不久。这次高潮的特点是：

第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过去。如果拿1895年至1900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的数字和资本总额同以往二十多年相比：这五年间有一百一十家，资本总额近一千七百万元；而以往二十多年内却不到八十家，资本总额只有七百三十万元。第二，厂矿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山东烟台由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开设的张裕酿酒公司，创办资金为一百万元。江苏南通由中过状元从而能得到官府支持的张謇等开设的大生纱厂，创办资金也达七十万元。第三，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中，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一直占着主要地位；而甲午战后的五年间，商办厂矿的资本总额已超过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主要地位。第四，这时开设的商办工厂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缫丝厂，几乎占了这个时期设厂总数的一半，大部分又集中在广东顺德和上海；其次，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再次，是小型机器厂和榨油厂；其他方面是个别的。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以后。它的特点是：

第一，发展的规模超过了第一次高潮。1901年为十六家，1902年为二十一家，1903年为八家，1904年为三十一家，1905年达到四十三家。资金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在这五年间有茂新面粉公司、既济水电厂、内地自来水公司三家。第二，投资的范围更广了。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等继续有很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也都有民族资本投资的工厂出现。第三，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上层资产阶级。如张謇除原有的大生纱厂外，这几年又陆续投资于大兴面粉厂、翰墨林印刷厂、广生榨油厂、开成铅笔厂、大隆油皂厂、资生铁工厂、耀徐玻璃有限公司等。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这几年内投资开设了茂新面粉一厂、茂新面粉二厂、振新面粉公司等。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三次高潮，是在1905年至1911年，其中的高峰是1905年至1908年这几年。这次高潮的特点是：

第一，新设厂矿达二百八十八家，资本为七千四百八十七万四千元，七年内的投资总额同以往三十多年的投资总和相等。第二，在各工业部门中，这段时间内投资额占第一位的是棉纱业，五百五十一万七千元；第二位是造纸业，五百二十三万九千元；第三位是面粉业，四百八十一万元。这以前，民族资本在工业部门中投资额最高的缫丝业，主要是为出口原料做初步加工的；这时遥遥领先的几个部门，主要都是面向国内市场的。第三，从地区分布来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是上海、武汉和广州。虽然中国的近代工业还不多，但它们在这几个城市中是比较集中的，能够形成为一种力量。这是这个时期革命活动和立宪运动在江浙、两湖和广东表现得特别活跃的重要原因。第四，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是以铁路修筑权为重点，又由于铁路投资能获得优厚的利润，于是，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筹设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的热潮。到1911年，单以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三家公司的实收股额来说已达四千零八十三万元，超过了纺织工业四十年间投资额的总和。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夜保路运动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能发展成1911年全国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这种一浪高于一浪的接连三次的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投资高潮，不仅壮大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力量，而且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沿海沿江的一些通商城市）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随着民族工商业者力量的壮大，他们的组织程度也逐步加强。1902年，上海总商会成立。1905年，江苏、江宁、广州、福州、河南、成都等商务总会成立。1906年起，各地商会的数目迅速增加。很多重要城镇在商务分会下更设有商务分所、商务集议所等名目。此外，还成立了一些专业性的商会。不过，在这些工商业者中，商业资产阶级的比重大大超过工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又往往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和收购原料有关。这是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那些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虽很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方向，并且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政府的压迫，有着爱国和民主的思想。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外日报》在1907年曾写道：“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2]连张謇1906年致书张之洞时，也曾讲过十分激烈的气话：“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3]这些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要求，有着变革现状的要求。中国的近代工业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比较集中的，主要设立在上海等重要通商城市，这也增强了其影响和发言权。

可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也有严重的弱点：在全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毕竟十分微薄，因而相当软弱，还不能说是一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敢于为自身利益英勇奋战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并且同时还保有不少封建田产，同官府往往也有相当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的发生。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又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长时间内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立宪派，不敢以强硬的特别是暴力的手段来充当自身利益的维护者，争取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于是，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本来应当由他们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群挑起来了。这种看来颇为奇突的现象，却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是很迟的。直到甲午战前，尽管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知识分子的状况却没有相应地很快发生变化，一般还是那种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日夜孜孜攻读的还是那些古老的“圣贤之书”，以为这才是“大道”之所在，也是他们的进身之阶。稍微离开它一步，就要被看作“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莫大罪孽。对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来说，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确实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作学问。梁启超回忆他早年的情景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以后到广州入学海堂肄业，“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4]。梁启超是这样，后来思想相当激进的几个人物在甲午战争前夕也是这样。谭嗣同承认，他三十以前所学的都是“旧学”，三十以后所学的都是“新学”。那个“三十”之年，就是指甲午战争那一年。再如章太炎，甲午战前还是埋头在杭州诂经精舍的故纸堆里，并没有过问多少时事。谭嗣同、章太炎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状况更可想而知。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也由于中国社会变化产生的需要，一个新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它的形成过程，要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向国外大批地派遣留学生在先，在国内广泛地开办新式学堂在后。

派遣出国留学的事，虽从19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1900年前为数很少，影响更小。拿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来说，甲午战前还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1896年，也就是甲午战后第一年，清政府才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十三人，在使馆学习，准备培养为翻译人才。1898年，日本为了拉拢中国，请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堂学习，总理衙门奏准照办。但到1899年，“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5]。1901年后，留日学生开始激增。到1906年，达到八千多人。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留美学生总数，据留美学生会小史，宣统元年约八百余人云。”[6]

开办新式学堂的事，开始得还比较早。戊戌变法时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更引人注目。但在国内广泛地开办新式学堂，却是“废科举，设学堂”以后的事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令自明年起停办一切科举考试。不久，又命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本来那些旧式士大夫，“多借科举为进身之阶。他们都是应科考而学习，考八股则学八股，考策论则学策论。自废科举设学堂之后，他们进身的道路由科举转到学堂，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则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史”[7]。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速成生占百分之六十，其中分师范和法政两种。“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各省学校之教职员最大多数均系留日师范生。”[8]这些留日师范生回国后到各省新式学堂任教，又把他们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带回来教育国内新式学堂中的学生。到1909年，全国中学堂已有四百六十所，中学生四万零四百六十八人；小学已达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八所，小学生达到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六人。这些中、小学堂遍及全国各省，在一些边远地区的县城里也有，甚至女学生也可以入学了。这自然已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的社会力量。(www.xing528.com)

这些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在当时看来是一些“新派”的人。他们和旧式士大夫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不再像旧式士大夫那样，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天下”和“中国”看作同义词，而有了比较多的世界知识，了解一点万国大势、列强对外的侵略扩张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从而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更深切的体会，爱国思想更加强烈。李达在回忆他自己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9]

第二，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当时，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在许多接受了近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看来，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仿佛是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于是，法国和美国就代替戊戌变法时的俄国和日本，成为不少人心目中追求的榜样。留日归国的爱国少年邹容在他脍炙人口的名著《革命军》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10]这种热情无疑是真诚的，但他们把事情未免设想得太简单了，似乎只要把从西方书本上读到的那些新观念、新方案搬到中国来，中国土地上的百病都会霍然而愈，令人困扰的种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自然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但在当时，这种强烈的信念确实有力地鼓舞并激励着他们中许多人为实现这些新的理想而奋斗！

第三，他们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对前途满怀着信心，对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许多人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甚至华盛顿、拿破仑自诩。不少留学生更认为：“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乎留学生，夫人而知之矣。是留学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11]他们比较年轻，没有那么多家室或财产的牵累，因而在接受一种理想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能够奋不顾身地为之奋斗。这又成为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力量。

此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许多人的家庭正在破产没落，自己也遭受着失业和找不到出路的威胁。这些人大多有些个人抱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容易引起他们反抗的情绪。正是这样，他们中许多人在形势发展和革命宣传的推动下，逐渐觉醒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中去。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弱点：爱国和革命的热情很高，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还很不够，对中国复杂国情的了解更是肤浅；往往只重个人的力量，轻视集体的行动和群众的作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通常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不少人尚空谈，而短于行动；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新社会力量作为依靠，在政治上常常表现出软弱和摇摆。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分子，大多是从这些受过西方近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许多人主观上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的，但他们心目中大体上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作为榜样，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求的范围。他们的奋斗目标和主张如果实行起来，只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客观上正代表着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在当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把他们称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适当的。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日趋解体，曾经统治了这个社会几千年的地主豪绅阶级已经腐败和衰落，原有的社会现状已经无法保持下去，可是替代它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还远不成熟。这一切，不能不给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许多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特征和弱点。

[1]《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1月11日。

[2]《论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中外日报》1907年7月28日。

[3]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4卷。

[4]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2页。

[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07页。

[6]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162页。

[7]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31页。

[8]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53页。

[9]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

[10]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8月编印出版，第40页。

[11]云窝：《教育通讯》，《江苏》第4期，《教育》，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