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知识青年运动

吴旗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学停止招生，中学生留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致使1966、1967、19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滞留学校，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196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1968年12月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刊发消息。报道的编者按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1623万人。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采取招生、招工、参军、父母退休顶职、病退回城等多种渠道，解决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遗留问题。知识青年通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加之融入基层普通群众的生活，较为深刻地了解社会，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许多的社会精英和人才，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吴旗县1968年至1978年共安置本县初、高中毕业知识青年363人上山下乡，接受北京插队知青12人（1人因病中途返回北京），招收安塞的北京知青12人在吴旗工作。知青在吴起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让一代人久久难以忘怀。

吴旗城镇知青插队落户。按照毛泽东的号召，1968年吴旗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吴旗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专门组织动员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期是动员家在城镇吃商品粮的和家在农村的高中、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和返乡回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建立集中生产、生活的知青点，解决吃、住等问题。

1968年初，吴旗毕业的城镇吃商品粮的知识青年，就近在城关公社市镇大队（城关附近生产队，住宿在家）参加劳动、接受锻炼。1969年吴旗县首批招收高中生，对于一部分未招收的21名知识青年（男13人、女8人），安置到白豹公社两个大队3个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后，吴旗本地高初中毕业城镇知识青年插队：1972年，32名（男15人、女17人）分别安置城关公社金佛坪大队崖姚台生产队、楼坊坪公社土佛寺大队井坪生产队、楼坊坪大队八扎坪生产队插队落户。1973年，32人（男15人、女17人），分别补插上述公社生产队，1974年至1976年，155人（男77人、女78人）补原来插队点6个，新增知青点5个。1976年，安置在吴旗县工作的石油部门机修厂、钻井处职工子女28人（男12人、女16人）到五谷城公社风寺大队和五谷城大队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7年，城镇高初中毕业知识青年31人（男23人，女8人）安置到白豹公社白豹生产队沟门生产队、城关公社中杨青生产队、金佛坪生产队、长城公社双湾涧生产队、周湾公社阳洼生产队、周湾生产队、薛岔公社湫沟生产队、吴仓堡公社吴仓堡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8年为最后一次，共安置城镇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34人（男16人，女18人）补插到楼坊坪公社原知青点。

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间共安置本县城镇初、高中毕业知识青年351人（男144人，女207人）在吴旗县公路沿线、交通相对好一些的11个公社、22个大队、27个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80年底，知青安置工作结束，知青分期分批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中招收工人330人，参军11人，担任干部的13人，升学的17人。1981年初，对全县原知青点设施进行了清理。12名北京知青6人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4名大返城时返回北京，1人留在了延安（初来时1名提前返回北京），1名因病中途返回北京。

北京知青在吴旗。“当1969年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抹灭干净，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南方周末记者何忠洲2010年11月11日）

1976年，就在知青下乡大幕即将拉上时，延安又来了最后一拨102个北京知青，其中有11人到了之前因为条件更为艰苦从没安排北京知青的吴旗县，落户于吴仓堡公社韩沟门大队韩沟门生产队，韩沟门北靠吴旗与定边县交界地区，东近乱石头川。

1976年2月，北京市花园村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岩等同学写信申请要求到延安地区吴旗县插队落户，决心扎根山区，建设新吴旗。4月，中共吴旗县委派团县委书记刘正理和县知青办公室人员前往延安迎接北京知青。当时，延安至吴旗的道路不畅，全是土路，坑槽多，急弯多，塌方多，走走停停，11名北京知青乘坐延安地区运输公司的大轿车，170公里的路程走了八九个小时，下午5时左右到达吴旗县城，吴旗县党政领导、各单位职工、学生、群众3000多人在车站门口等候，秧歌队翩翩起舞，唢呐声悠扬起伏，鞭炮齐鸣，真像迎接亲人解放军那样热闹沸腾，11名北京知青背着铺盖卷，怀抱从北京带来的常青树，在县党政领导的陪同下住进县招待所。随后县领导组织他们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和中央红军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主战场——胜利山。县委与团县委给北京知识青年赠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及水壶、搪瓷缸，毛巾等日常用品。当晚，县文化部门在县影剧院举办了“迎知青”文艺晚会。会上县委领导讲话，北京“知青”代表黄岩同学发言，知青们还在晚会上集体登场表演了长征组歌“到吴起镇”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www.xing528.com)

县委领导对北京知青非常关怀，责成县知青办负责具体安置，并做到随时向县委汇报情况。11名北京知青分别是黄岩（女）、张家强、凌云、刘晓南、刘勇、王小元、王黎（女）、任进（女）、符小平（女）、陈伟玲（女）、李辉，他们是来自北京海淀区太平路中学（1964年创办）、育英中学（创办于1948年党中央驻地西柏坡）、花园村中学（1964年创办，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

4月7日，北京知青落户韩沟门生产队，从此这些从首都来的北京娃由学生变成了农民，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深居偏远的小山村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能想到来吴旗插队呢？”他们回答：“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们从《长征组歌—到吴起镇》中发现了吴旗县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革命老区，到这里来，更能受到革命传统教育……”4月下旬，知青将北京带来的各种蔬菜种子进行科学种植试验。

5月，吴旗县收到北京市支援的手扶拖拉机1台、粉碎机1台、电动机1台、水泵1台、架子车1辆。10月14日，北京知青出席了中共吴旗县委召开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习惯于大都市生活的北京知青，在贫穷落后的革命老区山沟里整整磨炼了两年。开始生活不习惯，换水土闹肚子是常事，有的甚至皮肤肿胀溃烂疼痛难忍。嫌农家脏，吃不下饭，睡不惯觉，特别是女知青常常是泪流满面。不会做小米饭、蒸馒头、剁荞面，生一顿熟一顿勉强生活着。但他们认真、诚恳，艰苦朴素，入乡随俗，不会做饭，就积极跟当地人学，大伙轮流做饭，过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就适应了；到后来他们中有的做饭、干活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人。他们吃苦精神强，成立“突击队”“尖刀班”，与农民打成一片，从早到晚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干苦干，特别是冬天参加农田大会战，手冻破、脚冻烂，还不离阵地，把分给自己的土方完成以后，继续帮助其他群众完成任务。第一年他们的口粮统一由县里供给，第二年他们就参加生产队分配，按工分分得口粮，自食其力。知青组组长张家强、副组长王黎、成员刘晓南等几名同学积极要求进步，先后被选拔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等职。他们给小山沟带来了文化、带来了科技、带来了信息，帮助农民识字扫盲学文化，并建起了队办科研站、医疗站、养猪场，给农民宣传科学、传授技术，在吴仓堡公社都出了名，他们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黄岩搞农作物试验田，一心一意钻在田里锄草间苗，施肥灌水防虫，试验田成为全公社的样板田。凌云在队小学教书，对学生要求严格。保健员符小平自带医疗器械药物，身穿白大褂，无论白天深夜，社员们随叫随到。饲养员王小元不怕脏不怕苦，喂养了20多头猪，打草饮水防疫，样样能干。任进看管一块果园勤修剪勤抚育，灶房管理员刘勇在每次忆苦思甜动员大会之后，必须给每个人吃一份“米糠菜”，就在他上大学临走之前仍然坚守岗位，把自己晒的白菜叶全部收拾起来留给同伴们吃。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们还要坚持为生产队演出文艺节目，每次劳动完了总要唱首《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和《长征组歌—到吴起镇》等。他们同农民亲如一家，与同龄人称兄道妹，据当地妇女张新梅讲，当年她和几个女知青认了姐妹，感情很好，经常在一块生活、劳动，甚至一个被筒睡觉，临走时都相互送了礼物，难分难舍（前几年还常有书信来往）。

1978年恢复高考和知青大返城后，北京知青先后离开了较为穷苦的小山沟，张家强、任进、刘勇、黄岩、陈伟玲、王小元6名知青考上了大学，王黎、符小平、凌云3名知青回北京工作；唯有刘晓南留在吴旗，在县公安局当干警、副局长，后调延安市安全局担任领导工作。村上人还谈到，1995年张家强、黄岩、符小平、刘勇四名知青还回来了一趟，走访父老乡亲，并给村小学捐献了许多书籍，临走时乡亲们又送给他们黄豆、小米、荞面等土特产。韩沟门村一位叫李应样的老人得了病，远在北京的符小平得知后，打电话写信询问病情，鼓励老人治病安度晚年。

除了插队落户韩沟门村的北京知青外，1970年，吴旗县还从安塞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招收了12名到县粮食、商业、邮电等系统工作。截至1990年先后10人调回北京，只有2人至今留在吴旗，均已经退休。两批北京知青中有5人与吴旗当地人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