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的宝贵精神：老教授解读厦大四种精神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诚信果毅 开拓实业

陈嘉庚的故乡集美，田地很少，居民大多靠捕鱼和海涂养殖为生。历史上有不少人到南洋群岛谋生，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是其中之一。他在陈嘉庚出生前就到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中等华商，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陈嘉庚从小就参加劳动，平日里常与小伙伴们背个小鱼篓，一起到海滩上抓虾、摸蟹、捡螺、拾贝，自幼便养成热爱劳动、勤奋苦干、刻苦耐劳、不畏艰险的性格和对家乡、对人民的深挚感情。

陈嘉庚从9岁至16岁在私塾读书，虽然大多只是背诵，对古文和报刊文字只“略有一知半解”，但却从此养成勤奋苦读的习惯，长大后热爱书籍，手不释卷。《三国演义》、《古文精义》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让他特别喜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先贤富含哲理的格言逐渐成为他毕生奉行的人生准则。老一辈讲述的关于郑成功、林则徐、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故事，也引起陈嘉庚的向往与仰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在少年陈嘉庚的心里已深深扎下根来。

陈嘉庚17岁时，奉父之命来到新加坡。这时华人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新加坡的开发和发展，主要依靠华人。他们大多具有发奋图强、拼搏创业的精神。而在华人中，福建人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具有相当好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大多数热心社会福利事业，许多公共福利事业是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捐钱创办的。

初出茅庐的陈嘉庚，被父亲安排在“顺安”米号，学习商业活动和经营管理，由于他有进取心、事业心，勤奋扎实，喜欢动脑，工作出色，深得父亲的器重。两年后，陈嘉庚便接替了父亲的部分职务。父亲又创办了“日新”菠萝罐头厂等新实业，两三年间，父亲经营的产业获利不少，一切顺利。1899年，当陈嘉庚回国处理为母亲择地建墓事之后再回新加坡时，万万没有料到父亲的生意遭到重大挫折，一蹶不振，查究原因竟是父亲在新加坡续娶的妾苏氏好赌成性，大量输钱，加上苏氏的养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两人把陈家的老本全花光了不说，还负债20多万元无法偿还。父亲应对乏力，陈嘉庚也遭受到人生第一次大的打击。这个惨痛的教训，让陈嘉庚牢记“勤俭兴家，奢靡败家”的道理。父亲也把希望寄托在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的陈嘉庚身上，授权让他接掌负债累累的企业。

陈嘉庚临危受命，对外不声张，店铺照样开，先稳住阵脚不使混乱，接着采取果断措施，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同时厉行节约，只许庶母每月支用家费200元，不得多取。经过陈嘉庚的运筹、调控，漏洞堵住了，声誉保住了，陈家企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基本被挽救过来。最后便剩下被庶母苏氏以业产抵押借入的巨款20万元暂时未还清，这笔债款依然挂在父亲陈杞柏名下。父亲已回集美去了，这笔20万元的债款怎么办呢？按照英国的法律，父亲破产或亡故，儿子不必承担债务。因此，无论依法依理，这笔债款与陈嘉庚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向为人诚信、讲究信誉、讲究孝道的陈嘉庚却认为以诚待人、以信处世乃我民族固有之美德，于是他毅然召集债权人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定替还，以免遗憾也。”

从此，陈嘉庚结束依赖父亲的历史。这时他年过三十，却双手空空，怎么办？他想尽办法筹集了7000元资金，因陋就简，决定从建设一家黄梨罐头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重新建立起他自己的企业。这时，陈嘉庚的胞弟才17岁，便出洋来到新加坡，成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

陈嘉庚独立创业后，年年都在认真盘算着如何挣钱来代还父债，经过在商场四年的奋斗，陈嘉庚终于有了十几万元的家当，他认为偿还父债的时机到了。债主们原来对这笔陈杞柏的债款偿还已不抱希望，没想到在1907年秋天的一天，忽然接到欠债人的儿子代还父债的函件，大喜过望，最后以按协议折扣还9万元结清债款。这事着实惊动了新加坡社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诚信义举，一般人根本做不到。人们都惊叹和赞扬陈嘉庚轻财重义的高贵品质、崇高情操，在华人社会中赢得极高赞誉。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是陈嘉庚多年来刻苦节俭、苦心积累下来的血汗钱啊。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在那几年里，“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里也不许有金饰！”又说：“自南来及返梓三年，未尝枉费一分钱，亦无私带一文钱回梓。”

陈嘉庚在商场拼搏，从不墨守成规。他有战略眼光，看准某项实业，便果断决定做，而且竭尽努力，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他勤于掌握市场信息，紧紧抓住每一个有利商机不放。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和一些实业便开始获利。这一年他又顶入两家罐头厂，使他在新加坡罐头业中跃居首位，所产罐头占全新加坡同类产品出口量的一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遇到德国战舰的袭击，航运业几乎处于瘫痪停顿状态，陈嘉庚的出口商品都囤积在码头仓库里，陷入困境。但陈嘉庚却独具慧眼，在困境中看到商机，他当机立断地决定从事新的部门航运业。他第一步是先租船，租了两艘。果然不出他所料，运行几个月后，利润颇丰。他又决定多租两艘。他的航运业务有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运米，并兼运其他货物。二是为英国殖民政府运枋木往波斯湾。因为他的运输业和英殖民政府战时的战略需求挂起钩来，大有利于他航运业的发展，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给他提供便利，货源有保证，艘艘船满载，利润很高。仅1915年，他的运输业就净赚了20多万元，超过他当年各业总利润的一半。船的租期满时，他又果断决定，出资购船，进一步发展航运业，于1916年至1917年，先后购买两艘船。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年，两艘船在地中海先后被德国军舰击沉。但是，陈嘉庚收到保险赔偿120万元，不仅补偿了损失，还赚取了一笔巨款，继续投入其他经济实业。

从1917年起，陈嘉庚转向主要经营橡胶业，这又是他果断做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他逐步在橡胶业建立起“橡胶王国”，成为著名的“橡胶大王”。

橡胶原产于拉丁美洲的巴西，19世纪70年代才被人引种到马来亚。1906年，陈嘉庚便感悟到橡胶对国防、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绝对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立即向人买下18万粒橡胶种子，在他的菠萝园里进行套种。两年后的1908年，他将橡胶种植面积由500英亩扩大为1500英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6年至1917年，陈嘉庚更断然采取他经商史上划时代的举措，集中全力经营橡胶业。陈嘉庚创业史上最有成就、最辉煌的正是经营橡胶业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一场橡胶业的激烈商战。一些华侨商人不敢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胶业竞争的严峻形势所产生的风险，只得知难而退。而陈嘉庚与众不同，他站得高望得远，再三运筹帷幄，果断决策。他看到橡胶用途极广，虽然一时因同业竞争而减利，但其前景不可限量。他为此还发表署名文章《树胶之命运》，预测橡胶业的发展前景，并毅然决定扩大自己公司的规模，增强实力，以期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陈嘉庚之所以全力以赴，大办橡胶业，是有其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他是为祖国争得利益，要和敌国日本进行竞争。他认为，日本小国尚有大小橡胶厂400多家，而我泱泱大国竟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厂家，实在不应该。为此，他决定，非办好橡胶厂与之对抗不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日本岛国耳，技工数万众，设厂数百家，吾国此业不仅幼稚，且一工之技尚未成材”，尽管竞争过程遇到极大困难，陈嘉庚仍不退缩。

陈嘉庚建立“橡胶王国”，还是为了获得利润支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序》中便明确说明：“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后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

陈嘉庚大办橡胶业，建立“橡胶之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经营橡胶业来培养技术人才。他在新加坡、马来亚一带所创办的橡胶园，被当作“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

由于陈嘉庚办实业的目的十分明确，因此在经营中碰到各种困难，特别是日本“经济南侵”，在东南亚以低价倾销橡胶制品的方式着意打击反日的陈嘉庚，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着实令人敬佩！

陈嘉庚在商场拼搏几十年，除了顽强果敢，毅力坚韧之外，还在企业中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天天都要进行成本核算，以求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从他亲自制定的《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和他亲自厘定的作为公司有关职员行为规范的《眉头警语》中一些条文警语可见一斑。

《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总则第一条便是“本公司以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第九条是“分行任何人，应守下列禁例：甲、不准以分行名义，代人作保暨拖欠债项。乙、不准兼营他业。丙、不准侵欠公款。丁、不准放贷于兄弟、亲戚。戊、不准在行内赌博及违禁之事。己、对于有嫖赌之公馆及俱乐部等，不可加入。”在他为公司厘定的《眉头警语》条文更多，更为具体细致，简单摘录几条，便可以看出陈嘉庚十分注重诚信的商业道德。如“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店员不推销国货，犹如战士遇敌不奋勇”；“能自爱方能爱人，能爱家方能爱国”；“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不为公司奋斗非店员”；“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不悦”；“法律济道德之穷，规章做办事之镜”；“以术愚人，利在一时；及被揭破，害归自己”；“待人勿欺诈，欺诈必取败；对客勿怠慢，怠慢必招尤”；“顾客遗物，还之惟谨；非义勿取，人格可敬”；“货物不合，听人换取；我无损失，人必欢喜”；“视公司货物，要如自己货物；待入门顾客，要如自己亲戚”；“招待顾客要诚实，招待妇女要温和”；“知识生于勤奋，昏愚出于懒惰”……

这些条文和警语，字字句句，发自陈嘉庚先生的肺腑。陈嘉庚从爱国、守法、诚信、敬业、勤奋等各方面对店员提出要求，其实正是陈嘉庚开创企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和实践的积淀。陈嘉庚先生本人正是严格管理、诚信经营的典范。

（二）爱国爱乡 倾资兴学

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他一生教育救国、倾资兴学的坚强理念和具体实践中。他从小对家乡、对人民就有深厚的感情，长大后到新加坡不久，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腐朽的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件事刺激了陈嘉庚，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1900年6月和1906年2月，孙中山先生先后两次到新加坡活动，并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年轻的陈嘉庚深受影响，特别是1909年，经友人介绍，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主持的一次同盟会秘密聚会，更为孙中山的深刻见解所折服。1910年春天，陈嘉庚、陈敬贤兄弟俩一起剪去辫发，加入同盟会，决心支持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后，更积极多次筹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发动华侨踊跃捐款。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政府，使中国人民见到了光明，也给广大华侨莫大鼓舞，陈嘉庚更是兴高采烈，热血沸腾。辛亥革命让陈嘉庚的思想境界有了一个飞跃。原来，他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一个爱乡者，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乡土感情，但爱国观念并不强。他自己说过：“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辛亥革命后他的政治视线从一乡一族一社，转向全省全国，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希望祖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富强。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嘉庚对祖国的前途，抱热切希望。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便想着如何为复兴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但陈嘉庚是一位务实谦逊的人，他认为自己非政治家，自谦“乃一庸愚侨商”、“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其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决定通过兴办教育来报效祖国。

1912年秋天，陈嘉庚回到家乡集美，“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恢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惊心，弗能自己！”其时，集美社虽然还办着私塾，六七房共办六七所私塾，女孩不得入学，陈嘉庚觉得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奔走各房，劝告各房长将私塾停办，全乡一致合作，创办集美小学。1913年春，集美小学在大祠堂和各房祠堂开学，共四个班级，学生180人。接着，购买村西面积数十亩的大鱼池，填掉后开工建设教室七间及其他附属房屋。当时教师较为紧缺，他便“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使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1917年，陈嘉庚开始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中学，更集中精力办好师范。他认为“师范是教育的基本”、“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把师范学校摆在发展教育的头等位置。他还特意对师范的招生制度加以改革，认为师范学校的宗旨既为普及教育与培养合格师资，学生必须有服务教育的志愿。农村小学教师月薪仅二三十元，定非富家子弟所愿为，唯有招收贫寒子弟，加以训练，才能胜任。其次普及教育的关键在于穷乡僻壤，一般人不愿意到那里任教，故招生范围也应力求普遍，以便回原地工作。因此，他发函给闽南三十余县劝学所长，要求每一大县代为招选贫寒学生五、六人，每小县三、四人，共招120人，所选学生须有志于教职。为了奖励师范生，他特地规定，除和中学生一样免收学生住宿费和由学校供应被席蚊帐外，还豁免膳费。1918年3月10日，集美师范、中学两校在新校舍正式开学。

早在陈嘉庚购置轮船经营海运之时，就深感中国航权丧失，渔利废弃，“我国公私船舶，即在国境犹若晨星，况在国外各属殖民地，何从查其踪影！”“所有船舶之数尚不足与最少之国比拟……其耻辱何如？！”而且，他认为我国海岸线长，航运和水产大有发展前途。为此，他决心创办航海及水产学校，以振兴航业，开发水产资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陈嘉庚由于各种事业在战时发展顺利，已成为拥有400万资产的大产业家了。这时国内军阀混战，外侮日深，陈嘉庚痛心疾首。1918年，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直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他希望学生“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顺”。他认为中国事事落后，宰割由人，为欲发奋图强，一洗国耻，振兴教育是唯一有效良方。不论启迪民智，提倡生产，改革政治，以至抵抗外国侵略，都有赖于教育。为此必须再接再厉、百折不挠，“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大战结束后，他认为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已经到来，决定让弟弟陈敬贤来接管实业，自己启程回国，扩充集美学校和筹办厦门大学。行前，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房产等，捐作集美学校的永远基金，并发表演讲，陈述自己的志愿：“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之用，是乃余之大愿也。”为了实现救国救乡的志愿，他决计倾资兴学，当各界人士称赞他为“毁家兴学”时，他多次向友人指出这个提法不妥。

陈嘉庚回国之日，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警醒之时。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陈嘉庚的办学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力。他信心百倍，亲自撰写《通告》阐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目的：“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之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躐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脊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户口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创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接着，他在召集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慷慨陈词，谈到要改变国家落后、受人欺侮的状况时说：“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情真意切地表达他办好教育、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把兴办大学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关于大学的选址，陈嘉庚经过深思熟虑，多方勘察，反复比较才选中厦门。他认为，厦门“若合浙江广东而言，则堪称为最中心的地位”，“又若大而言，合南洋祖国，则更为中心的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和全国各地联系，也便于和东南亚各地联系，有利于厦大今后的发展。经过实地察看，他终于选定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练兵之所，具有反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有爱国主义传统。而且，从长远看，它西起五老峰下，东迄胡里山炮台，面积两千多亩，未来有大发展的广阔余地。他为此满怀信心地说：“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须费远虑。”他还预言“面积数千亩的校园，可容纳自全国各省东南亚各地的学生数万人，而操场越大越好，本校或本省开运动会时，可容纳数万观众”。可见陈嘉庚先生的眼光远大，设计深谋远虑。

为办好厦大，陈嘉庚还特地到上海邀集筹备委员开会，包括蔡元培等名人参加。陈嘉庚又坦陈不惜倾尽家产办大学的动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他还批评一些人不关心教育，说自己“惟有以身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恐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新校舍即温楼开学。5月9日，在演武场校舍正式奠基开工，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奠基仪式。为什么选择在5月9日？因为那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日子，是中国人民不该忘记的国耻日，这样的选择是为了使厦大师生“勿忘国耻，发愤图强”，一切都说明陈嘉庚苦心孤诣，把爱国情怀注入其中。

陈嘉庚先生（前左二）视察厦大建筑工地

陈嘉庚深知要办好大学，关键要选择有气魄善于领导和管理大学的好校长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认为这是应该慎之又慎的大事。为此他又花费许多心血和精力。同时，他还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校舍建筑图案，把第一批校舍五栋楼改为一字形，群贤楼居中，映雪、集美、同安、囊萤分列左右。当时的校址内，怪石参错，陈嘉庚亲自指挥工人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材料，一切又都渗透着他的心血。

陈嘉庚回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期间，他的海外实业受了部分挫折，地价、胶价大跌。1922年，陈敬贤因病住院治疗，陈嘉庚又回新加坡主持营业，继续经营橡胶加工和制造业，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多赖这两方面的经营所得。但自1926年，陈嘉庚的企业遇到大困难，开始走下坡路。接着又恰遇到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陈嘉庚的企业濒临破产，不少亲友力劝陈嘉庚知难而退，垄断集团也对他施压，要他停止提供厦大经费，甚至儿子也劝他减少两校经费。但是，陈嘉庚内心十分明确、十分坚定，他曾多次说过：“金钱如肥料，散布才有用”，“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在这一重大抉择前，他毅然决定，宁可放弃企业利益，也不让学校停办。他担心“学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如此则“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在企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遽行停止”。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说到做到，把在经济鼎盛时期购买的新加坡豪华大厦变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这充分显示陈嘉庚先生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崇高精神。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几年，新、马华侨失业者日众，陈嘉庚更进一步面临破产，公司开始收盘。加上1936年，陈嘉庚先生的得力助手、胞弟陈敬贤不幸病逝，陈先生确已无力支撑厦大经费了。怎么办？陈嘉庚决定把厦大无条件献给政府去办。他在写给教育部长和省政府的信中说：“千思万虑，别无他法，唯有请政府收办，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所有董权一律取消。”陈嘉庚倾资办学，呕心沥血，千辛万苦，独立维持厦大16年。

在厦大内迁长汀时期，福建当局密谋要把厦大改名为“福建大学”，并已说动了教育部，当时的校长萨本栋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当时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陈先生对此甚为不满，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在重庆时公开谴责福建省当局和教育部的改名图谋。到长汀时，又向全校师生作了反对改名的动人演说，令人兴奋不已，终于迫使当时的教育部立即派人向陈嘉庚保证：永远不议论改名之事。

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可贵精神，教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其中特别是陈嘉庚的族亲、晚辈和广大海外侨胞。

陈嘉庚先生（右）与萨本栋校长（1940年11月摄于长汀）

新中国成立后，厦大要扩建、要发展，但国家的财力有限，投入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不足。陈嘉庚先生除了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寄望于他在新加坡的大女婿李光前和他的家族的支持和帮助。果然，李光前及其家族出色地继承陈嘉庚精神，出色地担当起陈先生扩建、发展厦大事业的责任。厦大稍后新建的一系列楼群的投资，都得到李光前及其家族的支持。直至今日，李光前家族仍在支持着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陈嘉庚与归国求学的华侨学生（1953年）

愿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三）领导华侨 团结抗敌

在抗战期间的救亡斗争中，陈嘉庚被海外华侨一致拥戴为华侨领袖，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陈嘉庚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华侨领袖，除了他的诚信果毅、开拓实业、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之外，还和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侨社团这三个华侨社会的支柱有密切关系。而这三者都是在陈嘉庚先生努力创办、扶持，并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陈嘉庚的兴学活动，最早是从侨居地新加坡开始的。他曾说过：“侨居国外的华人学习中国文化比在国内更为重要。因为在国内，一个中国小孩没有接受中国教育，长大后仍是中国人。而生长在海外的中国孩子，不学习中文，他将被外国文化所同化，最后丧失自己民族的特征。”1906年，陈嘉庚便热心创办道南小学，1912年和1915年又兴办爱同学校和崇福女子学校。在他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的华文中学纷纷创办。

华文报刊为华侨社会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影响着华侨的民族心理，对华侨社会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1923年陈嘉庚就创办了《南洋商报》，宣传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呼吁支持教育，还宣传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嘉庚确立在华侨社会的领导地位还和怡和轩、福建会馆这两个社团密切相关，两者是他从事社会活动的重要根基。(www.xing528.com)

1923年陈嘉庚担任怡和轩主席后，便特意在里面设立图书馆，自己带头苦读，并逐渐把各地侨领名流凝聚于怡和轩内，怡和轩逐渐成为跨国跨界的南洋华侨开展社会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团体，陈嘉庚也成为各种活动的核心人物。福建会馆历史悠久，1929年陈嘉庚被公举为会馆主席，也加强了他在华侨中的领导地位。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出于民族义愤，毅然出面领导“山东筹赈会”，这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也是新马华侨政治史上的关键节点。陈嘉庚在筹赈大会上充满民族自信地严正指出：“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定能驯服其野性也。”“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日”。这是陈嘉庚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政治表现，也为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南侨总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而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形势要求东南亚抗日救亡运动要有最高领导机构、最高领导人来统一指挥。1938年12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87个团体单位，168人，除新加坡外，分布于香港、马来亚、泰国、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荷属爪哇、苏门答腊等南洋群岛的国家、地区都有代表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宣告成立。选举陈嘉庚为主席，菲律宾侨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侨领庄西言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宣称：“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同胞“今后宜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成为以南洋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南侨总会”的成立实现了爱国华侨的大团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海外华侨一致拥戴的领袖。

在“南侨总会”领导下，海外华侨筹募巨款援助祖国抗战。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共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捐款占百分之七十多。华侨汇款增强了抗战的实力，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经济保证之一。

华侨还为祖国捐献了包括飞机、坦克、车辆、服装、药品等大量物资，其中大量药品更为前线军民所急需。

“南侨总会”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战时服务，前后组织15批3192名技工回国，有许多人在日机轰炸中牺牲，许多人死于山洪或塌方中。还有不少华侨青年抛开温暖的家庭，直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其中不少人为此牺牲宝贵的生命，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1938年秋，当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投降派妥协求和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陈嘉庚以参议员身份向参议会提出“敌未出国门前，谈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大会一致通过，给投降派以沉重的打击。邹韬奋称此寥寥十一个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给海内外民众的抗日热情以极大的鼓舞。

从1940年3月26日开始，陈嘉庚组织、率领“南侨总会”回国慰劳团，在祖国各地16个省开展慰劳活动，深情表示：“离开祖国十八、九年，这颗心随时惦念祖国！”“对牺牲辛苦的抗战将士表示敬意，考察祖国在军事、政治、建设、教育诸方面的进步情形。”他在会见蒋介石，赴国民参政会的茶话会时，听到一些攻击共产党的话。在此期间，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也来访。他表示要调解国共关系，在出席中共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时说：“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为的是为改造社会。我这些年来挣一些钱，都拿出来办学校，所谓取自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要社会好，这一点初心，我想我和你们共产党人改革社会的动机原是一样的。”叶剑英致答词说：“我们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革命者的陈嘉庚。”陈先生十分高兴。

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前后8天时间，到单位参观考察，与各界人士晤谈，与毛主席、朱总司令见面多次。离开延安后又到全国各地慰问考察，于12月9日离境。在国内各地参观考察，前后八个多月。

陈嘉庚先生此次率“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问，特别是到延安的慰问，确实成为他一生思想认识的一个大转折。12月15日，他就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详述回国访问的经过、最近抗战的形势以及必胜的道理，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陈嘉庚于东爪哇玛琅避难期写成的《南侨回忆录》有更多的叙述，如“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种种不堪入耳之言”。“及到延安时注意前所闻数事”，看到实际情况是“人人夜行，绝无关碍”、“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都能安分”，并写道：“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精神否？”又赞扬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南侨回忆录》还以不少篇幅写到重庆与延安的根本区别，而且关于两党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看法：“余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强烈呼吁国内团结一致，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人民希望国共和谈。但陈嘉庚根据他1940年回国慰问时与两党接触的实际经历断言：国共不可能妥协，蒋介石没有诚意，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果然不出陈嘉庚所料，尽管曾签订过“双十协定”，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到处“劫收”，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向八路军开火，不断挑起战端。于是，1945年12月20日，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1946年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但1946年6月底，蒋介石自认为内战已准备就绪，于是出动大量兵力，发动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陈嘉庚由于早就敏锐地辨别两党的是非，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陈嘉庚也看出美国插手中国的内战，于是，1946年9月7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明确指出，“本人代表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陈嘉庚还在胡愈之等新闻界人士支持下创办了《南侨日报》，他在创刊号上写了《告读者》：“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使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国父建国之主旨。”

陈嘉庚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同时，还在时刻关注印尼、马来亚等地华侨的命运。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太平洋战争结束，陈嘉庚离开印尼回到新加坡，但他对印尼、对印尼华侨仍充满着感激之情，时刻关注着印尼的局势。

印尼从16世纪末以来，长期遭受荷兰的殖民主义统治。日本投降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妄图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印尼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陈嘉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2月，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在伦敦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歪曲、抹杀当地华侨在保卫新加坡、马来亚战斗中的贡献，诬蔑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为自己率领8万英军向日军投降的劣迹进行掩饰。这事激起华侨社会的极大愤怒。陈嘉庚忍无可忍，即向英国陆军部提出备忘录，列举华侨组织抗敌动员会、华侨义勇军和游击队英勇抗日的事实，对白思华歪曲事实的报告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道歉。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团体一致起来支持陈嘉庚。在陈嘉庚的严正抗议和华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白思华被迫发表书面谈话，承认“华侨领袖所提出抗议……毫无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陈嘉庚有力地恢复华侨在新、马抗日斗争中的真相，对诬蔑华侨和殖民地人民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长了华侨的志气和威风。

陈嘉庚团结领导南洋华侨，在国内的抗日战争和殖民地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四）丹心赤忱 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电邀陈嘉庚先生回国参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党中央和各界人士推举他为华侨首席代表，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充分表达了华侨和他个人的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在会上一下子提出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等七项建议，全被采纳。之后分别从6月至8月，10月至1950年2月，陈嘉庚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先后到东北、华东、华南等14个省的40多个城市参观考察。1950年2月回到新加坡，在停留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印行了《新中国观感集》一书，介绍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新成就，并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让更多的乡亲、海外华侨了解祖国、认识祖国。

陈嘉庚先生（左）与毛泽东主席合影

回到家乡集美定居以后，陈嘉庚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但他始终保持着爱国者的本色，竭心尽力，继续为振兴中华做了杰出贡献，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参政议政、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作党的诤友，始终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对党正确的方针政策，他坚决拥护，对一些偏差、错误的东西，他坦陈自己的观点，绝不隐瞒。

中央政府重视华侨工作，在《共同纲领》和新宪法里，都规定“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陈嘉庚热情拥护，热情号召海外华侨多做贡献。周总理关于“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陈嘉庚坚决贯彻落实，亲自出面，为国家争取大量侨汇。195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还建议国内组建华侨投资公司，有计划地利用侨资发展地方工业。

1954年9月2日，陈嘉庚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其关心台湾的解放，因为台湾同胞中，很多是他们的血亲。”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尼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陈嘉庚发表讲话，坚决拥护和支持这一政策，鼓励海外华侨华人认同当地，积极参加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民主自由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积极参加当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他的讲话产生广泛的影响。

1959年9月14日，陈嘉庚就中印边界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代表广大华侨完全拥护政府处理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要把它加以破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华侨也决不会答应。”

从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极“左”思潮盛行，许多人明哲保身，不说真话，但陈嘉庚一身正气，绝不讲假话。1957年7月2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的发言，就明显与反右斗争已开展近一个月的政治气氛不合拍。但陈先生不顾老朋友的劝阻仍上台发言，开头还特意这样说：“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则鸣，不鸣则失去毛主席美意。”陈嘉庚发言时，全场愕然，出现奇异的寂静，没有人敢鼓掌。但陈嘉庚绝不看风使舵，明哲保身。他一生勇于改革，反对因循守旧，但也反对浮躁冒进。“大跃进”期间的“全民炼钢”，他听到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家里的铁锅、铁床破坏，拿去“炼铁”，他非常气愤，立即交代秘书去调查情况，并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意见。他还多次对朋友说：“我对大跃进，大大不赞成，什么大炼钢铁，什么一亩地产14万斤稻谷，简直小孩子讲童话了。”“我不赞成反右，损失多少有用的人才和知识分子啊！”

第二，一如既往献身祖国教育事业。

在集美定居以后，陈嘉庚争分夺秒为集美学校、特别是为厦门大学的扩建和发展全力拼搏。自1950年10月起，在厦大扩建工程五年多的时间里，从筹措经费、校舍设计、备料施工，陈嘉庚都全面筹划、事必躬亲、精打细算、一丝不苟。他不辞劳苦，经常亲临工地。由于扩建工程大，便特地成立厦大建筑部。在建筑部的办公室里，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小木床，一张小办公桌和一把靠背椅，以及一些简陋的普通家具，这便是陈先生来厦大办公、休息的地方。

当时厦大和集美之间，交通不便，主要靠海上小客轮来往，有时风大浪急，船上人多，夏天汗臭难闻，老人家坐这种船是不好受的，但陈老从不计较。王亚南校长曾提议购置小游艇供他使用，但他坚决不同意。

从1951年到1954年，由陈嘉庚先生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的厦大建筑面积达62600平方米，共31幢，特别是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东有物理馆、图书馆，西有化学馆、生物馆的五座建筑更是雄伟壮丽，堪称经典。建成后他对厦大党委书记说：“台湾统一后，将有万吨、十万吨的外国和本国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进厦门就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不，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教育事业的发展，让老人充满自豪之情。

第三，在关心国家建设的同时，关心家乡建设。

1955年8月，陈嘉庚作为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赴东北视察。9月8日至12月26日，在西北、西南、中南参观访问，北至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南至海南岛，共访问16个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在这次的“祖国万里行”之后，他即着手将参观考察途中的零星记载整理成考察笔记，还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参观考察的见闻观感，反映问题，并附上十五项提案建议，对海南岛的橡胶生产、延安毛主席故居的保护、黄帝陵轩辕氏庙的保护等提出意见，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采纳。他把自己的晚年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丹心赤忱，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嘉庚特别关心家乡的建设，对福建的建设提出许多意见。他认为福建要翻身、要致富，首先最迫切的就是要建一条铁路。早在1950年5月，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就提出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后来由于抗美援朝，一时未能实现。1955年，陈嘉庚又致函周总理，建议铁路应由杏林修一条海堤直通集美。鹰厦铁路1956年通车后，1957年，陈老又在全国人大提出建议：“龙岩专区不仅有优良的铁矿，也有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产。要使鹰厦铁路发挥更大作用，就应及早从漳平再伸一条支线到龙岩去。”总之，陈嘉庚的许多建议，对50年代福建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做出重大贡献。

对于福建的城乡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及环保工作，陈嘉庚都提出许多有价值、切实可行的建议。如对福州市的居住布局不合理，房屋多用木板，易起火灾，而且长期缺乏自来水设备，老百姓吃水难、用水难，市容、公共卫生以至消防工程都受影响，提出改进意见。之后，他还对福州市的自来水工程进行调查，制定兴建福州市自来水工程的方案，得到采纳实施，福州市民受惠无穷。1955年1月，蒋机轰炸福州市，烧毁店屋住宅四千余间，造成严重灾难。陈嘉庚闻讯后，次日即发电报给周总理要求改变福州市木板造屋的日子，“须由政府重新计划，留最新式街巷，建合理砖屋，可转祸为福也。”之后，他又建议进口棉花，以谋福建纱布自给。在他的积极建议推动下，1958年有相当规模的杏林纺织厂建立起来，解决了人民的穿衣用布，又安排了几千人就业，杏林地区从此成为厦门市的工业区。

此外，陈嘉庚还关注环境卫生工作。他给福建省长叶飞电报：“闽省乡村厕所林立，请严令乡政合作，废私厕立公厕”，他带头在集美动员全镇居民填平房前屋后、路头巷尾、粪蛆成团、蚊蝇满坑的私厕，砌起76座卫生整洁的公厕，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

第四，继续发挥华侨领袖的作用。

陈嘉庚在抗日救亡斗争中，被海外华侨拥戴为华侨领袖，回国定居后，他依然是华侨领袖。在新政协第一次全国会议时，被定位为华侨的“首席代表”参政议政。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他又被推选为主席，保持着在华侨中的威望，并继续发挥在华侨中的引领作用，尽心竭力做了许多有益于归侨以及海外华人的事。

为了妥善安排华侨学生回国念书，陈嘉庚积极向中央政府建议创办侨生补习学校。中央采纳他的意见，先后在北京、广州创办了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他自己于1953年负责筹建的集美侨校1959年全部建成，共26幢楼房，可容纳3000多名侨生学习和生活，被侨胞誉为“侨生的摇篮”。

陈嘉庚创办华侨博物院，是他的又一重要贡献。陈先生很重视各类型的博物馆，认为博物馆教育面广，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接受，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设在厦门的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1956年开始创办的。在筹建过程中，从院址的选定、陈列大楼的建设形式、陈列橱的设计到陈列品的收集、购买、摆设等等，陈先生无一不费尽心血。1956年9月，他撰写的《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重要文章，对创办华侨博物院的目的意义、定名、规模等，都作了详细阐述。他还满腔热情地号召归侨或海外侨胞捐款、捐献珍奇的以及有关公私纪念的有价值的文物。华侨博物院在陈嘉庚的努力下，1956年动工兴建，1958年竣工。这项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大工程是陈嘉庚先生对教育事业、华侨事业的又一大贡献！

陈嘉庚先生一生为华侨、为社会、为祖国做出杰出的贡献，但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极为严格，克己奉公，且终生不渝。1950年回集美定居时，他提出首先修建各校校舍和村宅民房，有了余料再修复个人住宅。他说：“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在陈嘉庚的主持下，集美学校上百幢高楼拔地而起，却舍不得花点钱来重修他的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坏的旧居。陈先生的居室，陈设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切都是旧的、破的、补的。一张古老的床，半新不旧的写字桌，两只旧沙发，一口装水用的小水缸，一个普通用的小脸盆，一个掉了几块瓷的牙杯。两只从新加坡带回来的旧皮箱，一只盖皮已裂，一只把手皮带已断，用麻绳代替。还有一些七拼八凑的凳子。他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都是旧的、补的。那时集美镇晚上9时统一停电熄灯，他晚上点蜡烛继续工作，蜡烛盘用一个破茶杯翻过来的底盘代替。一位往日新加坡的“橡胶大王”、大社会活动家、倾资办学建设集美学村、创办厦门大学的校主，晚年过的却是这样的生活。因此，一点不起眼的陈嘉庚故居是强烈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座纪念建筑，陈嘉庚故居的影响力，所体现的人格魅力，是一般名人故居难以比拟的。

陈嘉庚先生的日常生活也是粗茶淡饭。他爱吃地瓜稀饭，有时炒一点米粉，菜常是花生米、油条、豆豉、海蛎、芋头等几项轮流食用，偶尔吃点海蛎煎、炸海蛎。逢年过节或有重要客人来，也从不讲排场，从来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而是以诚待人，用有特色的家乡风味食品如海蛎煎、炒米粉、猪蹄芋头等招待海外宾客和陈毅、方毅、方方、蔡廷锴等重要客人。

陈嘉庚严于律己，自奉甚俭，对家人子女也一向严格要求。他常对后辈们说：“你们年青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他绝不允许子女搞特殊化。他的一个孙子，留在他身边上学，陈老规定他在校读书期间，每月补贴学习费用30元，直到停学为止。其他子孙，一律照此办理。

1958年，陈嘉庚患了鳞状上皮癌症。1960年10月，陈老的病情趋于恶化，上北京治病，他在病床上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和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建设。1961年3月起，他多次发生脑痉挛，并伴有点状出血。在病床上他回顾自己的历史和回国后的一切，对他的知心朋友说：“我看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能赶上这个时代，真高兴。”1961年6月19日下午2时30分，陈老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在孙子和几位好友在场时，断断续续地口授遗嘱，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热爱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他说：“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总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我们应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并交代把国内银行存款三百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同时还对血亲子孙的安家费作了安排，最后说：“我现在很好，我的事情都交代了，我很安心。”这是爱国老人最后的重要遗言。

6月23日上午，陈嘉庚先生的病情突变，发生脑溢血，处于昏迷状态，8月12日，病情恶化，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