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资本论》观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老教授厦大四种精神

王亚南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科学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学习和工作。讲到王亚南的科学精神，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把他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联系在一起。王亚南一生追求真理，以巨大的毅力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翻译、研究、宣传和应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而闻名海内外，成为我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颂。这是他科学精神的最光亮点。

20世纪50年代修订的《资本论》中译本

《资本论》三大卷中文本的翻译和出版，是王亚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巨大贡献，这是他与郭大力一起前后经历十年时间才完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第二、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由恩格斯加工整理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资本论》的写作与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材料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深入揭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阐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指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胜利的道路。《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圣经”。王亚南认为，《资本论》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新兴科学，是总结人类社会变革思想，“它里面不仅贯穿着一切社会变革的基本原理，并把发现阐述那些原理的方法也给我们指示出来了”。因此，它是一部关系人类命运的书（见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第328页）。

《资本论》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1920年。这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登载了《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称“《资本论》自叙”。后于1930—1934年间，先后有过四种《资本论》中译本在中国出现，但都只译出部分章节，最多也只译完第一卷。直到1938年8、9月间，中共上海地下党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本，才是中国第一部全译本（不包括理论史部分，即马克思原计划的《资本论》第四卷），影响巨大。

《资本论》三大卷是怎样翻译成中文的呢？王亚南在一份自传中写道：1935年，他从海外回国住上海，当时地下党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约他和郭大力翻译《资本论》，他们把它看成是党给他们的最大光荣和信任，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1936至1937年两年中，王亚南除了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翻译《资本论》工作上。《资本论》被誉为是一部活的辩证法，不仅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而且是一部历史的书、哲学的书，翻译它要有丰富的知识，那不是一般懂得外文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而《资本论》中所讲的理论原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经济范畴的概括，那又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特别是《资本论》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在中文辞典里是查找不到的。翻译时既要忠于原文，又要让中国读者看得懂，做到信、达、雅，可说是一次再创作。王亚南与郭大力分工合作，根据德文原文，参照英、日译本，也参考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的部分读物，尽可能通俗地将全书翻译出来。那时，抗日战争已开始，日本侵略军不断进攻中国，上海一片混乱，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条件很差。在恶劣环境里很难进行工作，而王亚南又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神经衰弱症，更是雪上加霜。但王亚南不顾这些，他与郭大力合作，手不停笔，废寝忘食，带病坚持工作，一字一句地细心琢磨，反复推敲，译出初稿后又不断修改、加工。经过整整两个寒暑，终把17篇98章178万余言的三大卷《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

《资本论》中文本的译成与出版，轰动了中国学术界，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更加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中国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推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按原来计划，在《资本论》中文译本出版后，王亚南要继续与郭大力合作翻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亦称《资本论》第四卷）。可因时处战争年代，二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未能合作，而由郭大力单独承担该书的全部翻译工作，王亚南转到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这当中，他从未放下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在科学研究方面，王亚南除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作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后来结集出版，即为《<资本论>研究》的专著以外，更以《资本论》为指导，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探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说：“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王亚南：《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一封公开信》，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在应用，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豪迈地发出倡议：以中国人资格来研究中国经济学。他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术语，后来一直为经济学界所采用。在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王亚南就是以中国人资格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加以中国化，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了中国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国经济原论》出版于1946年，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资本论》中的结构、体系和范畴探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出中国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研究了旧中国社会的商品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润和利息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等，即从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考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从中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体系。这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经济学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誉为是中国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修订重印出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2]，既是王亚南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而阐发自己的科学见解，也在为中国民众学习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提供经济理论方面的解读，以“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

王亚南另一本研究旧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出版于1954年，集结了他十几年的研究成果，那是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些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集权官僚政治问题、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问题、民族产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等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有机联系。在书中王亚南着重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实质和超经济剥削的特点，率先提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具有弹性的理论：深入剖析中国地主经济整个意识形态，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与儒家学说及宗法制度在缓解和调节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功能，简要阐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地权关系的运动规律。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王亚南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地主经济论”，可以说是在社会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种大胆创新，它科学地揭示了旧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所在。王亚南指出，中国封建制度是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它与以领主经济为特点的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地主经济是由领主经济转化过来的，而地主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前提。因为中国封建制度停留在地主经济阶段时间特别长，其影响甚为深远。中国也有过领主经济时代，但到秦代就被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经济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形态，即由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由分立局面变成集中局面。由于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种种限制，加上儒家思想意识的束缚，人治、礼治代替法治，学术、思想、教育等都成为政治的工具。集权专制的政治，沿袭相传，习以为常，麻木不仁。这就不免使得新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难以成长起来，“使其在进步方面的量的累积，不够引出质的大变革”（《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第236页、第68页和第94页）。结果，导致旧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这样，王亚南把中国学术界长期的“死结”打开了，整个学术界由此展现出一种新的局面，人们大开了眼界。这是王亚南应用《资本论》来研究旧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又一重大成果。由此，王亚南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同时，王亚南还对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从后者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从1948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王亚南先后写了《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混合经济制度批判》等文章，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论著，专门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在上述论著中，王亚南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政治条件，主张不触动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的自然观点、纯技术观点、资本决定一切观点，而对未来新社会经济体制作了若干原则性的展望，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主张。有关这方面的见解和主张，人们从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序、《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一文以及《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华书局1949年版）等论著中不难见到：其一，王亚南认为，未来新经济体制必须以生产为重心，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要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力，所以未来新经济必须是“生产经济”、“民主经济”、“社会化经济”；其二，王亚南提出，为逐渐实现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但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个人的经济活动，但首先要有一个社会目标，使各个人都明白，他们的最大可能的个人利益，只能在或大或小的集体利益中才可实现；其三，王亚南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要利用资本主义某些积极因素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技术条件……这里，人们不难看出，王亚南主张的未来新经济体制，应是在一元化领导下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过渡型社会。这种见解和主张自是卓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www.xing528.com)

在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基础的基础上，王亚南把“解剖刀”转向中国上层建筑方面，他曾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成并于1948年问世的又一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3]。关于写作这本书的缘由，王亚南曾说，那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教授促成的。1943年夏天，李约瑟到坪石镇中山大学访问了王亚南。临别时，李约瑟提出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问题向王亚南请教，要他从历史和社会两方面来说明。对此，王亚南深感到问题重要，因自己未曾深入研究，不愿信口开河，但愿加以研究。三年后，他终于写成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官僚政治的产生、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及其表现、新旧官僚的分野及其转化和前途等，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314页）。王亚南说：旧官僚政治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体制上，近代的新官僚政治则是建立在买办金融资本，即官僚资本体制上。中国官僚政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官僚政治？王亚南提出，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地行动起来，参加并主导政治革新运动，那是官僚政治寿终正寝之时（《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319页）。这里，王亚南发出革命的呼声，人们是不难听到的。不但如此，王亚南还把矛头直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一文中，王亚南明确指出，四大家族就是新官僚资本，其形态有三种：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官僚使用资本形态和官僚支配资本形态。王亚南深入剖析了三种形态官僚资本的内在联系，揭露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除了靠野蛮残酷原始积累扩大其资本外，还通过对公家资本的实际使用权，不断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不断膨胀自己。——在王亚南笔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这对提高民众的认识，对明确革命对象，意义重大。

因此，王亚南的著作不但给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指明了研究方向，而且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有些革命干部在回忆自己所走的道路时说：当年因为读了王亚南的著作，才决心参加革命，他们表示要感谢王亚南著作对自己的引导。这里，王亚南著作在国内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王亚南不愧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师。

王亚南著作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考其原因，最重要的在于，王亚南回答了当时形势所提出的许多主要问题，如：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要不要革命，革命对象是谁，等等。因此，它成为中国劳苦大众进行革命的宣传书，成为埋葬反动势力的战歌。

王亚南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时代感。

在王亚南看来，立场问题乃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出发点。他说，有哪样的立场，就有哪样的观点和方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首先要看其所站的立场，看其对待所研究的对象的态度。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应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来，从实际中发现新的规律与法则，作出新的结论。

王亚南主要译著和他创办的部分刊物

王亚南治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革命实际如上所述，而联系建设实际可提他运用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在实行计划经济的20世纪60年代初，王亚南坚持主张，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见《王亚南文集》第1卷第265页、第257页），这种主张自是很难得的。在理论研究中，王亚南向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主张要有自己的定见，但又不能有成见。他说，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的定见就是不随风摇摆，不迎合别人；不抱成见就是有错就接受别人批评，就改。王亚南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颂，他的著作被称为具有中国的、实践的和批评的三大特色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王亚南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广义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宣传、介绍《资本论》方面，王亚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厦大任校长期间，他专门组织有关人员，编写“《资本论》通俗讲座”，以通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介绍体大思精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每篇均由王亚南亲自审定后通过《中国经济问题》（月刊）定期刊出，用以提高广大群众学习《资本论》的兴趣和效率。“通俗讲座”深受人们的欢迎、喜爱和重视。也就因此，厦门大学成为全国《资本论》学习、研究、宣传和教学的重要基地之一，引得人们的关注，不时有些外地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参观和取经。这大大地提高了厦门大学在国内外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