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又名直淮，号渔邨，笔名碧辉、王真，1901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三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淋山河王家坊的农民家庭。少年失怙，家境贫寒，6岁入村里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后在其大哥的支持下，进县城学堂即黄州小学堂就读到毕业，再后在其已出嫁的姐姐的资助下到武昌第一中学读到高中毕业。1922年，王亚南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学习，因家乡闹水灾，兄姐无力资助，自己设法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就这样半工半读到大学毕业。
青少年时期的王亚南，学习十分刻苦用功，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学生时代，他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获得中共地下党员王仲友赠送的《共产党宣言》，听取了当时任武汉中小学教员的党政训练处负责人董必武的演讲，使他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
1926年，大学毕业后，王亚南到一所私立中学（武昌成城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当时北伐军兴，他经同乡、中共地下党员王仲友介绍，于1927年初转到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学生军教导团任连队政治教员。不久，因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导致大革命失败。王亚南亲眼看到无数革命者惨遭屠杀，心中无比悲痛，愤然离开长沙返回武昌，谋职不成，流落到上海，仍然找不到工作。1928年他辗转到杭州，寄寓于西子湖畔、保俶塔下的大佛寺中，打算以写小说投稿谋生。
写小说是一种文艺创作，而创作促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往何处去？这是王亚南和当时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这问题时时萦绕于他的脑际。
这年冬天，王亚南在大佛寺中邂逅结识江西人、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1905—1976）。郭大力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一年书，因思想倾向进步，被学校解聘，当时也栖身于这个大佛寺，寻找新的工作。两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两位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遂结成莫逆之交，共同商定：长期合作，研究经济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先从翻译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入手，着手做些准备工作。这是王亚南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抉择。从此，王亚南走上了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
1928年底，这两位刚结成莫逆之交的热血青年，由于生活所逼，不得不暂时分开，郭大力回上海教书，王亚南得友人方达功的资助东渡日本深造。
东渡日本后，王亚南在东京勤奋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日文和德文，按自己与郭大力共同订立的计划开始翻译有关经济学著作。从1930年起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部译著出版。其中，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成出版后轰动了上海学术界，被誉为“盛举”。这些都在为翻译《资本论》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在东京期间，王亚南在潜心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同时，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积极参加当时国内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1931年6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封建制度论》一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颇引人注目。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王亚南得知后怀着满腔义愤回到祖国，在上海一边继续从事写作、翻译，一边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并兼任暨南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工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因不满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做法，联合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闽变”。王亚南闻讯放下手边的翻译工作前去参加，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文教委员并兼任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王亚南和许多参加“闽变”的人受到通缉。因此，王亚南取道香港流亡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其间，他广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事迹，深入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继续进行经济学的翻译和研究，写成了《德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这对翻译《资本论》大有助益。
1935年初，欧洲形势急剧变化，政治气势恶化，王亚南无法继续住下去，他取道莫斯科去日本。是年冬，王亚南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那里与郭大力会合，全力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王亚南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上海沦陷，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王亚南转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与同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人频繁接触，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就在这一年的8-9月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全释本，在党的关怀与支持下，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举动，轰动了中国学术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王亚南成了国内声望甚高的经济学家之一。
1939年10月间武汉失守，王亚南从湖南往广西、贵州等地辗转到重庆，在乡间住了一段时间。
抗战时的重庆号称陪都，集中了许多抗日志士、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反人民政策，致使许多人遭受迫害，住乡间的王亚南亦不安宁，住处遭搜查，连上海寄去的《资本论》中译本也被扣留。那里真可谓“暗无天日”！
重庆待不下去，王亚南决定离开。他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之聘，于1940年9月来到广东北部坪石镇，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除了讲课，王亚南还致力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战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为推动研究工作，他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并出任主编。
在中山大学，王亚南作为教育家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与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在校内团结一批教授，以民主战士的姿态站在教育战线的前列，利用学校讲坛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不久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在教学中，他重视实践，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王亚南的做法，得到广大学生的赞颂，却遭到国民党当权者的嫉恨。1944年王亚南被迫离开中山大学，到抗战时的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到任后，王亚南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并组织研究人员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不久，王亚南应聘兼任当年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和中国土地问题等课程，深受厦大学生的欢迎。
1945年，国民党政权福建当局，以莫须有罪名诱捕了社会科学研究员、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潮（也称羊枣），是谓“羊枣事件”。对此，王亚南十分愤怒地表示：“他们可以抓走我们的人，但绝不能叫我们干他们所要干的事！”为此，他愤然辞职离开永安。
离开永安后，王亚南正式应聘到搬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厦大由长汀迁回厦门，王亚南也与厦大其他人员一道回到厦门，在厦大继续讲授经济学课程。其间，他应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之邀赴台讲学一个多月，对闽台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胜利，国家重建，有赖仁人志士，学校要壮大进步力量。
在厦大任职期间，王亚南引荐、聘请了一大批进步学者如郭大力、林砺儒、熊德基等相继来校任职。同时王亚南独树一帜，创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既加强了厦大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有力地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王亚南在厦大学生中享有甚高的威望，也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嫉恨和威胁，他不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特务们的卑鄙手法，王亚南大义凛然，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回击反动势力。王亚南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既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战士。1946年厦大从长汀迁回厦门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政的变本加厉，校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活动也日益发展。某些人自诩为超阶级者“只读圣贤书，不问窗外事”。而王亚南则不然，他总是关注着时事，遇事临危不惧，敢于挺身而出。有一次，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两位女同学，她们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军，在军队里做了一些进步工作。王亚南闻讯设法援救，经多方据理交涉，使她们终于获释。(www.xing528.com)
为了王亚南的安全，1949年初，地下党组织帮他从厦门转移去香港，在香港达德学院兼课以维持生计。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将他和一批进步人士离港北上，到北京后，董必武和林伯渠代表周恩来总理到招待所看望王亚南一家人以及同时到达北京的民主人士，这使王亚南他们大受感动。大家表示，今后的工作要听从党的安排。接着，王亚南被安排到清华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
1950年5月10日，政务院正式任命王亚南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6月中旬，他离京南下，经上海于7月抵达厦门上任，接掌厦大，从此开始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而辛勤耕耘。他不但亲自抓学校各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以及教学的检查和总结，且每每走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亲自上课。他以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厦大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努力将学校办成一所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为此，除了设院系和专业，以便于教学，还根据原有的基础，设立经济、化学、海洋三个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接着他先后办起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以及科研园地《学术论坛》（文科）、《科学进展》（理科）、《厦大学生科研汇报》等，借以推动培养人才工作。
担任厦大校长期间，王亚南除了校务工作，给学生上课，自己还抓紧点滴时间，从事科研工作，修订《资本论》中文译本，撰写《<资本论>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等。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多种重要的社会职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1954年起他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等职。1956年，他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1958年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三个月。
1957年5月23日，王亚南在厦大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从此，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遵守党的纪律，按期交纳党费，还以交党费的形式将《资本论》中译本修改版费交给党组织。他更加注重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加强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王亚南作了《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专题发言，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除了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多方灌输马列主义以提高政治意识外，还应当“在如何使教学、科研工作更密切联系实际，及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思想、习惯、感情更多地接近劳动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明确方向，也无疑是学校党委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确定方针”（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1960年9月，王亚南以团长身份率福建省代表团赴北京出席全国首届文教系统群英会。会后，王亚南向厦大师生作了一场报告，谈了自己的感受，鼓励师生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人人争当先进。
1961年4月，王亚南到北京参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会议，他承担了主编一部政治经济学史教材的任务。主持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特别提到：“郭老、范老、翦老、艾思奇同志、王亚南同志……要加一把劲啊！”王亚南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决心全力以赴。不久，经校党委同意，王亚南暂时摆脱校务，从厦门转上海，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学史的编撰工作。
对于这部《经济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王亚南原先计划分两步走，编写出版两种版本：一是在两年内完成的较低要求本；二是五年内完成的较高要求本（50万字）。不久，他拟出了编写大纲，写了绪论，提出这部教材的体系、结构、编写原则及其特色。王亚南说，这部教材不仅要阐述近代的经济学说，还要阐述古代、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和当代的经济思想；不仅要阐述西方的经济思想、理论，还要阐述中国的经济思想、理论；不仅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理论，还要阐述列宁、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理论；同时还要阐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改良社会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和观点，以资比较研究。在取得各有关部门的认同和支持下，王亚南通过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从华东区高等学校经济系抽调三名中青年教师到他身边来边学习边协助他编写这本教材，拟先编出一套经济思想史资料，在资料汇编基础上正式编写出经济学史教材。
1964年下半年，教材的编写工作才刚刚开始，全国开展社教（“四清”）运动。王亚南即让三位中青年教师回原单位参加运动，自己亦于1965年3月从上海回到厦门，教材的编写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回到学校，王亚南仍思考着编写教材的事。1965年底，王亚南想稍改变一下编书计划，就在厦大校内继续把教材的编写工作进行下去。只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容他专下心来编书，工作进展不多。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王亚南亦受到冲击，挨了批斗，不久还得了病。即使这样，王亚南仍挂念着教材的编写事。1968年国庆时，他对秘书说：“这部书还是要写的。”“只要不死，只要不被定为牛鬼蛇神，我还是要把书写出来。”这是何等的精神！只是后来病情的发展，使他不能如愿以偿，真是千古遗憾！[1]
王亚南一向身体健壮，只是因为从事脑力劳动，平时血压偏高，服用降压药后，也还正常；1964年因心脏有点毛病，曾到太湖疗养了半个月，自觉好了许多，出来后又开始紧张工作。
“文革”中因受冲击，王亚南的健康受到极大影响。1968年下半年起，他感到关节疼痛，左手发麻；1969年初，心脏发痛，一时未引起充分注意，照常参加开会学习。不久，王亚南的病情更严重了，两脚不能行走。8月中，经厦门中医会诊，怀疑脊椎长瘤。8月27日，由医师陪护他去上海进一步检查。上海某医院检查诊断为后期脊椎癌，治疗也难，劝他回家休息。后经多方设法，转到华东医院抢救，华东医院医师想用抗癌药来控制，但因癌细胞已扩散开来，效果不大。11月3日，病人昏迷过去，靠输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11月13日4时40分王亚南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8岁。
周恩来总理得知王亚南病危时，给福建指示：王亚南同志是个爱国知识分子，一贯表现好，死后要在上海、厦门两地分别开追悼会，并登报。只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总理的指示未得到贯彻，追悼会没有开，只草草地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登报，以致人们许久还不知道王亚南去世了。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福建省委于1978年12月23日在福州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有过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科学家和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王亚南的生前友好、厦大师生代表、省市有关单位代表、王亚南老家的县乡代表、王亚南的家属（包括老家亲人王英伯）等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陈云、方毅、彭冲等中央领导敬送了花圈，厦门大学师生员工敬献了一副挽联：
辛勤译著传马列，业绩永垂海内；
不倦教诲育桃李，深情常存鹭滨。
挽联表达厦大师生员工对王亚南校长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此后，又在美丽的厦大校园内矗立起王亚南的半身铜像，让后人瞻仰和缅怀，并成立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弘扬这位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
王亚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爱憎分明，治学严谨，在68年的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著译40余部、文章300多篇，多跟研究、运用和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他生前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过职，特别是在厦门大学任校长近20年之久，这不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即使在世界的大学中，都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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