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川黔边苏区的建立与浴血长征路

中央红军各部队、红军总政治部及其所属各级政治部门，在到达以遵义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后，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做了大量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推备工作，发布了布告、通告、命令、指示和决定。总政治部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红一军团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布告》等。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布告还着重指出：“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对工人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钱；对农民主张不交租、不纳税、不完（还）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佬的压迫；对于白军士兵，欢迎他们拖枪来当红军，参加工农的革命；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自由营业。”布告号召各族人民“一齐来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自动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收缴一切反动武装，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及赤色游击队。并欢迎工农群众报名当红军，帮助红军运输、抬担架，谋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这个布告已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的内容，批判、否定了“左”倾关门主义政治路线。布告精神，为创造根据地而开展的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把川黔边作为中央红军战略基地，打破敌人“围剿”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还印发了党的“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

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先后进入黔北地区的遵义、湄潭、桐梓等县地域后，从这些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创造川黔边苏区的工作。当时中央初步预定红军发展方向是：一军团为桐梓、仁怀、赤水；三军团为开阳、息烽、贵阳；五军团为余庆、瓮安、石矸；九军团为湄潭、思南、正安等。在这个过程中，遵照毛泽东开辟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建立革命政权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展创造川黔边苏区工作，为中央红军建立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解放这里受压迫、受剥削的各族广大人民而斗争。

“苏维埃”这个名称是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创造的政权组织形式。当时列宁把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作为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过渡形式。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过程中，建立红色政权时，采用了这一政权组织形式。1931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指导着全国各地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建革命地政权建设工作。在川黔边遵义地区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仍是按照这个“宪法大纲”规定办的。在中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在遵义地区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形式，则是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之前的过渡性临时的政权机构，性质也仍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政权。这样，就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即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超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苏维埃，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斗争。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期间，帮助各族人民建立了县级临时性苏维埃政权三个：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中华苏维埃湄潭县抗捐委员会。在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总政地方工作部投入了紧张的筹建县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团体的工作。总政地方工作部指示李坚真、邵式乎、谢唯俊、洪水、贾拓夫等组成工作组，明确要求三项任务：一是住下来，建立苏维埃；二是组织群众，扩大红军；三是打土豪、分田地。

红一方面军进驻遵义城后，在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1月10日开始休整。同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观澜、钟昌涛、朱开铨等红军干部100多人。会上李富春要求大家深入群众，做好工作，筹备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他们宣传、组织、发动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很快地激发了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以及郊区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些人民大众纷纷组织起来要求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会和武装组织。经过红军指战员的努力工作，成立了遵义县苏维埃临时政权条件已成熟。1月11日，由总政地方工作部潘汉年主持，工作组李坚真、邵式平等参加，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到会的各方代表100多人，会上通过举手表决，选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25人。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今遵义市第十一中学）操场，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的人数近万人，群众称为“万人大会”。会场内外，旗帜如林，是遵义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群众集会。大会主席台设在操场南端三棵大柳树下，台前悬挂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巨幅标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参加了大会，并先后讲了话。他们用简洁、通俗、生动的语言，阐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王家烈的反动欺骗。接着工人代表邓云山、妇女代表李小侠、红军代表贺神徒也在大会上发了言。最后是一位遵义籍的红军小战士讲了他当上红军的经过和感想。演讲完毕后，大会主席团向群众解释了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合的意义。大会一致通过了蒙合和等25人为遵义县革前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派罗梓铭（中央苏区工人代表）、毛泽民（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钱之光（负责经济工作干部），作为红军的代表参加了遵义县革委。当主持人宣布了25位委员名单后，会场掌声雷动，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震撼了山城。会后，红军篮球队与三中篮球队进行了友谊赛，以庆祝新生苏维埃政权诞生，也表明军民鱼水关系。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设在豫章小学校内（今遵义市人民政府大门内左侧林荫道旁）。大会后举行了县革委第一次会议。会上，委员进行了分工。罗梓铭任遵义县临时政府主席、邓云山为副主席。下设工作机构：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泽民，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兴，劳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云洲，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开铨：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丁伯霖，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守路（又一说是任移）。遵义县革委会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帮助人民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也是长征途中建立的最大的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委会成立后，认真贯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劳动法等，积极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肃反和镇压反革命，组织了七百多人参加的游击队和1000多人参加的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发动群众，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印刷文件和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这些工作，为中央红军以后二进遵义，夺得遵义战役的辉煌胜利，播下了革命种子，打下了群众基础。当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再次进行战略大转移后，这些游击队组成了遵义县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和抗日运动。

驻桐梓的红一军团各部队，这一时期先后创建了西郊、南郊、东北郊革命委员会后，又成立了桐梓县革命委员会。红九军团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在湄潭县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湄潭县抗捐委员会。

区（镇）一级苏维埃临时政权有：遵义县的尚稽、团溪、懒板凳（今南白镇）区革命委员会、鸭溪区临时苏维埃政府、高坪区抗捐委员会，桐梓县有松坎、新街、老街区革命委员，湄潭县有永兴、牛场、黄家坝、官堰、庙搪、客楼、兴隆场区抗捐委员会等15个政权组织。乡一级苏维埃临时政府有25个。这些政权均属临时性政权组织。

在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城镇民族工商业进行生产和营业；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反封建斗争，农民得到土地后积极生产和支前；广泛地开展了武装斗争，清匪反霸，打击反革命分子；加强监狱、警察等国家的职能，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支援红军，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加工碾米10余万斤，还将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一部分上交红军外，积极动员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捐款，当时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余伯容，一次向红军捐大洋100元；组织近百名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军装被服近万套；组织、动员人民参加红军，先后有5000多人；还组织文化教育界人士协助保护文物、图书等；在打土豪中，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财产没收；当时没收了大地主大军阀王家烈的盐行，分给贫苦百姓；斗争了长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李剑秋、喻介凡等土豪，镇压了依靠军阀权势、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拒不使用苏维埃钞票的投机奸商、残酷打死交不起租子的佃农的黄老四。这就为人民群众出了气，报了仇，打掉了地主豪绅的威风。(www.xing528.com)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还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党的组织。中央红军未进入贵州以前，虽然有党的活动，但没有省一级的党组织。在1931遵义、毕节、贵阳、安顺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党的支部和其他革命组织。1934年9月，在贵阳成立了一个由党员为核心的工作委员会，由9人组成。1935年元月，党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后，当地中共地下党员林青向党中央负责地方工作的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罗迈代表党中央承认了贵州省的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由林青任书记，秦天真等为委员。林青返回贵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又根据工作的需要，决定刘茂隆（刘雪苇）参加省工委，拟报中央审批。贵州省从此有了省一级党的组织。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各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2.建立其他革命组织。主要有：

红军之友社。它是在1934年成立的红军之友协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该社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团体。成员主要是遵义三中、女子中学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及一部分社会青年。最初只有会员10余人，召集人是周司和。周司和是四川省荣昌县中共地下党员，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来到遵义。他在认识李小侠后，便经常与他们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月8日，周司和带领会员去福音堂与红军先头部队接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接见了他们，邓发建议把红军之友协会改名为红军之友社，公开活动，发动更多的群众迎接红军大部队进城。9日，红军之友社贴出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并联络三中、女中、半工半读贫民学校的学生，到丰乐桥（今迎红桥）迎接军委纵队和中央及军委负责人。红军进城后，总政治部正式批准成立红军之友社，并派洪水（越南籍）、李伯钊、李坚真等具体领导该社。红军之友社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成立大会。这时，社员已发展到100余人。

红军之友社成立后，帮助红军开展宣传、打土豪、筹款、扩红等工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该社周司和、任移（任传习）、何琦被（何思余）、李小侠等被提名为革命委员会委员。遵义会议后，红军撤离遵义时，该社社员骨干30人随军撤走外，其余社员停止活动。3月初红军二占遵义后，原随军社员均编入遵湄绥游击队。

革命先锋队。该队是红军总政治部派干部把遵义城里的一些要求成立革命组织的社会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的革命组织。苏荣桂任队长、刁光明任副队长，有100多名队员。该队组织起来后，帮助红军打土豪、搜查官僚地主暗藏财物，以及协助扩充红军等工作。红军撤离时，革命先锋队随军行动。

儿童团。该团是红军把街上听讲演、学唱歌的一些贫苦儿童组织起来而成立的。儿童团开始成立时有40余人，后来发展到500余人。按街道把他们编为老城、中北路、中南路3个大队，大队下分若干中队和小队。儿童团成立后，组织学唱红军歌曲，讲红军战斗故事，为红军传送文件等，并分别担负各片区的站岗放哨任务。红军离开遵义后即解散。

赤色工会。赤色工会成立于1月中旬。它是遵义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遵义当时工业落后，没有大产业，工人队伍中多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帮工、苦力等。红军总政治部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发动、宣传群众，使这些手工业劳动者不断觉悟后，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各界工人代表会议。会上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会后，泥工、木工、石工、缝纫工和店员等各行业的工人，分别集会，选出代表在鲁班庙（今老城柿花园附近）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选木工邓云山为工会主席，吴万益为副主席，宣布赤色工会成立。红军总政治部派红军干部刘群先（女）就来指导工作，并发给工会印章一枚。赤色工会成立后，立即向工人和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纠正过左的要求，组织工人为红军印刷文告、宣传品等；清查土豪劣绅和奸细；发动工人和广大人民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等工作。红军撤离遵义后，赤色工会即停止工作。

这些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工作，中心是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这些工作对党中央能在遵义城召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起了一定作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在黔北各族人民支持下，四渡赤水，夺得遵义战役的胜利，取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战略主动权。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离开黔北，在滇黔边又进行了战略方针的转移，继续长征。这些革命政权和革命组织虽然停止了公开活动，但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黔北播下的革命种子，它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中国革命夺得最后胜利继续作出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