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在广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农学院学习。初夏的一天，到“创造社”买书，听到一对青年男女顾客，用闽南话交谈。异地闻乡音，不免动了乡情，就用闽南话问：“你们也是福建来的吗？”那男的一听，非常热情，就互通姓名，自称名唐生，女的名黎明。他们从厦门来的，初到不久，认识的人不多，问闽南青年学生在广州有多少？情况怎样？我因不知他们的身份，只略说一下。临别时，他要我把住处写给他。到星期天，他就到文明路我的寄宿处相访，谈得颇为投机。以后彼此不时见面，接触既多，相互间有进一步的了解，他才告诉我，黎明是他的爱人，他们是台湾人。因在台湾受到迫害，才逃到大陆的。以后又透露，他祖籍惠安下垵乡，江姓，家在台北，做生意。他读书时即参加革命活动，后被日本警察逮捕，坐了几年牢，遭受严刑酷打。释放后和一些同志设法逃出台湾，到了大陆，有的去上海，有的在厦门。他被酷刑时受内伤，原想在闽南找伤科医生治疗，因广州已成为革命策源地，气氛热烈，因此先到广州来看看，希望能结识一些革命青年，彼此取得联系。那时在广州的青年学生，有在黄埔军校的，有在广东大学的，由于当时革命形势，政治思想路线明显分化。左派学生有“福建革命青年团”的组织，右派学生有“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彼此对立，斗争颇为剧烈。革命青年团的负责人，有杨世宁（清党时在闽牺牲）、许世中（“文革”后，曾任福建师大图书馆馆长。后移居加拿大）等。我与许为小学同学，是他介绍我加入该团的。我与唐生相知较深之后，就介绍他与杨、许等人联系，彼此合作。唐生本人可能是台共，到广州后也可能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但他未曾对我透露，我当然也不加探问。
1926年秋，我辍学在家，唐生和他爱人突然到泉州找我，说他在台湾遭受毒打，旧伤发作，需要往永春、德化去找擅长伤科的拳师求医，就让他爱人暂住在我家，自己前往永德。大约一个月，他回来泉州，说已在德化找到医生，医效颇好，在那边寄宿在一位农友家中，还认识了当地民军头目，受到礼遇。随即带他爱人同往德化，继续治疗。1926年11月初，北伐军进入闽南之际，德化民军涂飞龙部即宣布归附北伐军，似和唐生在德化的活动有关。
北伐军入泉不久，唐生夫妇由内地来泉，说准备在泉州开设一家书店，推销进步书刊，以加强新文化宣传。同时也可让一些台湾同志有个立足点，要我帮助他办理。于是由我出面，向连理巷董家租一店屋，地址在南大街小泉涧巷口靠北第一间（现新华书店正门部分即其旧址）。筹备就绪后，取名泉州书店，大约在1926年12月中开张（具体日期已忘）。书店由唐生夫妇主持，还来了两位台湾同志洪赤农与白海棠（女）为店员，我则不时去帮忙一些需要对外联系的事。泉永政治监察署民运指导员左明亮也是台湾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监察署的一些同志，都是书店的常客。当时泉永政治监察署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外合作而内对立，县党部的人对泉州书店也“另眼相看”，特加注意。有一次，县党部委员林植兰（我小学同学）问我：“你们这家书店是什么货色？”我说：“书店卖新书，传播新文化，自然是文化货色。”他哼了一声，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存有疑忌。而书店所售书刊，如《响导》、《新青年》、《政治周刊》、《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辩证唯物论入门》，等等，和一些新文艺作品，却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尤其受到青年们的欢迎，县党部也无奈之何。在他们看来，书店与监察署关系密切，就把它记在监察署账上，清党时便把它和监察署一起“清”掉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一个多月，唐生夫妇已因事他往。泉州清党，洪赤农闻变，即和左明亮等人离开，只留女同志白海棠留店看守。县党部在解散监察署当天，也派人标封泉州书店，没收所有财产，带白海棠去党部问话，饬令离境。那时黄哲真以白为台湾人，且是女的，一时无路可走，乃把她送到安海黄家暂住。唐生在德化时，住在农民张顺月家中，张对唐很关心，常来泉州书店探望，对书店所有人，亲如一家。这时张刚好来泉相探，见店被标封，经邻居指点，即往县党部要求见白。得知她在安海，遂往安海黄家寻找，终于找到了，并设法帮她从黄家脱身。后又辗转找到隐蔽在同安的监察署几位同志，白即和他们一起设法逃往南洋。
泉州书店是泉州第一家出售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书刊的书店，它的创办是否为中共党组织所批示，开办后是否直接接受党泉州特支的领导，我系非党人士，不清楚。但从各种现象看，可以说和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特支负责人和一些党团员，都把书店看作自己的家那样，经常在店中聚集。而书店的工作，有意无意之间也体现了党的政策意图，传播马克思主义，起着党的宣传机构的作用。从这方面说，它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另一方面，泉州书店是大革命时期台湾革命者在大陆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他们分处在上海、厦门、广州各处，看来有个组织，似名为“人人社”，唐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人。上海、广州情况我不了解，厦门的主要人物有洪平民，原在台北为店员，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搞海员运动。后在台湾站不住，逃来厦门，和罗扬才、杨世宁他们一同搞工运。我曾和唐生去厦门看过他，是位忠实诚恳的同志。清党时和罗、杨等人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罗扬才、杨世宁二烈士被解往福州杀害，洪平民则在厦门牺牲。在泉州活动的唐生、左明亮、洪赤农等人，在大革命时期也做了不少工作，是闽台同志并肩战斗的典范，值得我们怀念。这又是一个历史意义。
自国务院把泉州列入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人们更关心的地方文物保护问题，有关部门对本市的革命历史遗址也在进行调查，有些同志问起大革命时期泉州书店的情况，因就个人所知，记其始末，作个介绍。
（原载《泉州文史资料》第12辑，第46～50页，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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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泉州书店》一文的补充
辜仲钊[1]
阅《泉州文史资料》第12辑《记泉州书店》一文，使我回忆起往事。我在当时也是泉州书店的一个常客，这书店是唐生同志接受党的指示出面开办的。店里工作系在泉州特支领导下进行的，是党的一个外围宣传机构。本文作者陈盛明同志，是与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对党内的活动自不尽了解。兹特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为补充。
（原载《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214页，1982年10月11日）
【注释】
[1]辜仲钊，曾任泉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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