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山区隐蔽集结数天之后,眼看蒋介石在黔的主力纷纷北渡赤水,“牛鼻子”牵了过来,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围未成”之机,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四渡赤水。3月22日,1军团在林滩,3军团在太平渡,9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5军团为后卫,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在重庆的陈诚倒是懵对了,“西窜多少,自然东窜多少了。”但在现场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却叫“朱、毛的古怪战术”弄懵了。他们都已发现“窜匪”东窜,军情要紧,也都上报了“渝辕”;但是,谁也不能明了“敌之回窜”,不敢回答“究竟回窜多少”。在金沙前敌指挥所,薛岳召集诸将领分析敌情,他发问说:“这朱、毛是怎么了,是在茅台喝酒喝疯了不成?他们怎么又回窜了……”吴奇伟说:“是啊,他们由遵义地区北进叙、古,意在寻路北渡长江,镇龙山一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胜仗,是说不上受阻的,他们却又掉头东窜,实在令人费解。”周浑元说:“因此,窜匪究竟回窜多少,主力尚在何处,不可大意。”小诸葛孙渡也认为,“共匪素用曲线行动。此行东窜,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实难料定。”薛岳问王家烈的看法,败军之将,神情惶然,无言以对。薛岳最后说:“各位言之有理,我薛兵团在江西是上过赣匪‘诱敌深入’的当的,贸然分兵东追,只怕是在两个方向上均遭不测。”前敌总指挥怕上当,22日下午,他还是在敌情通报中作如下分析:“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路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路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根据他的通报,当天数电各路纵队,再次重申“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26日,当红军已经进入遵义、仁怀之间的地区,薛岳还在说:“窜匪西窜成分居多”,并令他的后方辎重物资继续源源北运,形成敌我相向对进的局面。
蒋介石是3月24日飞抵贵阳的。随行的除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外,还有陈诚、何成浚、顾祝同、吴稚辉、陈布雷等一帮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走下飞机,机场上冷冷清清,除薛岳驻贵阳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前来领路外,不见一个当地官员。宋美龄脸有惊异:“大令,这是怎么回事咯?”蒋介石宽慰道:“剿共要紧,剿共要紧,想必他们都在前线忙着布兵堵截东窜之匪……”
两军相战,理解对方行动的企图是极要紧的。蒋介石住进薛岳驻贵阳司令部,得知各纵队都还在原地观望未动,好不气恼!第二天一觉醒来,便要陈诚亲自电话传他的命令:“各路纵队从速掉头尾追东窜之敌,不得有误”。谁知,哪一路也不痛快!薛岳在电话上说:“辞修兄,敌情不明呀,似不宜擅举!”孙渡根本就不想动,跟陈诚说:“我们才奔袭了500里,粮草供应还没有跟上来。再说,我从这里回滇、黔边,不是还要近一点吗?”王家烈则干脆说:“我还回黔北去挨打吗?我得靠近薛兵团啊……”只有周浑元有些积极性,他在陈诚说话的口气里,得知他将取代薛岳代行2路军前敌总指挥,惊喜之下,当即表示“尽快掉头”。(www.xing528.com)
“牛”大掉头难。黔北战场一时出现相对的平静。
毛泽东突然挥兵东进的“诡计”,敌人不理解,自己队伍中也有不理解的。在自己人中,不只是基层干部战士有不理解的,在高级指挥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懂得运动战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四渡赤水”这样大的运动;他们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避强击弱,却难以接受眼前这样地在强敌丛中驰骋纵横;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入黔以来一再放弃根据地的打算,如此毫不停顿地走下去,却又疑虑重重。因为不理解,也就有些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三渡以后便有了苗头。一渡好说,有个北渡长江同4方面军会合的前景在吸引着全军上下;二渡也值得,深入黔北打了个转移以来的大胜仗——遵义战役。三渡四渡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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