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回忆录

1925年春，我在厦门鼓浪屿普育小学当教员。那时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设在鼓浪屿。六月间，我由普育小学校长孙印川介绍，化名陈刚，加入国民党（并没什么活动）。下一学期，我应小学同学许世中（即许曼）函招，往广州升学。许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科肄业。我原毕业于福州中等农业学校，到粤后进广东大学农学院，经常到许的宿舍座谈，因而认识了一些福建学生。当时广州弥漫着革命气氛，青年政治思想明显分化，左派的福建学生有“福建革命青年团”的组织，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该团负责人有杨世宁、许世中等人，我也由许介绍加入该团。1926年暑假，我由粤回家，父亲怕我在粤参加什么活动，坚持不让我再去。及至北伐军入泉，秦望山等成立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处，我便以回乡学生、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搞宣传工作。

1926年12月，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为加强进步力量，在泉州设立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由政治部主任江董琴任命陈文总为监察员，林环岛为秘书。署内的人员共产党员约居四分之三，国民党左派约四分之一。主要活动由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据辜仲钊同志回忆，当时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泉州特别支部”，负责人唐沙白，即李松林）所发动，取得国民党左派的赞同与协助。北伐军入闽后，在粤的福建革命青年团同志，多数辍学来闽（主要在厦门）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厦出版《福建青年》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我曾以“健夫”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我们要一个革命的省政府》一文，揭露和抨击那些投机革命的旧官僚土匪头子（如卢兴邦）企图篡夺省政权，分赃省府委员的丑行。这是这个刊物的言论方向。许世中曾由厦来泉，向我介绍当前形势，要我参加政治监察署的活动。我因而往来于晋江县党部与监察署之间，并接受和以监察署民运指导员的名义，协助监察署开展工作。由于县党部的人认为我是从广州回来的学生，可能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未必能和他们同心，遇事总是提防一点。而在监察署方面，我虽非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革命，以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指导，目标一致，故能推诚相见。现在回忆当时的经历和见闻，可以说泉州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以晋江县临时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为一方，和以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的共产党人及部分国民党左派为一方的合作。这是形式上的合作（外合作而内斗争），表现在争夺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一是政治监察署里面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这是真诚的合作。共产党员有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左派则以个人身份接受共产党领导，表现为自始至终的步调一致，向共同目标携手前进。

自1926年11月22日北伐军入泉，到1927年4月中旬国民党实行清党，历时四个多月，时间虽短，而情况复杂。其急剧变革，在泉州地方史上，却是不平凡的时候。

事情可追溯到北伐开始。1926年7月7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正式出师。9月29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分三路向福建进军。10月，兵临漳州。11月初，驻漳北军张毅部退至同安到安海一线。11日，北伐军占同安。18日，驻泉北军孔昭同部退走，张毅部入泉。22日，张部再从安海泉州北撤。23日，北伐军张贞部进入泉州，北军残部被收编为补充团，负责维持泉州治安。东路军政治部派康瀚任晋江县长，康子常任泉永财政处主任，周骏烈为泉永公路局局长，建立了新政权。

在北伐军入闽前，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已派秦望山潜入晋江内地，秘密进行组党活动。秦为闽南国民党领袖许卓然的首要副手，人称许秦，在泉永地方有很大影响。北伐军入泉后，省党部即正式委派秦望山为晋江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周骏烈、陈清机、康瀚等为筹备员，在泉州城内的北鼓楼设立筹备处，实际上党务全操在秦望山手中。1926年12月间，秦未经省党部批准，就自行召开全县临时代表大会，选出临时执监委，成立晋江县临时县党部。委员分工为，主委秦望山，秘书处孙泗孙、孙文华、吴非放，组织部秦自兼，宣传部黄哲真，工人部林植兰，农民部陈伯清，青年部郑剑雄，妇女部余佩皋（但对上级，他们仍用筹备处的名义）。县党部下设12个区党部，区党部下设区分部，大肆招收党员。

在北伐军入闽后，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随军来泉，开展工作。这些随军来泉的党团员，似多安排在政治监察署这个公开的，带有统战性质的机构。主要是搞民众运动工作，组织工农妇青，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如该署秘书林环岛（浙江温州人），政治宣传负责人杨骏（泉州北郊洋塘乡人，东南大学学生），民众运动总负责人谢歧（江苏人），民运指导员李松林（同安人，厦大学生），林超然（即辜仲钊，泉州人），左明亮（台湾人）、庄醒民（惠安人）、施岑侬（同安人）等是共产党员，王台晖（南安四都人）、侯汉雄（泉州人）等是共青团员。其中李松林、施岑侬、林超然等，在未入泉州前，就已在同安马巷一带展开工作，打下群众基础，为进入泉州做准备。

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在监察署未设立前，就进行民运工作。秦望山看重民运。一进城就抓工会组织，在工人部林植兰之外，又以富恩潭负责总工会筹备处，派人分头组织基层工会，先后成立印刷、人力车、建筑、瓦窑、店员、码头等工会。但他们组织工会，多从上层入手，如建筑工会即动员包工头陈桂林、辛高升、傅维早等人发起；码头工会也以封建把头作骨干。表面上喊些漂亮口号，什么定工价、减工时、提工资、搞福利，等等，都是空雷无雨。监察署成立后，就向县党部了解民运情况，县党部也把各工会组织情况和负责人等，一一向监察署汇报，声称要进行合作。监察署鉴于泉州封建势力雄厚，所成立的工会未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问题不少。为健全工会组织，打算进行改组，一方面派人参加县党部组织的工会，另一方面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对操纵在封建势力的原有工会，一时难以改组的，就把其中较为进步的成员拉出来，另立工会。如从建筑工会中又组建木器工会，在店员工会中另组店员协会等。在总工会筹备处，则派王台晖去当秘书，参与领导，但受到制肘。县党部感到监察署的压力越来越大，便设法破坏，散布监察署只应监察各县政治，不应和县党部争夺群众组织等言论，想造成反监察署的舆论。监察署也针锋相对，立即贴出布告，宣告组织民众是该署的职权，严禁造谣破坏。以后双方各分头活动，陆续成立一些工会，如竹器、理发、丝竹、缝纫、电气、水产等工会。有的为单方面所掌握，有的双方都有人参加领导，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如泉安汽车工会，双方均有人往安海筹备组织。后来协议作为工会筹备处，双方合作，但双方人员因目的不同，作风有异，常常引起冲突。嗣后县党部竟派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的吴剑青，找泉安公司负责人吴警予联络，谋依靠吴的力量主宰该工会。结果泉安汽车工会成立后，即为资方所操纵。

在农运方面，秦望山未入泉州前，即在安海、石狮一带，组织一些农会，但未足够重视。而监察署由于共产党一向重视农民运动，在搞工会的同时，大力开展农运，在泉州南门外的清濛、柴塔、池店、浯潭，新门外的树兜、山后，北门外的洋塘、塔后各乡，筹组农民协会。一般从开办农民夜校入手，吸收贫苦农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其阶级觉悟，然后成立农协。除派出署里民运指导员下乡外，还依靠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协助进行，如洋塘乡农协由杨宗士、杨条篱为筹备员，塔后有陈世秩协助，池店有小教陈家篯帮忙。秦望山眼看监察署农运开展，不甘落后，就发动其手下，急起直追。一方面设法破坏监察署方面的活动，如林超然有一次往涂门外法石村一带发动农民，县党部的人就煽动当地封建势力加以阻挠，甚至以武力驱逐相威胁。为避免事态扩大，林等只好撤回。另一方面搞突击组织农协。秦望山为培养骨干力量，在泉城武庙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秦自任所长，以梁龙光为政治训练主任，李良荣为军事训练主任，黄哲真为秘书，学员百余人。秦事情多，所务主要由李良荣主持。为把农会快速组成，秦令该所暂时停课，把学员另作一次特殊训练，然后编队分组，由干部带领下乡，组织农民协会。果然，没有多少天，全县“农协”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超过监察署所组织的若干倍。原来这些农民协会并非真正农民的组织，而是由乡长、族长之辈迫令农民报名参加的。各乡“农协”成立后，还联合组成区“农协”，只差县农协还未成立。这些“农协”虽是冒牌货，委员多地痞恶霸之流，然对监察署的农运也起过打击作用。

此外，在妇运方面，有妇女解放协会的组织，主要掌握在县党部余佩皋的手里。学运方面，改组各校学生自治会为学生会，并联合组成全县学生联合会，形式上归县党部领导，和监察署关系不密。还有反帝大同盟的青年组织，成员多为进步青年，比较倾向于监察署。1927年初曾发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把天主教的启明女学，收回自办。另有非基运动的发生，反对基督教的传播。

商运方面，原有县商会是代表大商家的组织，一向以郊商为后台，忽视中小铺商的利益。过去军政派款派捐，多要通过商会进行。县党部成立后，遇到问题需要款项时，还是要找县商会。如市卫队的经费，就是找商会筹集的。但商会摊筹款项，不是按大中小户资财合理负担，往往偏袒郊商大户，将派款多转嫁给中小户，素为广大铺商所不满。县党部利用这种情况，拉拢中小商户，派吴祝民组织商民协会，铺商人数比郊商多得多，为与郊商抗衡，便纷纷加入商民协会。监察署成立不久，人手不多，以工农运动为根本，对商民协会较少干预。至于商会，它的背景是大资本家，对共产党有疑惧，对监察署抱敬而远之的态度。

当北军溃退，北伐军入泉之际，因主力急于跟踪追敌，便收编北军残部，借以维持治安。但却很不得力，弄得社会秩序大乱，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横行，赌场满街头，时起冲突，入夜枪声四起，抢劫不断发生。秦望山为以毒攻毒，成立市卫队，收编一些流氓、歹徒为队员，以流氓头子王意为队长，豢养他们来减少混乱。在县党部与监察署摩擦日甚的时候，县党部曾有人建议，利用此辈把陈文总暗中解决，为秦望山所制止。秦为对陈文总表示“合作”，曾请他兼任宣传养成所政治教官，教经济学。但又怕陈在所里拉拢学员，曾通知李良荣暗中监视，防范陈的活动。

监察署成立后，也主动与县党部进行一些合作，如1929年1月，曾联合举行“晋江各界人民欢迎国民革命军入闽祝捷大会”。大会所提标语口号，多属进步的，本自共产党的纲领主张，乃监察署方面所拟定。

监察署初期工作着重在泉州城内及郊区，其后开展到其他县份。而泉永各县县党部，多操在秦望山派手里。秦于是一再通知各县，加紧部署，突击组织民众，注意防范监察署派人活动，并告诫说：“我们国民党要和共产党来一场赛跑，看谁跑得最快，看群众站在哪一边。”他还对人说：“用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没有力量，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有力量。”企图用无政府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秦本人早年就倾向无政府主义，自称为吴稚晖信徒，养成所所聘政治教官，第一位就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弟弟刘抱真。其他如梁龙光、黄哲真，当时思想也都接近无政府主义。

这一时期，有台湾革命青年唐生，来泉创办“泉州书店”，为共产党在泉活动的一个阵地，和监察署工作有联系。我是在广州的时候认识唐生的，交往颇深，比较熟悉。他祖籍惠安下垵乡，江姓，出生台北。在台湾读书时即参加革命活动，为日本警察所逮捕，坐了牢，遭受酷刑毒打。释放后和一些同志逃出台湾。时正值大革命时期，他们到大陆后，有的去上海，有的在厦门，他和爱人黎明去广州，在那里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他本身可能是台共，但未对我透露过）。1926年秋天，他和爱人突然到泉州，前来找我，说他在台时受过毒打，旧伤发作，需要往永春德化找名拳师（懂得伤科）治疗，就让他爱人暂住在我家，自己前往永德过了一段时间返泉，说在德化找到医生，治疗很见效，在那边寄宿在一个农民家里，还认识了当地民军头目，受到礼遇。随即带他爱人同去德化，继续治病。1926年11月初旬，北伐军进入闽南之际，德化民军涂飞龙部即宣布归附北伐军，似和他在德化的活动有关。北伐军入泉不久，他们俩由内地来泉找我，说准备在泉州开办一家书店，推销进步书刊，同时作为台湾革命同志的联络点，要我帮着搞。于是我托人向董姓租一店屋，址在南大街小泉涧巷口北边第一间。筹备就绪，取名“泉州书店”，由唐生夫妇主持，还来了两名台湾人洪赤农和白海棠（女）为店员。监察署的左明亮，也是台湾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监察署的一些同志，都是书店的常客，因而引起县党部的注意。有一次，林植兰（我小学同学）问我：“你们这家书店是什么货色？”我说：“书店卖新书，传播新文化，自然是文化货色。”他哼了一声，摇摇头，看来有疑忌。然书店所售书刊，如《响导》、《新青年》、《政治周刊》、《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辩证唯物论入门》等，以及一些新文艺作品，却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尤其受到青年的欢迎。县党部也无可奈何，就把它记在监察署的账上，视为该署的外围机构。清党时就和监察署一同被“清”掉了。

兴泉永政治监察署成立不满四个月，就遇到反革命风暴。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一天，秦望山接到福州冷欣（新编军政治部主任）电告，说清党工作已全面展开，嘱泉州立即动手逮捕共产党。时值许卓然在泉，秦与许商议，决定以缓和办法，避免流血。一面由许商得驻军团长张端方同意，清党由县党部主持，军队不参预；一面由秦召开泉永十县县党部联席会议，响应蒋介石叛变。会议通过“拥蒋护党，驱逐监察署人员出境”的决议，发表“拥蒋护党”宣言。会毕，即由县党部具函通知监察署全体人员，停止活动，限期出境。事实上厦门方面已先一天进行反革命行动，同安县党部来泉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傅学礼（共产党员），一到泉就把形势恶化的消息暗中通知李松林等准备应变，署内所有人员当即转入地下，或分头秘密离泉，仅留书记员陈廷瑚（国民党员）留守。陈收到县党部函后，即复一无签名盖章（印信已被带走）的信说：“署里的人都离开了，请来接收吧。”翌晨，县党部派人到监察署去，已空无一人，连家具也多被邻近的人搬走，办公室只留下烧毁文件的灰烬。(www.xing528.com)

泉州书店那边，唐生夫妇事前已不在泉。洪赤农闻变，和左明亮等人走了，只有白海棠在店看守。在“接收”监察署的当日，县党部的人到店，将店标封，财产没收，带白海棠去党部问话，饬令离境。后黄哲真以白为台湾人，无路可走，乃把她送往安海黄家暂住。因她是女性，监视不严。唐生在德化时，住在农民张顺月家，张对唐生很关心，常来泉州书店探望。这时他刚好来泉相探，见店已被封，不知如何竟探知白的下落，就赶往安海寻找，终于找到了，并设法帮她从黄家脱逃。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联席会议的翌日，晋江县党部在泉州南校场召开晋江县各界民众“拥蒋清党”大会，宣布通缉监察署人员陈文总、林环岛、谢歧、杨骏、李松林、林超然（辜仲钊）、左明亮、庄醒民、施岑侬、陈刚（陈盛明）等人，解散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封闭泉州书店，实行清党反共。但被通缉的人都早已离开，未曾逮捕一个，只有把国民党党籍的人，开除党籍，我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清濛乡归侨沈天渊，原秦望山朋友，国民党员。此次发现他给陈文总的信件，证明曾帮过监察署工作，也被开除了。后来秦望山对人说：“我们用不流血的办法对付共产党，我们的办法是文明的。”解放后，他看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走向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认识有了转变，终于从香港回来，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年老健忘，往事如烟，回忆所及，多属片断。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和当年参与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工作的汤文华先生，在大田县立中学，同事一段时间，谋余无事，私下闲扯，常谈及往事。他和秦望山关系密切，对我讲大革命时期秦的言行颇详。（解放后，他曾为泉州市政协写文史资料，有些内容和对我讲过的大体不差。）后来我又听过辜仲钊同志讲了当时一些情况，现根据自己经历见闻，参合当年知情者忆诉，拉杂成篇。差错之处，恐所难免，敬希同志们加以匡正。

（本文系参加1980年福建省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原载《党史参考资料》油印本第1期，第19～28页，1980年12月1日）

附录

陈盛明就“杂忆”引起的争议致友人一封信的手稿

接兄二号惠教，因春节前后，俗务缠身，至未即复为欠。承示关于《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杂忆》一文的问题，谨将经过情况为兄陈之。

福建省党史研究会于去年十一月举行“福建党史科学讨论会”，内容以大革命时期为重点。会前一年即开始组织论文（包括回忆录），通知各个地区都要准备参加。泉州方面也有任务，指定写关于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的情况材料，由省党史研究会晋江分会及泉州小组负责准备。他们以大革命时期在泉州参加活动的人，有的早离开，有的已去世，目前仅有辜仲钊和我两人。而仲钊年耄久病，未能执笔，于是硬把任务加给我。我以自身并非（中共）党员，所知不透，而且所牵涉的人与事，若直笔恐有不便，而曲笔则非所愿。因此一拖再拖，不敢着手。及会期将届，仍未落实，地市党史会负责同志恐难产，无以应对上级要求，一再催促，以大义相责（弟为泉州历史研究会负责人之一，该会为党史研究团体会员，他们认为有此义务）。推辞不得，只得硬着头皮来写，不敢写专题论文，而要求写回忆录之类应征。此为拙文《杂忆》出笼的经过。

文章叙写内容，限在大革命时期（由北伐军入泉，至泉州清党这段时间，约四个月），专写此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具体来说，即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与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的关系。当时晋江国民党的领袖为秦望山先生，所以文中说秦先生的地方不免多一点。材料除本身经历见闻外，主要参考秦先生的亲信汤文华先生所提供的材料以及仲钊兄所忆述的情况（详见拙文末段）。初稿完成后，经晋江地区党史分会的专职同志核对资料，才由该会打字油印，送省会参加省党史研讨会作为讨论材料。会后，只有由晋江地区党史分会在其《党史参考资料》（内部油印刊物）第一期刊出，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所说见于《文史资料》，想系误会。弟之为人，兄所素知，对秦先生则视为前辈，尊为师友，加以尊重。文华兄为秦先生培养出来的，关系密切，绝不会对秦先生加以污蔑。由于我水平不高，拙文差错之处，在所难免，但请相信绝非抱有偏见，故意歪曲。既要写史，就得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写，实事求是，根据史实下笔。窃以为世上绝无十全十美的人，即使对伟大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斯大林、毛泽东也应该抱一分为二的观点。同时，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难免会有许多变化，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表现，不能概括其一生的功过。拙文所写的仅仅涉及四个多月的时间。清党后，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历史即转入一个新的时期。故根据省党史研究会的要求，清党后的事情不再写入拙文。我曾有过试写许卓然传，或许卓然、秦望山合传的计划，对他们的生平做总的叙写，包括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民军以及清党后的种种。那大函所示的长安同志所说的那些事实以及清泉兄所提的类似话，都可以写进去，因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写全传才能表现两公的历史全貌，而为党史会所写的仅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史实，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有位赵先生既未看到拙文，也不了解发动写此文的单位，就跑到与此事无关的泉州历史研究会兴师问罪，令人齿寒。因而我已经把写全传的计划勾销，不愿再干此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我不掩饰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拙文不能说没有失实之处，但失实到什么程度，我诚恳要求知情者指点。我希望对拙文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寄到发表拙文的刊物上刊登，使不致“以讹传讹”（谢真语）。秦长安同志可能是看到我寄给叶清泉兄的那份，才知道有拙文这回事。长安看后，认为拙文有伤他父亲的声望，但情况不熟，于是致函在福州的谢真，询问当时情况，一面函告其在泉州的哥哥长江同志。谢真接函后，写了一篇回忆式材料寄给秦家兄弟。长江同志曾通过一位友人把那材料给我看过。那友人给他解释拙文写的只是那一段特定时期的情况，不是对秦先生的全面评价。他听了多少有些理解。我建议他们可将谢真写的材料，或写得更充实完整一些，寄给省、地两个党史研究会，请他们同样发表。

其实拙文对许、秦两先生的高尚政治风格毫无隐没。说到秦先生的，如他认识对共产党不能依靠武力，主要在争取民众；制止手下暗中解决陈文总的建议，清党时只是把共产党员驱逐而未捕杀，等等。但当时秦先生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与共产党有合作有斗争，实际上还是对立的；清党的确是用不流血的办法，这点和厦门的李汉青不同。要是既然召开十县县党部联席会议，宣告拥蒋护党，主持清党大会，通缉共产党人，在逻辑上就不好说是国民党左派吧？当然，这指的是这个时期的秦先生，不能作为他一生的评价。兹将拙文打印稿附呈台阅，盼加指教。

舍弟不日赴厦，他会趋府拜谒。

盛明先生致友人信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