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危受命 办学报国
1937年初,陈嘉庚橡胶实业受日、英商人排挤,严重受挫,无力负担其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办学经费,遂于当年7月1日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教育部接办后,私立的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厦门大学。7月6日,教育部聘请当时年轻有为、声誉隆盛的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为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萨本栋接任校长次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他“临危受命”,毅然决然挑起重担,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南来厦门,于当年7月26日正式上任。
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东南沿海要地厦门形势日趋严峻。8月24日,旅居厦门的日侨纷纷撤退,萨本栋意识到日本妄图侵占厦门、金门的野心。9月3日,日舰炮轰厦门胡里山,摧毁厦大生物大楼,严重威胁厦大安全。萨本栋当机立断,指挥若定,除安排全校师生员工把校内各种重要文件、图书、仪器设备迅速装箱,为迁校做准备外,另一方面,仍照常做好新学年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招生和聘请教师工作。考虑到厦大面临的战火威胁和师生安全,于厦大遭炮轰的次日即暂迁往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毓德女校部分房舍继续上课。
是时,厦大师生群情激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向居民和商人募集基金慰问驻军,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同年10月“厦大学生救国服务团”正式成立,创办《救亡言论》等刊物。11月金门沦陷。为保卫母校,避免战争的毁坏,配合国家长期抗战策略,学校领导群体精心考虑,决定内迁长汀。他们认为,东南半壁尚须保存高校,厦大留在长汀,可免东南学子向隅。长汀虽为山区但有粮食而且安定,自然环境比较优良,师生得以安心从教和求学,可以就地就近培养战后人才。
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私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第五人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
萨本栋主持迁校工作十分出色,途经千里,有序地把学校内迁山城长汀,保证人员平安到达,图书、仪器设备完好无损。他周密筹划和从容指挥迁校工作。事先,他召集领导群体进行开会讨论,制订迁校计划,周密安排一切事宜。是年12月24日起,按计划、高速度迁移。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千里路程,要越鹭海、九龙江及十余条大小溪流和崇山峻岭,路窄而崎岖,很不安全,还要提防抢劫。当时汽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数量不多且陈旧,途中经常出现故障。但在萨本栋领导下,重要的、急需的教学用书、仪器设备和有关员工先期安排到达,为复课做准备。其余师生员工分批翻山越岭,均安然到达,前后仅用20天时间。当最后抵达的师生员工,目睹迁校工作有序进行,图书、仪器、设备井然安排停当,生活又有保证,无不对萨校长表示钦佩和感激。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多所高校在不断搬迁。有的高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长远计划,多番迁移,颠沛流离,师生员工不断减少,图书设备损失惨重。也有的学校在迁移中,遭到日寇轰炸或其他劫难,大量物资被毁,损失惨重无法办学。而厦大在搬迁中,全部完好无损,而且到达长汀之后,马上得到妥善安顿,这在全国内迁高校中是极罕见的。次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由于萨本栋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领导才能,学校声誉蒸蒸日上。不少青年不顾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慕名前来,甚至远在北方沦陷区的爱国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数千里,以能考上厦大为荣。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厦大于1946年迁回厦门。
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前后历经8年,由于学校办学成绩突出,毕业生各地竞相聘用,成为东南一隅的文教中心,被誉为南方之强,蜚声中外。
当时学校领导的主导思想是教育学生“读书救国”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思想。当年萨本栋对学生的教诲,对全体师生勖勉的言辞,充分地体现了其崇高的思想境界,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到亲切,极富哲理,催人奋进。他在庆祝厦大建校17周年时,为与大家共勉,列出了他为人处事的20信条,现摘要录出,以体现他当年治校和处理各方关系的原则,很有特色:
1.自奉应俭约,工作应紧张,但不可伤及营养或害及卫生。
2.对于国魂所寄托事业,资助务必慷慨。
3.不应互相攻讦,做出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
4.在艰危中,须特别努力分内职务,务求无负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及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之至意。
5.应先用客观的态度,观察并分析民众的痛苦,以作课余假中下乡训练民众的指南针;要记得衣食足而后知廉耻。
6.对于正在试做中,而成绩尚未表现的事业,千万不要大吹大擂。
7.举办一事,不要以首创者自诩;做完一事,不要以成功了自满,应牢记本校校训“止于至善”。
8.居于任何行政地位,应蹈规守法,切勿破坏行政系统。
9.到了一个新地方,要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再谋改革方法,不要自视太高,目空一切。
10.移入乡村,不应常说“这地真糟,什么东西都没有”;应时时想“此处尚好,还有不少人物”。
11.因负责做事而遭他人毁谤时,毋须灰心,要知道时髦的骂人艺术是“不骂不如自己者”。
12.对待诚恳的人,办法只应一个:就是同他一样诚恳;对待狠心的人却有两个办法:如果你能狠心,那么,不妨使用更狠的手段;如果你狠不下心,最好用诚恳的态度去感化他。
13.不要因为韩复榘而小看了我国抗战的军人;不要因为汤尔和而骂尽所有留日学生;不要因为郑孝胥而怀疑个个福建人;也不要因为傀儡戏演员中(注:指汉奸政权)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就自毁敌人视为眼中钉而方在萌芽中的我国高等教育。
14.青年可用理智来训导,不可用地位或势力来压迫。
15.学习教育的同学们,要知道教育家应有政治的头脑,但不可做政治的活动。
16.学习政治的同学们,将来上了政治舞台后,要善用教育原理与教育心理,但不得干涉教育行政。
……
20.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究数理;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于国家及人民,这些是厘订本大学第一年课程的基本哲理,同学其善喻斯意!(注1)
以上信条也是萨本栋的高等教育观。他热爱祖国,面对列强欺辱,日寇入侵,他深知高等教育对国家强盛的作用,因此立志办好教育。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与陈嘉庚“毁家兴学”是浑然一致的,他勇敢地挑起办好厦大的重担,就是为了培养大批报效祖国的专门人才。
(二)筚路蓝缕 勤俭办学
内迁初期,报到的学生仅198人。百事待举,萨本栋毅然担当起来。他说,“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年代”,“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他首先把各部行政集中起来领导以提高效率,立即安顿师生员工和安排教学准备工作以及其他亟待解决事项。
(1)校舍建设
因陋就简地利用小小的县学文庙加以修葺作为大礼堂兼大报告厅,万寿宫(明末皇嗣之行宫)作为图书馆,为当时的教学中心。行署旧址作为办公厅及实验室,教授及家属挤住在仓颉村和破损的长汀饭店,每家仅分到一间至二间。萨本栋住宅是仓颉庙,一座陈旧简陋的平房。八角亭为单身员工宿舍,旧的祠堂、庙宇、救济院辟为男女生宿舍,还租用附近民房,作为部分学生宿舍。文庙东侧广场扩建为公共课室,又在万寿宫东侧建成嘉庚堂大课堂和外文书刊阅览室,改造旧监狱成为理工科的实验室,每系只分二、三小间。当时天后宫、万寿宫白天光线不足,晚上气灯光线亦弱,师生都在煤油灯、灯草芯灯下备课、学习。由于陆续报到的学生逐渐增加,校舍缺乏,就开发环北山南麓,兴建以树皮为盖、木板为墙、夏布当玻璃的教室和宿舍。长汀时期,校舍建设沿用厦门母校楼舍名字。如女生宿舍取名笃行斋以示斋名源自在厦的女生宿舍笃行楼;男生宿舍取名囊萤斋、映雪斋、集美斋、同安斋也对应在厦的楼舍。很短时间,学校就拥有简朴实用的嘉庚堂、集思堂、文法商阅览厅,还建起工程馆、蓄水池、水力实验室和实验工场等,把山坡开辟成多个运动场。以后又在中山公园兴建了求是斋、勤业斋等学生宿舍以及相对高级的老古井五栋楼。说高级,其实也全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室间仍用木板条钉上再敷以黄泥与石灰。住陋巷,居陋室,师生坦然。认为抗战艰难,有此栖身之地已很满足了。
(2)防空措施
当时厦大虽在山区,但没能完全避开日寇飞机的威胁,山城仍面临日机的骚扰。厦大领导于是在山麓开挖十多个防空洞,警报器为旧的手摇式,设于北山上。平时的报时,实行海上报时法,击铁轨计数报时,这一习惯沿用至1945年。敌机临空时,萨本栋总是亲自指挥同学疏散,每次他都是最后一个进入防空洞,而且亲自把守洞口,敌机不离去,则不让学生冒险出洞,指挥井然。厦门市当时已经是沦陷区,而长汀虽然不是沦陷区,可是野蛮的日机还是时不时飞来疯狂地骚扰、扫射、轰炸。
1939年4月21日,长汀厦大校长办公室及附近民宅被日机炸毁的惨状
(3)供电建设
迁校初期,长汀对外交通十分不便,只有长途汽车站几辆用木炭作动力能源的旧客车。学校买了一辆小轿车分配给他作为“校长座车”。
其时,长汀全城没有发电所,也没有电力供应。为方便师生教学科研和学习生活,萨本栋竟拆下座车的发动机,把它与从桂林买来的一台20kW的发电机以及一台以木炭做能源的小型煤气发生器配合组装起来,在校内架设了输电线。就这样厦大有了小型发电厂,可以供电。各系的试验室可以用电进行定量分析,可以用上真空泵、钠灯和自制试验装置,并且开设工场实习课。晚上,宿舍有了电灯,再也不必几个人挤在一起共用一盏煤油灯了。
(4)教学用的实验室
学校当时缺乏经费,总是设法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力更生筹建水利实验室,还积极地建设其他厂房,使当时的厦大拥有一座具备模、铸、锻、机、钳和动力等各个工段的实习工厂。它为理工学院有关各系学生的实习创造了十分难得的条件。当时原材料十分缺乏,学校利用驻长汀美国空军一架报废的军用飞机,组织大量人力把它拖到实习工厂,将大量的铝合金器件熔化铸成各种型材,成为同学们工厂实习时难得的好材料。
(5)教学科研必需的图书杂志
在经费困难情况下,学校尽力节省开支,但为保证教学却设法向国外订购急需的书刊和药品,使当时的图书馆仍能正常运转,教学、科研顺利进行。抗战困难的年代,在厦大的图书馆内竟然能看到当年从英、美、法、德订购的最新出版的主要图书刊物,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因战事而停止采购,中外学者对此赞叹不已。
(6)日常生活
当时萨本栋以及领导群体,怀着“教育救国”和勤俭办学的思想,带领师生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那时物质生活十分清苦,学校决定从点滴着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逐渐形成淳朴、优良的校风。有关日常生活,萨本栋经过调查,从当时环境和实际情况出发做出如下决定。
①吃的方面:学校自己制作豆腐,提倡吃糙米饭,既省钱,又富营养。早期每日两稀一干,后期一稀两干。早餐一勺黄豆或腌菜、萝卜干,中餐一盘水煮青菜,汤由公共大桶里取用,平常配菜只有芥菜,山芋,红、白萝卜,“铁板”(指海带)和“钢管”(指空心菜),春夏秋冬只是这几样菜,为增加营养,有时也有几片肉片。不过饭量不加限制,这一点很受当时流亡学生和贫困的内地学生的欢迎,这保证身体健康的正常需要。萨本栋处处为师生着想,力求达到安居乐业,稳定情绪达到全力投入教学之中。考虑到师生的一些福利,甚至将学校粪便承包给当地居民,把微薄的收入当作补贴之用。在长汀,萨本栋与其他师生员工生活一样艰苦。那时粮食配给,大家一样。如缺粮,学生优先照顾;有时断粮,萨本栋“在粮缺早两天,已在吃番薯了”(据邹文海教授校刊文章)。原来,他率先垂范,令人感佩不已。
②校舍内用水:系从井里面打上来的,一桶一桶地挑到宿舍里,倒到大水缸储存使用,很多同学仅用一脸盆的水,从洗脸、擦身到洗脚,十分节俭。
③穿的方面:师生均以朴素为荣。许多同学买不起新衣服,旧衣服一补再补;许多同学常年不换衣服,脏了洗后,晾干马上再穿;有些同学同穿几套破衣服。学生中因经济困难,甚至有穿稻草编的草鞋、穿木屐的。同学们认为在这艰苦环境中更能培养自强精神,不追求衣食,而追求学到真知识真本领。当时的教授常年穿着蓝色布大褂或中山服,偶有西装革履,但多是战前购置的。萨本栋终年穿布中山装,一双晴雨兼用的旧皮鞋,有时竟穿力士牌球鞋,一改过去在清华大学时的西装革履。他的家人理发不上理发店,两个孩子和他都由其夫人剪发。他生活十分简朴,降低水准,感召了不少师生。
④住的方面:当时学生住在集体宿舍,10多个甚至20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边排满床架和小方桌,合用一个25 W的电灯。住得拥挤,特别是晚自习时,人进进出出,很难安心读书,加以灯光差,自备灯草芯灯,看书久了,眼睛会发花,纸上的字会跳舞。所以大家都争着去阅览室,既安静,又便于借阅指定的参考书。但人多位少,往往找不到空位。因此每天清早图书馆阅览室开门之前,同学总是排长队等候开门,争先恐后去抢占位置,以便自修、整理笔记、做作业等。阅览室总是爆满,学习气氛甚浓。
⑤医疗方面:当时博爱斋等靠山的学生宿舍,周围是灌木树林,正是蚊虫滋生的地方。夏天蚊子多得出奇,家境困难的学生无钱买蚊帐,用被单当蚊帐。一条被单冬天缝在棉絮上是被子,夏天拆下来把四角绑在双层床架上当蚊帐。因为旧被单不透气,闷热得喘不过气来,正想探头到帐外通气,大群蚊子又蜂拥而来,简直无法入睡。更有甚者,染上了疟疾、打摆子,唯一的有效药品是金鸡纳霜,这药产于印尼,学校很少有此药,痛苦可想而知,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下,只能在同学之间互通有无了。
⑥学习方面:厦大学生勤奋学习。有个特点:人人都有完整的笔记本。
由于战争及交通困难,当时在厦大很难买到课本,各科教材,除少数教授给提纲式讲义外,均靠老师口授,学生勤做笔记的办法来上课。记得不全或理解不深时,互相借看笔记本或切磋补救。缺乏书本,自然不好,但从另一面来看,学生自己动手做笔记,手脑并用,可以加深印象。如果缺课或不记笔记,考试将无课本可读,无法应付。所以不敢迟到,非常用心听课记笔记。例如,当时朱保训老师,讲“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两课,他按时到教室,一坐下便开始讲课,一直讲到下课铃响。这中间整整50分钟,内容丰富,条理分明,没有废话,教室内学生聚精会神,只听到记笔记时刷刷的速记声。当时遇到好的老师,讲课资料丰富时,更不敢懈怠。这样积久便养成大家善于记笔记、爱好记笔记的良好习惯。由于受到好老师的陶冶,学生都有浓厚的向学的风气。
那时候,白报纸和道林纸根本见不到。幸好有连城出产的地方纸“玉扣纸”(改良纸)比较便宜合用,可以应付使用。当时经常使用的是钢笔。课堂上记笔记和做作业时就用钢笔,但若在毛边纸上写字就麻烦了,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一幅水墨画。因此,师生也常用毛笔写字,不仅写中文也写英文。在此困难情况下,还争取出版《厦大学报》、《经济》、《商学》、《科学》、《唯力》、《教育周刊》等刊物。
当时理工科穷苦学生无钱买计算尺,而且根本无处可以购买,后由厦大化学系教师陈允敦自己在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出计算尺。这种计算尺还十分精致,有三种型式,具有现代计算器的许多功能,只是囿于有效数字位数的限制,可以满足当时学生的需要,因价钱公道,闻名遐迩。使用计算尺可将乘除换成对数加减进行计算的办法;做水力学习题(因为水力学习题里常有指数小于1的计算,用对数可把指数变为乘数)一天只做一道,因为一校对如果发现问题又得反过来查表计算,水力学的习题很烦琐。当时航空系本来应该学流体力学,因为没有条件,只好开水力学代替。
当时学校利用监狱旧址动工修葺作为化学系实验室。酒精缺产,断绝来源,就用炭炉代燃,因而桌上灼痕满目,灰烬遍地,要人守候,十分不便。于是师生合力自制酒精分馏器,能自产酒精来满足需求。
当时药品来源也受阻,重要酸碱就自己制造。还自制制冰与燃气的装置,以供教学之用。
生活和学习条件是艰苦的。高年级同学毕业前向低年级同学转让旧书、制图仪器和计算尺,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学生没有谁敢于懈怠、主张不读书。大家都怀着读书救国的信念,劲头十足。入夜阅览厅中成群学子埋头在灯光下静悄悄地阅览学习,蔚为一道风景线。
(三)依法治校 以德育人
萨本栋治校,自始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除发表“信条20条”外,还有在《唯力》刊物上发表的《学生十诫》,那些都是他治校、处世、立业、爱国、造福人类的见解和体验的总结,以及治学处事的准则。他以身作则,严加遵守。他建立严格的注册制度,学生入学报到日期绝对不许超过。很多人以为战时交通困难,可以通融,但校方铁面无私,迟到者均被拒收。老生若迟到就要“休学”,此事,往往争执状告至萨本栋处,但他为人正直,绝不通融,因此背后有人称他为“杀不动”(谐音)。由于学校的严格,教学秩序井然。学生的升留级、教师的晋升、奖学金、救济金的发放,都很严明公正。为提高学生质量,萨本栋对招生考试非常严格。为防止泄漏考题,出题、印刷、评分等等环节,均责令教务长亲自负责,不讲情面。当时,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学校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科成绩不满60分者须补考一次,及格后获得学分,不及格或原成绩在50分以下者,应重修该课程,再补考不及格时就自动退学。学期结束时,各科成绩统一公布。但为照顾学生面子,只用学号来公布成绩,不及格分数用红色表示。但凡一年所修课程成绩1/2不及格(60分以下)或1/3不到50分的要退学。因此,每学期总有一些同学补考或重修,每年按此规定被淘汰的学生总有一些。若四年累计学分不够,还不能毕业,有的同学因此要读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学校对体育课也十分重视:凡体育课旷课缺课达全学期1/4者,不得参加学期测试。体育三学期不及格者退学。由于考试这样严格,当时学生都丝毫不敢懈怠。学校实行严进严出,因而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萨本栋为让众多没有手表的师生按时作息,采用轮船航行中使用的海上报时法:敲打大钟,大家均感到方便适用。
采用“导师制”。厦大实行导师制始于1928年,仿效英国大学的做法,在中国当时属于创举。导师制中的导师每一学年更换一次。导师制的目的是密切师生间的交流,使教师能接触到学生,学生也能接触到教师。设立导师制之初,全校设有25个团,仅法律系即有3个团,每团均有学生15人左右。
萨本栋接任校长后要求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都可以担任导师。新学年伊始,即由学生们自由选择导师。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上遇到难题,导师给予教导。因此一个系里可有好几个导师组,每个导师组中可有不同班级的学生,不过每组的学生数并无具体规定。当时在校学生人数较少,与教师的课外接触机会比较多,在正规的导师制下,师生接近名正言顺。学生与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教授频繁访谈沟通中,学习老师人品、渊博学识、治学修养、撰写文章的办法等等,无形中受到了熏陶、拓宽了视野、甚至直接分享老师的人生感悟和价值取向,对于学生之后的成长,终身受益,值得提倡。以1948届法律系当时的导师组为例,1944年秋学生到校后,有许多同学都选了讲授《民法总则》的周楠教授为导师。周导师字“叔厦”,其教导的小组就称为“叔厦导师组”。当时的导师对学生的品德品评,往往为训导部门所采纳。萨本栋每学期都要对学生进行训导,教育他们爱国、节俭、尽责、团结向上等等。当时学生来自祖国各地,五湖四海,但在学校的教导和群体的影响下均能遵守校规公德。那时,一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时,内心很激动,以及听到《渔光曲》歌声时,内心特悲凉无奈,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厦大人以气节自勉,不少室内还张贴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长汀时期,生活十分艰苦,但校风淳厚,为各方所称道。那么多年,学校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和盗窃案件,课程考试时一般不要人监考,因为学生自觉,罕有作弊现象。
每学期初医务室进行体格抽查,发现血压高一点或其他一些毛病,就得减修学分,甚至休学。因此,期初同学都感到紧张。学校鼓励学生体育锻炼,规定凡获嘉庚奖学金的学生,体育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
当时男女同学交往均能遵守学校规定,没有见到情侣勾腰搭背的情况。女生宿舍纪律极严,平时不准许男生进入,只有元旦那天才对男生开放。因此元旦那天一大早,天还蒙蒙亮就有男生在那里等候了,女生则打扫房间,殷勤招待来客,但要面对男生的评头论足。
当时校领导反对搞同乡会,认为以地域划分派别,极端狭隘无聊,于国、于民都有害。
为防裙带风,学校规定:夫妻不得同在本校工作,萨本栋自己带头执行。他的夫人受过高等体育教育,厦大当时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她不能任职,只任义务的体育指导,不领薪俸和津贴。他的好友同事傅鹰的夫人张锦教授,顾瑞岩的夫人杨佩芬本来均可在厦大任教,然而碍于上述“规定”均舍近求远,到他处去任教。尽管这种规定未必合理,但在当时却严格实行。
萨本栋用人,实行“精兵简政”。他的办公室,只用秘书、文书、职工、工友共四人。教务处的处长由教授兼任,下设注册主任、管教务的职员、管学务的职员共三人,再外加工友一人。其余大小机构,均因事设人,没有闲职人员。因而工作效率很高。
(四)办学严谨 治学有方
1.延聘名师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萨本栋深知“名师出高徒”。他上任伊始就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设备和经费是治校的三要素,三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他指出:“三者当中,人最重要。”
厦大内迁时,原有的教师大部分随校内迁,但有部分教师离去。然而到长汀后却年年扩大招生,增加新专业、开新课,因此,势必要增聘有实力的专家、教授。但是厦大地处山区,教师薪俸又低,车旅费开支很多,因而聘请教师成为萨本栋最为头痛而迫切的事情。经萨本栋的四处奔波、求助,基本上达到了师资配置要求。他八方筹集经费,到处聘请名师、大师、专家,充实和建设教师队伍。他坚定地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要聘请高素质的教授。他利用个人的名望、与清华大学和留美的公私关系,加上他谦逊待人、知人善任,聘请到一批有声望的教授来汀任教。据统计,长汀时期厦门大学的51位教授中,有47位来自清华。萨本栋多方利用机会,如在周会上或欢迎新生入学的集会上,常向师生介绍新聘专家或教授,在周会上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甚至路过长汀的地质专家李四光也被邀请做报告。
除了聘请许多来自清华的名师外,萨校长以清华标准来要求厦大,以清华为样板办学、治校。他心里要把厦大办成类似清华的南方名校。
由于当时群贤纷至,厦大以拥有许多名师而吸引不少国内慕名而来的学子。以下为当时聘请的知名教师。
工科方面:聘请朱家炘主持机电系;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方面聘到治黄专家徐世大,还先后聘到徐人寿为主任,黄中、王敬立、李厚田、张煦、叶明升和黄文炜等知名教授。由于知名学者荟萃,厦大土木工程专业声名鹊起,加上萨本栋本人以及留学德国的同济大学的张稼益等专家,形成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
物理方面:新聘留美回国的谢玉铭、徐仁铣、周长宁三位教授。
化学方面:聘请留美归国的傅鹰(兼任教务长)和卢嘉锡,有机化学的刘椽。
生物方面:请到陈子英主持生物系,还先后聘请李琮池、顾瑞岩、汪德耀、刘汝强、林镕等知名教授。
心理学方面:聘到杜佐周。
财金方面:当时管理人才尤其是会计、银行专业师资奇缺。萨本栋多方聘请知名专家来任课或兼职主讲,先后请到留美教授朱保训主讲货币与银行,肖贞昌主持会计系,万鸿开主讲统计学。
经济学方面:聘到肖传信和黄开禄,后者主讲数量经济学。
法学方面:先后聘请到高梦雄、何炳梁、周楠、陈朝璧等知名教授。
历史方面:聘请吴士栋讲授西洋通史,谷霁光讲授中国通史,郭宣霖讲秦汉史。
中文方面:聘请了刘大杰为主任,施蛰存、林庚等名家任教。
教育学方面:聘李培囿为主任。
萨本栋请名师还要求他们上基础课。当年学生张存浩(现为中科院院士)2013年四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认为:“谢玉铭教授亲自讲普通物理,傅鹰教授亲自讲普通化学,厦门大学当时这一基础课讲授阵容,不仅为国内所仅有,而且从近7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很难找到的。”
2.重视质量 严把入学关(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环境动荡不安,内迁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往往松劲。厦大地处山城,受战争影响较少,但经费十分匮乏,困难重重,办学条件差。如何处理好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数量的矛盾关系呢?萨本栋认为,“如果顾到量,就不能顾到质,所以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质的改进”。他认为,“一个学校的程度一旦降低之后,要想恢复就需要很大的力量。至于标准相当高的学校,到了适当的时期,很容易增加他的学生的数目”。所以,他确定从严治教、从严治学的方针。重视办学质量,择优录取新生,严把入学关口。学生入学后,对学生掌握新知识的要求十分严格。以新生学习“初等微积分”为例,先进行一次对中学时掌握初等数学情况的测试,不合格者不许选课,而要先补习初等数学,待来年再选修,甚至劝差生转系,从严把关。萨本栋严格管理,不畏挑战。据说,当年长汀国民党某军长为求儿子免试入学厦大请求萨本栋恩准,被萨本栋严词拒绝,要他的儿子通过入学考试才能进校。国民党某地的海军司令也曾承诺,以他的儿子能录取厦大为条件,愿将马尾造船厂的全套机械设备无偿赠送厦大,也被萨本栋严词拒绝。他的堂弟萨师煊教授曾说:“我们堂弟妹多次报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萨本栋坚持严格的入学选拔制度,不畏权势,杜绝走后门的校风,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
3.治学严谨 抓教抓学
萨本栋治学,严字当头。他以读书救国为怀,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教育学生要学好本领,造福国家和社会。因此,他决心多培养科学技术优秀人才。当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他把质的提高放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学校特别重视教学质量。
(1)大力抓基础课教学
请名师上课,尤其是著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教学,这是当时厦大的一个特色。
如教务长谢玉铭,治学严谨,上课深入浅出。他的物理课临堂讲演十分精彩。每届新生入学,他总要介绍如何认识图书馆,如何使用图书馆,进行学习和研究,大开学生的眼界。化学大师傅鹰教授上普通化学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旁征博引,学生受益匪浅。
年迈的文科教授余謇,造诣精深。他的“说文解字”、“诗词文选”等课解释典故,娓娓道来,既动听又富有启发性。他念词的音调和音色似有磁性,令人叹绝。
汪德耀教授学识渊博,讲授细胞学深入浅出,声音洪亮,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萨本栋本人当时已经是名闻国内外的学者,作为一校之长,他除校务外,还担起基础课教授,讲授过“普通物理学”、“微积分”、“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学”、“电工原理”、“交流电路”、“直流电机”等课程。萨本栋认为,大师讲授基础课经验丰富,对学科的基本精神、讲课内容和重点等均有较深刻的了解,这对于正确引导学生的学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萨本栋严把基础课这关卡:他很注重基础课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工作,重视一年级语文、英语和数学的教育。当时英语每周一测,并且每次测验都有重点与难度。学生必须修好这两三门课程,不及格的必须重修,重修不及格的就予以退学。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学有专长而认真的教师,学生选课,既爱又怕,因为选这些课必须艰苦磨炼奋斗,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萨本栋本人为理工科学生讲授微积分,指导普通物理,认为这两门基础课不及格的学生将无法学好电机专业课,应该转到其他系学习。这种安排不仅使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即接受当时名教授的直接教育和人格熏陶,并且为年轻的教学人员提供了研究学术的方向。
当时由于经常要迎接测试,学生时刻准备着。例如微积分课,老师不布置作业也不收缴作业,可学生都个个自觉。老师不点题,学生就从头做到尾,做不出的难题,互相钻研、讨论,甚至带入梦乡。
萨本栋的学生徐承泰(1941级机电系)对上他的课有特别的感受。他说:“他(萨师)自己全神贯注,条理分明,解释清晰,旁征博引,用种种物理现象举例说明主题意义,使我们对于声、光、电、热及力学间之脉络,相互融会贯通,一直等到我们都不知不觉在自动点头,自认已完全了解,他才接下去讲新题材。他领导我们走进电的世界,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跟他打成一片,一步一步向前去探索,使我们觉得每一分秒都异常充实而有所收获,这是教课及讲演的最高境界。能达到这一境界的教授、学者实在不多,尤其是在理工科方面,更难有人能如此吸引听众。”徐承泰还说:“上课听讲大家非常过瘾……晚上自修时做习题,才发现……往往一个晚上只能做好一个习题。那些习题……精心选出来的,利用已学过的原理可做这题目,但是转弯抹角之处很多,要翻参考书,要和同学研讨……才能做完一个题目。本栋老师就是用习题来严格训练我们,使我们学习思考,使我们不敢自满。”
徐承泰对萨本栋用心的教学方法,体会深刻,当年其他同学均有同感。
萨本栋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教育。对专业课,他也十分注重专业基础教学。萨校长提倡的学风是Vigor应胜过Rigor,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治学严谨固然重要,但联系实际显示其实用之力量更为重要。实际上,萨校长本身治学、教学都极为严谨。他讲授初等微积分每堂课都一丝不苟,认真准备。他对原理和公式的推导与应用是并重的,他对实际应用更是十分重视。他撰写的微积分教材定名为“实用微积分”,书中收集了成千条有关应用的习题和试题。这些教材体现了他的思想,教材鲜活,富有启迪导向。
(2)重视讲课环节和教学方法
萨本栋博学多才,精通数、理、电工等专业和基础课,讲授这些课程是游刃有余的,但他仍兢兢业业备课。他狠抓课堂讲授环节,不把讲课视为雕虫小技。尽管他自己编写教材,仍花很多时间备课,力求让学生听懂、听得有味道。他能深入浅出,论析严密,而且十分生动。讲课时不用提纲,也不翻书,但条理分明,重点突出,不讲多余的话,也没有不必要的板书。讲话从容不迫但进度却很快捷,这样会节省学生课后掌握教材的时间,从而达到多做练习的效果。萨校长备课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为后来许多从教的厦大学子所效仿。1941年萨师的学生陈树勋,回忆他精彩的教学表现是个生动的例子。“他教交流电路,全是用向量分析,至今印象最深的可算是克希荷夫定律(Kirchhoff’sLaw)。复杂的电路犹如蛛网,真不知从何着手来解决。一般算法极其繁杂,用他那思索的路线,无论如何复杂的电路,一经整理,系统分明,无有不能解决者。他对这一段原理极感兴趣,所以三番五次,详细讲述,把极其枯燥繁杂的电路,变成艺术,叫人欣赏,叫人陶醉。他把呆板的电路,教成活的,叫人听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他不但是电机怪杰,也是深知人心的心理学家,把电机工程给教活起来了。”
(3)重视实践教育
萨本栋认为理论教学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实践。实践不仅可以加深对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而且可以增强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的毛病是“动脑不动手”,不用心用力动手做实验。他指出:“以前的中国文人,常以劳心者治人自居。处在机械化时代,只能用脑而不会动手的人,在许多方面,他的机会与地位都受限制。”所以他特别关注实践训练。他的有关言论十分中肯,切中时弊。
厦大内迁时在萨本栋精心筹划下,图书、仪器设备等等安全运达长汀,值得庆幸。而且,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加强实验室建设。仅1941年就向美国订购46万元(国币)的仪器、设备,充实了理工科实验室。当时就拥有31间实验处所,可容纳600余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此外,萨本栋重视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活跃学术气氛。各种学会十分活跃,复办一度停刊的《厦门大学学报》,鼓励一些师生为《汀江日报》等报刊编辑多种学术副刊。当时日报由校友罗翰主持,厦大相关系的师生协办。学术副刊有:《教育周刊》、《语言文字导刊》、《经济》、《商学》等,刊物内容丰富,很受读者好评。
当年在长汀,物质生活是比较清苦的,但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教授的课外专题演讲每周都有;各个系还有学会组织举行的学术讲座、学术讨论、野游等活动,如化学会、教育学会、机电工程学会等时常举办活动;同学们还组织铁声歌咏团,歌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音乐会,师生同台演出。学校也重视文体教育,多方鼓励体育锻炼。校园里更时常举办一些体育比赛,如登山比赛,校内外的篮球、排球、拔河比赛等,所以当时体育锻炼也蔚然成风。但囿于场地,同学们只能到北山或中山公园长跑,或爬山锻炼,清晨只要一听到北极阁上的钟声响,北山边的沙石路上就有不少锻炼的同学了。当时的文娱设备十分缺乏,根本没有电影看,收音机也买不起,同学们除平时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抗日救亡三部曲、《长汀颂》(由《延安颂》改填的)等歌曲外,还自己组织一些娱乐活动来调剂生活。话剧社在当时盛极一时,同学们组织厦大剧团公演话剧,曾轰动整个长汀。当时轰动校内外的剧目有:《雷雨》、《原野》、《家》、《北京人》、《清宫秘史》等,大大活跃了师生的课外生活。
当时课外活动是多姿多彩的。新生入学时都会收到课外活动团体征求新会员的通知,歌咏团、剧社等社团和各系学生会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一般都可依个人兴趣,参加相应的组织活动。学校鼓励德、智、体全面发展。
(4)组织名教授教学与科研并重,本人亲自垂范。
萨本栋好学不倦。他认为,从事教育的人如果不能在学问上获得学生的信任,那么所有的话都是白费。所以他无私授业之余,也努力为自己充电,不断进行科研。
在科研成果方面,萨本栋本人是个生动的典型。他讲授普通物理课,使用他自己编写的《普通物理学》(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一再印刷出版。在长汀他教的“微积分”、“交流电路”(厦大自行印刷的土纸本)、“大学物理”、“交流电机”等四门课程,都是他自己编著的。这些书后来均为国内兄弟院校所采用。
他的著作具有实用的特色。他认为微分与积分原为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不宜分讲,宜合在一书中,方切实用。偏重应用,是他的著作的特色。
萨本栋在科技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问题,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在国际上受到特别重视。
大名鼎鼎的傅鹰教授在长汀也亲自编写《普通化学》,同时撰写《高等无机化学》讲义。他把无机化学和初等物理化学纳入普通化学。他编写的书做到旁征博引,书中不仅贯穿了热力学基础,而且广泛引证当时很新的物质结构知识,涵盖了大量的化学事实,内容深刻,对读者很有启发性。
(5)教学科研实行民主,崇尚学术自由,疏而不乱
长汀的校园没有围墙,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聘请的教师,均学有专长或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学校不干涉师生的学术研究。除必修课程外,其他的可由学生选修。文科的学生可以旁听理科的课程,理科的学生也一样可以旁听文科的课程。英语课,有多个平行班,教材相同但教法各有特色,学生虽固定编班但可以自由选听;国文以及其他的学科也都有一些平行班,学生为获得更多更好的知识而主动听课学习。当时,除“三民主义”课例外,其余均不点名。有的教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也介绍《资本论》,认为马克思学说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环节,也要探讨。高水平的余骞老师的古诗词课,以他娓娓道来的典故讲解,极为动听的朗诵,吸引了不少理工科的学生去旁听,同学提早去占座位,常常座无虚席。其他学科的著名教授讲课时也是一样。当时校内经常举办学术演讲,如王亚南教授讲中国官僚资本,邹文海教授讲军人政治,周长宁、卢嘉锡教授先后分别讲原子弹问题,学生也举办辩论比赛等等,学术气氛浓厚,十分活跃。
当时,正如校友何永龄在其《“老厦大”的回忆》中所说,厦大的教学、科研,也有极大的成绩,具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相通的结构。学生宿舍不分文理及系别,各种社团也如此,各系科互通。其中有一点,即浙大校长竺可桢坚持开大一国文课,而萨本栋校长也是坚持大学一年级必修国文课。两个主张完全相同,而两位校长均为自然科学家却强调学好中文,可见大学的人文精神何其重要。
教学与科研崇尚自由研究,开自由讲课的好风气。以人文学院而言,许多学派都可开讲。法律系则可讲罗马法,也可讲英美法,因此学生学习可从学派不同而去探索,不是死背讲义或教科书,学生思想境界不限于老师所讲,而更多的是看参考书,扩大知识面。几乎每一门课都有指定多种参考书,放在两个阅览室,供学生自由阅读。有些教师如邹文海,教政治学和外国政治思想史等课,都是讲他自己的看法,学生可从他介绍的各种学派中去领会各种主张,如政治学中的内阁制、总统制各有千秋等。所以学生学习很活跃,自学能力极强,判断能力也高,但谁都认为大学之大,漫无边际,诚如厦大校歌所说的“学海何洋洋”,让人深切体会到大学之大也。
萨本栋作风民主,治学上与他有不同意见的教师如周辨明,萨本栋与他保持良好关系,耐心求同存异。陈孔立教授在其《谈“本栋精神”》一文中,介绍了当时萨师治校的情况,他称:“学生可以自由组织、编辑出版各种壁报,谈论时事,议论校务,甚至批评教员,文责自负……萨校长对学术自由非常重视,从来不予干涉。图书馆里收藏有各种流派的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在内。一位经济系教授曾经演说马克思经济思想,虽然只是单纯的介绍,但在当时已是相当难得了。”
(6)注意培养“通才”
萨本栋力求为厦大培养出高规格、高素质的人才。不满足于培养单纯的专业人才,他施行“通才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开发学生宽广的才智和思辨问题的能力,他要培养抗日急需以及战后建设的人才,他说,“长期抗战尤赖后方人才续出,庶足以固根本而宏力量”。用现在的说法是,要适应新的情况与挑战。培养学生的方式是,入学后的头两年有许多打基础必需的课程,和一些理科或文科的选修课。例如,他重视语言教育,认为语言功底是大学生必备的基础,除了国文,也强调英语。他要求“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为此,他为低年级学生开出很多选修课,让学生接触不同领域和学科以及范围广泛的课程,从而拓宽知识面,启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进入三、四年级的学生才相对集中学习专业课程,培养严密的和深入的思考本领。著名机电专家、当年机电系学生沈根才回忆道:“我在校时,就得以有机会旁听余謇先生开的‘诗经’、‘词曲选’,虞愚先生开的‘印度哲学’,王亚南先生开的‘高等经济学’、‘西洋经济思想史’等等,对开阔视野,明确奋斗方向很有帮助,使我获益不浅。”又说,“到三年级才分电机、机械专业。电机系四年级时既学交流电机,也学无线电工程。总之,基础课程多……回过头来想想,萨先生当年对机电系课程设置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没有学发电厂与输配电工程,但学了热工原理、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构学,学了水力学、平面测量,学了会计学、经济学,学了无线电工程,这些都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实际事物进行自学提供了基础……就凭着这些基础,加上在工作中的学习,在大陆、在台湾,不约而同的,我们机电系的同学,无论在电力部门,或电信部门,都能成为专家,并担任了技术总负责人的责任。”
由于萨本栋施行通才教育,当年培养出来的机电系以及其他专业的学生,基础打得牢,阅读丰富的专业书籍和相关领域的著作,拓宽知识面,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分析事物,养成科研的习惯;当遇到新的事物必须处理时,能多方求索,能创新地解决问题。所以当年的厦大学子走上社会后,成为各方使用单位争相招聘的人才。
萨本栋认为,大学应兼容并包多学科。因此,迁校时,对学校原有科系结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厦大成为拥有文、理工、法、商4学院13个系的学校,发展各学科专业间的综合交叉发展,为人才的多模式培养提供了条件。
(7)学生可以转院转系,实行因材施教
抗战期间,信息不灵,学生对厦门大学院系专业概况了解不详。学校对新、旧学生决意转院转系的予以通融,可换专业。有的学生因数学或理化基础不好,不宜读机电系的,萨本栋劝其转系;也有的学生考虑自己的专长对不上未来的前途或其他原因申请转系转院的,学校均予照顾,不过,学分须按新专业要求重新计算。这样往往要延长学习期限,四个年头就不能毕业了。学生衡量自己的条件和志愿申请转专业,学校予以通融是符合因材施教的思想的。
(8)实行双语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双语
萨本栋每学期都亲自上两门甚至三门课。据1944级石清镇回忆,“听课的同学很多,教室大,但他讲课的声音洪亮,个个都专心聆听他讲课。萨本栋的黑板书写全是用英文的,写得又快又好,像一条条平行线似的整齐平正,非常漂亮”。学生跟着他不停地记笔记。萨本栋讲“无线电工程”选用美国Terman教授著的RadioEngineering作为课本。该书内容丰富,他讲课时,事实上实行了双语教学。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对于英语的掌握也自然而然地熟练了。他规定国文、英文、高等数学是学生必修课,严格要求。他说过:“假如一位大学毕业生连中、英文都不通顺,要他何用?”
(五)一身正气 爱憎分明
萨本栋一身正气,爱憎分明。这在厦大是有口皆碑的。
首先,表现在全面关心爱护学生。萨本栋时常通过个别接触学生或轮流于周末与十余名学生座谈,借以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以及兴趣、爱好,从而改进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
萨本栋关爱学生,表现在珍惜学生的宝贵时间。国民党时期,每周照例有纪念周会,萨本栋有话,简约地说,有时只说一句话“今天没话讲”,即行散会。他不容许随便浪费学生时间。有一次等候当时福建省省长陈仪来校参加升旗,到了约定时间,客人未到,他就说:“陈先生没来,我们就不等了。”宣布散会。
萨本栋关爱学生的生活,还表现在许多具体的举措中。
1941级学生徐承泰曾动情地回忆说,“我是穷学生,家乡陷落日军之手,冬天寒衣未备,家中接济断绝,凄苦万分。校方设法筹了一笔钱,为沦陷区学生制作黑布棉短大衣……解决了寒冻之苦。”他认为这是校长的德政。当时受惠的学生很多。
其次,当时,政府未能及时拨下厦大经费,为维持员工生计,他以身作则公布薪俸分成的预支办法,以解决困难。决定:
(一)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领;
(二)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二百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
(三)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
(甲)在100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领
(乙)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领
(丙)在50元以下者按全额支领(注2)
萨本栋的爱心和模范行动,团结了职工,坚定了大家共同奋斗的决心,克服了困难,学校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再次,萨本栋多次挺身护生,对于贪官及汉奸的罪行则勇敢声讨。他爱护学生,主张爱国读书,读书救国。平时提倡多看课外书,扩大知识面,创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
他坚持思想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干涉学生的这方面活动。当年的长汀是历经“红色根据地”之后的山城,是安葬瞿秋白等忠骨的地方,许多房舍仍遗留有众多的红色标语。迁校初期国共合作的影响尚存,革命火种未灭。例如,学生黄本营(厦大1941级经济系)是当年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在校期间,就利用读书会的形式联系几位进步同学一起讨论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学校未曾禁止,且关照他们的安全。但这种事情引起校内外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注意。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对参与进步活动的师生,称为异党异己分子,向学校下达黑名单,先后数批。第一批黑名单(现存厦大历史档案室)中要抓捕24人,此事被萨本栋顶回。萨本栋凭理坦然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共合作抗日何言异党?”他多方爱护学生。又一次国民党党部另派专人,列举8人黑名单,要逮捕人。萨本栋予以顶回的理由是,“校方对于所欲拘讯之各生,事前毫无所闻,未能预加侦审”,“此事关系敝校安宁秩序,未便贸然措手”。他还明确表示:“我是校长,家长把子女交给学校,教育学生、保护学生就是我的职责,一切学生问题都应由学校负责处理,外界不得加以干扰。如果任意到学校要求开除、逮捕学生,那学校就办不成了。”面对萨校长的严词拒绝,国民党专差无可奈何,只好离去。
萨本栋还保护了一些教授,如傅鹰教授不满当时的国民党官僚,言谈之中有所流露。周辨明教授与冯定璋教授之言行也被当时国民党政府指认为“反动嫌疑”,要校方“注意”。萨本栋则从中帮助解释,才平安无事。
校内学生有人敢于为非作歹,不管此人有多大的政治背景,庇护的后台势力多大,萨本栋都严肃处理。厦大一度曾与长汀中学学生在运动会球赛时争执,引发斗殴,殴打一位汀中教师。萨本栋为此要开除打人的学生,尽管三青团出面作保,但萨本栋仍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处理好。
当年地下党员(现已离休的某军区政委)黄本营在《忆萨本栋校长》一文中深情地说:“对萨校长的敬仰,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可贵的是他的办学精神和关心团结全体师生员工的实际行动。”“1943年发现我们几个人被列上黑名单,但在萨校长的保护下安全渡过。”“1945年初,我们几个人虽未毕业,也毅然离开学校投奔苏北解放区。回忆这一段历史,确有后怕,如不是有萨校长的保护,不知道我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处境?”他对萨本栋当年的保护义举至今仍念念不忘。
萨本栋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疾恶如仇。1939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丧心病狂,卖国求荣。萨本栋与全校教授一起通电,列举汪精卫卖国罪状,奋起声讨。
1941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徇私枉法、营私舞弊,国内大西南学生群起“倒孔”,游行示威。当时政府虽密令禁止,但萨本栋却对学生正义行动表示同情。他的爱憎态度十分明确,感动了许多师生,尤其值得称道。
(六)重视校友 校风高远
萨校长在校时,是严师又像慈父般地关爱学生,非常重视校友的工作,而且善于运用其中关系。
他曾是清华大学同学会董事。留美期间,他深知世界名校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甚至一些中学,其成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校友的实力支持。学生毕业之后与母校互动互助,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反哺,在声名上互为影响,也是他们治校的良方之一。
他接掌厦大不久,即主持组织厦大迁汀大事,一路上,得到厦大校友的热情帮助;抵汀后,遇到校舍不足,当地校友又挺身帮助、让出住处,解决了一些困难。他把这些铭记心头。
厦大私立时期,曾成立过校友会,但毕竟属于初创,尚无总会、分会机构。迁汀复课后不到一年,1939年1月1日,旅汀厦大毕业同学会成立。他关注此事,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仍将刘家祠堂拨为办事会所,还拨一笔专款2万元编辑出版《厦大通讯》。从此,有关地方的校友纷纷成立分会。这些生自同根的校友,扩大母校的影响,波及海内外、南洋各地。1940年,终于成立了正式的校友总会。由此,母校与各方校友互动更加频繁,有关厦大的信息广为传播,仰慕厦大名声的人,循声而来,日渐增多。
萨校长本人来自清华,当厦大师资力量不足时,他也经常与清华当时校长梅贻琦、教授顾毓琇、教授朱自清等密切联系,请求帮助聘请师资。因此,不少应聘到厦大的清华教授也把清华大学的一些好传统带到厦大来。
长汀时期,厦大继承和发扬了一贯重视校友工作的传统。所以,厦大人有浓烈的母校情结,有强烈的认同感,在之后的岁月中结出多姿多彩的硕果。
(七)建功立业 世代铭记
厦门大学因抗日战争而西迁长汀,萨本栋接任校长长达8年,创下了十分辉煌的一页。
1937年迁入长汀之初,仅有学生198人,教授、副教授44人,分为3个学院9个系。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有4个学院14个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1044人。在此之前,1940年,厦大参加第一届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按获奖人数与在校生数、全校系数及全年经费数的比率,厦大的成绩均为全国之冠。1941年,在第二届相同的竞试中,又蝉联第一。厦大办学成绩声名鹊起,闻名海内外,外国学者甚至称赞厦大为“印度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其时,厦大教师善于教,学生勤于学,具有良好的学风与校风。
长汀时期厦大学生为数不多,但后来成材,群星灿烂。出现了两院院士15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文科资深教授4人,大学校长5人,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慈善家数百人。厦大被誉为“南方之强”,的确名副其实。
萨本栋时期所培养的学生才俊,为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据1944级校友周咏棠(现任台湾厦大校友会会长)在庆祝母校70周年特刊中的报道,很足以说明问题,兹特将其内容摘要如下:
台湾土地面积仅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甚高。除食米可自给外,所有原材料以及能源,主要靠国外进口。20世纪,曾经创造“台湾奇迹”,当时,厦大校友参与其间,做出不小的贡献。
例如,工业产业必需的“电力”系统,我们的校友曾担任最高经营管理的总经理及技术、管理部门的主管就有三十多位;日常生活必需的“电信”、“邮政”、“公路交通”等部门,我们的校友担任最高经管的电信总局长、邮政总局长、交通部次长、交通处长、公路局长等职位的为数不少。
在台的校友中,有人曾经担任台湾建设厅厅长,对台湾建设有不小的贡献。台湾“电子及资讯工业”发达,几乎占出口产品的首位,我们的校友多人曾参与策划与执行。商界也有校友任要职;在台湾银行界中有数位校友任副总经理;台北市银行董事长曾由我们的校友担任;台湾的财政、财税等部门的主管,也有多位校友担任。
在教育部门中,有百余位校友。曾担任台湾教育厅长、副厅长、教育局长、校长等职的,达数十位。
此外,颇有名气的“台湾硅谷”——新竹科学园区的创建人、科学工业园区首任局长,就是我们1941级机电系学生何宜慈。
据说当年在台的厦大校友依靠自己辛勤耕耘、服务公众,做出贡献。不过而今,都年事已高,已经退了下来,或迁往异地定居。但是,他们为台湾的各项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切,首先应归功于萨本栋校长。
萨本栋爱国爱校,舍身办学。35岁接掌厦大时,英姿勃发,原为清华网球高手,体格强壮,腰杆挺拔。到任几年后,由于校务繁重,每周还兼许多学时教课任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抬头挺胸日渐困难,须要拄着拐杖而行。他生病时让学生到他家上课;卧病在床时甚至还邀学生到他床前听课。当病躯难以持腰,板书往往汗流满额,但他仍然坚持下去。有一次正在课堂上,他的拐杖不慎掉在地上,他竟不能俯身拾起它。目击此情此景,学生无不动容而流泪。萨本栋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萨本栋当年的同事郑朝宗教授撰写的墓碑文《萨公颂》,极其概要地赞颂萨校长为厦门大学做出的贡献。《萨公颂》朴实无华,读来令人无比崇敬、无比感动。
萨校长与萨夫人的骨灰合葬于厦门大学大礼堂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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