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县文献委员会的历史与《明诚集海疆学术·闽南文献》

最近国务院批准北京等廿四个城市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名列在其中，使热爱家乡的同志感到兴奋鼓舞，更重视我市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也更留心我市文献文物的搜集保护工作。在抗战后期，泉州一度有“晋江县文献委员会”的组织，做过一些文献文物的搜集整理工作。但那时候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之下，当局对这工作根本不予重视，成立不过一年多，终于停止工作，变成历史陈迹。我当时是躬与其事的人，有些同志问起此会活动的一些情况，因就记忆所及，追述其始末梗概。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徐季元来当晋江县长。一到任就大吹大擂，以“建设新晋江”作标榜，颇迷惑一些人。那时泉州地方各派系头头，争雄竞长，左右县政，徐季元见此情景，便想引用一些素未干预政治，没有党派关系的知识分子来打开局面。于是在中教界物色人物，曾邀请一些中学教员在培元中学开座谈会，征询对县政府意见。后又到处造访一些人，宣称要“请大学生下乡，改革基层政治”。首先硬拉晋江县中学教务主任庄为玑出任县教育科长，还拉几位中学教员任乡镇长。后又要拉县中训育主任黄福耀，教员林英仪、陈盛明。我们三人以不会搞政治，也不愿搞政治辞谢。不久，国民党政府颁布《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庄先生原是很关心地方历史文化的历史学者，感到近志失修，文物废坠，征文考献，日见为难，认为如能依此规程，在泉州设立同样机构来负责征集、保管地方文献，作进一步的整理发扬，对泉州文化事业很有好处。他知道林先生和我对此事也素感兴趣，因我对泉州藏书情况比较熟悉，便建议由我出来负责文献委员会的组织，而请林先生出掌民众教育馆，配合工作。我和林先生商议，觉得如能借此机会把泉州的文献工作搞一搞，以推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重新焕发青春，发扬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为今后作借鉴，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同意这个安排，徐季元也很赞成，表示要支持，便由县政府委林英仪为民众教育馆馆长，我以民教馆主任干事名义筹组文献委员会，于1945年2月，假县教育科开始工作。由县政府聘进士吴增（桂生）、进士林骚（淑潜）、举人曾遒（振仲）、廪生苏大山（君藻）及各中学校长、报社社长、教育科长、民教馆长和陈盛明为委员。2月10日开成立大会，推选吴增为主任委员（吴老逝世后，由苏大山先生代主委），陈盛明为总干事。

机构是搭起来了，但时在抗战期间，且在当年度预算核定之后，人事和经费都未能照组织规程办理，既无正式编制，也无确定经费。所设总干事一人，系以民教馆主任干事名义调派，拿民教馆工资，此外无他员役。到3月间，把会所设在民教馆里，才获该馆人员的帮助，并借用馆里的设备家具办公，工作方得顺利开展。经费方面既未编入县财政预算，仅由徐季元指令在屠宰捐里月拨一万元供用，什么购置、传抄、办公等费，都在这一万元里开支。时在“法币”继续贬值中，开头一万元只合四担大米价格，拿到第八次，就够不上两担大米的价值了。1945年冬，徐季元“建设新晋江”的肥皂泡吹破了，他也不安于位而去，庄为玑先生也在徐去职之前，转任海疆学校讲师而辞掉教育科长。接任晋江县长的为吴德露，县长、科长一换，县政府就对这一机构视而无睹，办屠宰捐的人，连那不够两担米的补助也拖而不给了。找新县长交涉，却是口惠而实不至，说可以催令履拨，结果一文没有。到了出版《晋江文献丛刊》的时候，我们说这刊物可以用你吴县长的名义发表“发刊辞”，留个纪念，但印刷费一定请你县长想办法，他才高兴，叫财政科在预算外弄点钱来，《丛刊》这才得以出版。但经费还是无着，只能另想办法，自力更生。

既然成立“文献委员会”，会里总得先有点“资本”，掌握一些文献资料，才能取得社会的信任而获得支援。可是草创伊始，白手起家，在人力财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和庄、林两位研究一下，首先只好运用个人关系，向藏书之家，借出若干乡土文献，寄存会中，作为示范。第一步先从我家做起。我的祖父（秀才）和父亲（举人）都是旧知识分子，爱好藏书，在我懂事的时候，家中藏书有三千多册，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七八年间，我父亲曾以百元代价，向塔后村陈庆镛后裔购买所有残存的图书。陈庆镛为清咸丰间御史，藏书极富，与黄宗汉的“一六渊海”藏书并见称誉。死后其子孙不知爱惜，任虫蚁蚀，或卖作废纸，毁损散失殆尽。至此把残存的书，扫数卖出，整的残的，全的破的，全归我家。虽居多是破烂货，而也夹杂若干好书，如何乔远《名山藏》、《闽书》，俞大猷的《正气堂集》，陈允锡的《史纬》，以及陈庆镛自己的《籀经堂类稿》之类，还有部手抄本的《大清一统志》近百册。这些书虽都有残缺，却是难得的。父亲逝世后，我们兄弟把所有藏书建立一私家图书馆，取名“起斋（父亲号起吾）图书馆”。这时就把里面属于地方文献的图书，选出一些寄存会中。又再借出吴桂生先生“养和精舍”的，苏君藻先生“红兰馆”的。这三家都是近代泉州藏书较富的家庭，尤其是苏老先生收藏地方先贤著作最多。这样一凑，就显得颇有可观，粗具规模了。

其次，就进行购、抄、征活动。文献会经费既那么少，自然无法购大部书、善本书，只能不时到旧书摊、废品店巡视，看到有关的书，就把它买来，价钱一般不贵，几本王慎中、蔡虚斋、蔡道宪的著作，就是从这些地方买来的。想要而买不到的书，就向收藏家借来抄，多数是苏君藻老先生提供原本，如蔡鸿儒的《晋水常谈录》，庄俊元的《里方徵》，富鸿基的《瑟园诗草》等，抄得二三十部。抄书的钱主要利用封建宗族观念，抄某姓遗书，就找那姓有钱的人捐钱，如所抄蔡鸿儒的两种书，就是一位商人蔡文图出的抄工费，书后写“此书由某某捐抄”的字眼，让出资者名与书俱存，以示鼓励。捐书是向热心的人士，或著者本人捐募，如陈埭乡丁姓就捐献了清丁炜的《问山诗集》、《问山文集》，丁拱辰的《演炮图说》等书。当代作家也捐赠各自的著作，如吴增的《番薯杂咏》，林骚的《半屯诗集》，苏镜潭的《东宁百咏》，苏大山的《红兰馆诗钞》，等等。征集资料主要是泉州近、现代出版的报纸杂志、报告、小册、照片之类。即断简残篇也在搜集之列，用文献会名义函征，也以个人关系索讨，一年多来也获得颇多。

关于文物方面，所收较少，只有一些石刻之类，但却是泉州海外交通史上的实物史证。有景教的、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佛教的宗教石刻，有阿拉伯人的墓石，有唐墓古砖。还有一面铜鼓，据说是清代泉州有人在广西做官带回来的，陈棨仁曾作过考证，早时存在镇雅宫，后移藏关帝庙，是庙董曾振仲先生转交文献会保管的。在准备举行“晋江文物展览会”的时候，还由林英仪先生绘制泉州先正遗像二十幅，从唐代的欧阳詹到民国的许卓然，线条分明，形象逼真，受到观者赞赏，也算是一种文物吧。

此外，为收集地方史料，还做了一些报纸剪贴。编写《晋江大事记》，先完成1945年一年的。为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还做了两件事，一为编印《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一为与民众教育馆联合举行“晋江文物展览会”。

《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内容分甲乙两部分，甲部系刊载本会搜集前人未刊或绝版的遗著，要目有明林如源的《何司徒佳话》，明林孕昌的《清源洞游纪》，清黄宗汉《粤事奏疏》，清蔡鸿儒的《晋水常谈录》，清陈棨仁《铜鼓考》，清龚显曾的《亦园脞牍》，以及《近代泉州人墓志汇存》，收有蔡鸿儒、陈庆镛、曾玉明、庄俊元、许祖芳、黄贻楫、龚显曾、陈棨仁、吴鲁、许卓然等人的墓志。乙部系时人关于本县乡土研究写作，要目有苏大山的《晋江私乘人物列传稿》，曾遒的《桐阴旧迹诗纪》，吴文良的《泉州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吴堃的《洛阳桥史谈》，丁德辉的《泉州回教概说》，庄为玑的《泉州唐墓古砖图说》，林英仪的《泉州最古石刻——释迦密宗立像》，尤国伟的《泉谚拾存》等，共十五万字，白报纸印刷十六开本。当时限于经费，只印五百本。今已很难看到，知有此刊的人也极少。

至于民众教育馆联合举办的“晋江文物展览会”，可说是晋江县文献委员会事业的最高潮，曾轰动一时。这次展览会的详细情况，当时泉州的《泉州日报》、《福建日报》、《群力报》，厦门的《江声报》、《厦门青年报》都有详细报导。现在还存留有《江声报》和《厦门青年报》关于这事的通讯特写。兹作为附录，转刊在本文之后，不再叙述。

另外在晋江县文献委员会成立以前，庄为玑先生已在教育科翻印乾隆版《晋江县志》（乾隆版《晋江县志》在当时全城只查有两部，濒近绝版）。及文献会成立，翻印（排印）工作已完成十分之九，庄先生把它移交给文献会收尾，故后以文献会名义出版。可惜当时担任校对的教育科科员林某，由于工作生疏和不力，错字百出。后来得行复校，勘误表长至数页，殊为憾事。但若非当年庄先生毅然翻印，今日并此而不可得了。书印出后，徐季元批由文献会拨一部分义卖，卖款收入除清还短缺印刷费外，余充文献会经费。结果义卖成绩不佳，所入仅够还印刷厂欠款，文献会只有“望梅止渴”。在文献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还通过筹建晋江文献馆和建立碑林的计划，结果也只成为一纸空文。

及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太平洋恢复太平，华侨与祖国重获联系，出入国的络绎不绝。我因而感到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闽南为重要侨乡，今后对外发展必更为兴盛，时代催促我们，不但要发扬泉州这个文化古城的传统文化，为泉州人的前途计，还要深入广泛地研究闽南华侨传统居留地——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各种情况。而要进行这种研究，首先要大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而不自量力，想对这方面做点工作。而泉州朋友重视地方文献事业，愿意为“晋江文献委员会”贡献力量的也有其人，便逐步腾出手来，一方面在泉准备创办一个收集、整理研究东南亚，东南海疆和台湾省的学术资料机构——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一方面征求接办文献会的人。尤国伟先生是个对泉州地方史有兴趣，作过研究的人，于是把我的意图向苏大山主委和尤先生表达，他们两位表示同意，我遂决定辞职，去厦门主办海疆学术资料馆，报请县政府另派尤国伟为晋江文献委员会的总干事。我在去厦门之前，将经手借存的各家图书捡还原主，以清手续。会里所有购、抄、捐、征的图书资料文物，以及会中工作文件，移交给尤国伟。文教馆那座楼屋，原系体育场所有，其后要求取回一部分，文献会只好搬家，迁往开元寺。可是这一来便失却了文教馆的协助，对外活动变得困难，尤先生乃以保管为主，把所有图书文物锁存在一间屋里。时间稍久，竟受白蚁啃蚀，损失一部分。兼之县政府不再过问此会，经费无着落，变成了空架子。尤先生心灰意冷，宣告辞职。苏代主委，因任其族侄苏省暂代总干事，并把会址迁往泮宫蔡文庄公祠，以便就近照料。除石刻、铜鼓等笨重文物留在开元寺外，图书资料都搬存蔡公祠。该处低洼，一次洪水，祠淹数尺，架翻书倾，浸湿多日。水退往检，已损失不少，苏省乃将残损之书移置苏主委家中保管，复以工资无所出，苏省也辞职不干。“晋江县文献委员会”也就无形停办了。“文化大革命”中，苏老已去世，有同屋一族侄，在梨园剧团工作，被该剧团“造反派”抄家，连苏老家所有遗书全给抄走，放在剧团里。武斗时，被整包整袋堆在楼上走廊作“防御工事”。“战后”无人收管，任雨淋日晒，数年后才由市图书馆收去。幸而还存一小部分，内有原文献会抄的《晋水常谈录》等几种残本，算是硕果仅存的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搞文物文献工作，只要有心去做，集中还是不难，而不能坚持，散失却容易。尤其在旧社会，当局不重视，凭少数人的热情，事业是难以巩固下来的，结果昙花一现，效果适得其反，所谓爱之反以害之。如果当时没有文献会进行收集，文献仍分散在各家，也许不致因集中后不能善始善终，而大批毁失。我曾把此引为生平一憾事，这也是时代条件造成的恶果。其后我在厦门办海疆资料馆，开初也是经营不易，困难重重，可是一解放，便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后来还与厦门大学合并，成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所有收集的图书资料，得安全无恙地保存在厦大，对校里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尤其是开展华侨问题、南洋问题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这和当年搞晋江文献会的工作，是个明显的对比。

附录：当时相关媒体的报道

民国35年1月21、22日厦门《江声报》

海滨邹鲁文风重振——记晋江文物展览会

记者　以民

〔晋江特约通讯〕　晋江自古为闽南重镇，文化本来就很发达，唐宋以后，人才辈出，且为中古世界巨港。宋元之际，外国人居留在此的，很是不少，经过马可·波罗的介绍，刺桐盛誉更驰名世界。在国内则被称为“海滨邹鲁”、“泉南佛国”，文风之盛，可想而知。可是近数十年来，这文化古城却日见衰落，除东西塔、洛阳桥还屹立不动外，一般文化经济都大不如前。尤其是抗战期间，侨汇不通，民生困苦，文化遗物，散失不少。故家的藏书称斤论担地卖作包纸，古代建筑被拆作柴薪，真是伤心惨目之至！去年一月间，因文化界几个有心人的倡议，才组织一个晋江文献委员会，负起征集保存地方文献之责，为亡羊补牢之计。当时推选吴桂生为主任委员，陈盛明为总干事，经过一年工作，成绩已有可观。除所编的《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已付印外，并于本月十三日至十五在民教馆举行第一次晋江文物展览，来纪念该会成立一周年。

记者事前在报章和朋友的谈话中，得闻这次展览的内容新颖丰富，早已心向往之。十三日吃了早饭，就赶到中山公园该馆，一睹盛况。可是陈列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各件都得用一些时间去鉴赏研究，但参观的人把馆场挤得水泄不通，使得记者没法子从容记录。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记者不厌其烦，一共到了四次，所以这一篇报道文字，到今天才能写好寄出。

会场在中山公园民教馆，是一座二层楼，楼下大厅陈列古砖石刻，石刻共二十几方，都是中西交通史上的珍贵文物。阿拉伯文的、蒙古文的都有，阿拉伯文石刻就有十几方。泉州出土唐代景教十字架石刻三方，最为重要，其一即德国人艾克博士发现，而为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等人所称赞。此外如元也里可温古文石碑（此碑乃前几天陈盛明、吴文良在东门近郊所发现），蒙古人墓碑，回教徒墓石（回教徒墓东门外很多），喇嘛教石刻等。若在欧美，均当为博物院上珍。古砖三十多方，有唐的，有宋的，内泉州唐墓古砖十三方，各有图文，均有拓片说明。瓦当数个，瓦棺一个，都是宋明遗物。又有铜鼓一个，面大二尺多，花纹细腻，却是苗人的东西，清初一个在广西做官的泉州人带来的，现也归文献会所有。两旁厅壁上，悬挂了旧明伦堂的匾额，宰相、学士、状元、榜眼、都督、提督，各种各色的人物不少，使人一见不觉要向这古城致敬，好一个人文鼎盛之乡呀！(www.xing528.com)

楼上中厅，两壁又挂满了晋江先正遗像，乃文献会特制，陈盛明撰传，林英仪绘像，从唐代的欧阳詹到民国的许卓然，民族英雄俞大猷，思想家的李卓吾，文学家的王慎中，理学家的蔡虚斋、陈紫峰、林素庵，汉学家的陈庆镛，政治家的朱鉴，忠烈的蔡道宪、周天佐，这一些晋江的杰出人物，也是地方的光荣。瞻其遗容，读其传记，又何能不生景仰之心呢？厅中四周圈围着一排桌子，陈列着晋江人著作百多种：唐欧阳詹，宋苏颂、梁克家，元释大圭，明何乔远、俞大猷、王畿、林孕昌、王慎中、曾异撰、张瑞图、蔡虚斋、陈紫峰、苏濬、丁自申、李卓吾（计五种，有《初潭集》等）、周天佐、薛天华、何运亮、蔡道宪、蔡鼎，清柯辂、黄道泰、陈允锡、丁炜、薛龙光、陈一策、陈大玠、施琅、富鸿基、陈庆镛、丁拱辰、黄宗汉、黄贻楫、庄俊元、蔡鸿儒、蔡鸿捷、苏廷玉、杨雪沧、李峥嵘、陈钦尧、陈棨仁、龚显曾、陈启仪、黄谋烈、吴鲁，民国黄启太、吴桂生、林骚、曾振仲、苏大山、苏镜潭等人的著作。简直目迷五色，不知看哪本好。书城中间排着两大桌古物，有汉代铜器、玉器，中有汉玉印两颗，乃本县一华侨在安南西贡附近见土人发掘古墓所获，向其购索带回的。又有吴慕农送展的柴窑樽，乃稀世之珍，而在晋江发现的。陈家楫的明何朝宗观音塑像，亦颇名贵，端溪古砚多泉故家遗物。先烈许卓然第五军长委任状、军旗，为难得的革命史料。还有孙中山亲署给陈伯清、李秉传的任命状，也挂在许先烈遗物之旁。厅前则有有名的开元寺东西塔的各种浮雕照片，其伟大壮观，早已闻名世界了。又有晋江剧人张一朋展出的晋江戏剧史料六大本，为青年观众所集视。左室为志料室，有县志、府志、一统志、安海志、开元寺志、晋江乡土志，泉人墓志拓本、抄本，泉人殿试、会试、乡试闱墨，近代晋江出版的报纸、杂志、报告、小册数十种。又有盔甲一套，乃泉州人，清福建提督曾玉明的遗物。右室为珍本室，泉人著作的原稿、抄本至五十多种，中如《王遵岩全集》抄本，《黄尚书公全集》（黄宗汉）原稿，《闽中金石略》及《岑嘉州诗注》稿本（均陈棨仁著），《淳庵诗文集》原稿（柯辂著并亲笔书），均系稀世之珍。而文献委会以一年时间抄了那么多书，着实可以称许。墨迹方面，则有王慎中、何乔远、黄克晦、黄景昉、张瑞图、蔡虚斋、黄人彦、柯辂、陈庆镛、庄俊元、黄贻楫、吴鲁、黄搏扶、黄鹤等的书画。又有开元寺的血书《法华经》，三十二体篆《金刚经》。又有金书《三教经》一本，乃宋时开元寺建塔安置于塔顶，前年修塔取下者。满壁琳琅，美不胜收。

此次参加展览的，虽有多家，而主要为文献会收藏。该会成立不过一年，而且会务只有总干事陈盛明负责，除了名誉职的主任委员外（吴桂生氏谢世后，由县聘苏大山代理），别无员役，可说是陈君一人的独脚戏哩。但经费方面，万分困难，除前县长徐季元任内拨给几万元外，近数月不再给一文，而购书、抄书、印书已无法应付了。晋江县的文献工作，如果给中途夭折，未免太可惜吧。

民国35年1月20日《厦门青年报》

文化的花果——写晋江文物展览会

记者　无逸

〔本报晋江通讯〕　晋江夙誉“海滨邹鲁”，自唐以后，文物盛出，文化发达，不仅足以辉煌八闽，且泉州湾古称“刺桐港”，亦为古时中外交通著名海港，为中西文化交汇地，为西方文化输入接纳站。然而尽管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但对晋江乡土文化的发扬，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却极少惹人注意，而这项工作，除了有系统地表现于《泉州府志》与《晋江县志》外，百十年来似无足以值得重视的成就。

晋江县文献委员会成立于（民国）卅四年一月间，它是负着发扬乡土文化，整理乡土文献，保存晋江文物等重大的使命。成立以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它完成了县志的翻印，《晋江文献丛刊》的辑印，且搜集了晋江先正的著述遗物，以及晋江的一般乡土资料而保存之。但这一些工作的收获，并没有满足该会主持人的理想，于是从本月十三至十五日举行的“晋江文物展览会”，便在该会邀同民众教育馆联合主办下，在晋江六十万民众之前，开幕展出了。

假民众教育馆为展览会场与环境的布置，是相当恰当的。不过由于观众的拥挤，这会场却显得不够宽敞。

在全部展览品之中，楼下正厅陈列的石刻最为名贵。在那里陈列着廿六方古石刻，有唐时的景教石刻，北宋的狮子石刻，阿拉伯文的回教石刻，佛教与基督教合流的石刻，以及阿拉伯人回教墓的石棺、碑志，和三数日前才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石碑。这些先后在晋江出土发现的断残的石刻，都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在过去并为国内考古学家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所盛誉的历史遗物，而配合十年前在中山公园发掘的唐初古墓所得古砖和王铁英所藏宋砖的展出，正无异向着今日的参观者。不独指出晋江自唐以后文化发达的一斑，即当时西方文化流入晋江的情形，亦可概见。

欧阳詹、何乔远、王慎中、蔡虚斋、陈紫峰、苏濬、李卓吾、丁自申、蔡道宪、丁雁水、柯辂、黄宗汉、陈庆镛、苏廷玉、蔡鸿儒、陈允锡等先正的著述，也在会中占着一重要的地位。虽然这藏书并非纲括了晋江历朝先正的著作，可是如明何乔远先生的《名山藏》、《闽书》，明抗倭名将俞大猷的《正气堂集》，清陈允锡的《史纬》，在现在却都是很难多得的了。同时像丁自申先生的《三陵集》，陈庆镛先生的《籀经堂集》，郑孩如先生的《易经意言》，郑正邹先生的《郑成功传》，陈棨仁先生的《闽中金石略》等稿，与富鸿基先生的《瑟园诗草》，蔡鸿儒先生的《帚石录》和《晋水常谈录》等三十多种抄本，都在该会一起无留地展出。而楼上四壁悬挂着王慎中、蔡虚斋、张瑞图、洪承畴、陈庆镛、庄俊元、柯辂等人的遗墨，以及欧阳詹、王慎中、蔡虚斋、俞大猷、蔡道宪、吴鲁等人的遗像，恍若集千古先正于一室。我们看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一边瞻仰他们的遗容，的确可以使人生一种景仰之心。

在这一回展览中，先正的遗物比较少，但像孙中山先生颁给里人先烈许卓然任“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的委令和书信，以及许卓然第五军军旗的展出，都非常名贵。同时如清时邑人曾玉明提督的全副盔甲、青龙刀剑、箭鞘，以及吴鲁的遗砚，也使会中生色不少。至于清帝给邑人黄宗汉的“上谕”，康熙帝旌表陈迁鹤继母的“诏书”，如果不在这次会中展出，的确为一般后人所无缘看到的。

剧人张一朋历年所辑的《晋江戏剧史料》，在会中也相当受人注意的。该项史料全部分为六册：（1）晋江戏剧史略，（2）剧人略历，（3）剧评汇集，（4）入场券小集，（5）特辑汇集，（6）杂存。有图有字，有剧人的肖像，有舞台的照片。从这里使人可以看出晋江剧运的发展，亦为晋江新剧仅见的史料辑存。

开元寺的镇国塔（东塔）和仁寿塔（西塔）为晋江第一名胜，两塔东西对峙，巍然壮观，大可引为晋江之象征代表。该石塔建于南宋，塔上各层皆镶以石刻，深具文化价值。唯两塔皆无阶梯设备，以供人游览，致使游人均有未能攀登之憾。但这回展览，不仅文献会有该塔数十张石刻照片的展出，同时还有德人艾克博士对这两塔全部石刻的摄影研究集《刺桐双塔记》一册，以任参观者翻阅，使一般人虽乏身登之机缘，亦可窥该塔石刻艺术之全貌。

楼上左室为“晋江志料陈列室”，这一室可以说是文献会一年来搜集工作成绩的具体表现。在那里，有晋江数十年来出版的各种期刊小册，和各机关刊发的报告、刊物，有三百多种民歌、民谣的集纳，有历代晋江乡贤先正墓志铭的汇集，有分门别类的晋江乡土志料的剪存汇辑。这都是散于四方，集自四方的东西。而此一室曾比较不能引起一班走马看花的观众的兴趣，但却大可为有心研究乡土文化的人所重视。

据该会主持人谈，这回参加展览的，除一些私人外，有晋江文献会、海疆学术资料馆、陈氏“起斋图书馆”，庄氏“看二树斋”，苏氏“红兰馆”，吴氏“养和精舍”等一般晋江乡土文献的珍藏。因此在这多方面襄助之下，不特使这展览会相当充实，而且有若干展览品，的确是稀世之珍。

晋江自东晋衣冠南渡，即日见开化。唐宋以降，文物愈盛，科第不绝，可供展览的，论理何止百倍于今日之数，惜历来都乏人作有系统的辑存，随致湮没散失。这次的展览会没有使观众失望，在文献会这么努力于文献工作的情况下，观众们是希望明年再来一次的“文物展览会”，会更充实更出色，让晋江乡土文化更有大放光辉的一天！

（原载《泉州文史》第6、7期，第131～134页，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