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县革命老区发展史：从三道川事件到太白收枪

1930年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受陕北特委派遣，到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十一师苏雨生部搞兵运，苏部被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击溃后，刘、谢脱离苏部。这时，甘肃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为扩充势力，大肆招兵买马，声称谁能拉起一个连就任连长，能拉起一个团就任团长，并划分防地，发给军饷，于是刘、谢决定到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刘志丹利用其父亲给的两支枪和国民党保安县公安局局长陈定邦给的13支枪，又从保安县民团中抽调了部分人马、枪支弹药，寻找流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并邀集马锡五、卢仲样、刘兆庆、赵子实、薛应昌等一批党团员和贫苦农民，在金汤镇组建了一个营，共百余人。5、6月间，部队开赴今吴起县三道川，编为谭部骑兵第六营，下辖两个连，刘志丹任营长，一连连长卢仲祥，驻三道川张沟门；二连连长刘兆庆，驻白豹镇；三、四连待建，马锡五负责军需。

与此同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雷恩钧在宜川后湫天土匪杨庚武部做工作，不久，将杨部周维奇营一百几十个人拉到三道川，驻齐桥村，编为骑兵第七营。

当时，同在三道川驻防的还有张廷芝，张原为苏雨生部第十六团团长，驻军平罗。平罗兵败后也带几十个人投靠谭世麟。

这些部队共同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团部设在三道川的水泛台。

谭世麟同刘志丹商量团长人选：“你认为谁当团长好，张廷芝还是谢浩如^[1]？”刘志丹说：“张廷芝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推荐谢当团长，谭遂任命谢子长为团长，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周维奇，二营营长刘志丹，三营营长张廷芝。

刘志丹、谢子长把各地被敌人打散的党员和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编入了部队，扩充了力量，准备秋季在三道川起义。

这时，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委任谭世麟为庆阳警备司令，并给了个骑兵旅的番号，谭世麟让所属部队去庆阳参加庆祝大会。直辖三团研究决定由刘志丹和杨树荣（姜兆堂）带一营20名骑兵前去庆阳参加谭世麟晋升警备司令和骑兵旅长的庆祝会，并帮助其整训部队，襄赞军务。谢子长领导三道川的部队进行训练，准备伺机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

1930年夏，时任军阀井岳秀部骑兵团团长的张鸿儒（张廷芝之父），在安边听说张廷芝又和刘志丹合作共事，心里十分不安，便叫张廷芝速来安边。张廷芝到安边后，张鸿儒大发雷霆道：“你知道刘志丹是什么人，渭华暴动之首，铁杆共产党！你跟他合伙，没有好下场。”张廷芝说：“我不是不知道，只是怕刘志丹势力发展，使我们在洛河川站不住脚，只好暂作合伙为牵制之计。”随即二人密谋一番。张廷芝临走时，张鸿儒仍觉不放心，一再叮咛：“此举非同小可，关键一着是周维奇上钩，如果能把这个营的武装搞到手，不仅洛河川一带是咱的天下，就是我们张家跟红军较量也有了本钱。”(www.xing528.com)

张廷芝回到三道川，利用刘志丹去甘肃的机会，瞅准了兵匪出身的周维奇。一天，周维奇正与几个人推牌九，张廷芝伺机而进，周大惊，但张廷芝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陪你们一块儿玩玩，看看手气如何。”张廷芝要诱周维奇上钩，有意只输不赢。不一会儿，周的面前便是大把大把的银钱。张廷芝说：“人生在世，还不是图个吃喝玩乐。”周维奇钱迷心窍，迎合一句：“可不是，宁做富叫花，不做穷皇帝。”张一听拍手叫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改日我请周营长喝酒。”两三天后，张廷芝在金佛坪宴请周维奇。酒过数巡，张对周说：“我很欣赏你的才能，若不嫌弃愿将我妹妹少荣相许，不知意下如何？”周维奇利欲熏心，哪有不应之理。张又进言：“我们既成亲戚，就是一家人，把我的快马送给你骑。”快马、银钱、美女，使周维奇对张廷芝感恩戴德，信任有加。随后张廷芝提出要周派人到宁夏下马关把他的队伍接回来，周一口答应。这时，阎红彦急于想找机会收编张廷芝的人马，便不听谢子长等劝阻，亲自带领39名骑兵随张去接部队。原来苏雨生因扩充自己的势力，在宁夏失败后向陕西方向流窜，其先头部队遭到驻守固原的黄德贵拦截，后有马鸿逵部尾追，腹背受敌，在固原—惠安堡一线激战两月余。张廷芝的大部兵力也在这里参战，张廷芝担心部队受损失，更惧怕刘志丹革命力量在吴起川发展，决定去接兵，于是自己带10人同阎红彦等前往惠安堡。张廷芝到宁夏惠安堡后不仅带走自己的部队，还暗中活动苏部下的团长许文彪及其弟许五子等十余人持械叛变。张命人率部经环县一线返回到吴起，分别驻扎在金佛坪、白豹和三道川蔺砭子。这些匪徒在归途中抢劫牲畜数百头，在蔺砭子出售数月。与此同时，张廷芝与阎红彦等沿盐池一线到安边。张廷芝与其父再次密谋后，卸了阎红彦等人的枪且关押（后放走）。随后，张廷芝很快回到了吴起。

当时吴起川革命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三道川，上至张沟门，下至川口，总共不到30公里的狭小地带。驻扎在这里不足500人的挂名谭世麟直属三团，实际上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相互利用与等待。周营驻在距水泛台南不到5华里的齐桥，虽有装备好的200多人，但已被张廷芝所控制，加之下川蔺砭子张廷芝部截住川口；上川张沟门山后的白豹也驻着张营的一部分兵力；刘、谢直接掌握的100多人的第二营两个连及团部驻地水泛台、张沟门，处在张廷芝的包围之中。刘志丹又被谭世麟请去庆阳。虽然谢子长在水泛台，但他能控制的只是二营，而且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也不那么熟悉，形势十分严峻。张廷芝认为到了摊牌的时间，于是便在金佛坪摆“鸿门宴”，缴了周维奇的枪。这时，周维奇才如梦初醒，但还是唯命是从，领着张廷芝到齐桥，没费一枪一弹，让全营200多人缴了械。接着，连夜扑向水泛台，包围了谢子长及其团部。谢子长闻知有变，即带领队伍从水泛台庄后的清水沟突围，与刘景范、刘景明等少数人脱险。驻扎在张沟门的卢仲祥连听到枪声后，队伍还未集合完成，张廷芝的人马已冲进院子，他们只好从后门边打边撤。但终因寡不敌众，只撤出少数人。连长卢仲祥及被围之部下大部被俘。马锡五、刘约三、刘兆庆、陶尔曼等人在白豹川亦被俘。

张廷芝没有抓住谢子长，便立即派蔺士昌、冯俊超领骑兵去抓刘志丹。此时，刘志丹正带着从庆阳领取的装备物资返回三道川，在脚扎川（今白豹镇所辖）丈人家得知事变后，晚上住在湫山寨子，第二天改道前往永宁山。蔺士昌、冯俊超到湫山寨子扑了空，马不停蹄赶到永宁山寨下，被县长贺明堂斥退。当天晚上，刘志丹由王子宜、曹力如护送，用绳子从寨子后边山崖上吊下走脱。途中巧遇谢子长，二人直奔绥德、米脂一带去找特委。

这就是所谓“三道川事件”。

张廷芝父子制造的“三道川事件”，使刘、谢历经艰辛建起的一支革命队伍尚未打出红旗就失败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也受到很大损失。然而却在吴起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之后，刘志丹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坚信：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放晴的时候，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失败了再干。他从此更加坚定了创建革命军队的信念，同时决心打击张廷芝匪徒。

1930年8月，刘志丹与谢子长一同出席了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他俩汇报了“三道川事件”发生的情况，特委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并成立了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会后刘志丹再次回保安永宁山，和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研究再一次搞武装的事。他坚定地说：“党要我们搞兵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武装。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搞武装斗争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武装必须是在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我们必须趁目前陕甘边界敌人力量空虚的机会，瞄准目标，狠狠打击他们，搞起自己的武装，打游击战争。”经过仔细商量，周密设计，10月1日，刘志丹打着谭世麟骑兵第六营的旗号，进驻合水县太白镇，击毙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缴枪50余支。史称这次行动为“太白收枪”。

之后，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建立了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装，在安塞、保安、合水一带打土豪分财物。部队编为两个中队，建立了中共组织，书记杨树荣（姜兆莹），并抽出部分枪支给民间武装赵连壁、同守孝，让其在太白、南梁一带发展武装。刘志丹则率部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加紧练兵。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也正是靠着这支武装力量，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几经周折，在陕甘地区树起了工农武装的红旗，终于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