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盛明先生传略-陈自强的生平及对新中国的贡献

陈自强^[1]

陈盛明，又名明诚，曾化名陈刚，泉州聚宝街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陈槐三是个秀才。父陈育才（字泽山，号起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学识渊博，藏书丰富。辛亥革命后，效法南通张骞，主张实业强国，开过陶瓷厂、砖瓦厂。1921年前后，曾任厦门道道尹公署事业课主任、泉永公路局局长、南安县知事等职，是清末民初泉州地区一位有名望的绅士。

陈起吾墓志铭

盛明青少年时代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思想进步。他信奉农业救国，故于民国13年（1924年）从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在家筹建一个经济农场，但未获成功。次年（1925年），到厦门鼓浪屿普育小学任语文教员兼私立思明初中物理教员。其间，他化名陈刚，加入国民党。10月，奔往大革命中心广州，就学于广东大学农学院。经同学许曼（又名许世中，曾任福建师大图书馆副馆长，“文革”后旅居加拿大）介绍，参加旅粤福建左派青年团体“福建革命青年团”，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与共产党人交往甚密。民国15年（1926年）7月，奉父命退学回家，协助经营砖瓦厂。11月，北伐军东路军入泉。12月，东路军政治部在泉州设立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经共产党员朋友的邀请，盛明担任监察署民运指导员，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并以“健夫”为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官场丑行。他还积极协助台湾籍共产党员唐生、黎明创办泉州地区第一家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泉州书店”。民国16年（1927年）4月10日，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召开“拥蒋清党”大会，宣布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盛明也遭通缉，并被开除出国民党。

从民国22年（1933年）起，盛明一直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曾在泉州昭昧国学讲习所（后改昭昧高中）、大田县立初中、晋江县立中学任教，任过《江声报》、《福建民报》、《永春日报》、《青年导报》等报编辑。盛明虽是学农，但由于家学渊源，更由于刻苦自学，具有深厚的文史素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以先父的藏书，加上个人所购之书，办起私家图书馆，取名“起斋图书馆”。藏书达三四千册，其中不乏珍本，如《名山藏》、《闽书》、《正气堂集》、《籀经堂类稿》，等等。后来又利用在新闻界工作之便，积累剪报资料三四千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闽南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华侨、外事等。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盛明以高度的热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1月，经共产党员辜仲钊的介绍，担任晋江县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总干事，主编《晋江抗敌周刊》，撰写抗日救亡宣传材料，深入农村进行抗敌宣传及社会调查，取得良好效果。民国27年（1938年）9月，《江声报》在泉州复刊，他任该报新闻编辑。因在抗敌后援会和报社的工作中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以及与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关系密切，遂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把他列入黑名单。后为环境和生计所迫，曾一度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但在党团合并总登记时，未去登记，从此脱离关系。

民国33年（1944年），盛明出自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心、热爱，积极参与筹建晋江县文献委员会。翌年2月，该会成立，盛明被推为总干事。他在经费困难，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他以自家的藏书为基础，在岳父吴增（字桂生）、苏大山等乡贤的支持下，借出“养和精舍”、“红兰馆”的珍贵藏书，建立初具规模的泉州地方文献图书馆，并通过购买、抄书、募捐、征集等活动，不断丰富文献资料。此外，还编印《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组织编写《晋江大事记》，举办轰动一时的“晋江文物展览会”。这些工作，为泉州地方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普及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盛明认识到闽南是主要侨乡，今后对外发展必定更为兴盛，因此有必要了解侨乡和华侨历史，了解华侨的居留地东南亚的情况，掌握充分的资料，开展学术研究，以便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遂决定以“起斋图书馆”的图书资料为基础，创办一个以搜集、整理和研究东南亚、东南海疆和台湾省的学术资料为内容的机构，定名为“海疆学术资料馆”。民国34年（1945年）冬，在其弟陈盛智协助下，“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筹备处”在泉州中山路原“侨务局”旧址挂牌。随后，因得到闽南名流张圣才、黄其华、张天昊等人的经济资助，筹备处迁往厦门。民国35年（1946年）5月5日，在厦门虎园路21号洋楼正式开馆，取名“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盛明任馆长。王亚南、庄为玑、林惠祥、林英仪等专家学者均为馆内常客。该馆除设阅览室对外开放外，还先后举办了“万帧图片展览”、“福建文献展览”、“佛国图片展览”等活动，编印了《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期间，盛明因痛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以添置资料为名，从香港秘密购进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及国内外进步书刊，供进步青年阅读，并为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的活动提供方便。对长子、长女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不仅全力支持，还鼓励他们阅读新闻记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故厦门解放前夕，他再次上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被迫离厦避往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盛明回到海疆学术资料馆。为使搜集的资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950年，他向海疆学术资料馆董事会提出把该馆献给国家，并入厦门大学的建议，得到赞同。9月，经华东教育部批准，正式并入厦大，成为新成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馆（后改称“南洋研究所”）所属的资料室，盛明任资料室主任。此时，该馆已发展为拥有图书杂志3万册，剪报资料1000多册，图片万余帧，地图（包括海图）200多幅，文物数十件。其中有孤本、善本、拓本或原始资料，为研究海外交通史、华侨史、南洋史提供许多珍贵资料。在厦大工作期间，他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图书资料、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

盛明热爱新中国。1949年，支持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又鼓励长女投考军大。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掀起捐献活动高潮，他主动提出减薪申请，表明爱国之心。即使自己最心爱的二儿子，人大党史系研究生陈健人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至死（详见附录：陈自强新浪博文《1957—1960年的一些事》），盛明仍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工作。

1966年，盛明退休回家，仍不移素志，专力抢救、研究、整理泉州历史文献。1979年，被泉州文管会评为业余文物工作积极分子。他还参与倡组泉州历史研究会，议修泉州市志，关心《泉州文史》的出版，为“泉州学”的兴起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奠基工作。在其晚年，除为泉州历史研究会编纂《泉州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初稿）外，还主持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的编写出版工作。在4年中，计编印9辑，其中许多文章由他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他还撰写回忆录及泉州地方史研究论文十多篇，成果丰硕。其最后一篇论文《晚清泉州世家“观口黄”置业契约选》于《中国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3期）刊发后，引起了海内外有关学者的重视。

盛明曾任政协泉州市第四届、第五届委员，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民盟泉州市委顾问，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1985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终年80岁。

厦大王亚南校长表扬函

（原载《鲤城人物传稿》第三辑）

附录：陈自强新浪博文(www.xing528.com)

1957—1960年的一些事

二哥陈健人之殇：戊戌年（1958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高三进入总复习。我家在厦门大学，离我就读的学校较远，因此在校住宿，周末才回家。一个周末，阳光灿烂，鹭岛洋溢春的气息。我踏进家门，只见卧病在床的继母轻声哭泣，而父亲锁着眉头，双眼呆滞，默默地递给我一封信。一看信封，天津来的。抽出信纸阅览，先是惊呆继而悲伤，这是二哥写给父亲的绝命书！大意至今依然记得。系的领导把他从农场召回，宣布他已经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继续回农场改造。他说辜负了父亲的培育与期望，无颜面对亲人和师友……

二哥出生于1935年。父亲于1926年间曾以“健夫”的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一篇抨击官僚政治的文章，大概这个缘由，就给第二个儿子起名曰健人。二哥从小聪颖勤奋，提前上小学，又跳过级。1951年，年仅16周岁的他，已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我小他三岁，而此时还是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他在厦大期间，曾任班长、系学生会主席，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专业方面，主要是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校打算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认为自己还年轻，想继续深造吧！且1955年，教育部引进苏联“老大哥”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为此，毕业后，二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被录取。在调干生为主的班级中，还担任班干部。1957年研究生毕业，但据说在反右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而未分配，被打发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农场劳动，听候处理。也许此时尚存一点侥幸心理吧！可是“右派分子”的帽子最终还是戴上，还是未能逃脱开除党籍、劳动改造的厄运。二哥从小到20岁，人生道路顺畅，怎能经得住如此挫折，于是自杀了。用执政党官员和左派的语言，此乃“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接到二哥的绝命书后，父亲分别给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公安局去信，恳切请求他们寻找遗体，代为安葬。然没有结果，至今我们也没有二哥用何方式自杀的确切信息，不过家人和亲友推测是跳海。他善游泳，曾从厦大海滨浴场游至鼓浪屿，后又游回。若是跳海，那应当是在夜半时分跳海，后一直游向大海深处，直至身体冻僵，精疲力竭……

遵照父亲的嘱咐，面临高中毕业的我，向班主任和团支部汇报二哥自杀之事。不必讳言，汇报中有“划清界线”的政治性表态。

1978年上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拔乱反正的进行，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去信三封，严正提出应当为我二哥陈健人平反昭雪。头两封似泥牛入海，在第三封信中，明确表示若贵校不给陈健人平反，作为他的家人将向上级直至党中央提出申诉。这样，等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回复（日期是6月13日），告知“陈健人被划为右派，是属错划，予以更正，恢复一切政治名誉”。收信当天，我把它转寄给在泉州老家的父亲。他先后给该系党委去信两封，提出三点意见：（1）应正式宣布恢复名誉，撤销当年给予的一切处分。（2）对落实政策的有关决定不能只通知家属，还应当在全校或全系公开宣布。（3）鉴于“错划”给健人的兄弟、姐妹带来牵连，应当把平反决定寄发有关单位，予以消除。

陈健人平反函

1979年2月，人大中共党史系终于复函，寄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于1月11日做出的《关于陈健人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而给健人之兄弟、姐妹的“复查结论”，则迟至这年10月才由党史系寄给我父亲。从我于1978年春给该校党委写信到1979年10月收到父亲转来的“复查结论”，约一年半光阴。二哥之死已半个多世纪，但至今日，不仅死亡实情不明，而且被“错划”的实情也不明，作为家人只是猜测“右派不够右倾凑”。马列主义研究班绝大多数是调干生，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和高度的阶级斗争经验，而二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生活于书堆中，因此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与这些老大哥老革命必然有差异或矛盾，在“反右”中被他们视为“右倾”是自然而然。不是有个“百分之五”的指标吗？从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性质以及班级成员之构成来看，为达指标，由“右倾”升级为“右派”，也是自然而然。

二哥之死是时代悲剧的一个案例。当年有多少人被当权者圈进“百分之五”之内，有多少年轻的生命被淹没于这个陷阱之中？有位厦大教授的独子是武汉测绘学院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后，迎着奔驰的火车而去……

百分之五的指标是谁定的？其实，谁定的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如何从当年众多鲜活的生命淹没于阴谋先生们所设计的陷阱之中吸取教训，思索21世纪如何避免反人性的阴谋运动在中华大地重演，如何防止喜好挥舞“阶级斗争”大棒，整人打人的幽灵在中华大地游荡。

【注释】

[1]陈自强，陈盛明先生三子，福建省特级教师，漳州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