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县抗敌自卫团的成立及活动简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八一三”开展全面抗战，晋江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为群众性的抗敌救亡组织。1938年5月，金门、厦门沦陷，战火迫近泉州。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提出彻底发动群众，武装人民抗日的主张，产生巨大影响。国民党部队在各个战场上的表现，也使国民怀疑其战斗能力与抗战决心，在形势的教育下，更显得武装人民抗敌自卫的重要性。虽然抗战一开始，泉州就有“闽南抗敌自卫团司令部”的组织，实则大而无当，空雷无雨，没有多久就撤销了。这时候，“晋江县抗敌会”的主要领导者秦望山，认为抗敌后援会不过是群众性一般组织，担负不了武装抗敌的任务。而那种虚夸不实的机构，也确实发挥不了作用。因向国民党省政府建议，抗敌自卫团应以县为单位建立，才便于负责编组，训练群众抗敌武装。省方接受建议，并以此事为秦所倡议，秦在晋江有一定力量。而当时晋江县长何震，军人出身，曾任宪兵团长。因决定先在晋江成立这一机构，作为示范，遂在1938年7月成立“晋江县抗敌自卫团司令部”。由县长兼司令，内设政治、军事两科，科设科长，科员各一人。另指定一县政府秘书当司令部秘书。初期编制人员有县长兼司令何震，秘书杨××（名忘），政治科长叶清泉，科员陈盛明；军事科长林忠，科员伍泽仁，外配一名勤务兵。除林忠为何震的福州同乡外，叶、陈、伍均为秦望山所推荐。

1937年，我原在私立昭昧高中教书。11月间在路上，无意中碰到大革命时期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的同事辜仲钊同志，自清党时我们同被通缉星散后，已十年不见面。动问间，才知道他近从海外回来，在抗敌会参加工作，并鼓励我也到抗敌会一同工作去，当即邀我同往抗敌会找秦望山。我与秦在大革命时期认识，曾合作一段时间，晤面时他热情地邀约我到抗敌会帮忙搞宣传。由此我即以抗敌会宣传委员干事的名义，在课余到会帮忙，主要是编《晋江抗敌周刊》，写些抗敌救亡的宣传文字。有时下乡参加群众大会，推动一些抗敌巡回剧团和歌咏队的活动。到抗敌自卫团成立，秦望山大概以我搞过宣传，便一再劝说我，要我辞去学校职务，到自卫团司令部去当个专职宣传人员，名义是政治科科员。我觉得如果抗敌自卫团真的能发挥作用，达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目的，倒比做卖膏药式的空头宣传好得多，便答应了。

司令部设在明伦堂，何震每两天来一个上午，杨秘书和各科长、科员在司令部办公。成立初期，政治科任务为编写宣传材料，拟订政治教育计划，我为此写了《抗敌自卫须知》的小册子，主要讲抗敌自卫的意义、形势、做法等，约两万字，印发各部门。当时县政府办有保长训练班和男、女训队，曾被邀以此作为教材去讲过。此外则拟些标语、传单之类。军事科任务为拟订队员的编组、训练计划。抗敌自卫队以联保为单位，每联保成立一个大队，联保主任兼大队长，下分中队或小队，以保长兼队长，乡队副、保队副负责编练。自卫队以战斗队为主体，凡免、缓役的壮丁都要参加。武器就用村中的鸟枪、牛腿枪，或其他现有的枪枝充用，以大刀、枪矛作补充。此外在宣传队，以小学教师及当地知识分子组成，侦察队由联保指定人员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均以中年农民组成。各队定期进行训练，并有政治学习。如果能认真搞起来，也许可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形成坚不可摧的抗敌长城。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基层人员，有几个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什么联保主任、保甲长，多是些只知借征兵、征粮、征税，乘机舞弊敲索，填饱私囊的家伙，瞒上欺下的能手。什么抗敌救亡，保家卫国，在他们那算什么一回事。一件公文下去，不是丢压在抽屉里，就是弄虚作假，乱造表报。看来队伍不少，尽是纸上之兵，真的一旦有事，只能贻误战机。

同时，司令部内部，开始好像气氛热烈。过了不久，也就慢慢地冷了。何震初期还两天来一次，以后渐渐少见到他的影子，部务交给那个杨秘书，却是个典型的官僚，遇事敷衍塞责，只在公文上下工夫。叶清泉秉性刚直，看不惯这种作风，跟杨闹了几次，也心灰意冷了。叶清泉原为厦门《江声报》负责人之一，厦门沦陷后，他一心想在泉州复刊，主要精力在筹备报纸复刊的事情。及筹备就绪，就离开自卫团司令部，主持复刊的《江声报》。伍泽仁对军事不感兴趣，就不大过问，而部里准备阶段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我在抗敌会时，虽有机会下乡看看，时间究竟太少。此时觉得应该找机会到基层跑跑，因向何震建议，以单凭公文去组织基层队伍，绝对靠不住，应该走出司令部，到各联保实地了解情况，不妨以“检验”名义下去走走。林忠也很乐意去看看他的“直属部队”，于是决定由杨秘书和伍泽仁留守，我跟林忠下乡，去作“检阅官”。从晋北山区的河市、罗溪、山顶坪到晋南沿海的永宁、深沪、围头、英林以及安海、石狮、金井……几乎踏遍了全县的乡镇。

普遍的现象是，所谓自卫队员，只存在纸上，平时的组织训练并没有落实，最多也只召开一次会，宣布有这么一回事而已。直到上面要派员前来检验的时候，才临时拉一些人到场充数，来时乱哄哄，连队都排不齐，点张三的名由李四喊“有”。散队后找个别人谈话，他说不知道自己编在什么队，是保甲长昨晚通知今天不准下田或出门，要来这里开会，不到要处罚。其实我都不会什么枪，怎能当兵呀，等等。“检验”时碰到的另一现象，即各联保主任对“检阅官”的隆重接待，那位林科长是喜欢奉承的人，在美言恭维和美酒佳肴的态势下，对这些现象也就视若平常，对我说：“现在联保的事情确实太多，也就差不多了！”记得当时永宁镇的联保主任为一女医生，富有交际手腕，林忠对她嘉奖的话，我至今犹有印象，尽管永宁的抗敌自卫队并未比别的联保出色。(www.xing528.com)

但也不是所有的联保都把组建人民抗日武装不当一回事。当时在某些为地下党所能控制的乡镇，如新门外的树兜等，暗中本就有抗日游击队的组织。此时就利用抗敌自卫队的合法地位，进行活动。

“检验”归来之后，我曾写过《检验散记》和《续检验散记》，披露一些丑恶现象，并把各地社会调查，所见所闻，写了《沿海走马记》、《晋江的堪察加——山顶坪》等稿，在《抗敌行进》上发表。（我离开抗敌会后，《晋江抗敌周刊》停刊。我因与民生农校的叶非英商议，另办《抗敌行进》半月刊。由叶主编，仍用抗敌会名义，由抗敌会负责经费。）

在全县乡镇自卫队还有少数未进行“检验”时，何震就调离他任，杨××、林忠也随何离晋。继任县长王笑峰，是个老官僚，对抗敌自卫团不感兴趣，认为劳民伤财无济于事。但上级没有明令撤销之前，只好仍旧挂着招牌，司令部则由明伦堂迁往县后街三山会馆。他自己从不过问，只派一个姓王的秘书坐镇司令部，另派一姓蒋的北方人代军事科长，要我代政治科长。本地人在叶、伍走后，只有我一个了。因我已辞掉学校的职务，还未找到新的工作，只好跟着到三山会馆去吃闲饭。《江声报》在泉复刊，原由该报旧人李铁民、纪崑崙担任编辑。到9月间，李、纪均因事离开报社，报社另聘王宣化任总编辑，辜洪涛任电讯编辑（王、辜均系马共，被马来亚殖民政府驱逐回国），尚缺一新闻编辑。叶清泉邀我去担任，我于是改到江声报社。时“晋江县抗敌自卫团”已毫无活动，不久，就把在三山会馆的司令部撤销，把招牌改挂于县政府，究竟挂到什么时候才拿下来，已不清楚。但据我所知，到1939年秋天，德化县还有抗敌自卫团这名堂，那晋江县的抗敌自卫团，名义上的存在当也与德化差不多。不过这只是“名存”罢了，实际上的存在当也与“实亡”的。这便是当时国民党所吹的“武装群众”、“全民抗日”的真相。

（原载《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28～33页，198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