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泉州，父祖辈都是读书人，藏书颇多。20世纪30年代，我以父祖辈藏书，加上个人历年购置新书，办个家庭图书馆。因父亲号起吾，取名“起斋图书馆”。20世纪40年代，我在新闻界工作，为了积累参考资料，曾剪贴许多报纸。这个小图书馆不仅有图书，还有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澎湖光复，福建侨区与海外恢复交通。了解侨乡和华侨历史，了解华侨的老居留地——东南亚的情况，掌握充分的资料，开展学术研究，以便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这本是国家应做的事情。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打内战，无暇顾及此事。个人因有兴趣，自忖力量虽微，不妨先开其端，然后逐步求得关心此道者的帮助。1945年冬，遂决定以“起斋图书馆”为基础，办个私立的“海疆学术资料馆”。那时我的弟弟陈盛智在外地工作，征得他的赞同，并汇来一点钱作开办费，在泉州中山北路借一店楼，挂起“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筹备处”的牌子。
20世纪20年代，我到福州念书，在旅省闽南学生会认识协和大学的黄嘉德、张圣才两位，毕业后各奔东西，不通音讯。抗战胜利后，张圣才从南洋回国，1946年春来游泉州，我在朋友家里碰到他。在叙谈旧情之中，提起了海疆学术资料馆的事，他很感兴趣，说他和黄其华等在南洋募到一笔“现代文化教育基金”，想在厦门办些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海疆学术资料馆的设想很符合他们的要求，鼓励我把机构设在厦门，“现代文化教育基金”保管会可以负责经费。筹备期间，我曾与盛智以创办人的名义聘请郑玉书、秦望山、梁龙光、陈村、李述中诸位为海疆学术资料馆董事。但时在草创，且僻处泉州，董事会未曾开会成立，自己在志长力绌之际，得到圣才学长的热诚支持，便决定辞去泉州的工作，把所有图书资料运往厦门。恰好盛智也卸去广东的职务返厦，便共同筹办，觅得虎园路21号洋楼为馆址，增聘张圣才、黄其华、张天昊、黄水源、张述诸位为董事，正式成立董事会。推张圣才为董事长，陈盛智为副董事长，我任馆长，聘吴云为总干事，于1946年5月5日举行开馆式，开始工作。
本馆事业是搜集关于东南海疆——福建、台湾、广东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以供学术研究之需。馆内工作有图书的采购编目，资料的剪贴分类，各种图片的收集整理，设阅览室对外开放，编辑《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丛书》，出版《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史》一册（陈盛智编写），还在厦门市区举行“万帧图书展览”，在集美中学举办“福建文献展览厅”，在南普陀寺举办“佛教图书展览”等活动。
馆里经费由“现代文化教育基金”按月拨付，图书设备购置费另行筹募。1946年秋去上海募捐，在沪董事郑玉书、秦望山除自捐巨款外，还协助向上海闽南帮商家劝募。所募款项就在沪购买大量图书，余款作为基金，寄存上海南侨实业公司生息。1948年冬，又去台湾募捐，用以采购日文图书，捐款主要由梁龙光董事函介，向在台湾的永春帮商家劝募。此时台湾旧书店还积存不少日本蓄意南进时出版的有关南洋的书，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资料。我边募款边访购，跑遍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书店，收获甚丰。在厦开馆时，由泉州运来的图书近三千册，剪报图片约四千件。及至1950年秋并入厦门大学，有图书杂志近三万册，剪报资料装订本一千多册，图片万余帧，地图（包括海图）两百多幅，文物数十件，以及各种附带设备。(www.xing528.com)
原在虎园路的宿舍，1947年秋，经业主收回，改租鼓浪屿观海别墅为馆址。1949年冬，迁往日光岩西林别墅。迁鼓以后，为加强研究工作，经董事会决定，聘请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为馆长，我改任副馆长，原《江声报》主笔陈一民任研究部主任，厦大李式金副教授兼任研究员，还有几位助教和高年级学生也来馆帮忙工作。
本馆主要收藏供研究东南海疆和东南亚的专门性图书资料，但解放前知道重视并能利用的人，除厦门大学几位师生外，寥寥无几。解放后，这些书才得以发挥作用，好多有关部门都派人来馆查阅资料。解放前王亚南教授在厦大任教时，即对本馆事业深为重视，尽力支持；解放后，他任厦大校长。我想到过去他对本馆事业的关心，人民政府也很重视，觉得这一事业不宜继续由私人办理，应该献给国家才是。这想法受到张圣才董事长的热烈赞同，立即表示同意。于是由厦大报请华东教育部批准，将“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并入厦门大学。1950年9月完成合并手续，图书资料和设备财产全部由厦大接收，成立“南洋研究馆”，以林惠祥教授任馆长。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改为该馆附属“海疆资料室”，我任主任。一个出于个人兴趣而辛苦支撑起来的事业，才获得稳定的基础，成为人民的事业，不负自己过去一片苦心。现在想起，深觉庆幸！
（原载《闽南乡土》1985年第2期，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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