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数学专业，1945年至今，培养了杰出数学家

1933年5月陈景润出生于福州市闽侯县胪雷村；1940—1944年在福州三一小学（教会办私立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并入仓山小学）读书；1944年在三明镇中心小学（现三明实验小学）读书；1945年2月升入三元县立初级中学（现三明一中），后转入福州三一中学（1952年改为福州九中，现福州外国语学校）；1948年2月进入英华书院（现福建师大附中）学习；1950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1952年进入数学系继续学习；1953年提前毕业分配在北京四中。

陈景润父亲陈元俊在邮局工作，母亲潘玉蝉是家庭妇女，兄弟姐妹12人，只存活了6人，陈景润排名第三。在堂兄弟中，陈景润排名第九，所以大家称他为“九哥”。由于家庭困难，营养不足，陈景润个子比同龄人明显矮一些，有点口呐，不善于表达。陈景润曾回忆：“从我生下来那天起，似乎已经被宣布是不受欢迎的人，一个多余的人。”“有些同学看我瘦小，经常欺负我。”“可我心里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强壮与弱小不在于体格，而在于志向。”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攻占福州，陈景润一家避难到三明。1945年2月，他小学毕业进入三明一中继续学习。在三明，陈景润和母亲都患了肺结核病，在当时这是非常严重的病，但当时简陋的条件使他们几乎没能接受任何治疗。日本投降后，陈景润一家于1946年从三明迁回福州。1947年，陈景润的母亲去世，那年陈景润才14岁。母亲因肺结核去世的阴影一直笼罩他的一生。在中学阶段，陈景润个子瘦弱，沉默寡言，一心扑在学习上。由于过度用眼，陈景润早早就戴上了眼镜。在英华中学读书时，眼镜掉了一条腿，他就用绳子绑上继续用。生活上有点寒酸，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陈景润学习特别主动，尤其偏科数学。英华中学的图书馆借书卡记录着陈景润借阅的图书：大学丛书《微积分学》、《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实用力学》等，其中《微积分学》借过两次，可见他是下功夫钻研的。由于他特别喜欢读书，英华中学的伙伴们给他起了个外号“Booker”，就是书虫、书迷、书呆的意思。

在英华中学，陈景润遇到了沈元教授，从沈元教授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沈元是谁啊？沈元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校长。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时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系主任。大名鼎鼎的沈元先生怎么会给中学生讲哥德巴赫猜想呢？原来，沈元与陈景润同是福州人，同为英华中学的校友。1948年，沈元为奔父丧回到福州。服丧后，由于正值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南北交通受阻，沈元暂时留在福州。这时，很多单位请他去工作，他选择了母校英华中学，担任陈景润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在数学课堂上，沈元讲到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陈景润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1980年，沈元和陈景润同时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年，时任北京航空学院名誉校长、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沈元和陈景润结伴回母校参加英华中学百年校庆。当他们看到同一张借书卡上同时有两人的借书签字，会意地对视而笑。

由于家庭经济无法负担其实并不昂贵的学费，也由于身体原因，高三时陈景润被迫退学。这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建设需要，开始大量招收培养大学生。1950年的报考资格规定：“凡有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力，而又持有必要的证明者，可报名投考。”这对陈景润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他珍惜命运赐予的机会，加倍努力地紧张复习。1950年的高考还没有全国统一考试，一个人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学校，可能同时被好几个学校录取，最后自己挑选就读学校。当年厦门大学数理系录取20人，陈景润排名第十。同时，陈景润也被在福州的福建学院录取了。福建学院是文科类学校，只有政法、工商、经济和企管等专业，后于1951年并入厦门大学法律系。选择厦门大学还是选择福建学院，家里人意见不一。在福州上学，可以走读，可以在家里吃饭，可以节省经济开支；而且当时台海区域还是硝烟弥漫，厦门大学处在海防前线。陈景润特别喜欢数学，但在福州没办法读数学，而厦门大学却有数学专业。于是，他说服了家人，选择了厦门大学。1950年9月的一天，陈景润从家里出发，乘车前往厦门。当时刚刚解放，为了防御台湾飞机空袭，汽车用树枝伪装起来，白天不敢走，晚上又不敢开灯，摇摇晃晃，边走边停，用了一周时间才到达厦门。

1950年，厦门大学招收了784位本科生，同时还招收了10位研究生，数学专业只有3人：李秋秀、杨锡安、陈景润，第二年又增加一位：陈孟平。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数学系，招生72人，其中包括与陈景润同是福州人，后来又同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的林群院士。陈景润大学第一年住博学楼（现在的人类博物馆）123房间。由于备战，1951年陈景润随厦门大学理工学科内迁闽西龙岩，1952年夏天迁回厦门。(www.xing528.com)

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陈景润的生活非常节俭。他常常一天只吃两餐饭，而且仅买馒头和咸菜，配白开水就完事了。他穿的衣服也非常简单，一件深蓝色的衣服，一件黑色的衣服，脏了也看不见。他舍不得买肥皂，将衣服放进水里泡一泡，搓一搓，拿出来晒一晒又可以穿了。生活上极度马虎的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陈景润说，饭可以不吃，书不可以不念。大学三年中，他从来没有看过电影，连近在咫尺的鼓浪屿也没去过，教室、图书馆、宿舍，一直过着“三点一线”式的生活。课本上的习题，同学们只做老师布置的部分，而陈景润总是从头做到尾，做完后还要再找课外习题做。时任助教的老师回忆，有一段时间陈景润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每天做100道，傍晚时找助教批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陈景润对数学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时刻都是若有所思，有时走在路上突然下雨也浑然不觉，所以同学们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爱因斯坦”。宿舍晚上十点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躲在被窝里面，打开手电筒看书，因此买电池成为陈景润在大学期间最奢侈的消费。陈景润说：“读书就跟玩钟表一样，白天拆散，晚上装回去，如果装好了，就说明真正掌握了。”

当时数学专业只有4位学生，而教他们的老师有5位：方德植、李文清、张鸣镛、林坚冰和陈奕培。系主任方德植先生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课程，教育学生学习数学一定要打好基础。李文清先生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动态，鼓励大家向国际难题进军。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受到严格的数学训练。在一年级学习微积分时，任课老师发现他作业潦草，经常是一张纸写错了，裁去一段，再长短不一地补上一段，而且答案写得非常简单，就像习题解答书上的提示。为了对学生负责，老师亲自到宿舍找陈景润，问他：“作业太简单了，有没有好好做？”陈景润从抽屉中拿出草稿给老师看，从头到尾果然是认真演算的。临走时老师交代：“以后做作业不能太简单，关键和必要的步骤一定要一步一步写清楚，从小就要培养这样一个习惯，否则以后做科研有了成果，你怎么写出来告诉人家。”二年级有一次考试，陈景润字迹非常潦草，老师看不懂，又把陈景润叫过来。陈景润说：“我懂，我重做一遍给你看。”当场做完后，老师说，看起来你是真懂了，基本上也都对，但是我不给100分，要扣2分，以示警告，你下次字要写好。大学期间，陈景润除了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外，又初步学习了俄语。近乎苦修的学习加上天生体弱，陈景润经常发烧感冒，但他都不找医生看病也不吃药，用棉被裹住身体，躺在床上看书。

由于新中国建设需要，1950级的同学提前毕业。陈景润分配到北京四中。这是一所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比比皆是。陈景润对于数学是非常热爱的，是非常痴迷的。但是给中学生上数学课，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他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言辞，无法讲课，学校只好安排他批改学生作业。加上陈景润身体又不好，患肺结核和腹膜炎，在北京待了1年，生了6次病，住院3次。对于一个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又常年卧病的教师，中学没有理由欢迎他。陈景润意识到学校不可能长期留他，积蓄了几乎所有收入，心想可以用来维持生活，继续学习和研究数学。1954年秋天，校领导找到了陈景润，说他身体有问题，应该回老家好好地休养一下，工作以后再说。于是，陈景润怀着非常郁闷的心情，从北京回到了福州。陈景润下岗失业了。他的“再就业工程”就是在利用在北京四中教书的时候赚的一些钱，买了一些连环画，在福州摆了一个地摊，出租连环画。这件事情让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知道了。王亚南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在厦门大学担任了19年的校长，对厦门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亚南校长知道这件事情后坐不住了。人才流失啊！挽救人才啊！王亚南校长找了数学系的方德植主任，把陈景润请回厦门大学，安排在数学系的资料室工作。这样，既解决了他的温饱问题，也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学习研究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