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四种精神：十年一剑见证丰碑

1926年，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私立成城中学任教，不过当年秋天成城中学就停办了。经友人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投笔从戎，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并在学生军教导团中担任政治教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王亚南被迫离开长沙返回武昌。后赴上海谋职，工作依然没有着落，遂辗转至杭州，借住大佛寺，打算写小说谋生。在大佛寺，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郭大力先生，两人一见如故。在郭大力先生的积极鼓励与建议下，王亚南决定改向，与郭大力先生共同从事经济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并确立合译马克思经典名著《资本论》。他们认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要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就是《资本论》。

大家知道，《资本论》问世后很快就有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发行，国内却鲜有人问津。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只刊登过《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直到1928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7年后，中国非但没有《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就连个别篇章的中译本也没有。缺乏理论武装，显然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见，翻译它的意义有多么重大！然而，《资本论》是一部卷帙浩瀚、博大精深、划时代的经典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圣经”。在三大卷近200万言的鸿篇巨制中，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素有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之称，翻译它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不是单单懂外语就能译好的。这对于既没有经济学根底又缺乏德文基础的王亚南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况且，当时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资本论》被视为洪水猛兽，翻译它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如果没有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革命气概，肯定会望而却步。

为了弥补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不足，王亚南与郭大力共同制订了系统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名著的计划，为翻译《资本论》做好准备。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书在英国就以艰深难懂著称，原作者估计当时英国能读懂它的人不超过25人。这虽有点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这部书的难度。所以，这部书于1931年1月在上海出版发行时，上海学术界、出版界为之轰动，认为“这在中国学术界真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此后，王亚南又与郭大力合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克赖士的《经济学绪论》，并独自翻译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和F.H.奈特的《欧洲经济史》，同期还出版了多本专著。在此期间的1928年年底和1934年夏天，王亚南在友人方达功的帮助下，曾先后前往日本和欧洲，学习日语和德语，从事翻译和研究，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为翻译《资本论》打下良好基础。(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先后有四种《资本论》中译本问世，但大多只译出部分章节，最多也只译完第一卷。1938年，郭、王两人历10年心血合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部分三大卷（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有关剩余价值理论史部分是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后来考茨基违背马、恩原意，将其分离作为独立著作出版）终于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刊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全译本。“十年磨一剑”，《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事业厥功至伟，可载入史册。有些革命干部在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当年因为读了王亚南的著作，才决心参加革命。王亚南著作的影响力，以此可见一斑。